张旭芳，张振声

（1.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2.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北京 100038）

1 引言

毒品复吸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最复杂的问题之一[1]。根据国家禁毒委员会2019 年的统计数据，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约240 万人，其中超过一半的吸毒人员是戒毒失败的复吸人员。众所周知，戒毒前期的生理脱毒率早已接近100%，但是由于心瘾未除而导致的复吸问题却难以控制。复吸指的是在一段时间的戒断之后，重新回到毒品成瘾状态的行为[2]。反复吸毒不仅摧毁滥用者的身心健康，而且也引发一系列的治安问题威胁社会稳定[3]。因此，有效解决毒品滥用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复吸问题。

动机是人类行为开始、维持、改变和终止的动力[4]。对于戒毒行为来说，戒毒动机是放弃毒品滥用行为的动力。戒毒动机是指通过戒毒满足内部和外部刺激引起的各种生理和心理需要[5]。很多研究证明，戒毒动机水平是影响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关键因素[6]。一般情况下，戒毒动机越强，戒毒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7]。相反，那些戒毒动机较低的戒毒人员更有可能在强制隔离戒毒结束之后重新出现毒品滥用行为[8]。换言之，戒毒动机很有可能是预测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有效因素。根据先前的研究，本研究提出假设1：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戒毒动机与复吸倾向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戒毒动机的强度和稳定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很可能因为压力事件而发生冲突，进而产生动摇[9]。因此，戒毒动机影响复吸倾向的内在过程值得关注，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中介机制。研究表明，吸毒人员将毒品作为缓解压力的方式，这似乎已经成了吸毒人员习惯的“释压”方式。戒毒过程中面临的压力有可能动摇戒毒决心，让戒毒人员重新拾起吸毒这种应对压力的方式[10]。可见，由于处理压力事件的方式不同，戒毒动机在整个戒毒过程中也会出现增强或者减弱的趋势。

压力确实是造成毒品滥用及复吸的原因，但并非每一位面临压力的个体都会产生毒品滥用行为，这一事实证明，正确的压力应对方式能够保证个体的精神健康从而预防毒品滥用。福克曼和拉扎勒斯（S.Folkman & R.S.Lazarus）提出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压力应对理论：应对方式的互动理论（Transactional Theory of Coping Style）[11]，该理论认为应对方式是指个体通过具体的想法和行动来应对一场情绪冲突[12]。到目前为止，应对方式一般分为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13]。压力应对对于个体的心理健康而言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个体缺乏积极的应对方式，那么心理健康就得不到保障，滥用毒品的可能性也会变高。现有研究证明应对方式与毒品滥用以及毒品复吸行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巴雷特等人（D.C.Barrett et al.）发现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积极应对方式与毒品滥用水平显著负相关[14]。莫吉等人（F.Moggi et al.）研究发现，在戒毒治疗期间加强应对技能辅导有助于减少复吸[15]。彭斯等人（B.W.Pence et al）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积极适应环境的应对方式与复吸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6]。

此外，应对方式是个体所选择的一种行为方式，它反映着行为动机的强度及稳定性。先前的研究表明，那些倾向于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人更有可能保持他们的戒毒动机，复吸的可能性更小。格索普等人（M.Gossop）进行了一项为期12 个月的跟踪研究，发现保持戒毒动机的个体持续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如认知调整和转移注意力等[17]。但是，消极应对方式与戒毒动机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18]。因此，在戒毒动机影响复吸倾向的同时，积极应对方式可能起到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假设2：戒毒动机通过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负向影响复吸倾向。本研究拟建立一个中介模型，探讨戒毒动机对复吸倾向的影响以及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模型关系见图1：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和程序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18 年3 月至5月，在杭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选取480 名戒毒人员（男性350 名，女性130 名）参与调查，随后以大队为单位，对强戒学员进行集中测试，每个大队配备两名施测人员，施测人员此前都经过统一的测试培训。现场测试前，征得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人员的同意；发放正式问卷前，向学员发放《测试知情同意书》，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强调调查结果只用于学术研究，对参与者没有任何不利影响，也不会将调查结果告知任何官方人员，并声明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参与本次调查，宣读结束后，并没有学员表示不愿参与；随后向学员发放纸质问卷，并严格按照规范程序进行问卷的填写指导，对于读写能力较差的学员，在不影响其态度的基础上，对问卷的文字意思进行单独指导。问卷匿名填写完成后，当场统一回收并进行审核，剔除大面积空白、重复或者规律作答的无效问卷后，共取得有效问卷410 份，其中男性有效问卷292份，有效回收率为83.4%；女性有效问卷118 份，有效回收率为90.8%。样本中年龄最小的17 岁，最大的 55 岁。调研结束后提请杭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医疗中心进行伦理审查。经审查，本研究符合伦理学要求。样本的人口学变量信息如表1 所示。

表1 人口学变量描述统计表（n=410）

2.2 测量工具

2.2.1 戒毒动机量表

采用武晓艳等人编制的《戒毒动机量表》[5]，共36题，采用李克特式五点计分法，“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得分越高戒毒动机则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958。

2.2.2 复吸倾向量表

复吸倾向量表由耿文秀编制[19]，包含11 个题目，采用六点计分法，“1”代表“完全不可能”，“6”代表“十分有可能”，被调查者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总分得分越高表明复吸的可能性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919。

2.2.3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解亚宁修订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20]测量被调查者应对压力时常用的策略。该问卷包含两个分问卷，积极应对方式问卷（12 题），消极应对方式问卷（8 题）。采用四点评分法，“1”代表“几乎不采取”，“4”代表“经常采取”。积极应对方式问卷Cronbach’s α 系数为0.825，消极应对方式问卷Cronbach’s α 系数为0.782。

