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琰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多点爆发。中国虽然局部有所反弹，但整体得到有效控制，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却仍深陷疫情泥沼。据今年2月12日统计数据，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一亿，死亡超230万例。新冠肺炎疫情高居全球热点议题，媒体持续进行高频报道，疫情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媒体事件。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议题广泛，涉及健康、医疗、科普、防疫政策、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等，但其核心议题或者说报道基础是科学的专业报道，能否谨慎充分地甄别转达科学权威信息满足公众信息需求，能否从专业视角对比检视各国政府防疫举措并给出符合本地情况的建议，能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构建公众与政府部门的良性互动，等等，检验着传播者的专业水平、伦理水平和社会责任。而且，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全球各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任何一国可以独善其身，能否着眼全球，从尽早遏制疫情本国和全球蔓延的角度选择议题、组织报道，还检验着传播者的格局水平、胸怀担当。

一年多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中西方媒体在表述“自我”、讲述“他者”的抗疫故事中，存在诸多差异。报道体现出的永远的他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碰撞，对我们理解信息传播在应对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有重要启示。

一、自我与他者关系观照下的永远的他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者（the other），是由自我（self）意识建立的意向，用于区分他人。西方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长期以来，西方思想文化总是倾向于在与“他者”的对立中定义“自我”，并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因此，“他者”的概念实际上潜含着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中国台湾学者李有成认为，一个过度膨胀的自我往往只看到自己而无法正视他者的存在。“文明冲突论”提出者亨廷顿称，要有别人和敌人的存在，个体才能定义自我身份。这一思维模式导致不少西方国家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总是寻找构建“对立面”，坚持非友即敌的认同标准。

这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态度反映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叙事中就是，中国是永远的他者（或者说异己）。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黄祸论”，到冷战期间的“赤色中国”“红色威胁论”，再到冷战结束后各种名目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负面的异己形象已经成为西方的集体无意识，并成为固定刻板的偏见污名。持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狭隘立场，注定西方媒体无法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对“他者”进行报道，这在它们对中国疫情的报道中表现非常明显。从西方国家内部看，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等也反映出西方文化中心论对“他者”文明的排斥。去年美国疫情开始爆发时，纽约时报、纽约邮报等在一些对纽约疫情的报道中配上了亚裔戴口罩的图片，被质疑有强烈的歧视意味，凸显强化了“他者”的不同，加剧了社会对立。还有不少媒体为了博眼球，从流量逻辑出发，突出疫情报道的“冲突性”和“负面性”，显然也无助于构建社会信心和凝聚共识。

当今时代发展的突出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特别是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出现了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流行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有赖于世界各国携手通力合作，各国地方性的、碎片化的努力难以为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等体现了对中国与世界互动发展特征的清晰认识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和谐共生”的发展观，“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在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基本取向上，倡导各国在交往中不能总是以实现自我利益为立足点，而是要充分地站在全人类的正义立场上去思考全人类共同的命运。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形势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对世界各国携手共抗疫情，遏制疫情蔓延具有重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对做好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也有重大指导意义。我们看到，自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媒体既充分展现中国积极有效抗疫的“自我”形象，让国际社会吃下定心丸；同时又着眼全球疫情防控，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增强各国人民合作抗疫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勇气，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扬。这表明，摒弃国际政治思维中长期存在的“自我-他者”二元对立思维，做到真正“毋我”，把各国视作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才是做好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人间正道。

二、西方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永远的他者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一年多来，一些西方国家媒体戴着审视他者的“有色眼镜”，对中西方抗疫报道实行“双重标准”，污名化、政治化中国抗疫；同时在本国疫情报道中也出现了撕裂分歧导致的政治凌驾于科学与生命的倾向，使人们在饱受疫情折磨的同时还要忍受信息疫情带来的恐慌和混乱。

