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

“祖国需要你们”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远在英国的李四光带了一封信，邀请他早日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回到祖国，李四光选择一条“曲线回国”的线路——他只身从英国到法国，再辗转到瑞士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这才通知妻子、女儿从英国剑桥到瑞士汇合。从英国出发前，李四光寄出一封信，坦荡昂扬地表达心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已经启程返国。”

最终，在新中国政府的帮助下，李四光一家在意大利热那亚乘坐客轮，于1950年5月回到祖国的怀抱。李四光来到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便去他的住处看望他。

得益于李四光的回国，新中国开始了地质事业的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恢复经济亟需技术人才。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号召，表达了对海外人才的渴望和尊重，并代表新中国政府邀请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

据统计，当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及已就业的教授、学者共约有7000人，分布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为了有效争取留学生回国，1949年12月6日，我国成立了第一个办理海外知识分子回国事宜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领导、安排有关留学生回国事宜。其主要任务：一是调查尚在国外的留学生，动员其早日回国；二是对留学生回国前后进行宣传、了解及教育；三是负责留学生回国后的接待；四是统筹解决回国留学生的工作。1950年，“办委会”在全国一些大城市都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招待所，负责接待回国后的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并且和教育部合作，给海外留学人员寄送《人民中国》等书籍，让海外留学人员了解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对于海外知识分子归国工作，有着比较细致周密的安排。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后，不仅衣食住行可以得到照顾，在招待期间还组织参观、游览、举行晚会等活动。考虑这批回国人员急于参加工作的需求，要求对他们的工作分配“应当力求迅速，要简化分配工作中的手续”，尽快让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对留学回国人员的伴侣工作问题、子女读书问题、回国之后的落户问题以及良好的居住环境等均尽力加以落实解决。

1956年9月，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学子回国，周恩来总理提议成立“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成立分会。1957年，周恩来总理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留学生家属联欢会，他在会上宣布：政府对于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我们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

这一系列政策，犹如一颗定心丸，消解了海外留学生的很多疑虑。周恩来总理的真诚话语，温暖了海外留学生和家属的内心。

梁园虽好，归去来兮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曾一度依据移民法律对许多留学生下过驱逐出境令。而后出于本国战略利益，美国司法部下令各移民局禁止一切受过“科学训练”的中国留学生离境，明令警告已经掌握了专业知识技术的中国留学生“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违反该项法令将被处以5000美元以下的罚款或5年以下的徒刑，也可以两者并罚”。直到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就侨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才取消了这一禁令。

一时间，滞留在美国境内的很多中国留学生都处于困窘状态，找工作困难，行动受到约束与监视，深感“异乡人”的苦闷，民族自尊心异常强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海外学者为之振奋，回国效力、与家人团聚成为海外留学生回国的内在驱动力。

早在1945年，周恩来在重庆就建议成立进步科学家团体“中国科协”，之后陆续成立“留美科协”“留英科协”“留法科协”等，这些实际上是“中国科协”的海外分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协”向海外各分會发出号召：“诸学友有专长，思想进步，政府方面亟盼能火速回国，参加工作；我们谨此向你们伸出热情的手，欢迎你们早日归来，共同为人民服务，为我们新中国的生产和文化建设而努力。”

1949年6月底，东自纽约，西至西雅图，“留美科协”已成立了13个区会和10个学术小组，会员发展到340余人。“留美科协”由徐鸣和薛葆鼎组织管理，其主要工作不仅给想回国的会员提供服务，并且动员非会员回国。

“我这次回国，完全是凭着我的良心，新中国是大家的，建设新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因此我决定早日回去，尽我的能力为建设中国而工作。”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留美科协”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说出肺腑之言。

华罗庚时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1950年初他以到英国讲学为名给全家人弄到船票，他毅然舍弃了洋房、汽车和半年的薪水，带领妻儿4人在旧金山登上一艘邮船，踏上了归国旅途。

1950年2月，华罗庚一家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之心：“朋友们：不一一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中国是在迅速地进步着，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在1950年，我们有了比1949年好得多的条件，因此，我们所将要得到的成绩，也会比我们现在所预料的更大些、更快些……”

在信末，华罗庚真切地呼唤：“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1950年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这在留学生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一时间，要求回国的海外留学人员倍增。

归国留学生带回先进设备和一脑袋的知识

新中国成立前夕，整个中国的科研机构只有40多个，科研人员不到1000人，科技成果寥寥无几，新型学科近乎空白。

1950年8月底，赵忠尧和邓稼先、涂光炽、庄逢甘、鲍文奎等近一百余名留学人员踏上归国行程。临行前，赵忠尧和鲍文奎商定，冒险把经典加速器的图纸、真空管的零件放在鲍文奎的行李箱里。由于鲍文奎不是学原子弹的，所以当他们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时，鲍文奎是相对安全的，行李也没有受到严格的检查，从而顺利地将科研设备带回祖国。

当邮轮抵达日本横滨时，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等3人（罗为生物化学博士，沈是航空工程博士、钱学森的弟子）被要求携带行李从三等舱到头等舱接受检查。此后，3人便被押送下船并上岸讯问，后遭到扣押。经中国政府的交涉，约两个月后，赵忠尧等人方得以途经香港，回到祖国。

与赵忠尧同船回国的邓稼先，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当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邓稼先说：“我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带回先进设备和一脑袋的知识，这就是海外留學人员的赤子之心！

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回国有抵欧坐火车和乘船两种方式。乘船一般由旧金山上船途经檀香山、横滨、马尼拉、香港、天津方可到达北京。而且只能乘总统轮船公司的船，别的轮船公司一概不给办理，并且还要达到规定的人数才能办理过港签证。乘火车要经过欧洲部分国家到苏联西伯利亚，然后南下入中国境，最后到北京。乘火车需要取得途经国家的过境签证，到莫斯科后再到中国驻苏使馆把原来的旧护照换成新中国的护照。因此，不论是乘火车、乘船，回国途中都需约20至60天的时间。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曹日昌教授（中共党员）处是“中国科协”同“美国科协”的一个联络站，接待和介绍了许多旅外科技专家取道香港回国。

政治封锁阻挡不了海外留学生的归国热情，虽然一路坎坷，但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的心情却是自豪激动的。

1951年，30岁的谢希德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即以赴英国结婚为理由，申请离开美国。在英国剑桥，她与夫君曹天钦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1952年8月底，他们告别剑桥，登上“广州”号海轮离开英国，经过苏伊士运河、印度、新加坡、中国香港到达深圳。当伉俪二人从广州转车到上海火车站停下时，就看到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同志们到车站迎接。随后，谢希德在复旦大学任教，在半导体物理和表面物理的理论研究方面成果卓著。

据统计，1949年8月至1957年底，陆续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约有2500多人，其中主要是来自北美和欧洲的回国人员。他们在“五年规划”的过程中、“两弹一星”等领域发挥了极大作用，是新中国建设极其珍贵的人才资源。在20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就已经建设了包括兵器、航空、船舶、电子等大中型企业1000多个，初步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和科技体系，建设了比较完备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