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科学的规划以及专业队伍的壮大，是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只有总结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文章以“十三五”少数民族古籍重点出版项目为切入点，深入分析现阶段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现状，并就相关现实问题提出优化建议，以促进新时期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长远发展。

【关  键  词】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十三五”;重点出版项目

【作者单位】王井辉，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2018年度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达斡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钦研究”（135309408）;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文敏集》校注——附《北征记》与《杨荣年谱》”（1832）;2020年度第二批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黑龙江流域四小民族民间文学学术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406）。

【中图分类号】G237.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04.009

散落在中华大地的古籍文献是彰显中华文化的核心基因密码，在融通古今、保护文化传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自1984年7月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国家民委先后制订并组织实施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重点项目出版計划。不同时期的出版规划在内容上各有侧重，相互衔接，呈现可持续、有计划、稳步推进的态势，对全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工作的科学开展和高效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2017年1月，《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加之2020年是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十三五”时期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的收官之年，在此重大历史节点上，积极回望、全面总结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三大发展动力

1.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是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论述和政策部署，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大以来，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熔铸于社会发展建设的各行各业之中，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大学考察时指出：“要加强对蒙古文古籍的搜集、整理、保护，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不仅对新时代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给古籍出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2.科学规划组织，持续加大投入，是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的有力保障

1984年，在国家民委、教育部等十几个部委的组织参与下，全国性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机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正式成立，1989年更名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在其统筹规划下，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呈现科学高效、全面深入的良好发展态势，具体表现在专项资金不断增加、工作机制不断健全及规划合理科学三大方面。

首先是国家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不断增加。2014年，中央财政安排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补助资金1.1亿元，其中资助民族文字出版项目资金9600余万元;2015年，补助资金达到1.3亿元，其中资助民族文字出版项目资金约1.2亿元，近年资金投入力度呈持续加大趋势[1]。

其次是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机制不断健全。2020年后，申报项目不仅要求不低于20页样稿，还要求申报单位定期向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汇报，同时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中进行通报。

最后是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规划科学、稳步推进。1986年至2016年，国家民委已经制定并实施了少数民族古籍“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6个重点项目的出版规划，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3.专业队伍壮大，各界力量参与，是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的重要助力

首先，专业人才培养学科发展迅速，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队伍的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截至2020年9月，我国共有8所高校开设了古文献相关专业，有接近30所高校开设了民族语言文字学专业，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专业化、年轻化人才，成为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弘扬工程建设及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稳步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专业机构方面，2018年12月，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截至2019年9月，我国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成员已从2009年1月创始之初的23个单位增加到40多个单位[2]。专业机构的设立和扩容，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全面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其次，近年来社会多方力量的积极参与也成为推动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的重要趋势。2016年，我国首个私人捐资奖励的古籍整理出版公益基金“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正式成立并投入使用，不仅为现阶段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提供了资金支持，也象征着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对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二、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现状

1.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主要成就

（1）重大项目稳步推进

目前，受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十三五”出版规划重点扶持的32个重点项目稳步推进，大部分已基本完成，整体呈现向好态势。2017年9月，影印本撒拉族手抄本《古兰经》正式面世，并在青海省博物馆举行捐赠仪式。该项目以现代印刷技术为依托，结合传统工艺实现了保护与修复的目的，对记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活动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2019年8月，湖北省《容美土司史料文丛（三辑）》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为研究土家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依据。作为“十五”至“十三五”民族文化建设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也继续保持良好势头，在全国范围内有了诸多新进展。

以贵州省为例，在“十三五”前两年，该省已搜集整理项目近百个，并围绕《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展开重点编撰出版工作，精心打造“汲古黔谭”大型学术交流平台，不仅推动了该省优秀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转化和成果应用，也为其他区域相关工作提供了启发。“十三五”期间，“民族遗珍，书香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全国巡展持续推进，先后在广西、新疆、云南、北京、内蒙古、四川等多地举办，为数百万人提供了精彩生动、丰富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盛宴，共同奏响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主旋律。

（2）成果丰富，影响广泛

“十三五”期间，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全面开花，不仅覆盖范围广泛，而且成果丰富。如云南省民族古籍办现已建成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民族古籍资源库，共收藏彝族、傣族、瑶族、纳西族、傈僳族、壮族等各民族古籍3420种8600余册（函），同时围绕《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云南各民族卷展开重点编纂工作，目前已推出“云南民族古籍丛书”以及多种翻译、影印编目成果200多种，共计2000余册，多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政府出版奖、民族文字出版项目以及云南省社科项目等重大工程的支持。据统计，“十三五”以来，云南省共完成15个独有少数民族多媒体资源库、傣族文献信息专题数据库、东巴文献专题资源库等特色数字资源库建设，抢救性修复彝文古籍14080余页、藏经2285页、东巴古籍490页、拓片441张，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贵州省在“十三五”前两年已完成搜集整理项目近百个，出版民族古籍精品图书22种;广东省已完成“十三五”重点出版项目“南岭少数民族古籍经典丛书”的《广东壮族契约文书整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南岭民族走廊古籍文献研究——以广东瑶族博物馆馆藏瑶族民间契约文书为核心》的整理工作;广西、宁夏、新疆、湖南、福建等区域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此外，截至2019年，“中华字库”工程中的“少数民族古文字搜集与字库制作”也已完成23种少数民族古文字字符的搜集和属性标注工作，为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与交流提供了有力支持。

