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佟佟

我到广州十来年之后才学会买花。

因为老家没有这个习惯，湖南夏热冬冷季节严酷，花都长在巨高的树上，或者深山里，而且娇嫩易逝。什么东西一少见，就会变得抢手。花是湖南人生活里的奢侈品，哪个平常人家会花大价钱去买这种转瞬即逝的东西呢？后来我到了广州，最惊讶就是发现这里随时随地都有花，甚至马路边也是，我的朋友黄爱东西说这是因为岭南天气炎热，插根筷子都能长出花来。可能正因为富产，所以菜市场里和鱼档、鸡档、菜档并列的就是花档，那价钱虽然比菜贵一点，但有时也贵不了太多，十元三束、五束叶子森绿花瓣嫩黄的姜花，好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也没涨过价。于是，你总是可以看到从菜市场出来的老太太师奶们手中拎着用报纸包着的几枝剑兰几朵小菊，悠悠返家。天哪，这些广州人真的像买菜一样买花也，要过很多年，我才习惯这一画面。

而我呢，一直到在广州生活了六七年之后，才开始真正有买花的习惯。

因为那时我的生活实在艰难。

每天码字，所得不多，上有老下有小，時时处在失业的惊恐之中。这时，我发现，只要你在下班的路上买一束花，你的惶恐就好像少了许多。回家整理枝叶，找瓶子装上，这一整个过程都让人兴致勃勃，这里面包含了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更让你在接触活物的过程里感受到某种生命力的加持——我大致明白了菜市场老太太和师奶们的心情：就算生活再无聊，再困苦，你晦暗的日子也因为这束生机勃勃的花的降临，变得突然有了一丝光亮，创造的，审美的，激励的，充满希望的，而且几乎是所费最少的。

于是乎，买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仪式，每周总要买一次。那时候我开始写专栏贴补家用，那时的专栏是定在周四，所以我就把买花的日子定在每周四，那天无论多忙，我总要骑着单车去菜市场转一圈，名义上是买花买菜，当然核心是为了去大叶榕斑驳的树影下买那份报纸。买菜是掩护，买花则是为了庆贺，庆贺自己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一个面目模糊的女人，出门买菜的时候，顺便在报摊上买一份报纸，而那份报纸上有印着她名字的专栏……这就是我想象中专栏女作家的生活。

专栏女作家，可以没有豪宅，没有华衣，但她的书桌上一定得有一瓶花吧，那象征着源源不断的创作力。花像一个活力站，它不但能给人传递能量，而且还能让整个屋子都生动起来。前两天看《纯真时代》，19世纪纽约的名门豪宅里，除了名画、瓷器和水晶，最多的就是花和植物，在室内设计学上，鲜花和植物是室内生机的重要营造者，没有了植物，那些美丽的东西就只是美丽的东西;但有了花和植物，这些美好的东西好像也随之而活了起来，这大概就是生命力的最好说明。

只有生命力才是最珍贵的东西，物品美好，但物是死的，花才是有生命的，花给了美物美屋甚至居住在这里的人更多的活力。所以每次进入有花的空间里，我总会无缘无故地心花怒放，也无缘无故地有一点感伤。花是多么美好的东西，让我们肉眼可见生命可以到达的美，有多么深刻和浑然天成，但又有多么脆弱和短暂，真正值得珍惜。

据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问询处那里，终年都摆着两束巨大的鲜花，这是《读者文摘》的女创始人，华莱士夫人（Lila Acheson Wallace）捐赠的，每到周一闭馆日，花艺师就要为大都会博物馆五处摆花的地点更换鲜花，一次的价格为一万多美元，至今已经花了四亿多美元了。我想华莱士夫人不是为了显摆，而只是真的确信，爱美爱艺术的人，生活里不能没有花。

爱花的人，心意是相通的，无论是富有的华莱士夫人，或者是广州一个面无表情的师奶，买下花的那一时刻，大家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渴望美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生活里。

广州人爱买花，而且是普遍的全民的爱买花，花是广州人生活中的基础款，这是我深深热爱广州的最大原因。这个地方的人看上去无比务实，冷静疏离，但骨子里有一种对于生活深切扎实的爱。祖先们用“花开富贵”这么俗气的话，把看上去不切实际、又有点奢侈的爱好，牢牢加固在后辈们的生活里，让他们把买花变成买菜一样程式化的存在，这是广州人务实之后的另一面，是某种广州人自己都不太察觉的浪漫情结，也是疲惫生活里的不死梦想，是个人生活里代价最小的生之庆贺。它代表我们无论到何时，都愿意主动地改变我们的生活，让美好的光芒照耀进来。

往年春节，都要去芳村买年花，今年春节因为疫情，没有花市逛，所以年三十我只好在菜市场相熟的花档那里买了十支剑兰，八元一支，一共十支，怒放了整个春节。别的没什么，但我记得十来年前剑兰是十元三支。所以最大的感触是，要生活里一直有花，虽然不需要有四个亿那么多的资产，但还真是要一直努力工作努力赚钱，这也算是“花”对我们的一种小型鞭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