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芃鑫 马晓娟 闻 杰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南京 210039)

0 引 言

“预警”是指“通过分析历史和当前的情报，发现情报对象明显偏离其标准作业程序或一贯做法后得出的深思熟虑的判断”[1]，是“对战争的可能性的评估，目的在于使决策者和军队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应对威胁”[2]，其实质是一个情报分析问题。预警情报分析方法可概括为两大类，即“解读征候”的方法与“识别征候”的方法。解读征候的方法与一般情报分析方法无异，可大致分为三类：定性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和结构化分析法。对于识别征候的方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指标与征候分析法[3]。两类方法代表了两种工作模式，前者代表了传统的“侦察——分析”模式，主要根据当前所获取到的对象国相关征候解读其战争意图与战争能力[4]；后者则是以先期建立并逐渐完善的指标体系指导情报搜集工作，并以此为参照识别战争征候，及时预警。指标与征候分析法克服了“侦察——分析”模式在缺乏参照的情况下盲目进行态势监控、随机搜集相关材料、仅以当前掌握征候为分析依据的缺陷，发挥出了“填补征候空白”“消除征候组合误解”“识别征候异常度”“提防征候的渐变性”“警惕征候的不一致性”的优势[4]，有利于减少预警工作中的情报失误，提高预警的准确率与可靠性。当前，对于指标与征候分析法较为成体系的研究有辛西娅·格拉博(Cynthia Grabo)女士所著的《预警情报手册：国家安全威胁评估》、伊弗雷姆·卡姆(Ephraim Katzir)的《突然袭击：被袭击国的视角》、张长军的《战略突袭预警研究》、以及马晓娟等的“战略情报预测模型的作用机理与价值述评”等。这些著述对于“指标”“征候”“指标集”等基本定义以及指标集的构建原理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论探索，但在预警指标集的构建上还缺乏可操作、可复制的清晰路径。本文从巴基斯坦为防御国的视角出发，以构建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的预警指标集为例，着重考察印度在历次印巴战争与印巴冲突中的具体表现并综合考量其冷战后的近期动向，探究预警指标集的构建路径。

1 指标与征候

“指标”(indicator)在汉语中通常是指“计划中规定达到的目标”[5]，征候(indication)则是指“发生某种情况的迹象”[5]；我国军事类辞典对“指标”的解释是“计划中规定的应达到的标准”[6]，对“征候”的解释是“可供判断敌人行动企图的各种现象”[6]；“指标”与“征候”目前均未收录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参见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2011年版)，西方学术界与情报界也出现了二者在概念与使用上的混淆[7]。因此有必要界定两个概念的内涵并说明二者的关系。

1.1指标与指标集对于军事情报学领域“指标”的定义，本文认为可以参考借鉴其他学科的相关概念。例如在矿业工程、冶金工业、农业基础科学等领域有“产量指标”的运用，是指以阳光、时间等某项标准为参照衡量产出[8]；经济学领域则有“指标法”一说，是指“通过单个指标或构建指标体系并计算指标数值，评价建设投资项目对区域经济总量、结构、社会和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9]，认为“指标”是“预测经济或金融市场走势变动的分析指数”[10]；卫生医疗领域对“指标”的定义是“是衡量事物变化的具体参数及评价工具，可直接或间接地衡量变化”[11]。可以看出，对于“指标”的界定，不同学科存在不同的侧重，但能够发掘一些可以借鉴的共性概念，也即“指标”是用于衡量某种事物的参照标准。在军事情报学领域，影响战争爆发的诸多因素同时也是衡量战争是否爆发的最佳参照，是“众所周知的或理论上的步骤，可表明敌人准备采取敌对行动时应该或可能会先实施的行动”[12]，指标事实上就是对这些影响对象国发动战争的诸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衍生的外在行为表现序化整理的结果，本质上是这些影响因素稳定化、具体化的存在。因此军事情报领域的“指标”是以战争的普遍规律为基础，结合对象国的特殊性对导致战争爆发的因素及其衍生的外在表现进行整理所得到参照标准，可以据此对其是否采取敌对行动进行预测。这种参照标准“从形式上看是假设的反映监控对象攻击能力或意图的信息”，“从内容上看是一个假设的行为或者事件，是监控对象为发动战争或遂行作战必然要采取的举动”[4]，可以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中“观察或判断对手行动的依据”[3]。

