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子浩, 周忠发, 朱昌丽, 陈 全, 马国璇

(1.贵州师范大学 喀斯特研究院/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贵阳 550001;2.贵州省喀斯特山地生态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贵阳 550001;3.国家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贵阳 550001)

乡村是指城市之外的一切地域[1]，是区域内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区位条件及文化背景等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形成的空间地域系统[2]。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城乡联系进一步加强，城乡界限趋于模糊，推动乡村在产业结构、社会组织及空间格局等方面发生重构[3-4]。由于受外部环境与内部要素组织的影响程度不一，导致乡村发展的差异明显，从而影响整个区域的发展水平。因此，如何刻画乡村发展状态、识别乡村发展差异及明确乡村发展方向已然成为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点[5]。而乡村性是对乡村自然景观、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及文化背景的客观描述，是刻画乡村发展状态、衡量乡村发展水平、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6-7]。对一定地域范围内乡村性进行科学研究，有利于揭示乡村发展内在机理，挖掘乡村发展潜力，加速乡村的转型发展。

“Rurality”一词最早产生于18世纪，意为“之所以成为乡村的条件”[8]。国外学者Clock首次提出乡村性指数的概念，从社会经济角度构建指标体系定量评价了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的乡村性[9]。在肯定Clock工作的基础上，Woods和Harrington对乡村性概念内涵、指标选取和权重设计等方面做了补充[10-12]。而我国乡村性的研究相对较晚，张小林最早引入乡村性的概念，他认为：城乡之间是统一且连续的，考察区域内乡村性的强弱比划分城乡过渡区更具可行性与合理性[1]。龙花楼等在界定乡村发展类型的基础上，从乡村对社会具有的功能角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东部沿海地区615个县市的乡村性指数[13]。孙玉等在构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考察了东北地区149个县域单元的乡村性指数，并探索其空间分异特征[5]。此后，有大量学者展开乡村性的研究，研究方法常为建立指标体系对乡村性进行测评，并探索其空间分异格局[14-15]。从研究尺度上看，多为针对县域尺度的乡村性研究[16]，而对于微观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17]。研究区域也多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对于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乡村性相对较少，对于特定地域背景下区域的研究则更为少见。

喀斯特山区乡村受到其自然环境的约束，具有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滞后、贫困发生率高、地域相对闭塞等特征，其产业结构、自然景观、社会风貌等方面与其他区域乡村存在显著差异。对其乡村性进行科学评价，有利于明晰乡村发展水平、识别乡村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有利于挖掘乡村发展的内在潜力，对于促进该区域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明晰乡村发展类型并针对各发展类型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这将有利于协调喀斯特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促进区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同时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促进乡村生态文明与人民精神文明建设，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因此，本研究选取喀斯特山区的盘州市为研究对象，以村域为研究尺度，从人口、生产、生活和生态4个维度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其乡村性进行科学评价，并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结合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划分乡村发展类型，并对不同发展类型下乡村性差异进行分析，可为我国类似地区的乡村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

公立医院改革是新医改方案中各界关注的焦点，亦是医改的重点和难点。新医改方案指出要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加大政府投入，完善公立医院经济补偿政策，建立维护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的良性运行机制[1]。随着医改实施方案的出台，改革方案各项具体措施的实施对医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了解医院的经济运行状况对于更好地观察、预测补偿机制改革对经济运行产生的多重影响，以及公立医院改革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医院经济运行分析的相关研究中使用的框架、方法及指标进行整理，并提出相关建议。

1 研究区概况

盘州市(104°17′—104°57′E,25°19′—26°17′N)位于六盘水市西南部，云、贵两省交界地区，是贵州省西大门，国土面积4 056 km2。处于云贵高原向黔中高原过渡斜坡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部隆起，平均海拔1 806 m[18]。盘州市属于典型喀斯特地貌区，地势崎岖，沟壑密布，河流深切，地貌类型以高原山地为主，岩性以白云岩、石灰岩为主[19]，易受流水侵蚀与降水冲刷作用影响，同时由于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导致水土流失现象严重，区域环境承载能力降低，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盘州市下辖14镇7乡6街道，有汉、彝、回、苗、布依等29个民族，为少数民族集聚区，2018年末总人口约128.66万。由于火电厂、国有林场等社会经济数据的缺失，故将该类型区域归并到附近乡村，最终以474个村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图1)。