1.在全球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西方媒体的他者视角呈现不同特点。

当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从初起到高发，西方媒体报道的他者视角经历了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到负面报道增多、将疫情政治化的变化。当疫情在中国初起，西方国家媒体因危险远离自身，报道数量不多，隔岸观火的看客心态明显，态度淡漠，轻描淡写。这种报道心态导致其报道浅尝辄止，不能由人及己，深入调查研究，发挥媒体应有的监测环境、预警危机的社会功能。这也是美欧等白白浪费中国政府和人民付出巨大牺牲为全球争取来的抗疫窗口期的重要原因。随疫情在中国进入高发期，西方国家的媒体报道数量增多，淡漠观火转变为恐惧驱使的不满指责抨击，出现了包含种族歧视、辱华、恐华的报道，甚至将疫情政治化，搞抗疫“双标”。华尔街日报《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一文从含沙射影的题目到内容中对中国应对不力、掩盖真相的指责及中国会由此走向崩溃的预言，无不体现了美国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世界的真实框架。一些西方国家媒体还把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或“中国制造”。西方媒体他者视角的刻板成见还体现在对中西方抗疫实施双重标准：同样是封城，纽约时报相隔20分钟的两条推文，一条指责中国的封城“给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带来了巨大损失”，另一条则称意大利封城是“为遏制冠状病毒肺炎，冒着经济风险”；关于规范疫情期间的信息管理，称中国这么做是压制自由，西方这么做则是为了避免恐慌。

当疫情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美国欧洲等成为疫情中心的时候，面对本国在疫情防控上的误判与拖延以致疫情失控、中国承担起了更多国际责任的情形，西方媒体心态进一步失衡崩坏，他者成为其推卸防疫过失责任、转移国内批评的理想对象。研究表明，一些西方国家媒体经常利用责任框架塑造公众对流行病等公共卫生问题相关责任主体的认知。一些媒体和智库称“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会因为一种只会导致‘3200人’死亡的病毒而关闭”“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传播了错误的信息”“中国发动宣传攻势，就是为了让外国公众不再认为其应该为对新冠病毒反应迟缓承担责任”。还有一些媒体说中国虽然为全球防疫做出了许多贡献，但这绝不能成为中国体制比西方民主更优越的理由。

2020年5月中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以来，虽然中国经历几次局部疫情反弹，但均进行了快速有效处置，而且202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实现逆势增长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反观西方国家疫情则继续失控，这些国家媒体“酸葡萄心理”附身，进一步将疫情政治化，重构“他者”的抗疫叙事。有德国媒体称新冠疫情让西方国家的“体制竞赛对手”中国加速成熟，欧美必须共同认真应对这一重大挑战，防范意味浓烈。今年1月16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刊发题为《许多中国人对于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有惊人的接受度》的文章，字里行间都在引导读者的负面情绪，着重强调这背后有政治和宣传等因素，妄称中国夸大疫情严重性是想借此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还污名中国民众的集体主义精神为“耻感”（shame）。2021年2月11日，BBC中文网脸谱账号把其去年1月29日一篇标题含有“武汉肺炎”、主题是“新年祝福‘百毒不侵’比‘恭喜发财’应景”的文章又全盘搬到了时间线上。西方媒体这种“一个事件”多种叙事、差异化解读、弱化呈现，反映的正是其他者视角的固化，这种他者视角带来的显性或隐性无意识偏见正在解构其眼中中国这个“他者”意图传达的信息。

2.深受政治、文化分裂影响的西方媒体，加剧了社会“一方与另一方的对抗”。

西方社会的他者文化基因近年来已经引发了严重的政治极化问题，美国尤甚。特别是2020年正值美国大选年，左右之间水火不容、极度撕裂，各自把自己神圣化，把对方妖魔化，甚至出现了向相互“敌意”方向发展的趋向。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尚托·艾扬格表示，“今天的美国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认为对方成员虚伪、自私、思维封闭，以至于都不愿意跨越党派界限进行社交活动，不愿意在各种活动中与对方合作”。和平与冲突研究机构（BEYOND CONFLIC）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四分之一的人支持对另一党有害的政策，即便这些政策也会对国家造成伤害。同时，皮尤研究中心发现，55%的民主党人和49%的共和党人都对对方感到“害怕”。