战争的复杂性决定了影响因素不会是孤立、单一的，而是“一系列假设的反映潜在敌能力或意图的信息”“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组合”[4]形成的集合，是提取大量指标并按照逻辑框架整理成体系后的结果，也即指标集。指标集是指标与征候分析法的基础性构成，是搜集与识别征候的参照，更是通过识别征候实现战略预警的前提和基石。

1.2征候如果指标集里的某项指标所预测的行动在情报搜集的过程中被观察或搜集到，此时该项指标所预测的行动就从理论上所做的假设成为了被观测到的现实存在的现象。这种符合指标的假设并被观测到的、现实存在的现象就是“征候”。“征候是指可供判断监控对象战争/作战企图的各种已被侦测到的现象，如兵力调动频繁、军事演习增加、军官停止休假、通信联络异常等”[4]。征候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一份报告，也可能是一张照片、一次外交照会、一个既定的事实、一个可能的事实、一份间谍文件等[12]。

1.3指标与征候的关系指标是可能影响对象国采取战争行动的诸多因素及其表现形式整理后的结果，是“预期的、理论化的存在”[3]；征候则是基于这种整理后的结果进行观察和搜集所得到的现象，是“最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态、是具体化了的指标”[3]。因此只有存在于指标集并被观察或搜集到的现象才是征候，指标集之外的现象即使被搜集到也不属于征候的范畴。“指标为征候的监控设定了一个理论框架”[4]，指标集的全面与否、指标的效度以及指标集的易用性直接决定了征候的识别、搜集效率以及最终预警情报分析的判断结果。另一方面，指标集中存在而在搜集工作中没有被观察和搜集到的现象则是属于“征候空白”，这可能是受到了对象国拒止和欺骗措施的影响，也可能是我情报搜集与分析能力不足等其他原因。指标集的存在有助于提醒情报搜集与分析人员去有意识地填补征候空白，避免放松警惕，同时将“征候空白”本身也作为一种异常情况和判断依据，从而提高预警情报分析的准确性。

2 指标集的构建流程

本文认为指标集的构建需要经历三个重要环节(图1)，即“确定指标来源”“提取指标”“指标效度验证”。“确定指标来源”作为构建指标集的初始步骤，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可避免后续指标提取工作的无序或遗漏；“提取指标”是初步筛选和序化影响因素形成指标的过程，需围绕工作“目标”，从各类指标来源中找出影响事件进展的因素及其表现形式，并将其进一步细化或合并为一个个具体的有内在逻辑关联指标；进而再运用“一致性检验法”逐一验证指标的有效性，筛选关键指标、剔除无价值指标，最终形成指标集。

图1 指标集的构建流程

2.1确定指标来源指标是对影响对象国采取战争行为的各项因素及其外在表现序化整理的结果，提取指标则是实现序化的过程，二者之间的桥梁是“确定指标来源”这一环节。辛西娅·格拉博女士认为，“在整编指标表时，分析人员需要掌握三方面的知识：逻辑学或历史先例、有关对象国军事学说或军事实践的具体知识、有关对象国在近期战争或国际危机中表现的经验总结”[12]，为选取指标划定了大致的方向；以此为基础，马晓娟团队提出了指标的三种来源，即“一般理论、融合了对象国历史传统的特殊理论以及对象国的近期实践”[3]，为影响因素及其表现形式的序化整理提供了逻辑脉络，明确了在一般理论的共性影响因素框架下，从历史和近期实践两个角度通过考察对象国的个性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影响因素的外在表现，作为对一般理论的细化和补充(图2)。

图2 确定指标来源示意图(节选)

2.1.1 一般理论：对战争动因的考察 一般理论是共性的知识[3]。尽管历史上国际行为体之间爆发战争的直接原因各不相同，导致战争爆发的因素更不是单一孤立而是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统一，战争的根源性依然可以归纳为“源自人本身、源自单个国家的结构、源自国家体系”[13]三个层次(图2)，划定了指标来源的整体框架，为后续类目划分提供了依据。