2 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的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盘州市各乡镇统筹辖区各村域统计得到，其他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六盘水市统计年鉴》及《盘州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土地利用数据、地灾数据、路网数据来源于盘州市自然资源局。石漠化数据、水土流失数据来源于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DEM数据(30 m分辨率)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利用DEM数据提取平均高程与平均坡度。植被覆盖率数据通过计算NDVI值，然后提取植被覆盖区得到。

3 研究方法

3.1 乡村性评价

3.1.1 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乡村性是乡村地域空间所具有的特定属性，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微观缩影，也是城乡地域空间分异的重要表征，在自然景观、产业结构、土地利用及组织结构等方面与城市有着显著的区别[20]。因此乡村性评价指标的选取，应涵盖表征乡村本质属性的要素，而人口、产业及土地被认为是构成乡村地域的基本要素[21]。因此，本研究以村域单元为研究尺度，选取产业、人口、土地利用与交通条件等能综合反映乡村的真实发展水平和发展条件的要素，同时考虑到喀斯特山区特殊的地域条件，增加选取地形条件、生态环境要素。最终，共选取15个指标以构建盘州市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盘州市村域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

(1) 乡村人口：人口不仅是聚落规模的表征，还是乡村的活动主体，其构成需要结合农业人口比重与劳动力流失的现状情况，体现的乡村的特征与活力。以人口密度、外出务工人口和农业人口比重来表征。(2) 乡村生产：主要反映乡村的产业发展和土地利用状况。以农业发展水平、粮食单产、人均耕地面积、>25°坡耕地面积比重与高产田面积比重来表征。(3) 乡村生活：主要反映乡村的生活水平与对外联系便利度，以人均纯收入、距县中心距离与距乡镇距离表征。(4) 乡村生态：反映区域乡村的地形条件与生态环境状况。其中地形条件以平均高程与平均坡度两个指标表示。生态状况以水域面积比重与林草面积比重表征。

3.1.2 权重设计与乡村性指数(RI)计算 本研究利用极值法对原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利用熵支持下的AHP模型计算指标权重，在此基础上，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乡村性指数(RI)。公式如下：

(1) 标准化方法：

(3) 生态保育与经济发展并重I型:主要零散分布于大山镇、刘官街道、旧营白族苗族彝族乡及乌蒙镇等区域周围，共97个村域单元，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7.6%。此类型村域大多远离城镇中心，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滞后，农户收入水平较低，为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农户频繁毁林开荒，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进一步限制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此时，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乡村经济成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此类型乡村未来发展应：坚持生态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杜绝不合理的开发活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对污染较大、资源利用率低的产业进行改造升级，促进产业的绿色化、高效化转变。在生态极度脆弱的地区，应鼓励农户向城镇地区搬迁，推动生态保护与扶贫工作的双赢。

(1)

(2)

(2) 权重计算：

式中:Sij为标准化后值；xij为原数据；maxxi，minxi分别为第i个指标下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① 采用AHP法计算权重值WAi

② 采用熵权法计算权重值WBi，具体步骤为：

本文有m个评价指标，n个研究单元：

(3)

(4)

4.2.1 建立健全医疗纠纷机制提高从医信心。针对医患关系紧张对医学生从业信心的影响，需要多角度进行改进，要不断建立健全医疗纠纷机制，为解决医患关系找到合理的路径，通过有效的途径解决医疗过程产生的纠纷，缓解医患矛盾，提高从医者的信心。

(5)

式中:WBi为熵权法下的权重值；Hi为第i个指标的熵,其中:k=(lnn)-1。

综上，使用“驴”字作为名字者，既有朝廷大员，也有普通百姓;既有谋反者，也有道德楷模;既有蒙古人，也有汉人或其他民族;既有少年人，也有成年人。所以，《窦娥冤》中的张驴儿虽然道德败坏、罪大恶极，但他的名字本身并没有侮辱性的含义，在蒙元时期只是一个带有蒙古文化色彩的普通称谓。

(3) 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模型指标权系数修正公式为:

(1) 生态保育优先型：整体呈“轴带”状分布，市域西部的胜境街道至柏果镇沿线村域为集中连片分布区，此外，竹海镇南部、响水镇北部、羊场布依族白族苗族乡等区域也有零散分布，共175个村域单元，占研究区总面积的34.0%，该类型村域大多位于市域西部与北部的山区地带，海拔高，坡度大，同时由于人为过度开发，导致植被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现象严重，地质灾害频发，生态系统极度脆弱。鉴于此类型乡村突出的环境问题，未来该类乡村发展应注重：完善环保法规建设，杜绝不合理的开发活动，严控无序的人为干扰强度，同时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必要时实行积极的人口退出政策；创新治理土壤侵蚀与石漠化的新模式，提高喀斯特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