2.3 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均使用SPSS 22.0 和PROCESS 宏程序进行处理。根据先前的研究，性别和年龄与复吸倾向有关，具体表现为女性、年长的戒毒人员比男性、年轻的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低[18]。因此，将性别和年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中介效应分析。

3 结果

3.1 戒毒动机、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及复吸倾向相关关系

如表2 所示，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戒毒动机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与复吸倾向呈负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复吸倾向呈负相关。说明，戒毒动机强度越大复吸倾向越低，积极应对方式得分越高复吸倾向越低。另外，戒毒动机与消极应对方式无显著相关。戒毒动机与积极应对方式都能够降低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说明戒毒动机和积极应对方式有利于戒毒人员维持戒毒操守，放弃吸毒行为。

表2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3.2 戒毒动机与复吸倾向的关系：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由于戒毒动机与消极应对方式无显著相关，因此本研究只检验了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根据Hayes[21]、温忠麟和叶宝娟[22]的观点，采用SPSS 宏程序PROCESS 的模型4 检验积极应对方式在戒毒动机与复吸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后，戒毒动机能够显著预测积极应对方式（a=0.29，SE=0.03，p＜0.001），如表3 中方程1 所示。随后，戒毒动机以及积极应对方式同时进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戒毒动机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复吸倾向（c’=-0.56，SE=0.05，p＜0.001）；另外，积极应对方式也能显著负向预测复吸倾向（b= -0.23，SE=0.07，p＜0.001），如表3 中方程2 所示。方程3 反映了总效应：c=-0.63= ab+c’。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 检验结果显示，积极应对方式在戒毒动机与复吸倾向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ab=0.29*（-0.23）=-0.066 7，Boot SE=0.02，95%的置信区间为[-0.12，-0.02]，置信区间下限到上限不经过0 点，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ab/c=10.56%。

4 讨论

4.1 戒毒动机与复吸倾向

戒毒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过程，而戒毒动机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几十年来，学者们一直在探索动机在预防复吸中的作用，并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其中大多数研究认为缺乏改变的动机是导致戒断失败的原因[23]。目前的研究表明，戒毒动机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复吸倾向，戒毒动机强度越高则复吸的可能性就越低，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一致。

表3 戒毒动机、复吸倾向、积极应对方式中介效应分析

4.2 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积极应对方式在戒毒动机和复吸倾向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即戒毒动机通过直接影响和促进积极应对方式的间接影响来降低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

首先，戒毒动机可以促进积极的应对方式。本研究发现戒毒动机可以正向预测戒毒人员的积极应对方式，这符合自我决定理论模型。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德西·爱德华（Deci Edward L.）和瑞安·理查德（Ryan Richard M.）等人在20 世纪80 年代提出的一种关于个体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过程理论[24]。该理论强调个体是具有自我整合以及自我提升倾向的有机体，这些倾向会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25]。自我决定理论不仅是一种动机理论，也是一种人格和行为理论，它强调人类进化的内在资源对人格发展和自我调节倾向的作用[26]。这意味着动机可以帮助个体丰富思维模式，打破行为定势，摆脱单一的应对方式，增强心理弹性。换句话说，戒毒动机可以激励个体想出一种更可行的、更积极的应对方式来应对压力情况，而不是再一次选择吸毒这种方式。因此，戒毒动机强度高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时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戒毒动机越强，个体越有可能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来应对戒毒过程中遇到的压力事件。

其次，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很好地帮助成瘾者保持戒毒操守，减少复吸的可能性。本研究的数据显示，积极应对方式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毒品复吸倾向，表明积极应对能力越强，复吸可能性越低。本研究结果与现有的压力与应对理论相一致。例如，应对方式的互动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压力的产生和应对机制，说明正确应对压力对于远离毒品以及保持心理健康而言至关重 要[27]。此外，一些研究表明，积极的应对方式（如寻求建议和寻找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有助于防止药物滥用和复吸[28-29]。例如泰勒和威廉姆斯（O.D.Taylor & E.Williams）对滥用毒品的女性的应对技巧和自我效能感进行了调查，发现应对技巧单一、自我效能感不强的女性复吸的可能性更大[28]。这些研究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因此，面对压力时缺乏积极应对策略的人更有可能通过吸毒来缓解压力，也更有可能复吸。

最后，本研究结果显示，积极应对方式抑制复吸倾向的中介效应为10.6%，表明抑制复吸倾向的主要原因是戒毒动机的直接效应，积极应对方式起部分中介作用。戒毒动机、积极应对方式、复吸倾向三者之间的中介关系假设成立，如图2 所示。

图2

5 结论

本研究表明，戒毒动机通过直接影响以及促进积极应对方式两种方式来降低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第一，戒毒动机显著负向预测毒品复吸倾向，戒毒动机强度大可以直接降低戒毒人员复吸的可能性。第二，积极应对方式在戒毒动机与毒品复吸倾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戒毒动机通过促进积极应对方式而间接降低复吸倾向。此外，本研究的结果为已有的自我决定理论和压力与应对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除了理论意义之外，当前研究结果也具有一些实践意义。首先，本研究结果显示戒毒动机对复吸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提示在戒毒康复过程中应加强动机强化治疗，通过动机治疗降低戒毒人员复吸的可能性。其次，本研究为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提示戒毒机构的管理者和康复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可以运用更多的应对技能训练来帮助戒毒人员培养积极、有效的压力应对方式，改善其单调、消极的应对方式。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尽管有几种理论作为支撑，但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仍旧不能完全确定，在未来的研究中，要尝试使用实验研究或追踪研究的方法确定戒毒动机、积极应对方式和复吸倾向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