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悠

“消遣经济”及其生活方式是生活经济中社会融合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中国农村日常生活的概述。当视野扩展到资本主义时，可以区分两种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形态和中国农村的“消遣经济”。巨大的差异存在于相异的生活形态中。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的急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消遣与休闲的生活内容减少，并体现出商业化的特征，而生产和消费呈现增长。面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变迁，我们迫切需要从传统农村社会的消遣生活、休闲态度中找到平衡点来应对社会整合程度低这一现状，从而提高当代社会生活幸福水平。

众多研究者从各种视角讨论了费孝通教授对中国社会和人类文化的众多议题的研究，例如，乡土重建、差序格局、中国绅士、区域发展、江村研究等，焦点的大多数都集中于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但是，费孝通教授对中国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相关议题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的以外，其对于消遣、娱乐与劳作之间的关系也值得探索研究。对“消遣经济”概念的研究主要反映在费孝通的早期作品《禄村农田》中，根据著作中的阐释，“消遣经济”是指中国农村社会中一种传统的经济态度，其核心是多休闲、少消费、少劳作；休闲是指在茶馆里酒肆，一起吸烟、聊天这类的公共生活活动，具有明显的社会参与性；其中有着明显的共同倾向的是拥有田地可以自营的雇主或者把田地出租给乡村中其他劳动者的脱离生产的土地所有者；他们这种倾向于消遣的生活态度与中国长久以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相关，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休闲消遣构成了乡土中国特有的消费文化。为了更好地阐述这种特殊的消费文化，以及其对社会变迁产生的影响，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消遣经济”的意义，以及两种经济形态和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之间的关系。

消遣经济的含义

传统娱乐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确实是普遍的。消遣经济涉及传统经济形式、经济特征和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等问题。费孝通对禄村情况的描述可以概括如下：尽管中国的农村问题非常复杂，但问题却很简单，总之，就是资源不足以支撑大量人口的生活。中国的很多村庄很多类似于禄村，农民根据住房和农田位置的固定性，采取了村落聚居的形式。而村民的大部分生活资料都来自于土地的生产，依靠这样的生产方式来在狭小的农田中获取生活来源可以被称为生计经济。在费孝通看来，“在节流方面作经济考虑以避免开源时所得忍受的痛苦，却是我们传统经济中常见的态度”。这种观点与普适性认为应该依靠生产来获得最大效益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对农民经济生活中消费和生产的分析，可以从禄村农民的消费生产和日常生活形态中获得新思路。

小農宁愿在酒肆聊天抽烟而不愿劳作，这是他们对自我生产能力低下的理性认识，由此观之，农民倾向于懒惰、小农的游手好闲是他们对劳动的评价不高、生产率低的结果。如果农民将其少量的收入作为储蓄投资而不是扩大生产投入，那么这种储蓄的回报率是较低的。农民的这种生活偏好可以追溯到家庭的消费，农民对消费需求的压力决定劳动力水平和自我发展程度。获取更多的财富具有一定程度的困难，而仅仅保持当下的温饱便能让农民生存，因此他们不必要付出更辛勤的劳动来获取更多的生产资料。

当人们想参加社会互动，他们需要为此付出相应代价，例如时间、金钱或者情感的投入。在乡村的重大礼仪活动中，这些投入可以促进人们所生活社群的凝聚力。因此，像其他中国农村家庭一样，禄村村民经常互相提供帮助，这样的劳动力成本是必要的，小农们也愿意为此付出一定程度的经济成本。

讨论社区中小农的熟人社会和面子尊严也是必要的。小农尽一切努力减少工作和增加闲暇时间，不仅包括生产水平低所导致的生产率低下，还包括仪式性投资和社会活动中乡民的人情关系。在小农的行为中，娱乐是一种积极的选择，并已融入社区的日常生活中。

在《禄村农田》中有关村庄的传统仪式的信息也有体现，负责这些公共仪式的是当地精英群体，他们具有相对更多的时间和财富。禄村的主要社群活动是通过统一公共仪式，获取到禄村居民的支持和认同，并建立由当地精英为核心的等级制度。也就是说，中国农民社会网络中的互相帮助、赠送礼物、聊天、吹牛、在酒肆喝酒等日常生活行为，是社会整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社会交往被认为是联系社会网络的因素，进行这些社会互动，除了需要社群成员的共同交往愿望以外，还需要有消遣的机会。在这些闲聊和庆典等社会互动中，所有成员都是平等且自由的，任何一个社群活动都具有促进社会交往的作用，都有利于促进公共社会生活和社会整合程度。

长期且稳定的村落聚居生活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该村庄已然成为农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是无数个无边界的、互惠互助的小型社区。乡村社区成员的相互依存和社区共同需求的存在，与社区中信息交流和小农的空闲时间的密不可分。如果他们离开生存已久的稳定且封闭的社会，放弃农作和土地，这些公共社会行为和社会交流将失去基础。在这种社会交往的背景下，小农在一定程度上会认为人情关系的维系比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更重要，他们会花费大量的物质和时间成本在建立和维护自己的人情网络上。

