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古罗马帝国时期人们生活中心之一的公共浴场受到了罗马各个阶层的关注，其建造和维护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家财政上的支持、皇帝的捐赠以及其他富有公民个人的馈赠。这些捐赠行为不仅促进了古罗马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同时也推动了城市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罗马文化向被征服地区的传播。

关键词   古罗马，公共浴场，资金，捐赠

中图分类号   K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8-0016-06

古罗马的洗浴文化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从共和晚期以来，随着罗马疆域的扩大、财富的不断增加以及境内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增强，洗浴日益受到古罗马人的喜爱和推崇，帝国境内也建造了数量众多的公共浴场，正如贺拉斯所说的，“浴场是城市到处可见的建筑”。①古罗马浴场大都以雄伟的外观和奢华的装饰为基本特征，可想而知，建造、装饰和维护这些浴场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因此，古罗马人如何解决浴场建造和维护所需的高昂费用，是研究古罗马洗浴文化难以回避的问题。西方学者对此的关注较早，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92年，美国学者菲克雷特·叶格尔（Fikret Yegül）在出版的《古典时代的浴场和沐浴》（Baths and Bathing in Classical Antiquity）一书中对浴场建造过程中的资金来源进行了初步的研究;1999年，美国学者加勒特·G. 费根（Garrett G. Fagan）在其研究罗马社会史的专著《古罗马世界的公共洗浴》（Bathing in Public in the Roman World）中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对古罗马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浴场建造和维护者的社会身份与动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本文拟根据翔实的古典资料，探讨古罗马浴场建造和维护的资金来源，尤其是与此相关的捐赠行为，并分析这种类型的捐赠对罗马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一、公共基金的投入

古罗马的公共基金对公共浴场的投入有一个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在共和时代中前期，财务官如果动用公共基金来建造公共建筑或修缮老旧建筑，都需要元老院的审批和监管。②这是当时罗马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使然，也与以老加图等人为代表的保守派力量十分强大有关。这些因素决定了公共基金很难投入浴场建造中。即便对洗浴持宽容态度的西塞罗（Cicero）也不赞成使用公共基金来修建浴场，究其原因，他说：“仅对那些有实用功能的公共建筑，如城墙、船坞、港口、输水道等提供公共资金支持，因为公共基金用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得到后代更大的感激和尊重。”③

元老院对浴场所持有的态度从城市公共用水的分摊比例上也可以反映出来。根据弗朗提努斯（Frontinus）记载，在共和时期，所有通过输水道进入城市的水都只能为公共用水提供服务。浴场和漂洗商店的用水只能使用公共储水池溢出来的水，二者的价格也一样。①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做法，罗马城的洗浴用水和漂洗商店一样，都属于私人的商业性用水，因而不能获得公共用水的特殊许可。

这种情况在共和末期至帝国初期发生了变化。伴随着罗马奴隶制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希腊文化的影响，追求享乐的思想已经渗入罗马社会的各个方面，洗浴自然受到了广泛的推崇。即便有李维（Livy）、塞涅卡（Seneca）等少数人的反对，但收效甚微。公元前19年，奧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年—14年）获得了终身执政官的荣誉职务后，元老们的权力已经处于日益式微的状态，皇帝及其家庭成员逐渐掌握了大型公共建筑的建造权和管理权。到图拉真（Trajan，53—117年）时代，建造所有的公共建筑要先征求皇帝的意见已经成为习惯。②可以说，正是帝制的确立使罗马皇帝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们可以驱使帝国政府和地方政府动用国库和公共建筑基金来建造和维护浴场的运营。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就是戴克里先（Diocletian，250—312年）皇帝动用帝国公共基金建造的戴克里先浴场（Thermae of Diocletian）。③

不仅在罗马城，在帝国的其他行省，皇帝同样可以动用公共基金来建造浴场等公共建筑。公元17年，小亚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后，萨迪斯（Sardis）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重建之时，提比略（Tiberius，14—37年在位）皇帝就下令成立了一个救济基金，为其建造浴场和体育馆提供资金支持。④小亚西南部的凯迪安达（Cadyanda）的浴场也是韦帕芗（Vespasian）皇帝利用“拯救城市”的资金建造的。同样，位于土耳其的帕塔拉（Patara）、巴布拉（Balbura）和阿颇尼（Aperlea）等地浴场建造的费用也大都有财政拨付。在北非，位于阿尔及利亚萨穆加迪（Thamugadi）的四处公共浴场和突尼斯沙格（Thugga）的两处公共浴场也全部是用公共基金建造完成的。