“源自人本身”也即决策者对战争的影响：战争是政治的延续[14]，决策者为了实现政治目的甚至会不惜冒着战争的风险[15]；“源自单个国家的结构”则是国家层次的影响：“生存是驱动各国行为最基本的动机”[16]，而战争本身的政治目的便是“使战败国屈从于战胜国的意志”[17]，这是达成“维持国家存在”这一基本需求的手段之一；“源自国家体系”即是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影响：由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是受某一时期的主要政治行为体定义的[18]，造成了对象国在发动对外战争前不得不关注世界主要大国的态度、动向及其相互关系。

因此，决策者对战争的影响、国家层次的影响、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影响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在理论层面构成了一般性的战争动因。“任何一个准备发动全面或局部战争的国家，都会采取某些措施”[12]，通过对这三个层次战争动因结合对象国历史材料的分析与总结，可以从中提炼出对象国发动战争前的一般迹象，也即基于一般理论的共性指标。

在决策者对战争的影响层面，重点关注对象国军政首脑的政治态度和战争倾向，其态度和倾向又直接表现在他的近期发言、对外表态、政策措施的制定等方面；国家层次的影响主要是从对象国的国内因素入手，着重考察其发动战争前需要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完成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影响这一层次，主要分析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当前国际形势、世界主要大国的地区政策等因素对于对象国发动战争的能力与意图的影响，考虑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对象国在发动战争前可能会采取的行动。

2.1.2 融合了对象国历史传统的特殊理论：对研究对象战争历史的考察 “某些我们可能称作‘带来和平或战争的固有倾向’是包含在时代的武器装备、地理学和军事组织中的”[19]，也就是说导致战争的因素还包括了对象国当前军事实力和地缘特点等个性因素，对象国的战争历史在这些个性因素的作用下具备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需要在“一般理论”共性因素的框架下对这些个性因素进行考察，并对共性因素进一步细化和补充(图2)。因此在研究对象国的战争预警时除了研究共性的关于战争的一般理论外，还需要关注因为地缘环境、历史文化、政体与意识形态等原因造就的具备鲜明对象国个性特点的、融合了对象国历史传统的特殊理论，即个性的知识。

研究对象国这些个性知识的落脚点是对其战争历史的考察，侧重点是对其发动战争过程的分析。通过纵向比较对象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历次发动战争前的具体表现，分析其战争时机的选择、与防御国的兵力对比、与防御国的贸易往来规模等各项数据，以及某次或某几次战争中尤为突出的特点，从中归纳出对象国所独有的、在历次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战前特征，解析各项数据背后所隐含的共性因素及其与各次战争间的密切关系。这些对象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表现出来的历次发动战争前的个性特征以及战前各项数据所涵盖的共性因素，受到了对象国军事理论、军事制度、动员制度、国家体制等个性因素的影响，最终可以概括为从历史经验的考察中得出的具备特殊性的指标。

2.1.3 对象国的近期实践：对研究对象近期实践的考察 “对象国的近期实践”则是在考察对象国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近期动态的研究，是对其个性因素的进一步细化与补充(图2)。在监控对象国动态、搜集战争征候的过程中有时会发现，其行为模式存在一些“让人习以为常的先例”，“如果与过去指标进行比较，当前指标作为预警来源的价值会大大降低”[20]。“让人习以为常的先例”可能是对象国在战争准备的过程中故意实施的欺骗措施，也可能是准备不足等原因导致的作战计划的推迟，更有可能是双方冲突的缓慢升级而造成战争征候逐渐显现的“征候的渐变性”[4]。最终这些“让人习以为常的先例”以长期重复的边境骚扰、屡次举行的边境演习、领导人多次声称要发动战争等似乎已经达成了“默契”的形式表现出来，导致情报搜集人员与分析人员容易忽视对象国近期的异常动向，降低防御国的警惕性和预警能力。