(6)

式中:Wi为第i项指标最终的权重值；WAi为AHP法下的权重值；WBi为熵权法下的权重值。

(3) 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乡村性指数(RI)

(7)

式中:RIj为第j个村域的乡村性指数；Wi为第i项指标的权重；Sij为标准化后值。指数越高,表明乡村性越强,城市性越弱,乡村发展水平越低。

3.2 乡村发展类型划分 划分乡村发展类型，是对乡村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差异的客观描述，有利于统筹乡村发展的内外部有利条件，挖掘乡村发展潜力，指明乡村发展方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22]。以往研究多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职能体系与地域空间4个方面划分乡村发展类型[23-24]，研究方法多采用聚类分析对乡村进行综合分类[25-26]。由于喀斯特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及不合理的开发活动，导致人口、资源、环境的严重失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问题成为难以解决的矛盾。鉴于此，本文基于喀斯特地区生态本底与经济基础两方面，通过识别影响乡村发展的主导因素与非主导因素，依据两者组合关系划分乡村发展类型。

随着环境的变化，高校对内部审计的需求增加，内部审计在强化管理、防范风险、促进学校事业目标的实现上功不可没。然而，“重监督轻服务”、“重业务轻管理”现象依然存在，高校内部审计转型的研究和关注越来越多。

3.2.1 生态指数与经济指数计算 首先建立影响乡村发展的两类影响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表2)，利用极值法对原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采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并使用综合评价法分别计算生态与经济指数评价值。公式如下：

Z=∑Sij×Wi

(8)

式中:Z为指数评价值；Sij为原数据标准化值；Wi为第i项指标权重。生态指数值越高,表明乡村生态环境越脆弱,经济指数越高,表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越低。

表2 生态与经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3.2.2 主导因素与非主导因素识别 张利国等通过将某项评价值与所有样本的均值与标准差之和进行对比，识别乡村的主导与短板功能，并依据两者的组合关系划分乡村发展类型[27]。本文依据此方法，首先分别计算两种指数下所有村域的均值与标准差(表3)，并将两种评价结果值分别与所有样本的均值与标准差之和进行比较，识别影响乡村发展的主导因素与非主导因素。识别方法如下：

第二，托换梁和被托换结构之间结合处理。为保证托换梁和被托换桥墩之间的牢固连接，采用植筋的形式进行处理。首先对原墩界面处理，步骤如下：

(9)

发布会现场，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宋书玉宣布了中国葡萄酒感官评价体系评委团组成，并为评委团成员颁发了证书。评委团主席段长青代表行业专家就中国葡萄酒评价体系的建立做了说明和解读。评委团主席：段长青；评委团副主席：王树生、焦复润；评委团委员：李记明、李德美、崔彦志、崔彩虹、孟雷、李泽福。

(10)

式中:Z为指数评价值;M为该指数类型下所有村域的均值;P为所有村域的标准差。

表3 经济与生态指数的平均值与标准差

3.2.3 乡村发展类型划分 依据以上影响乡村发展的主导因素与非主导因素的识别结果，采用表4的划分细则，将研究区474个村域单元的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为：生态保育优先型、经济发展优先型、生态保育与经济发展并重I型和生态保育与经济发展并重Ⅱ型4种类型。

拟建印度WPCPL发电工程，本工程计划建设4×135MW燃煤发电机组，按2台机组合用1座烟囱考虑，4台机组共设置2座220m高双管钢内筒烟囱，2个烟囱中心相距118.2m，烟囱中的每个钢内筒内直径为3.5m，烟气流速不大于25m/s。风荷载取值可按要求折算为我国的基本风压。

国内高校图书馆主要依托本馆自身馆藏资源、紧扣本校优势学科特色，联合学校各部门展开文化展览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如清华大学图书馆每年校庆之际，均会推出馆藏珍品展览，展出馆藏的古籍以及甲骨文、青铜器等文物；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开展了“李政道科学与艺术作品展”；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针对“海洋节”“航运物流节”开展了“海洋航权史图片展”；同济大学图书馆推出同济人著作展、缤纷华夏等文化展示活动，同时还设立专门的同济博物馆，开展了敦煌壁画艺术展等一系列高质量的专业化展览；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针对近现代文学丰富馆藏开展“俄罗斯文学在中国”“英国文学在中国”及“意大利文学在中国”等系列活动。