作为行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总督在其任期内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建造或维护该地方的公共建筑。⑤纽麦瑞斯·艾乐巴那斯（Numerius Albanus）在担任路西塔尼亚（Lusitania）行省总督的时候，就命令奥利斯坡（Olisipo）的地方政府用公共基金去修复该地的一座浴场。⑥为了解决建造浴场所需资金不足的问题，地方政府有的时候会选择和本地富有的贵族或商人合作。西班牙行省卡斯图洛（Castulo）镇的地方政府和就和本地一名叫库里欧（Culleo）的贵族合作建造了一座公共浴场。⑦有时候，当公民个人在建造浴场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地方政府也会动用公共基金给予支持。在意大利的科菲纽姆（Corfinium），一位贵族在捐建浴场的过程中意外死亡，他的遗产继承人为这座浴场的后续建造捐献了10万塞斯退斯（sesterces）后无力再追加资金，为了保证该浴场顺利完工，科菲纽姆地方政府从公共基金里动用了15万塞斯退斯作为专项资金支持。⑧

当然，各行省如果要动用公共基金来建造浴场需要得到皇帝的同意。约公元110年起，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担任了比西尼亚（Bithynia）行省的总督，他在给图拉真皇帝写信叙说了该行省普尔萨市（Prusenses）的一处十分破旧的浴场情况后，希望皇帝能同意动用财政资金来建造一座新的浴场。图拉真回信时说：“如果建造该浴场不会对普尔萨市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而且还可以保证建成后该浴场能正常运营，我们应该同意来建造这座新浴场。”⑨

公共基金的大量投入必然需要充盈的财政收入为保障。罗马国家金库虽然在公元前167年偿清贷款之后实现了盈余，⑩但是，作为古罗马规划最为严密、结构最为复杂、规模最为庞大的伟大建筑之一，浴场的建造和维护费用单纯依靠公共基金仍是难以维系的，它需要罗马社会众多力量的参与，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罗马皇帝及其家庭成员作为帝国最有权势和最富有的人，责无旁贷地担当了这一责任。

二、罗马皇帝和皇族的捐赠

古罗马政治人物的捐赠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王政时代。据李维记载：第五任王卢修斯·塔克文·布里斯库（Lucius Tarquinius Priscus）“通过友好的交谈、殷勤周到的待人接物以及捐赠博得他人的欢心，直到他的好名声传到王宫。在宫廷中，他通过个人的精明与慷慨大度，把这一名望转化为与别人结成亲密友谊的基础”。①在共和时代，由于人们对王政时代独裁统治的憎恨，个人捐赠一度受到抵制，普鲁塔克就曾提醒道：“那些赠给人民恩惠和赏赐的人，到后来就会剥夺他们的自由。”②共和末期至帝国前期，随着个人独裁统治的兴起，政治捐赠日益频繁。公元前19年6月9日，罗马历史上第一座大型的、复杂的、有资格被称作“帝国浴场”的阿格里帕浴场（Thermae of Agrippa）开门迎客。阿格里帕是奥古斯都的亲密战友、女婿。他在公元前12年去世，把浴场和浴场附属的公园和花园捐给罗马人免费使用。③值得注意的是，帝制的确立使奥古斯都和他亲信的个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公共行为。正如学者所言，阿格里帕建造的浴场很难认为是独立于奥古斯都以外的行为，可以说罗马帝国给予了他千丝万缕的帮助。④也正因如此，阿格里帕浴场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建立在战神马尔斯广场（Campus Martius）的大型建筑，与万神殿（Pantheon）并列在一起。

在罗马城和帝国的其他地区，罗马皇帝捐赠浴场的方式表现不同，浴场的规模也有差异。在罗马城，皇帝主要建造新的浴场。公元62年，尼禄浴场建成并对外开放，随后，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或者为彰显自己的慷慨，韦帕芗、提图斯（Titus）、图拉真、哈德良（Hadrian）、卡拉卡拉（Caracalla）、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德基乌斯（Decius）、戴克里先、君士坦丁（Constantine）等皇帝相继花费巨资在罗马建造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浴場。这些浴场不仅规模宏大，内部装饰也十分豪华，故耗资惊人，有学者估计卡拉卡拉浴场（Baths of Caracalla）的建造和装修费用大约需要1.2～1.4千万KM。这一数字相当于同时代用于救济罗马城的谷物价值的3～3.5倍，也是罗马城内较高级别公职人员年薪的2～3倍。⑤在罗马，皇帝们不但建造浴场，有时他们还负责维护和修复前王朝留下的浴场。阿格里帕浴场在公元80年罗马城大火灾中焚毁严重，提图斯皇帝顺应民意对其进行了修复，随后，哈德良皇帝、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nus）和君士坦提一世（ConstantinusⅠ）又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⑥