为了克服这些在传统的“侦察——分析”模式下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研究对象国的近期实践，着重关注其近一段时间在作战能力、作战理念、国家战略、大政方针、外交立场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包括通过国际维和、抢险救灾、反恐行动等“国家在危机中的实际表现”[12]所暴露出来的战争能力，以及在与防御国的近期摩擦、对峙、交火中展现出来的战争意图，基于此对其未来战争模式、国家战略调整、与防御国冲突模式等内容进行研判；而后根据研判结果，判定对象国当前尽可能贴近真实的作战能力、指挥能力、投送能力、补给能力和动员能力等战争能力，评估对象国的当前国家战略目标和战略筹划等战争意图，提取并整理为基于对象国近期实践的战争指标。

2.2提取指标的方法流程确定了指标的来源、为指标提取划定了理论框架后，就是提取指标，也即从材料中抽取信息，分析导致战争爆发的因素及其表现形式并进行序化整理的过程。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会发现指标的提取需要分析人员具备相当程度的国际关系、区域历史、情报分析等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对于其碎片信息的整合能力、直觉思维、批判性思维能力等综合素质和分析能力也具有较高的要求，是单个或随意组合的几个分析人员无法实现的。因此需要组建一个由熟悉对象国当前外交政策和目标地区战略问题，能熟练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学专业知识和情报分析专业技巧的专家[21]构成的分析团队进行提取指标的操作。从宏观上看，提取指标的思维过程也是一种情报分析的过程，可以大致按照“以目标为中心”[22]的分析思想运用结构化的分析方法，围绕“目标”将提取指标的整体流程分为目标分析、信息抽取、全面性检验三个阶段，并最终通过类目划分完成整个提取指标的流程(图3)。

图3提取指标流程示意图

2.2.1 提取指标的方法 目标分析阶段的工作实质上就是问题分解的过程，是将没有头绪难以直接获取答案的核心目标拆分为几个可以获取较多信息的问题进行分析。构建战争预警指标集的核心目标就是回答“对象国是否会发动战争”，这一目标难以直接获取答案，但可以被拆分为“对象国为什么会发动战争”和“对象国发动战争需要做什么”也即战争意图与战争能力，分别对拆分后的问题展开分析(图3)。

在信息抽取阶段，需要围绕拆分后的“目标”按照先前确定的指标来源分别提取信息。战争预警指标的“目标”被拆分为战争意图与战争能力后，围绕“对象国为什么会发动战争”和“对象国发动战争需要做什么”分别以“一般理论”为框架，以“融合了对象国历史传统的特殊理论”和“对象国的近期实践”作为对“一般理论”的细化和补充，将影响战争爆发的因素及其表现形式序化整理，提取出“民族宗教矛盾”“争夺战略要地”“扩充军队”等信息作为指标(图3)，而后进入全面性检验阶段。

在全面性检验阶段，需要根据团队专家的经验采取头脑风暴、魔鬼代言人等方式对当前所提取的指标进行检验，对当前信息是否能够完整描述“目标”并满足对其作出判断的需求做一评估。若当前所掌握的信息存在大量空白，提取的指标不足以支撑观点的生成，则需要从“目标分析”阶段开始检验问题分解是否完整，“目标”分解后形成的问题是否能够全面描述“目标”的属性；确认信息抽取阶段确定的“一般理论”框架是否完整，是否全面涵盖了“目标”相关的影响因素。通过以上方式回顾整个提取指标指标的思维过程，检查分析过程中的思维误区与遗漏的信息，并逐一进行修正和补充，直到专家团队确认当前提取的指标符合“目标”的需求，则结束提取指标的流程，进入信息融合也即类目划分的环节(图3)。