表4 乡村发展类型划分细则

4 结果与分析

4.1 乡村性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4.1.1 总体分布特征 利用以上方法，计算得到研究区各村域单元乡村性指数(图2)。其中，乡村性均值为0.392，标准差为0.13，表明盘州市乡村性指数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且离散程度较低。偏度与峰度是度量数据对称程度与分布形态陡缓程度的指标，盘州市乡村性指数的偏度值为0.39，呈正偏态分布，表明有较多乡村性值低于平均值。峰度值为2.28，低于正态分布的峰度值，表明盘州市乡村性的分布趋势与正态分布相比较为平缓。

图2 盘州市乡村性指数评价结果

ArcGIS自然断点法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分类方法，可以实现组内差距最小、组间差异最大[28]。利用此方法将盘州市乡村性指数划分为：弱乡村性、较弱乡村性、中等乡村性、较强乡村性和强乡村性(图2)。从整体分析，盘州市各村域乡村性指数总体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1) 弱乡村性村域(0.216～0.309)，主要分布于市域西部与北部，整体呈“多核集聚，分散分布”的特征，“最大核”由市区周围的胜境街道、红果街道和两河街道的大部分村域构成，“二级核”由鸡场坪镇中部、羊场布依族白族苗族乡西部、石桥镇和保田镇南部地区等村域构成，此外，其余地区也有零散分布，共106个村域单元。这些村域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与相对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多样化，经济基础较好，城镇化作用显著，乡村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较高。(2) 较弱乡村性村域(0.310～0.372)主要分布于市域西北部的鸡场坪镇、盘关镇、柏果镇、保基苗族彝族乡、坪地彝族乡及市域中部的竹海镇、丹霞镇与双凤镇交界处等地区，共131个村域单元。(3) 中等乡村性村域(0.373～0.441)：零散分布于市域东部与北部地区，共79个村域单元。(4) 较强乡村性村域(0.442～0.520)：市域南部的普田回族乡、大山镇南部、丹霞镇与石桥镇交界处等区域为集中连片分布区，市域北部的淤泥彝族乡、旧营白族苗族彝族乡与乌蒙镇等区域呈“团块”状分布，共计113个村域单元，(5) 强乡村性村域(0.521～0.663)所涉及的村域较少，共45个村域单元，其中大山镇北部村域为集中分布区，其他区域均呈零散分布。这些区域由于地形相对闭塞，交通通达度较低，城镇化带动作用较弱，农业人口比重较大，多从事于传统农业，收入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薄弱，因此表现为较强的乡村性。

4.1.2 空间自相关特征 利用ArcGIS中的空间统计分析工具，对乡村性评价结果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衡量盘州市乡村性的空间分异特征。空间自相关包含两方面内容：全局空间自相关与局部空间自相关。

在经济市场运行过程中，不仅是简单层面的商品交换和资金流动，还很多管理学、统计学、会计学及营销活动的理论和实践穿插其中。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向纵深调整的重要时期，掌握相关的现代经济管理知识，不仅对当前的知识学习大有裨益，而且对未来的学习与生活也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它可以提高我们对理论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使我们感受到知识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对经济管理相关知识的了解，更可以让我们树立科学的逻辑思维与规划能力，学会立足于实际情况，采用切实可行的策略。数学是现代经济管理的基础学科之一，因此从现在开始大家就需要树立数学学习与应用意识，认真学习数学的各部分内容。

