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兰到中国的次数还在不断刷新

2021-05-07兹齐斯瓦夫毕克

国际人才交流 2021年4期

关键词：波兰

文/兹齐斯瓦夫·毕克

半个世纪以前，当我刚刚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中国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是“遥不可及”和“异国风情”的同义词。那时，周围的邻居和熟人还很少到世界各地旅行，偶尔有人出国通常也只是去西德或者漂洋过海去美国。我最初是通过地理教科书和《大陆》月刊上的几篇文章了解中国的，但从波兰到北京将近一万公里的路程，让这个国家在心理上变得十分遥远。

在早年的学生时代，中国总能让我联想到那些有时能够从商店买到的质量上乘的文具，还有我姑姑时常炫耀的瓷器，以及妈妈给我们兄弟几个买的纯棉背心。但是，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没有遇见过任何梦想去中国旅行的人。汉语对我们来说是一件要花很大气力才能学会的东西，而且时至今日，当形容某个东西难以理解时——不仅仅是语言层面——波兰人还会说：“这简直就是中文。”我还记得我的同桌曾经歪歪扭扭地从铅笔盒上抄写了几个汉字：“中国制造。”如今，多亏了懂汉语的人，我才知道这几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我对中国爱的种子已经悄然种下

20世纪80年代末，在华沙—北京的直航开通之际，波兰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记录中国人日常生活和当地快速发展的旅游节目。那一刻我头一次想到，我要去看看长城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奇迹。千百年来，这个国家的文化一直让欧洲人心驰神往。但当时的我无暇去进行这样的旅行，我和妻子初创的华星公司需要打理，而且我们刚出生的孩子也让我不得不集中精力于家庭事务。我们的华星公司服务于采矿业，而这一产业的命运决定了我们公司的经营状况。

2000年，我和妻子决定收购一家生产矿山链条的公司。从此，华星股份集团公司就成了我们的又一个“孩子”。关于我的创业经历，有很多可写的东西，但我还是想重点说说我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在领导公司的头几年，我开始发展公司的外贸业务，就在那时，我得知在北京每两年都要举办一次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矿业博览会。我想我们应该参加这样的盛会，毕竟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产煤国，也是最大的矿产品销售市场。2003年10月，我与刚设立的出口部门的员工一起，作为参展商参加了“中国国际煤炭采矿技术交流及设备展览会”。博览会的规模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外国展商的展厅仅仅是展会的一小部分。中国的矿山机械设备制造商大方地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产品，升起在展区上方的气球也远远地就吸引着人们的注意。有很多事情都让我们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我觉得北京以后几年举办的博览会似乎都没有那样的规模了，虽然可能是由于那是中国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的缘故——那时的一切对我来说都那么新奇。

华星初次参加北京的博览会时，虽然我们的展台很寒酸，但还是有一些之前与波兰打过交道的中国客商到访。就这样，我结识了两位会说波兰语的中国矿业界重要人物：张贵教授和屈先朝教授。张教授如今已经过世，当时他在我们的展台待了很久，他鼓励我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并在那里投资。博览会期间，我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游览北京城，更别提更远的那些地方了。这使这次中国之行留下了些许遗憾，也激发了我再去中国的愿望。

回到波兰后，张教授同我联系，建议我们邀请山东省新汶煤矿集团的代表团访问我的公司。于是，不久我们就招待了这个公司的代表，他们参观了我们在卡托维兹的工厂后，立刻开始与我规划合作的蓝图，商定合作在中国建厂的计划。心里数着还没到账的钱，说实话这让我很心动，但当时我手头上要解决的事情太多，使得我对在中国投资的事持谨慎态度。到下次博览会召开之前的两年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2005年，我们决定再次参加“中国国际煤炭采矿技术交流及设备展览会”——时至今日，该博览会一直都是华星公司展会日程表上的固定内容。展会期间，张教授出乎意料地邀请我们去山东。对此我们完全没有计划，因为我们想专注于同潜在的代理商洽谈，但拜访我们招待过的新汶公司这一想法又很有吸引力。那时我还没有料到，原本的航班会因为大雾天气被取消。当时中国的高铁时代还没有到来，密集的高速公路网也尚未成形，虽然我们原计划是往返都乘飞机，但回北京的时候不得不改乘特快列车，还坐了整整一夜。2005年的中国之旅是一次真正的人生体验，我不仅参观了长城，还去了泰山，但最重要的是，那时我对中国爱的种子已经悄然种下。

