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 李海奇 黄宇漩 何恭政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903199）、湖南省自然科學基金（2019JJ50593）

作者简介：李 维（1993—），男，湖南株洲人，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金融;李海奇（1980—），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计量、经验资产定价。

摘 要：依据2001-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CEO年龄水平作为职业关注水平的代理变量，考量CEO职业关注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CEO职业关注降低了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CEO职业关注水平较高时，企业盈余管理倾向更强，应计质量更差，发生盈余粉饰的可能性更高。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正向盈余管理倾向是CEO职业关注影响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渠道，职业关注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受到财务业绩压力的干扰。

关键词：CEO年龄;职业关注;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中图分类号：F2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1）06-0096-07

一、引 言

根据职业关注理论，职业经理人市场对CEO个人能力和潜力的评价将决定CEO的职场声誉，并影响其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1]。此外，经理人市场评价CEO能力的依据主要源于CEO在企业决策方面体现的能力与企业当期的经济表现[2]。因此，受职业关注压力驱使的CEO，为了获取较高的评价和打造个人的职场声誉，可能存在更强的业绩追逐动机，其决策倾向也因此受到影响。

现有研究成果在探讨CEO职业关注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时，主要以CEO任期特征作为代理变量，考察CEO任期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CEO任期与企业的盈余质量正相关，任期越短，CEO的职业关注压力越大，CEO进行盈余操纵以获取较好财报表现的动机更强，此时企业的盈余质量更低。此外，CEO在任职前三年和离职前一年更多地隐藏了坏消息，且在离任前一年具备更强的盈余管理动机，使得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出现下降[3]。

研究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指标的构建更为立体。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规模、应计模型残差规模和企业盈余激进度三个维度衡量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3-5]，更加全面。二是研究方法更为稳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与工具变量法，以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和遗漏变量对研究结论的影响，研究结论更加可靠。三是研究内容更为丰富。在基准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样本回归方法，检验职业关注对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倾向的影响以及不同财务业绩压力下职业关注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异质性特征，并探讨职业关注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机理。研究内容更为丰富，为提高企业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以2001-2019年沪深两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CEO特征数据为研究样本，原始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同时，为了避免特殊行业、特殊公司情况以及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1）删除金融行业的企业。（2）删除缺失了重要数据的企业。（2）删除曾经进行过ST处理的企业。（4）对所有的连续型变量，进行1%水平的双边缩尾处理（Winsorize）。经过筛选，共获得2933个样本公司，共计26305条样本数据。

（二）变量解释

1.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参考Dechow等（1995）[6]、Dechow和Dichev（2002）[7]、金智（2013）[8]的研究，采用三个代理变量衡量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可操控应计（DA）、应计质量（AQ）和盈余激进度（EA）。

2.CEO职业关注。CEO职业关注水平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参考韵江和宁鑫（2020）[9]的研究，选取CEO年龄水平作为职业关注的代理变量。由于CEO的年龄水平与职业关注水平负相关，为了更直观地反映职业关注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选取CEO的当期年龄，并对CEO年龄观测值做对数化处理，再对获得的观测值取负数以获得主要研究变量Concern。

3.其他变量。为了避免研究结论受到企业经营中其他特征的影响，参考Fama和French（1992）[10]、叶青等（2012）[11]的研究，从外部审计特征、公司特征和董事会治理特征三个维度选取控制变量。

控制事务所审计意见（Audit）和是否由四大事务所审计（Big4）等外部审计特征;控制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Firm Ag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价值（TobinQ）以及企业盈利（ROA）等公司特征;控制董事会规模（Board Size）和独立董事占比（Independence）等治理特征。所有变量的具体含义和计算方法见表1。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CEO职业关注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表2报告了职业关注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与列（2）列报告了职业关注（Concern）对可操控应计（DA）的影响，列（3）与列（4）报告了Concern对应计质量（AQ）的影响，列（5）与列（6）报告了Concern对盈余激进度（EA）的影响。