2.2.2 指标类目划分 指标类目划分是提取指标环节的收尾工作，是将通过上述方法所得到的指标进行分类整理，合并相似指标并将指标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组合从而形成指标集所必备的一个步骤，其实质是一个信息融合的过程。尽管经过全面性检验，当前所提取的指标已经可以全面描述“目标”需要回答的问题，但存在信息量大、内容有交叉、逻辑有重叠的现象，不符合人的思维习惯，容易造成误判和遗漏。因此需要以方便查看使用、对照监控对象国、在情报搜集的时候作为参照系为原则，按照符合逻辑的顺序将指标进一步归类整理。在确定指标来源的过程中，“一般理论”作为共性的知识已经为类目划分提供了依据、明确了整体框架，类目划分需要完成的工作则是在此基础上使逻辑脉络更加清晰。前文从“一般理论、对研究对象战争历史的考察、对研究对象近期实践的考察”三个来源提取指标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些指标的逻辑并不在同一层级，一些指标又具有共性特征。例如“对象国发布战备等级转换命令”“对象国训练预备役部队”“对象国召回在外休假官兵”“对象国扩充军备”以及“对象国进行武装力量动员”五个指标中，前三者属于“对象国进行武装力量动员”具体措施的一部分，可以归类为该指标下的子项；而“对象国进行武装力量动员”与“对象国扩充军备”同属一个逻辑层级，属于军事类行为下的子项；军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类目则共同构成了对导致战争影响因素的划分，涵盖了从“一般理论、对研究对象战争历史的考察、对研究对象近期实践的考察”提取的各项指标。按照这样的逻辑顺序可以将所获取的指标整理为一级指标“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下属二级指标如“军事”的子项包括“对象国进行武装力量动员、对象国扩充军备”等，二级指标再下属三级指标，如“对象国进行武装力量动员”的子项有“对象国发布战备等级转换命令、对象国训练预备役部队、对象国召回在外休假官兵”等，将其整理为词典式方便查询与使用的指标集。

2.3指标的效度验证“指标的质量十分关键，因为拙劣的指标会导致分析失误”[23]。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地区形势的变化、技术水平的进步、理论知识的扩展，或是在分析材料提取指标的过程中出现的思维误区、对象国的拒止欺骗措施、搜集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影响下，经过上述步骤提取的指标可能会在有效性和相关性上存在不足，会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误导搜集人员的搜集方向，强化分析人员的思维误区与偏见，最终为用户提供不实的预警信息。因此在完成指标的提取工作后还需要经历一个重要的环节：指标的效度验证。

指标的效度验证即是验证指标有效性的过程，主要作用是衡量指标的价值、筛选关键指标、剔除无用指标，其实质是一个量化感性认知的过程，将基于主观认知所得到的经验推断上升为具有评价与衡量标准的值，是把控指标质量的有力抓手，更是实现指标量化的关键环节，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本文选择通过专家打分，借鉴量化专家经验的“经验不确定分布一致性检验法”[24]的逻辑思维来实现这一验证过程。

首先需要专家团队就指标内容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按照0分到1分，分别代表从“完全不一致”到“完全一致”的评价，逐一评估指标所描述内容与“对象国发动战争”“对象国不发动战争”两种情景假设的一致性。对情景描述“如果发生指标意所描述现象意味着对象国将发动战争”的打分记作变量a，对情景描述“如果对象国将要发动战争需要指标描述现象发生”的打分记作变量b，得到第一组数据(a,b)；对情景描述“如果发生指标所描述现象意味着对象国不会发动战争”的打分记作变量α，对情景描述“如果对象国不会发动战争需要指标所描述现象发生”的打分记作变量β，得到第二组数据(α,β)。对所有指标依序逐一重复上述过程，得到如下两组专家数据：

在约束范围内，x值越大，y值越小，二者的差值越大，则该项指标与情景假设“对象国发动战争”的相关性越大，因而价值越大(例如(x,y)=(1,0)，差值为1)，需要重点关注 ；反之x值越小，y值越大，二者的差值越小，则该项指标与情景假设“对象国发动战争”的相关性越小，因而价值越小(例如(x,y)=(0,1)，差值为-1)，但也可以视情况作为监控“负征候”的指标保留；若x值与y值接近或完全一致，(例如(x,y)=(1,1)，差值为0)，则该项指标即为与指标集关联度不大或无意义的指标，应该酌情去除，最终形成完整的预警指标集。

3 预警指标集构建示例

明确了构建预警指标集的整体路径后，本文以构建巴战争预警指标集为例从巴基斯坦为防御国的视角出发，将印度作为对象国逐一执行上述流程，以便进一步说明确定指标来源、提取指标以及效度验证等环节的具体操作方法。需要注意的是本示例仅选用了公开来源的资料，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应综合其他渠道的资料具体分析。