随着社交媒体兴起，美国政治极化现象从国家政坛表层一直渗透到社会末梢，政党之争日益体现为民众对立和社会撕裂。西班牙环球网站去年12月发表文章指出，这几年，区分输赢、敌友、“支持我”还是“反对我”的二分法始终主宰着美国政治。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美国两党并没有把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作为首要任务，反而将疫情政治化，并将疫情防控视为攫取权力和党派利益的契机。在党派政治的驱使下，戴不戴口罩、居不居家一度成为政治立场的体现。去年7月中旬，美国佐治亚州的共和党州长对该州最大城市亚特兰大市的民主党市长提起诉讼，试图阻止市长颁布的“强制戴口罩令”，令政治置于人民和科学之上。

他者视角带来的政治极化导致党派新闻回归。全球深度报道网称，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这种“负面党派立场”改变了新闻业的游戏规则，报道出现明显偏向。甚至两极对立本身，已经被好几家美国新闻媒体选作核心商业模式，如负面的党派立场已经成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最关键的商业模式。特朗普在去年疫情之初多次宣称“病毒是民主党的骗局”，将媒体对其的批评视为民主党操纵的“假新闻”，亲共和党的保守派媒体也配合着从一开始就刻意淡化这场疫情的严重性，将其描述为民主党策划的“妖魔化”特朗普的骗局和阴谋。而亲民主党的自由派媒体采取了“为反对而反对”的应对策略，不断放大特朗普早期严重失实言论对民众的误导，对美国抗疫舆论生态的恶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媒体的偏向严重影响着民众对于医疗、卫生、健康、科学、教育等非政治议题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倾向。人们会自动倾向支持他们现有观点的证据，人们会对相同的事实作出不同反应。宾西法尼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高度依赖保守派媒体的公众，倾向于忽略病毒导致的健康威胁，对其致命性危害了解较少，采取应对措施较为迟缓和消极。比如在特定社区内，福克斯新闻台的收视率每增加10个百分点，居民减少社交行为、居家比例会下降1.3个百分点。

在媒体偏向作用下，美国“一方对抗另一方”的社会撕裂进一步加剧。据英国舆观调查公司和剑桥大学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冠疫情对全球人民带来压力，但是一些国家人民能够团结一心，其中多数中国受访者表示，社会凝聚力在提高；而一些国家在面对疫情时却更分裂，只有19%的美国受访者表示凝聚力在提升，是受访国家中最低的。

三、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动实践

抗击疫情是全人类共同责任。中国媒体的疫情报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和核心话语，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及时发布准确、权威的疫情防控新闻信息，稳定社会情绪，让国际社会吃下“定心丸”；以解决问题、凝聚共识为报道原则，引领社会团结抗疫，聚合国际社会抗疫合力；坚持正面、积极的舆论导向，讲好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抗疫故事，引导国内外受众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勇气；主动设置议题，第一时间回应国内外关切，第一时间回击外媒不实报道，推动全球抗疫行进在正确的轨道上；同时，通过新技术新平台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信息共享交流，体现了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1.充分反映中国人民举国抗疫的精神风貌，展现中国抗疫力量。

在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新闻媒体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站在全局高度，体现国家意志，弘扬国家精神，突出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突出了积极正向建设性的舆论导向、突出了全国上下一盘棋的整体形象。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和地方媒体，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全面报道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和进展。这些报道既有来自抗疫一线的现场报道，又有屏幕前的评论与深度访谈；既有一线医务人员生动感人的抗疫故事，又有普通人在疫情防控中的生活命运；既有传统媒体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常规报道，又有短视频移动社交化报道。各类媒体相互配合，多侧面、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出全民抗疫的现实动态和疫情防控的鲜活场景，传递了严峻疫情背后的人性温暖和人文关怀，展现了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去年5月17日，新华社《风雨无阻向前进——写在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之际》的报道，全景式回顾了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与疫情进行的史诗级对决，展现了中国人民凝聚起来的抗疫伟力。