(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局部空间自相关反映了要素在各区域间的空间相关程度，揭示此要素的局部分布特征，可以弥补全局空间自相关无法反映局部空间联系的欠缺[29-30]。因此，需要对乡村性指数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本文使用冷热点图来表征乡村性的局部关联性，并利用自然断点法，将盘州市474个村域划分为：热点区、次热点区、温和区、次冷点区和冷点区5种类别(图3)。热点区：由47个村域构成，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3%，主要呈“四核集聚”的分布格局，“第一核”由新民镇的大部分村域构成，“第二核”由大山镇北部与保田镇东北部的部分村域构成，“第三核”由大山镇中部与民主镇南部的部分村域构成，“第四核”由丹霞镇与石桥镇交界处的部分村域构成。“四核”集中分布于市域南部，此外乌蒙镇的少部分村域也是乡村性的高值集聚区。这些地区由于地形封闭且交通条件较差，对外经济联系较弱，缺乏城市带动作用，且经济产业以农业为主，乡村发展水平较低，因此为乡村性高值集聚区。冷点区：由125个村域构成，占总面积的21.6%，主要分布于盘州市西部的红果街道、盘关镇北部与鸡场坪镇西部等区域，此外，羊场布依族白族苗族乡西部、竹海镇东部及响水镇南部等区域也有少量分布，这些村域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受城市带动作用明显，凭借其资源环境优势与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大力发展工业与旅游业，二三产业比重较大，产业集聚作用明显，经济基础较好，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因此为乡村性低值聚集区。次热点区主要分布于热点区的外围、旧营白族苗族彝族乡与刘官街道交接处、淤泥彝族乡与乌蒙镇等村域，次冷点区主要位于次冷点区的外围与乡镇交界处，温和区位于次冷点区与次热点区的过渡区域。

图3 乡村性指数冷热点分析

4.2 乡村发展类型划分结果

依据以上划分方法，将研究区474个村域单元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为：生态保育优先型、经济发展优先型、生态保育与经济发展并重I型及生态保育与经济发展并重Ⅱ型4种类型，划分结果见图4。

(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全局空间自相关反映了要素在整体的空间分异状况，可以测算此要素在整个区域是否具有空间集聚的特征。可以用全局Moran′s I指数度量全局性指数，反映了空间要素在周边区域的相关性，揭示此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或离散程度[29-30]。盘州市乡村性的全局Moran′sI指数为0.503 371，p值为0，在0.0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盘州市乡村性指数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各村域乡村性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

图4 盘州市村域乡村发展类型划分结果

3)纸地膜受到太阳辐射、风力侵蚀、降雨侵蚀及微生物分解等一系列破坏作用，容易发生分解、破碎，纸地膜持续时间较短[3]，影响了保温保湿的效果。

(2) 经济发展优先型：主要分布于市域东南部的新民镇、普田回族乡、大山镇南部和民主镇西部等区域，市域北部的淤泥彝族乡、旧营白族苗族彝族乡和乌蒙镇北部也有零散分布，共75个村域单元，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8.1%，此类型村域受区位条件影响较大，距市区较远，且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乡村接受城镇带动作用较弱，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农户多从事于传统农业生产，收入水平较低，乡村发展缓慢。此类型乡村未来的发展应：完善以农田水利与交通为主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产业孵化环境；加大资金、技术与政策支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推动农产品的深加工，鼓励村集体产业发展，促进乡村产业经营的规模化与现代化。加大推动产业扶持力度，提高非农产业比重，为农户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渠道，同时注重对劳动者职业素质的培养。

(4) 生态保育与经济发展并重Ⅱ型:主要分布于市域东部的英武镇、双凤镇、竹海镇、普古苗族彝族乡、保基苗族彝族乡和鸡场坪镇南部，市域南部的保田镇、响水镇和市域西部的坪地彝族乡、亦资街道办事处等区域也有少量分布，共包含127个村域单元，占研究区总面积的30.3%。与生态保育与经济发展并重I型村域有着明显区别，此类型乡村具有相对优越的生态环境、相对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和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此类型村域在未来发展中应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支持力度，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加快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依托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延长生态产业链，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发挥产业的集聚作用，促进区域性中心村建设，发挥对周围乡村的带动引领作用。

4.3 不同乡村发展类型下乡村性差异分析

利用ArcGIS中的叠加分析方法，将乡村发展类型划分结果与乡村性评价结果进行叠加分析，以考察不同乡村发展类型下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机理(表5，图5)。

图5 不同乡村发展类型下乡村性指数空间分异

表5 不同发展类型下乡村性等级分布

(1) 生态保育优先型：该类型村域的乡村性指数介于0.242～0.663，最高值为竹海镇的大槽子村，最低值为两河街道办事处的亮山村，平均值为0.337，乡村性指数总体偏弱。其中，除竹海镇的大槽子村为强乡村性和少部分村域为较强乡村性外，其余乡村性强度等级主要为：中等乡村性、较弱乡村性与弱乡村性。较弱乡村性与弱乡村性村域多集中于市域西部。