每次去中国，我的“朋友圈”都在扩大

决定在中国建立合资公司后，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与中国相关的话题有优先权。我同中国的合作伙伴洽谈了创办合资公司的条件，需要我再次前往中国。2006年2月，成立山东良达发兴圆环链有限公司的合约签署，但是公司正式启动还要等一年半的时间。矿业圆环链的生产是一项重大举措，而这样的举措很费时间。就像我们波兰人说的，克拉科夫不是一日建成的。我们需要运送机器、培训员工，与此同时还要克服创办公司期间一次又一次使我们震惊的各种挑战和预料之外的情况。此外，我们还需要克服语言障碍。万幸的是，技术团队的成员都会使用机器上的语言，这有助于他们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相互沟通，毕竟以张教授一己之力很难担负起所有翻译任务。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在卡托维兹的工厂与中国山东一个不大的城市——新泰建立了长久的联系。当时我就知道，山东是儒家文化的摇篮，距新泰70公里的古城曲阜就是孔子的故乡。这个地方让我联想到了“坚韧”一词，我希望这种精神能激励正在创建的合资公司的经营活动。

2015年10月，第十六届中国国际煤炭采矿技术交流及设备展览会上，兹齐斯瓦夫·毕克（右二）夫妇与中波两国采矿专家合影。右一为时任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矿山安全技术研究分院副院长屈先朝

公司的启动仪式声势浩大，我们邀请到了许多知名人士。波兰方面出席并剪彩的是时任波兰驻华大使克日什托夫·舒姆斯基（Krzysztof Szumski）。借此机会，我带着全家人——妻子安娜、女儿亚历山德拉还有当时只有16岁的儿子马特乌什，一起去了一趟中国。如今，我儿子同中国的关系可能比我还要紧密，但这都是后话了。在公司的开业仪式上，与我一同出席的还有华星副总裁兼技术经理马留什·菲亚维科（Mariusz Fialek）。接下来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我决定将公司董事会中的第三个人——副总裁兼行政经理马克西米连·柯兰克（Maksymilian Klank）也拉到与中国相关的事务里来。这次在新泰停留期间，我们去良庄矿业有限公司的矿井时，他感到非常震惊。马克西米连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站在矿井的主楼前。原来，这是他1995年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时参观过的矿井。就这样历史轮回，12年后他故地重游，但此时他与矿井的关系已经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了。我们一起决策干了一项共同的事业，山东良达发兴圆环链有限公司是我们的“商业孩子”。

公司运营初期，正巧赶上又一届北京矿业博览会。不管我们的中波合资公司经营如何，我还是想拓展我们的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在波兰，中国产品的进口商很多，但能将自己的产品卖给中国的却不多。这是一个志存高远的计划。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独自一人在这一领域什么也做不成，重要的是能够帮助我实现蓝图的人。我认为，正如我在大大小小的见面会和研讨会上反复强调的那样，生活中最重要的是要有理想，理想是计划的开端，而实现理想也必须要有计划，因为人没有计划就像轮船没有了舵。理想和计划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于我也不例外。

每次去中国，我的中国“朋友圈”都在扩大，我也发现，波兰人和中国人其实非常相似。只有在中国和波兰，人们对新结识的朋友才会那么好客且真诚。正是因为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才让我开始发现我们两个民族之间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不懂汉语对我的交流造成一些麻烦，不过这种情况大概会持续下去，我将只能依靠翻译的帮助了。