根据表2列（1）、列（3）与列（5）的回归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年份效应与行业效应之后，Concern与三个被解释变量均为负相关，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职业关注水平的增强，企业的可操控应计利润和应计模型残差规模增大，盈余激进度也更大。CEO职业关注显著降低了其所在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根据表2列（2）、列（4）与列（6）的回归结果，在加入控制变量后，职业关注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依然显著，仍至少能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排除公司特征和审计特征的影响之后，职业关注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依然稳健。此外，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也受到公司特征和审计特征的影响。公司特征方面，企业年龄更大、董事会规模较大的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更高;规模较大的企业盈余管理空间更小，盈余激进度更高;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盈余管理倾向，盈余激进度更低。审计特征方面，审计意见符合标准的企业和由国际知名会计事务所负责审计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

（二）稳健性检验结果

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故分别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和2SLS工具变量回归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1.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首先，采用PSM方法克服CEO年龄水平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之间潜在的样本选择偏差。

由于CEO与企业之间的双向选择可能受公司特征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10]，本文的回归结果可能受到样本自选择问题的干扰，从而存在系统性的偏误。为了克服这一问题，采用PSM方法进行了重新估计。

参考韵江和宁鑫（2020）[9]的研究，选用样本中CEO年龄的中位数49对CEO进行分组，CEO当期年龄低于49的样本被归于高职业关注组（Young），CEO当期年龄大于或等于49的样本被归入低职业关注组（Old）。在第一阶段选择方程中，选择在主回归中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显著相关的公司特征变量，并且采用一对一不放回的最近邻匹配法，并保证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倾向得分差距不超过1%。最后，根据DA、AQ和EA三个被解释变量，分别在三个主回归样本组中进行筛选匹配，得到最终的研究样本。其中，DA回归组实验组样本和对照组样本均为9185个，共计18370个研究样本;AQ回归组实验组样本和对照组样本均为7566个，共计15132个研究样本;EA回归组实验组样本和对照组样本均为7185个，共计14370个研究样本。

表3报告了PSM匹配前后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样本特征变量的均衡性检验结果。经过倾向得分匹配之后，两组样本间特征变量的统计差异被消除，且所有特征变量的均值标准化差异均小于5%（未在表格中报告）。基于PSM匹配之后的样本，对基础假设重新进行估计，并将结果报告列于表4。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Concern与三个被解释变量依然负相关，且在至少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消除了样本自选择效应的影响之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

2.工具变量法。由于CEO职业关注和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可能同时受到部分不可观测异质性的影响，基准回归中可能高估了Concern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排除潜在的不可观测异质性对主回归研究结果的影响。

参照Croci等（2017）[12]的研究，提取CEO出生年份的美国CPI指数，并取其自然对数，形成CEO職业关注水平的工具变量LogCPI①。采用的工具变量满足两个基本条件：首先，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高度相关。CPI水平与观测年份高度正相关，观测年份越久远（年份观测值越小），CPI水平越低，反之则越高。而年老CEO的出生年份比较久远，因此CEO出生当年的CPI水平与Concern高度相关。其次，工具变量具备严格外生性。研究选取的观测年份为CEO出生当年，与企业当期的任何特征或异质性完全无关。因此，CEO出生当年的CPI水平符合本文对工具变量的要求。在获得工具变量之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stage least square）重新估计Concern对三个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表5报告了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第一阶段的回归中，三个回归样本中的Concern与LogCPI的回归系数高度相关。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Concern与三个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依然维持负相关，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排除不可观测异质性对主要研究变量的影响之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四、进一步分析

（一）职业关注与盈余管理方向

出于不同的目的，企业对待不同方向、规模的盈余管理态度可能存在差异，通过考察职业关注对不同方向盈余管理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可以帮助进一步判明职业关注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机理。魏涛等（2007）的研究指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各异，亏损公司往往追求扭亏，提高盈余，而高盈利公司则追求平滑利润[13]。管考磊和张蕊（2019）则发现，企业声誉可以抑制正向盈余管理，同时加强负向盈余管理[14]。从职业关注视角出发，CEO职业关注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主要来自CEO对更高盈余业绩的追求。因此预期，相较于负向盈余管理，Concern与正向盈余管理的关系更加显著。