(2) 经济发展优先型：该类型村域的乡村性指数介于0.360～0.622，新民镇的林家田村的乡村性指数最高，亦资街道办事处的西铺村指数值最低，乡村性指数平均值为0.485，乡村性指数偏高，其中除亦资街道办事处的西铺村为较弱乡村外，其余村域的乡村性等级为中等乡村性、较强乡村性与强乡村性，且主要分布于市域南部。

从微信庞大的用户数量、高度的用户黏度方面来说，微信公众平台在移动端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微信具有网站兼容特性，内置功能持续完善，各种小程序便捷易用，丰富的API接口逐步开放，第三方开发平台不断涌现，这些都为基于公众平台的移动端课程建设及移动端学习平台搭建提供了切实的可行性，微信公众平台在移动学习领域有着极大的可能性和便利性，目前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可以参考。如何更好地利用移动端这一阵地，充分引导学生开展线下的有效学习，是我们教育工作者需要研究的问题。

(3) 生态保育与经济发展并重I型：该类型村域的乡村性指数介于0.409～0.646，乡村性均值为0.497，乡村性指数整体偏高，其中最高值为大山镇的小寨村，最低值为丹霞镇的黄泥田村，乡村性等级为：中等乡村性、较强乡村性与强乡村性，零散分布于市域南部与东部。

一是多层次地推进城镇化金融支持体系建设。首先全产业全体系的金融机制需要将现有的各类金融机构、城镇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进行合理纳入。充分发挥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作用，通过引导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创设种类更加丰富的金融业务，尤其是低息业务贷款。试点工作可以提供新的发展模式，在城镇化率较高的区域率先推广试点金融创建模式。对金融机构而言，需重视环境带来的投融资变化。其次需重视民间资本的合理引入。市场化改革表现为资本的多样化并存，民间资本的代入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但也需要通过专业的民间资本借贷机构对其行为进行合法化监管。

(4) 生态保育与经济发展并重Ⅱ型:该类型村域的乡村性指数介于0.216～0.455，均值为0.331，乡村性等级总体较弱，最高值为保基苗族彝族乡的雨那洼村，最低值为竹海镇的新盘村，除英武镇的沙姑村、双凤镇的小坪地村、响水镇的糯猪克村和保田苗族彝族乡的雨那洼村为较强乡村性外，其余乡村性等级为中等乡村性、较弱乡村性与弱乡村性，主要分布于市域东部。

5 结 论

(1) 盘州市乡村性空间分异明显，总体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弱乡村性村域数量较多，主要分布于市域西部与北部，而强乡村性村域数量最少，集中分布于市域南部。

(2) 盘州市乡村性空间自相关特征整体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从局部看，热点区主要分布于市域南部，呈“四核集聚”的分布格局，冷点区主要分布于市域西部与北部，次热点区与次冷点区分别分布于热点区与冷点区的周围，温和区分布于次冷点区与次热点区的过渡区域。

(3) 基于生态与经济状况，将盘州市各村域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为：生态保育优先型、经济发展优先型、生态保育与经济发展并重I型、生态保育与经济发展并重Ⅱ型4种类型。生态保育优先型村域占市域总面积的34.0%，总体分布于市域西部与北部的山区地带；经济发展优先型村域占18.1%，主要分布于市域南部；生态保育与经济发展并重I型乡村占17.6%，在市域范围内零散分布；生态保育与经济发展并重Ⅱ型乡村占市域总面积的30.3%，主要分布于市域东部。

(4) 盘州市不同乡村发展类型下乡村性差异明显。生态保育优先型和并重Ⅱ型村域的乡村性指数总体偏低，乡村性等级主要为：弱、较弱、中等。经济发展优先型与并重I型村域的乡村性指数总体偏高，乡村性等级主要为：中等、较强、强。

静脉溶栓前后应用瑞舒伐他汀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比较 …………………………………… 张 茂等（2）：240

识别乡村发展水平与明确乡村发展方向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点，而研究尺度的大小也决定了研究的深度与信度，从而影响研究的科学性。本文从微观尺度考察了盘州市的乡村性分异状况，精准评估了各村域的乡村发展水平与区域差异，基于喀斯特地区乡村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从生态与经济角度划分了乡村发展类型，最后针对各村域的制约因素指明了特色化的发展路径，为促进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仅使用单时段的数据进行研究，对于多时间维度乡村性的演化规律及驱动机理的研究尚显不足；虽然揭示了盘州市各村域乡村性的空间分异规律但是并未对乡村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因此，未来研究将围绕以上问题作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