2.积极推动与国际社会共享信息，突出中国智慧的全球贡献。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强调，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回应境内外关切，要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及港澳台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加强合作、全力应对，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卫生安全。

我国新闻媒体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相关指示精神，展示中国政府从疫情一开始就采取的公开、透明、负责的态度和信息共享、协同合作的做法，展现中国与全球100多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全方位、立体化沟通情况，传递出中国向国际社会通报分享中国围绕病毒研究、流行趋势、防控措施、诊疗方案等相关科研信息和经验、推动药物和疫苗研发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

自去年疫情爆发以来，新华社持续报道中国在同世界携手抗疫过程中，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分享防控经验、推进疫情防控国际交流合作的主要事实。一些新媒体科技平台，如腾讯云推出国际抗疫服务包等，还发挥互联网科技力量，向世界开源，为全球战疫提供信息、技术和产品。这些都是在信息层面诠释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实践。

3.讲好中国和国际抗疫故事，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

我国新闻媒体全力做好疫情对外宣传和国际报道，讲好中国和国际抗疫故事，积极影响国际舆论，增进全球信心。一方面，主动向国际社会宣介中国抗疫努力及成效，以及做好疫情防控和推动经济发展“双线作战”的情况，展现中国战胜疫情、迎接挑战的决心和底气；一方面，坦诚回应国际社会关切，不回避不甩锅，用事实坚定信心，用沟通赢得信任；同时，坚决回击国外出现的污名化中国抗疫、煽动反华情绪、歧视中国公民、制造恐慌情绪的错误行径以及不实言论。比如，针对在病毒起源问题上西方的污蔑，我国媒体采访多位国际顶级专家，用事实说话，用科学说理。

另一方面，讲好全球互助抗疫的温情故事。在中国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国际社会先给予了道义支持和经济帮助。我国新闻媒体对此及时进行了报道。同时，在抗疫斗争中，中国也尽己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始终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平台以及非洲联盟等区域机构，同各国携手合作、共克时艰，努力凝聚抗击疫情的全球共识，以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媒体的报道让全球抗疫正能量占领国际舆论高地，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注入了信心和希望，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4.加强国际媒体合作和媒体公共外交，凝聚全球抗疫合力。

全球危机面前，媒体在发布信息、分享经验、凝聚共识、化解恐慌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这场攸关全人类健康福祉、世界发展繁荣的斗争中，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我国媒体积极把握疫情特殊时期国际传播规律和国际舆论斗争特点，以实际行动团结国际同行，创新媒体公共外交方式方法，主动作为，开展形态丰富、渠道多样、规模空前的媒体合作交流，凝聚起全球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

以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为例，根据海外媒体供稿需求，总台无偿提供一手报道素材。仅去年1-6月，总台就对外发布9000余条疫情防控报道素材和181场国家权威部门新闻发布会直播信号；同时，总台还应境外主流媒体邀请，派出记者和中外籍主持人通过连线报道、接受专访、撰写文章、走进直播间等方式，介绍中国疫情防控的努力和成效；同时还与100多家国际主流媒体或媒体组织负责人互致慰问信（函），以文会友，介绍中国政府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的立场和行动，呼吁国际媒体加强合作、同向发力，为战胜疫情做出负责任媒体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优化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是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较弱、科学性、专业性、公共性较强的报道领域，是全球媒体最需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报道领域之一。中国媒体在这方面为全球媒体做出表率，也为中国率先走出疫情阴影、凝聚全球抗疫合力贡献了媒体力量，发挥了应有作用。而西方媒体继续把西方以外的世界视作永远的他者，孤立、指责、妖魔化他者，将疫情报道政治化、搞“双标”套路，代表了不正确的世界观、全球观，无益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还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让自己四面楚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全球媒体进一步优化疫情报道有如下启示：