2008年，张教授考虑到身体原因，终止了我们的合作。鉴于教授已75岁高龄，我们十分理解，但没有懂波兰语的中国人帮助，我们该怎么办？好在当时玛乌戈热塔·考焦乌（Malgorzata Koziol）女士——华南农业大学的毕业生，热爱中国，翻译经验丰富，精通技术类和经济类专业术语——已经同我们一起工作了。在华星工作的第一年里，大家都用中国名字称呼她为“马国丽”，甚至直到现在我们在公司里有时还这么叫她。玛乌戈热塔女士现在还在为我们工作，公司几乎所有重要的中文文献都由她参与翻译。

周晓沛赵刚主编五洲传播出版社 2020年1月出版

2008年7月，机缘巧合下，中国煤矿集团的代表团来我们公司访问，屈先朝教授也陪同前来，我很高兴又一次与屈教授见面。语言障碍不再成为问题，我也收获了一位游览中国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完美“导游”。我眼中的中国又多了新的色彩。另一方面，对中国的了解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行业联系，而且不止于此。考虑到在北京的煤炭科学研究院的工作，教授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我们的工作，但我知道，一旦我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给他打电话请教。我每次去中国都会抽空和屈教授见一面，因为与他的对话总是很有启发性，能够让我发现越来越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秘密。可能有朝一日屈教授会答应与我们的团队建立更广泛的合作关系。

中国让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我想发展合资公司的业务，但这并不全取决于波方，或者说不全取决于华星，因为中方也拥有一半的股份。我梦想我们的公司能够变成圆环链生产的领头羊。同时，当我看见新汶和我们工厂所在的新泰市的变化时，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2019年3月，在我最近一次到访合资公司的时候，眼前的一切让我感慨：这怎么可能？一个矿业小城，曾经满眼都是附近矿井里挖出的堆积如山的矿石，如今却变成了一个花园城市，宽阔的街道两旁种满了精心修剪的绿色植物。要知道，矿石不仅会破坏周围的景色，矿石山上被风吹起的尘土有时甚至会让人窒息。但如今，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看着这些变化，我感到有点小嫉妒，因为可能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变化速度才成为可能。这里十年间发生的变化，在其他地方可能需要几十年。十几年前，让我动心在这一地区投资的，首先是中国伙伴的热情，而现在，还有这座城市绽放的魅力。

就像我之前提过的那样，除了办合资企业，我一直都还想把我们在欧洲生产的圆环链直接卖到中国。这里我说“在欧洲生产”，而不是“在波兰生产”，是因为2007年和2008年之交，我们集团收购了德国KBP贝克尔普林特链条有限公司——世界最大的三家矿业链条生产商之一。在被收购之前，这家公司已经将自己的产品销往中国了，但我们希望将波兰的产品也出口到中国。我们的生产能力允许发展这一想法。凭借在该领域的不懈努力，我慢慢地认识到在中国经商的各项原则。令我倍感吃惊但也逐渐适应的一个风俗是，共进午餐和晚餐在中国是商业礼仪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饭局，我还见识了精妙绝伦的中国菜。中国菜的种类是如此繁多，一直都让我感到惊讶，以至于我在波中之间来往这17年间，在来中国150多次后，我还是总能品尝到新的、令我惊奇的中国菜。假如不是这么忙的话，我会很乐意去学做哪怕是简单的几道中国菜，以便能让我的波兰好友一起分享美食。