3.1确定指标来源确定指标来源的目的即是对如何从材料中提取信息，提取什么样的信息作一明确。从巴基斯坦的视角来看，印度发动战争的动因依然无法脱离战争的一般特征，因此指标的提取依然是从“决策者对战争的影响”“国家层次的影响”“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影响”三个层次着手，结合历史上印度发动对外战争的几次案例材料进行分析。在“决策者对战争的影响”层面，主要提取材料中关于印度发动对外战争前军政首脑的表态、发言等可以体现其政治态度与战争倾向的信息；在“国家层次的影响”层面，着重从材料中提取印度发动对外战争前的军事准备工作、经济数据的变化、外交态度的转变等；在“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影响”层面，需要关注印度发动对外战争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国际形势及发展趋势、世界主要大国对南亚地区的影响等因素。而后具体分析印度发动对巴战争的几次历史材料，寻找几次印巴战争的共性特征以及单个案例中的突出特点，从中筛选出印巴战争所独有的个性因素，如民族、宗教、气候等。最后则是重点关注印度近年来在边境地区制造摩擦冲突的具体细节，搜集其近期反恐、救灾等活动的行动报告，从中梳理出印度国防动员程序、兵力运输流程等关键信息。

3.2提取指标在确认了指标来源的基础上，应邀请国际关系南亚方向、军事情报学领域、印度史相关的专家以及了解印度当地民社情的学者组建专家团队，本文因条件受限故此略过。

组建了符合要求的分析团队后，首先执行目标分析的操作，以“印度是否会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为目标牵引，按照“确定指标来源”环节明确的逻辑将目标分解为“印度为什么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和“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需要做什么”，而后根据当前所掌握的资料进入信息抽取阶段，从“一般理论、融合了印度历史传统的特殊理论、印度的近期实践”分析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的能力与意图。此处以通过“融合了印度历史传统的特殊理论”分析印度的战争能力为例。

通过“融合了印度历史传统的特殊理论”分析印度的战争能力实际考察的就是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的历史。自印巴独立后，两国爆发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和一次较为激烈的冲突，分别是1947年的第一次印巴战争、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和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为了分析“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需要做什么”，在这一层次则是重点关注在这几次激烈冲突前“印度做了什么”。为此需要了解当时印度的战前准备情况、双方兵力对比、战争爆发地区、战争爆发时间等详细的历史细节和具体数据，为之后的比较分析提供支撑事实。本文通过构建表格进行比较分析(表1)，寻找几次冲突的共性特征。

表1 历次印巴冲突特征对比示例(节取)

(资料来源《南亚风云：印巴三次战争始末》、“卡吉尔冲突及大国反应”)

结合当前印度实际情况、南亚地区现状与国际环境，可以发现：

a.在历史上的三次战争与一次规模较大的冲突中，印度每一次都是处于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绝对优势地位(表1)，且在发动战争前还会有意识地通过扩军、备战、采购军备等方式确保并扩大这种优势，因此可以认为确保并扩大对巴军事优势将是印度发动对巴战争的重要条件。

b.继承自英印的募兵制动员制度决定了印度发动对巴战争前必然需要经历一个冗长的动员过程，战争动员在两次战争与卡吉尔冲突中都有所体现(表1)。印度在全国共设有大约60个陆海联合募兵局、13个空军募兵局，负责按政府的扩军计划统筹募兵工作；在各地区又下属若干募兵营地和“联队中心”，负责具体的地区招募和训练工作[25]。这些募兵机构的加班、增发招兵广告、额外组织预备役参加训练等异常动向将是印度发动对外战争前需要完成的准备。

c.除第三次印巴战争是围绕“东巴”独立外，印巴间的大部分冲突都是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展开的(表1)。克什米尔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上的重要性成为了印巴两国的矛盾焦点与核心利益，因此围绕克什米尔地区爆发的譬如宣称主权、跨线占有、激进表态、谈判破裂等激烈争夺的现象将是印度发起对巴战争前可能采取的行动。