在帝国的其他地区，皇帝的捐赠主要集中在修复当地的老旧浴场。根据费根教授的统计，在罗马城以外地区所发现的195块浴场碑文中，其中涉及皇帝和家人的有19块，根据这19块碑文记载，其中有14座浴场是皇帝出资修复的，其余5座是皇帝新建造的。⑦罗马皇帝负责建造的比较有名的是位于奥斯蒂亚（Ostia）的尼普顿浴场（Baths of Neptune），该浴场最初是哈德良皇帝打算捐赠200万塞斯退斯来建造，其因心脏衰竭去世后，尼普顿浴场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安敦尼·庇护（Antoninas Pius）皇帝为了使其顺利建成，又进行了捐赠。最后，这座浴场的费用大大超过了当初预算的200万塞斯退斯。⑧

罗马皇族中的女性成员拥有较大的财产支配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她们也十分乐于捐赠浴场。康茂德（Cornmodus）皇帝的妃子玛西亚·奥丽莉娅（Marcia Aurelia）就以她父亲的名义在意大利半岛中部的安纳哥尼亚（Anagnia）捐献了一座浴场，加卢斯（Gallus）皇帝的女儿维比娅·盖拉（Vibia Galla）在阿尔巴·富森斯（Alba Fucens）修复了一座浴场，安敦尼·庇护的皇后福斯蒂娜（Faustina）在土耳其的米利都（Miletus）建造了一座浴场。①

历任皇帝之所以能修建豪华的浴场，与其对帝国国库和元首私库的掌控是分不开的。帝制建立后，虽然罗马帝国的国库和财务官表面上仍由元老院掌握和任命，但皇帝逐渐把握了帝国的最高财权。特别是在公元前21年，屋大维（Octavian）在罗马国库之外创立了独立的金库——元首私库。②元首私库的充沛资金是保证罗马皇帝建造豪华浴场的重要条件之一。图密善（Domitian）皇帝平均每年用于建造公共建筑物上的资金大约为6亿塞斯退斯。③

三、其他公民的捐赠

罗马皇帝和皇族的慷慨捐赠成为其他公民的效仿对象。他们出于各种目的纷纷行动起来，加入捐赠者的队伍。这一群体身份复杂，既有帝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官员，也不乏一些元老院的元老和其他贵族、骑士及富商，甚至一些祭司也加入进来。

由于个人财力的有限，罗马公民捐赠的浴场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规模较小，以小型或者中型为主。由于建造浴场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这是一般的小商店主或者手工业者个人难以完成的。即使那些非常富有的大商人或者贵族也很难依靠自己的财力来独自建造，所以，共同出资建造应该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形式。在奥斯蒂亚的一些浴场，比如比提科斯浴场（Baths of Buticous）、司机浴场（Baths of Drivers）和哲学家浴场（Baths of Philosopher）都属于此类。第二，数量不多。在罗马城，能够确认是公民个人捐建的浴场只有36处，④其中大都是上层人士或者帝国的官员出资建造。第三，修建者的身份大都很模糊。出于各种原因，公民个人在修建浴场的时候不愿意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大都以本人或者家族的绰号来给浴场命名。第四，内部装帧奢华。私人浴场和帝国浴场相比虽然规模较小，但是内部装帧还是比较豪华的，再加上不是很拥挤以及地理位置的便利，吸引了包括马提雅尔（Martial）在内的很多公民的喜欢，马提雅尔在其作品中就提到他经常和朋友一起去斯特凡努斯浴场（Baths of the Stephanus）共进晚餐。⑤

帝国时期，对罗马城的大型浴场捐赠虽然由皇帝垄断，但帝国中心以外的广袤疆域得到皇室的恩泽毕竟有限，所以各地城市捐赠浴场或为浴场提供日常运营支持的主力多为当地官员、贵族、骑士和富有者。据费根教授统计，在罗马城以外的其他地区，公民个人捐建的浴场比例达到了35.57%。⑥