波兰的朋友们特别是同行们开始嫉妒我能经常去中国旅行，并在那里拓展业务。我的公司在某种意义上说进行的是非常小众的经营，或者说是高度专业化的经营。只要别的矿用机械生产商想加入我们的代表团，我们都会为他们留位置。我带他们去参加商贸会谈，帮他们建立业务联系。正是为了他们，为了一起宣传波兰、波兰矿业和矿用设备生产商，2012年我提议创办中文版的杂志《新矿工》。该杂志为季刊，报道行业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与中波两国相关的事件。2012年年末，我生了重病，肺炎迫使我躺在了病床上。但也正因如此我才有时间思考，一个想法在我的头脑中慢慢萌芽，那便是在中国为波兰矿业企业举办大型的行业活动，最好以研讨会的形式。我希望举办这个活动能够有利于山东电力的整合，因为我们的合资公司是他们的下属公司，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再合适不过了。说服中方合作伙伴接受这个想法花了我们挺长一段时间，我们确定了所有必要的事项，完成了所有相关手续。2013年6月中旬，华星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新汶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在济南举办了研讨会。研讨会上，除了我们以外，一共有12家波兰公司出场。波方有当时的经济部副部长伊洛娜·安东尼申-克里克（Ilona Antoniszyn-Klik）女士出席研讨会的开幕式。在会议前一天举办了见面会和宴会，会议之后则是双边会谈。日程像以往一样紧张，研讨会后我们前往北京，然后直接飞往波兰。当听到波兰同行们说，他们还从未出席过组织如此良好的研讨会时，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心里就像灌了蜜一样，因为那次大会真的很成功，我们的中国朋友直到今日还会时常提起。

下一代人从我手中接过了接力棒

在拓展市场的同时，我又拜访了其他一些中国公司和中国省份。在做旅行计划时，我总是会忘记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需要花很多时间，因此计划就常显得很紧张。渐渐地，我开始习惯，在中国做有关合作的决定需要时间和相互了解。我并不总能有时间去中国，毕竟我们的产品还出口到其他国家（五大洲的47个国家），假如我去任何地方都像去中国一样频繁，那一年就得有1000天才够用。幸运的是，我的儿子继承了我对中国的热爱，虽然他还不到30岁，但已经连续七年陪同我来中国了，现在他来中国比我都频繁。他对这一市场的专注让我决定在北京创建华星中波（北京）矿用设备及工具有限公司——我们集团的独资公司，任务就是在中国开展商贸活动。我们的贸易公司于2016年2月正式运营，凭借商务团队的努力，公司在市场上的份额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公司本身也成为发展中波合作与友谊的平台。我们在波兰的员工会随时与在中国的员工保持联系，借助新科技，他们每天都能进行交流，彼此分享喜悦和问题。下一代人已经从我手中接过了接力棒，这让我欣喜万分。他们不仅仅局限于我创建的东西，还会努力在原有的基础上向外拓展。唯一让我伤心的是，我的儿子没有学习中文，虽然他知道的汉语词汇肯定比我多。但我希望他的女儿们（众所周知，女人更有耐心）会对表意汉字感兴趣，以后不光会说，还要会写中文。只不过还得等她们长大一些，因为小孙女今年才刚刚出生，马特乌什肯定会带她去中国。我希望女孩们能同我们一样迷恋这个美丽的国度。

关于儿子我已经写得太多了，我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也被我对中国的热爱感染。她作为华星资本集团股份公司的战略经理，曾多次陪同我到中国参加博览会和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在演讲的时候，她总会努力讲几句中文，这能帮助她抓住观众们的注意力。我的女婿米哈乌·杜别尔（Michal Dubiel）从第一次去中国就开始对中国痴迷。米哈乌紧跟时代，依托自己的专业，决定专注于电动交通工具行业。现在，他是中国Super SOCO品牌旗下瑞摩有限公司在波兰的总代表，在波兰批发这家公司生产的电动摩托。当然，这只是他与中国相关的业务和商业活动中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末我和妻子刚开始经商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无比欣喜，但那时我们还很年轻，还从未想过什么时候应该把自己的商业接力棒交给下一代。我认为，永远不要预测我们的孩子会继承我们的职业热情。我和妻子可以说，在这方面很幸运，因为我们的孩子喜欢我们为他们选择的人生之路，而且目前正与我们共同承担着经营企业的艰辛，这家企业是30多年前我们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除此之外，孩子们与我们一样对中国感兴趣，延续着我们为他们选择的职业之路，同时还用这份痴迷感染了许多人。