d.三次战争和卡吉尔冲突中，印度无一例外地在战前通过诋毁巴基斯坦和宣传自身正义性等方式占据道德制高点、获取舆论优势(表1)，为其发动对巴战争找寻“正当”的借口：第一次印巴战争前迫使克什米尔土邦君主哈利·辛格签约加入印度联邦，获取对克什米尔地区出兵的借口；第二次印巴战争前诋毁印控克什米尔“自由战士”受巴基斯坦指使，从而向巴占克什米尔出兵；第三次印巴战争前大肆宣扬巴基斯坦“难民”问题，获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同情，掩护其干涉巴基斯坦内政的事实；卡吉尔冲突中印度再次以印控克什米尔“自由战士”受巴基斯坦指使为由，跨越停火线侵入巴占克什米尔地区。据此推断，获取舆论优势是印度发动对外战争的必要条件。

e.南亚地区的主要气候为热带季风气候，有着明显的干湿两季。历次规模较大的冲突印度几乎都选择了干季对巴基斯坦发难(表1)，即使是第二次印巴战争也是雨季即将结束的9月。可以推测未来印度若要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将很有可能依然选择干季。

将上述提取的几点影响因素抽象概括为“印度占据军事力量优势”“印度募兵机构异常动向”“印度意图争夺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制造舆论优势”“当前季节为干季”作为对从一般理论提取的指标的细化和补充。照此方法从考察战争意图与战争能力的角度分别从“一般理论、融合了印度历史传统的特殊理论、印度近期实践”提取其他影响因素并进入全面性检验阶段。

在全面性检验阶段，以“印度是否会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为牵引核对印巴冲突的历史材料和细节信息，请团队专家据此评估当前指标是否能够完整描述印度将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的情景。如有遗漏则按照前文所述方法检查思维过程与分析步骤，查找分析过程中的误区并及时修正补充，直到专家团队一致评估认为当前指标可以通过全面性检测，按照前文所述的类目划分法最终形成指标集(表2)。

表2 印巴冲突预警指标类目划分示例(节取)

3.3指标的效度验证按照前文所述的效度验证方法建立情景假设“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和“印度不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综合专家意见对经过类目划分整理的指标(表2)进行赋值与量化处理(见表3)。

表3 指标量化处理示例(节取)

按照前文所述计算方法得到各组指标的差值Δ并请专家研究确认差值Δ的阈值(以0.8和0为例)，筛选出差值Δ大于等于0.8及小于等于0的指标，分别确认为关键指标和无意义指标并标注关键指标、去除无意义指标，最终得到印巴冲突预警指标集(见表4)。

表4 印巴冲突预警指标集(节取)

(本文仅为方法说明，指标集的精确性有待提高)

4 指标集的构建原则与普适性作用分析

4.1指标集的构建原则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随着任务侧重点的区分和对象国的不同，构建预警指标集的具体分析方法和数据统计方法等细节可能会在上述流程的框架内视情况而调整，但需要遵循的构建原则是不变的，这些原则也是在指标集的构建过程中指导分析人员，提高指标准确性和有效性的准绳。

4.1.1 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 尽管本文的预警指标集构建流程在“指标效度验证”阶段存在量化的尝试，但作为量化基础的依靠专家打分实现为变量赋值的过程，以及“确定指标来源”和“提取指标”的环节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专家经验，是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主观性较强的思维方式，容易受到个人偏见、知识结构、先入为主、团体迷思等思维误区的干扰。虽然这些思维误区的影响在情报分析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杜绝，针对当前任务要求和对象国特点选择科学的分析方法和适当的思维工具，能够协助分析人员尽可能地克服认知偏差、避免思维误区，减少分析过程中主观因素带来的干扰，优化思维模式、可视化思维过程，方便分析人员记录思维路径，及时回溯查找推理过程中的纰漏，也有利于后期复盘总结，为更新当前指标集或构建其他指标集积累经验。

4.1.2 注重指标的全面性,坚持以目标为中心提取指标 指标的提取工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然本文在描述指标提取的理论机理时对于不同层面来源指标的提取过程有着严格的区分，但实际操作的流程中可能出现类似“灵光乍现”的情况，在处理另一个层面来源的材料时忽然想到了契合上一个来源描述范畴的指标。因此指标的提取环节并不是一个线性单向的流程或是周期循环的回路，而是一个以目标为牵引的网状结构。在这个网状结构中一切思维活动都是以目标为中心展开的，团队中的任何成员在任何阶段都可以检验指标的全面性，提出新的信息需求。在提取指标的流程中，检验指标的全面性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僵化地作为反馈回路中必须执行的步骤，而是一个原则，旨在提醒分析人员扩展视野，开放思维，以目标为牵引尽可能全面地提取指标，避免遗漏。