经济形态与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

东西两种经济形态是有很大差异的：传统中国农村中广为存在的“消遣经济”；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以生产和消费为主要动力的形态。生产者的闲暇表现出以下趋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作时间呈上升趋势。而休闲时间则逐渐减少。这种经济现象一直存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并不同的时期其工作、消遣具有鲜明的特点。在消遣经济盛行的社会背景下，小农并不认为经济收入是绝对的第一要义，这个特征与西方文化的利益至上背道而驰。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农田》中描述了禄村其特别的经济规则，随着收益的增加，工作动力却减少，小农个人的生产率也降低，这与延续至今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内容相反。

为了从理论上研究消遣对人类的意义和作用，我们需要了解不同结构类型的经济形态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探索工作和消遣之间的关系。消遣经济这一特殊形态是通过减少欲望和消费来抑制自己对经济产品的欲望。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观念，人们努力工作、生产和获取经济收益，是为了给上帝增加财富。为了实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消遣经济具有其独特意义和作用，它通过抑制消费来增加休闲时间。因此，即便市场上流通的经济产品十分有限，但恰恰因为增加了足够充裕的消遣时间，使得达到娱乐和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一目的。因为缺乏对休闲所带来的积极作用的认识，这种花费大量时间成本在休闲的生活状态被理性的经纪人看作是懒惰和不思进取。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盛行的父权思想是从上至下的，而在家族继承和稳定的聚居社会生活背景下，这种父权思想根深蒂固，长期影响着小农的观念和行为。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背景下，可以发现中国人对需求和消费具有明确的压抑现象，对于绝大多数生产资料不足、经济水平有限的大众而言，抑制消费是为了维持其基本生活的方式，他们的消遣是通过较少的经济支出来实现对娱乐的需求。乡土社会中那些有田有钱的富裕者拥有消遣的时间和经济基础，他们将土地所带来的收入广泛地用于娱乐享受，这样普遍的土地所有者共同行为的结果就是强化了封建制度，从而更加减少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随着经济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对于工作与休闲的态度值得我们关注。在市场为导向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已经融入于世界经济的“蛋糕”中，生产和消费越来越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无论是拥有相对较多财富的企业家群体还是工人、农民这一群体，大部分人都处于繁忙的工作生活中，以劳动和工作来获取相应的经济收入，他们较少拥有空闲时间来消遣娱乐。而与此同时，消费至上的观点越来越盛行于普通的民众中，对物质和金钱的欲望逐渐在社会社会生活中蔓延。

尽管在乡村地区中娱乐依然重要，但是，随着社会进程的推进，原来广泛而丰富的公共活动正在减少。土地改革之后，其相伴而生的不平等阶级体系随之消失，值得注意的事实现状是，即使在那些改革致富的农村中，其公共生活呈现衰败现象，尽管，在地方的主持下，当地的公共仪式已經重建，但这与传统农村自发形成的公共仪式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恢复重建的公共仪式虽然已经成为娱乐的方式之一，但是却失去了它本应该具有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的构建这一作用。

来自城市的物质观念对乡村公共仪式的减少有着巨大的影响。由城市延生到乡村的对物质的欲望正在蔓延，同时，休闲娱乐这一消遣资源也由于财富所有程度的差异而不平衡。一般而言，城市中或者乡村中的大多数群体拥有相对较少的物质资源，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被用于维持基本的现代生活，并且繁荣的都市除了拥有丰富的物质产品以外，更多的是繁忙的工作、拥挤的交通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环境中，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越来越充斥着金钱和消费的色彩，消遣娱乐也被标榜上不同的价格，人们需要为此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

结 语

在中国，农民和其后代几乎覆盖了整个社会。但是，根据现实情况来看，我们的国家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小农社会，我们的农民也并未完全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中脱离，即使现在我们已经处于21世纪，中国社会中的观念价值和行为特征依然具有很强烈的小农色彩。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彻底地改变了农民和其生存的乡村地区，城市正在越来越庞大而繁荣，然而乡村却呈现出人才外流、文化凋敝的现状，从前集中而紧密的社会网络变得广泛而分散，社会中的个体也越来越独立。

强调消遣休闲的价值和作用、恢复和构建利于促进社会交往的仪式活动，并不是指要重回传统的、不平等的封建社会，而是要提升当代的生活质量。新时代的文化和经济依然在历史的洪流中被向前推进着，但是处于社会分工中的每一个个体也需要在繁忙的工作和拥挤的高楼中寻找到自己的休闲生活。延续了一代又一代代的消遣方式虽然与消费市场中的娱乐活动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也能为我们提供值得借鉴的消遣观念和生活态度，使我们从现代生活“失乐园”的禁锢中跳脱出来，实现真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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