2.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人才结构失衡

人才结构失衡是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一是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人才供不应求。资深出版人顾青表示，自1949年以来，我国整理出版的汉文古籍和少数民族古籍超过3万种，丛书子目超过6万种，然而我国现有的汉文典籍和少数民族文字典籍总量超过50万种，其中还不包括散佚海外的古籍文献和未经清点的出土文献等。这意味着新中国成立70年来整理出版的数量还未达到存世古籍的十分之一，专业人才缺乏是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少数民族翻译人才的缺失。尽管现阶段投身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人数有所增加，但高水平、有影响力的专业人才依然不足，尤其是精通少数民族古文字翻译和口语翻译的人才更是缺乏 [3]。此外，数字化、国际化人才的缺乏，也不利于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

（2）数字化、国际化力度有待提升

从古籍数字化角度看，尽管现阶段大多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开启了数字化尝试，并推出了一些特色数据资源库，但与出版领域的其他门类相比，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数字化大多为影印内容而非数字内容的“移植”;数字资源库主要为专业学者研究提供服务，没有真正实现社会全开放服务;由于品种数量庞大，大多数字化工作主要是简单的资料扫描，不仅内容模糊、缺乏点校注释，而且部分内容仓促完工，有待修订完善。

从古籍国际化传播角度看，现阶段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大多停留在资源搜集和区域传播层面，国际化市场有待开拓，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方面仍有不足。据学者魏清光统计，截至2017年，我国只有11部少数民族典籍被翻译到国外，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被译成5种文字，在8个国家出版;其余的少数民族典籍大多只在一两个国家出版发行，如《萨迦格言》《蒙古秘史》《福乐智慧》《阿诗玛》只译介成英语、日语，影响力相对较弱，不利于构建多层次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4]。

三、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优化策略

1.构建多元化人才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首先，要积极构建多样化的古籍整理出版人才体系，大力创新古籍人才培养机制。在依托高校人才培养主体的基础上，我国应积极动员社会各界热爱少数民族文化的人才参与到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具体可通过国家民委制定相关政策，充分调动各地民委的工作积极性，深入基层寻找精通少数民族语言的专业人才，同时广招优质出版人才，以联合培养为手段，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输送高质量的专业人才。

其次，要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培养更多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人才。国家应从政策、资金等方面支持有条件的高校积极构建少数民族语言相关学科，地方应积极鼓励和推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基础性教育工作，为少数民族古籍译介打下坚实基础。

最后，出版机构要及时引进数字化人才和国际推广运营人才，定期开展培训，以顺应数字时代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发展趋势。出版机构应突破现有局限，实现古籍整理从线下到线上、从纸质出版到融合出版、从区域推广到国际推广的目标，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注入长效动力。

2.加快数字技术融合应用，推动少数民族古籍“走出去”

首先，要加快数字技术融合应用，以突破当下古籍数字化的局限，助力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一是利用新兴技术加速少数民族古籍内容的数字化，如利用AR/VR、5G、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目标。二是提高少数民族古籍特色资源库和数据库的社会开放程度，使其既能满足专业学术研究需求，又能充分发挥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满足社会大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需求。三是通过“人工+技术”加大少数民族古籍数字资源的审核力度，尽可能避免内容质量问题，为古籍整理数字化出版提供全新保障和智慧服务。

其次，要做好少数民族古籍“走出去”的路径规划，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一是顺应我国经济交往和对外开放需求，精准定位少数民族古籍“走出去”的目标读者，加大少数民族古籍的投资开发力度，提高其国际传播效力。如利用丝路书香工程、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等加快少数民族古籍“走出去”。二是积极构建和开发海外传播路径和平台，以优质版权输出为手段，扩大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国际出版范围，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作用，向世界展示一個丰富、立体的中国。

|参考文献|

[1] 邹悦悦. 解析国家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项目的运作——以“汉族题材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译注”为例[J]. 出版发行研究，2016（8）：98-100.

[2] 张雨. 古籍整理出版迈入3.0时代[J]. 出版广角，2020（17）：31-33.

[3] 王井辉. 从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出版与传播[J]. 出版广角，2020（12）：54-56.

[4] 肖静芳. 少数民族典籍为何难以“走出去”？[N]. 中国民族报，2017-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