4.1.3 注重“质疑”的必要性，运用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通过构建预警指标集指导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最显著的作用就是增强了分析流程的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指标的量化和专家经验的传递，打破了在传统模式下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完全依赖个人经验积累的壁垒，减少了主观判断失误的风险。“指标效度验证”作为实现量化和构建预警指标集的最后一个步骤，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然而在实际构建预警指标集的过程中，各种来源渠道的涉及对象国“一般理论、融合了对象国历史传统的特殊理论、对象国的近期实践”的资料将会十分庞大。在全面性原则要求下，整合材料、处理信息、寻找逻辑脉络的过程将会漫长而痛苦，再加上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的偏见、对自己所提取指标的偏爱等主观因素影响，很容易导致专家团队在“指标效度验证”环节陷入为了尽快得出符合既定想象的结果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拼凑数据、修正打分结果、省略或简化效度验证环节从而降低指标量化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困境。因此，有必要将“质疑”作为整个指标集的构建流程，尤其是“指标效度验证”环节的原则，提醒分析人员养成批判性的思维方式，避免因为专家的权威而盲从。这种“质疑”不是毫无目的地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引导其采取“魔鬼代言人、红队分析法、德尔菲法”[23]等分析方法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检验构建指标集的流程是否符合原则要求，提高指标量化的价值和效度验证的可靠性。

4.2指标集的普适性作用分析尽管本文所列举的示例是以构建印巴战争预警指标集为立足点，在类目划分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战争预警指标集仍具有许多共性的特征。例如在一级指标的选择上，无论是印巴战争还是海湾战争，导致战争爆发的因素都可以概括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几乎适用于所有战争主题的预警指标集的构建，甚至因为战争理论的共通性，对于不同的战争主题从“一般理论”提取的指标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区别主要在于一些二级指标与三级指标的确定，需要根据对象国的具体国情结合时代特征与地区局势进行调整，但不同主题的战争预警指标集的构建过程彼此之间依然具备较强的参考价值。

事实上，指标与征候分析法适用于几乎所有的预测理论，“指标”这一概念的核心也都是作为衡量某种事物的参照标准。本文所列举的战争预警指标集的构建流程、方法与原则等路径同其他领域的指标集构建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而是随着任务领域的区分和运用对象的不同在分析方法、数据统计方法、效度验证方法等细节上进行调整，整体的逻辑框架是一致的，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尤其是逐一验证了的“确定指标来源、提取指标、指标效度验证”三个环节以及各环节中的具体操作流程、量化方法等都可以作为构建网络舆情预警指标集、颜色革命预警指标集等其他领域指标集的重要参考，具有进一步研究提升的空间和价值。

5 小 结

对于战略预警，伊弗雷姆·卡姆悲观地认为“突袭至少是极难预防的”，但他又补充说，“尽管突袭经常发生，却像自然灾害那样，并非不可避免”[20]。事实上预测自然灾害已经困难重重，预测战争的爆发更是因为“人”的因素而难上加难，更加需要科学的方法来降低其中的不确定性。本文以巴基斯坦为防御国的视角构建印巴冲突预警指标集为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究预警指标集的构建路径，主要论述了确定指标来源的方法、提取指标的流程、指标效度验证的方法，以及构建预警指标集需要重视的诸多原则，基本完整地论述了战争预警指标集的构建路径，并考虑了将这种构建路径适用于构建诸如网络舆情监控、颜色革命预警等其他领域指标集的可能，探讨了预警指标集的普适性作用。在今后预警指标体系构建逻辑与构建流程的探究过程中，可以在此基本理论与框架内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先导，就指标集的阈值设置、二级和三级指标的细化、算法模型的选择以及指标集的进一步量化(如将聚类分析等数据挖掘方法运用于指标提取工作)等领域继续深入研究，推动战略预警向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