我去中国出差的时候，妻子并不总能陪在我身边，对此她感到很遗憾。但每当她同我一起去中国的时候，我的中国伙伴们总会很开心。我得小心地解释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担心安娜对我的坦诚可能会不高兴。在波兰时，我的妻子滴酒不沾。而在中国，在一次重要的商务会谈之后的晚宴上，她被劝说尝一点大米酿造的白酒。这酒很烈，有54度，但安娜却觉得很好喝。这个消息马上在我的中国合作伙伴中间传开了。从那时开始，每次去中国出差，除了得到送给我的纪念品之外，我还会收到送给安娜的一小瓶烈酒。妻子责怪我说，别人的丈夫都给自己的妻子带漂亮的丝绸方巾之类的东西，而她总是收到白酒做礼物。她开玩笑说，如果我再和别人说她喜欢喝中国白酒，那我就待在中国别回来了。我很爱我的妻子，所以现在我总会带给她最喜欢的中国手工艺品。

我的心有一半属于中国

我经常去中国出差，也参观了许多历史古迹。但我的商务旅行总是很短暂，而且行程安排也总是很紧张，所以参观游览的机会很有限。我计划了好几年，希望花两三个星期去中国单纯地旅游一次，但我一说到这个计划，别人就笑话我，说我整个职业生涯中也没有过两周的假期。2017年10月，我游览中国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但那两个星期对我来说还是不够的，中国幅员辽阔，即便只游览那些最重要的地方，一个月也是不够的。此次旅行期间，我参观了少林寺和古城洛阳的名胜古迹、三峡大坝、兵马俑、虎跳峡、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九寨沟国家公园，还有海南岛美丽的沙滩。我旅行结束回国后跟朋友们说，我不仅去中国出差，还去中国度了两个星期的假，友人们都觉得我的心有一半都属于中国了。

我为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所作的努力以及我对中国的热爱，受到了波兰政府的重视。2012年12月我受邀参加了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总统的访华代表团，之后又于2015年11月陪同安杰伊·杜达总统访问中国。

同中国开展合作以来，我一直都在努力向我的中国客人们展示波兰的风采和西里西亚采矿业的魅力。六年前，华星集团举办了周年庆典。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为此我们做了精心的准备。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徐坚莅临庆典仪式。在庆典上，我们接待了许多中国的合作伙伴，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客人之一。

在华星，我们也经常接待来自中国的友人，而在招待过程中就能看出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之后便成了开玩笑的谈资。了解华星公司的人都知道，企业的颜色是鲜绿色，客人们戴的安全帽也是绿色。我们之前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戴我们的安全帽。后来，我们的员工中一位会中文的女士跑过来解释后，我们才知道在中国“戴绿帽”跟在波兰“长鹿角”一样，都是被女人背叛的意思。现在，我们在给客人们分发安全帽的时候会说，希望大家不会介意戴上绿色的安全帽。听完这句话后，大伙儿总是一阵哄笑，然后整个代表团会戴着绿色安全帽在工厂正门的牌子下面合影。

就像我如此热爱中国一样，有时候我会笑自己，没有去中国的一个月就是被浪费了。我也希望我的中国客人喜欢波兰，想再回到这里。当然我也清楚，波兰领土面积只能同中国的某几个省相提并论，因为中国只略微小于整个欧洲。现在与我的童年时代已经大不相同，去中国的旅行很方便，而且不像从前那样昂贵。在听到有年轻人想去探索中国，甚至想去那里学习时，我都会很开心。同样，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选择来波兰高校读书。我相信，像我这样拓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故事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