罗马公民个人特别是官员和祭司热衷于捐赠浴场还与当时国内存在的一个独特的官员评价体系——个人捐助总额（summa honoraria）有关。这个所谓的捐助主要集中在公共建筑、社会福利和公众娱乐等方面。皇帝虽然可以对那些不在罗马城或者财产不足的官员进行代捐，⑦但是，真正让皇帝代捐的并不多，一些官员为了获得皇帝的欢心或者留下好的名声，积极进行了捐赠。仔细分析这些公民个人捐赠的方式，大致有以下3种类型。

第一，职务性捐赠。这类捐赠主要是帝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公元前33年，为了纪念自己出资举办的运动会成功进行，罗马帝国的首任执政官阿格里帕为罗马城170座浴场免费提供燃油。⑧作为帝国西部地区最有名的国内捐赠人，⑨小普林尼官至执政官和比西尼亚行省总督，他曾捐赠30万塞斯退斯给家乡库姆（Comum）建造了一座公共浴场，又为其装饰捐赠了30万塞斯退斯，此外，他还为维护库姆一座浴场的日常运营捐了20万塞斯退斯。公元2世纪，一位帝国派往米塞努（Misenum）的官员捐献了四百驾马车的木材给当地的浴场供热，并规定该镇的官员及其继任者以后每年都要这么做。一位元老修复了一处位于诺瓦里亚（Novaria）的浴场，前后历经2年时间，开销费用不详细，但是两年后他的妻子又捐助了20万塞斯退斯才得以完工。在塞波斯库姆（Thibursicum），一位地方官员捐助了4.12万塞斯退斯为一处浴场建造了健身房。在拉努维乌姆（Lanuvium），为修复一座破旧浴场，两位地方官员捐助了1.5万塞斯退斯。在克瑞斯·萨比尼（Cures Sabini），5位当地官员每人捐助了0.3万塞斯退斯用于修复一座废弃浴场。一位在埃及做官的官员为自己的家乡沃尔西尼（Volsinii）捐赠了一座浴场。①

第二，慈善性捐赠。这类捐赠人把捐建浴场看作是施德行善，没有其他太多的目的。这种类型的捐赠大都集中在帝国东部的希腊和小亚地区。雅典的赫罗狄斯·阿提库斯（Herodes Atticus）和土耳其以弗所（Ephesus）的普布利·韦迪乌斯·安东尼（Publius Vedius Antoninus）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大富翁、大慈善家，后者给以弗所捐建了一座带有体育馆的浴场，后来他把这座浴场赠给了与他关系要好的安敦尼·庇护皇帝。此外，土耳其普呂萨（Prusa）的迪奥·克瑞索托（Dio Chrysostom）在公开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美化城市的方案，包括修建输水道、图书馆和浴场。②雅典的奥普若牟斯（Opromoas）为希腊24座城镇捐赠了多种建筑物，其中大部分是浴场。在帝国的北部，一位不愿留下姓名的捐助人在装饰一座德国芒德尔（Mandeure）浴场的过程中，光花费在购买大理石上的金钱就达到了30万塞斯退斯。

第三，有偿性捐赠。这类捐赠人捐赠的目的是想获得声誉或重要的社会地位。在坎帕尼亚（Campania）大区的帕埃斯图姆（Paestum），有一位地方官员在该地捐建了一座浴场，后来他儿子对这一浴场进行了重建，其儿子这样做是希望得到帕埃斯图姆城市的一个官职。在弗罗西诺内（Frosinone）的阿雷提乌姆（Aletrium），一位普通的公民捐建了一座浴场，后来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市政检察官的职务。在北非，一位祭司和地方官员联合修复了努米底亚（Numidia）卡拉马（Calama）一座浴场的老旧供水渠，使该水渠的供水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他们因此赢得了当地人的赞誉。在突尼斯的布拉雷吉雅（Bulla Regia），一位名叫朱莉娅·梅米娅（Julia Memmia）的领事官家庭出身的女性，出于维护家族声誉的需要，为其家乡捐献了一座浴场。③

可见，在帝国的强盛时期，个人捐赠日益频繁，捐赠的区域遍布帝国各地，规模也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反映了西方悠久的捐赠传统，另外一方面，捐赠者也借此加强了他们在罗马社会的优势地位。