一是面对国际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专业性标准要从全球利益的高度和格局进行衡量。

西方的疫情报道，不仅对许多全球问题持双重标准，普遍歧视、习惯性妖魔化中国抗疫，而且其对内报道也极其缺乏社会责任，具有极强的政治倾向性，完全违背了其宣扬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特殊时期，媒体报道的专业性标准要从超越民族国家樊篱的全球利益的高度和格局出发进行衡量。任何不客观、带有误导性的标题或内容，都会引发社会公众的不安、恐惧，都会对国际公共传播产生负面影响，削弱应对疫情的正确举措。媒体要与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专家加强合作，确定已知和未知信息，利用有效信息降低管控风险，同时帮助公众识别各类虚假信息，遏止针对某一国家、民族、群体的歧视。

西方媒体的他者心理使其成为专业性报道的反例。一方面他们传播假消息、污名化政治化中国抗疫，如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TomCotton）声称冠状病毒是中国军方生物战活动的结果，借用二战大屠杀纪念地许多尸体躺在街上的照片，声称照片中的场景是在中国等等。一方面他们偏离专业轨道，让“客串”的专家群魔乱舞。一位自称流行病专家，但事实上是完全不具备医学资格的加拿大与外交事务工作人员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攻击世界卫生组织的判断；英国《每日电讯报》国际商业编辑安布罗斯·埃文斯·普里查德（Ambrose Evans Prichard），对自己并非专业的传染病撰文并作出判断，认为“非典事件对武汉病毒的快速传播几乎没有什么启示，2019年新冠肺炎的变异更类似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另一方面，他们制作传播“伪新闻”，即把真实的新闻要素扭曲产生完全歪曲事实的效果。比如前述的埃文斯·普里查德将1600人的真实死亡人数夸大到与1918-1920年西班牙大流感高达1亿人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的程度。这些言论和判断在疫情全球蔓延、人心惶惑的时期会进一步对社会心理产生巨大扰动，削弱离散全球抗疫合力。

二是处于传染病大流行的特殊时期，全球新闻媒体应该努力向社会公众提供有用、有意义、富有建设性的信息。

全球大流行期间，负面的、恐慌性信息，不仅会让“信息疫情”问题更加复杂化，而且还容易引发社会非理性行为和一系列疫情次生问题。去年底，美国疾控中心建议那些因疫情倍感压力的人群：“休息一下，不要去浏览、阅读或收听新闻报道。”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国与疫情相关的报道的消极程度。有人调侃，美国最受欢迎的媒体机构尤为擅长在蓝天中寻找乌云，并将其变为引人注目的焦点。研究显示，美国浏览量最高、阅读量最大的媒体远比非美国媒体的报道更加负面。91%的美国新闻被归为负面报道，而非美国新闻的比例只有54%。即便是在疫情早期阶段，其他国家的情况比美国要严重得多的时期，美国的报道依然更加负面。这说明西方新闻界奉行的“坏消息才是真正的新闻”非常根深蒂固，显然给深处疫情深渊的人们更大压力，无助于提振社会信心，这与中国媒体践行的积极正面的报道方针形成鲜明对比。

三是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全球媒体要加强协作，提升公共服务意识。

疫情期间，许多国家媒体合作紧密，分享经验、互通信息，国际传播的公共性特征更加明显。中国在疫情期间通过5G等信息传播新技术强化了媒介平台的公共产品气质，通过各种媒体平台向世界提供了更多信息产品、资源和医疗服务等公共产品。而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媒体却自我隔绝，自私自利，对内对外政治化疫情防控，其自身实力与其为世界提供的与疫情有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成比例。

中国媒体和一些西方媒体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不同理念做法，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价值和道路选择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与西方中心主义的碰撞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历史将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