为了检验这一猜想，以可操控应计利润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样本回归组为基础，根据样本中的可操控应计利润的正负情况，将样本进行分组，可操控应计利润大于零则认为企业存在调高利润的可能性，反之则认为企业存在调低利润的盈余管理空间。表6报告了分样本回归的结果。回归结果显示，Concern与正向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Concern与负向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不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回归结果与本文的预期相符，职业关注水平较高的CEO具备更强的盈余上调倾向，对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造成了负面影响。

（二）公司特征分析——企业所有权性质与家族企业CEO

1.企业所有权性质。国有企业的企业决策存在特殊性。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CEO在制定企业决策时可能受到额外的政治因素的影响，CEO面临的财务业绩压力更低。根据杨瑞龙等（2013）[15]的研究，国有企业高管的升迁和离职概率受政治因素影响。此外，也有研究发现国企高管的政治升迁可以抑制企业在职消费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16]。职业关注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源于高职业关注水平的CEO存在更强的财务业绩追逐动机。因此，国有产权性质将弱化Concern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分别以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三个被解释变量样本组作为基础，根据实际控制人属性，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组与非国有企业组，并进行分样本回归。表7的Panel A报告了回归结果，回归结果部分支持了本文的预期，Concern对可操控应计DA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组中更加显著，对应计质量AQ和盈余激进度EA的影响则相差不大。

2.CEO家族成员身份。家族企业中，与实际控制人具备亲属关系的CEO是一类特殊的管理者，他们面临的职业关注压力相对更低。家族企业对高管职位的安排受实际控制人宗族观念的影响[17]，并且当家族成员出任CEO时，CEO由于业绩原因被更替的概率更低[18]。相较于职业经理人，由家族成员担任的CEO承受的职业关注压力更低，通过财务业绩巩固自身地位的动机更弱。因此，预期在家族企业样本中，家族成员身份可能弱化Concern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以非国有企业组样本为基础，参照潘越等（2019）[17]的研究，根据CEO是否与实际控制人具有亲属关系，将样本分为家族成员组与非家族成员组。其中，与实际控制人无亲属关系的CEO所在企业的样本作为非家族成员组。表7的Panel B报告了回归结果，在家族成员组的样本中，Concern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不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而在非家族成员组中，Concern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依然维持负相关，且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与预期相符合，CEO的家族成员身份显著弱化了职业关注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以2001-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了CEO职业关注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CEO职业关注水平显著影响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具体而言，职业关注较高的CEO具有更高的盈余管理倾向，其所在企业的应计质量更低，盈余激进度更高。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依然得到了一致的结论。通过进一步探讨了职业关注对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倾向的影响，发现CEO职业关注仅提高了正向盈余管理的倾向，对负向盈余管理倾向无显著影响，说明职业关注通过影响盈余上调的倾向影响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当CEO的财报业绩压力缩小时，如CEO与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具备亲缘关系时，CEO职业关注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减弱。

以上研究结论的启示在于：第一，针对CEO特征对监督机制进行调整是强化公司治理、完善公司内控流程中值得考虑的重要议题之一。应当在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环节采用更加专业化的审批机制，建立系统的会计信息上报和披露流程，弱化CEO个人决策倾向对企业会计决策的影响。第二，设计和实施CEO多元绩效考核方法是缓解CEO个人倾向对企业决策不良影响的有效措施。应当将长期表现作为CEO绩效考核的重要环节，降低短期财务绩效在CEO业绩考核标准中的占比。第三，增大违规成本，引导CEO规范决策是完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从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角度出发，进一步出台和更新会计准则和相关规定法案，对造成不良后果的财务操纵行为，坚持追责到企业和管理者个人，提升违规成本。此外，应建立职业准入制度，将决策合规与否纳入评价系统，促使CEO从职业生涯角度考虑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注重维护职业声誉。

注释：

① 由于1989年前我國价格指数受到行政干预，因此选择使用美国CPI水平作为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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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