四、捐赠的社会作用

虽然大部分捐赠人在进行捐赠时有可能是出于个人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考量，但是，当我们把视角从捐赠人的个体扩展到整个捐赠人群体，我们就不能单纯地把他们的捐赠行为看作是“贿赂选民、谋取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抑或是认为“对于富裕的家庭，如果拒绝做对当地有利的事情，就显得非常奇怪和受人鄙视”。④作为罗马历史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在促进罗马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助力罗马“城市化运动”。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成果和标志之一。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罗马在意大利本土就开始了所谓的“城市化”过程。许多城市都恢复了往日的繁荣，一些市镇、村庄、市集和村墟逐步发展成为新型的都市组织。奥古斯都执政时期，城市化开始向行省发展，到哈德良时代，大规模的城市化才趋于结束。古罗马的城市化运动效果显著，在奥古斯都晚期，不仅意大利地区新增加了380座城市，各行省也建立了数量庞大的新城市。⑤克劳狄（Claudius）、韦伯芗继续推行奥古斯都的“社会经济生活趋向都市化”政策，城市化运动更显勃勃生机。于是，整个帝国迅速“变成了一个由许多城市组成的集市”。⑥据统计，仅西班牙一处，城市化以后，重要的城市有40座，次要的城市有293座，高卢地区大小城市约有1200座，意大利约有1197座。⑦在“城市化运动”中，新兴城市虽然可以通过征税或出租土地获得建设资金，但是这些收益难以满足城市建设过程中各方面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基金的投入和皇帝以及其他个人的捐赠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市建设资金不足的困难。比如前文提及的奥普若牟斯、赫罗狄斯·阿提库斯和迪奥·克瑞索托等人都为城市修建了神庙、剧场、广场、浴场和输水道等公共建筑，不管他们捐建这些公共建筑的目的如何，但都在客观上助力了当时罗马的“城市化运动”，使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

第二，推动了帝国罗马化的进程。“罗马化”与“城市化”是紧密相关的，这些新建的城市既是罗马化的标志，也是传播罗马文明的载体。这些捐赠人建造的城市，不管是城市建筑风格还是市民的生活方式都带有明显的罗马文化的印记，因此，有学者认为，罗马人在殖民地大兴土木的过程也是他们把城市文化和罗马的生活方式扩展到帝国全境的过程。①

伴随罗马城市化的发展，那些被征服地区的“野蛮人”纷纷热衷于洗浴，这被罗马人看作是他们罗马化过程中的成功标志之一。公元43年，罗马人征服不列颠后，根据塔西佗（Tacitus）记载：“为了让那些居住零散而又野蛮的人能够定居下来，享受舒适的和平与安静的生活，阿格里帕采取了规劝和争取罗马帮助的方法，为他们建造了庙宇、市场和房屋。他鼓励先进，贬斥落后，通过采取相互竞争的手段来代替高压统治。而且，他还对当地部落酋长的儿子进行了文学教育，注重对不列颠人进行本土教育来对抗高卢人。结果，那些起初反对使用拉丁语的不列颠人开始喜欢上了它，而且，我们的托加也在他们中间逐渐成为时尚。慢慢地，不列颠人也像我们一样有了自己的客厅，有了自己的浴室，也有了装饰精美的餐桌。单纯的当地人给了这种变化一个好听的‘文化称号。”②

其实，不单单是城市居民，一些农村人也把公共浴场作为他们祛除“乡下人”身体散发恶臭味的重要地方。这些乡下人虽然没有机会每天都去城市里的浴场洗浴，但是在一些特殊的节日，比如市场日、宗教节、地方选举日、巡回法庭审判日等，他们趁机前往城市的浴场“按照城里人的方式洗浴”。实际上，在这些特殊的节日里，无论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浴场都是顾客盈门，其中不乏那些想体会高质量生活的农夫。③在公共浴场内，这些农村人的身体得到洁净，开始拥抱文明的生活方式。④

由此可见，捐赠行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那些被征服地区的土著居民直接接触到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而且使他们慢慢融入城市生活中，有力推动了罗马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古罗马公共浴場的建造与维护，虽然有公共基金的投入，更多的则是皇帝和富有的公民个人的捐赠。这些捐赠在使捐赠人获得社会声誉和巩固权力的同时，客观上提高了罗马人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推动了罗马城市运动，是罗马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媒介。到公元3世纪前期，伴随着罗马帝国城市化运动趋于尾声以及大危机的爆发，捐赠也开始走向衰落。

【作者简介】秦治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罗马史。

【责任编辑：王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