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 刘冉

[作者简介]*王永（1976—），男，河北河间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文化研究。

[摘要]对某一领域研究文献的质性分析有助于把握学科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与未来研究趋势。通过CiteSpace技术对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1991～2019年的838篇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文献进行质性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已进入繁荣发展阶段，但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尚待探索，需要众多专家学者和研究单位的努力合作与交流。当前已形成10大研究主题，分别是近义词、现代汉语、词表、图式理论、词汇教学、新词语、初级阶段、语素教学、偏误和汉语。随着国家对文化传输的重视，中国文化、传承语素等“词汇与文化”相结合的主题将成为日后的研究前沿。

[关键词]对外汉语;词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21）02-0063-08

0引言

我国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曾指出“词是语言里最根本的东西”[1]。英国语言学家D. A. Wilkins也曾对词汇的地位做出评价，“没有语法，不能传达的东西很多;但没有词汇，则不能传达任何东西”[2]，词汇教学与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但长期以来，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界受结构语言学的影响，重视对语言结构的教学使得词汇教学与研究未得到足够重视而偏居一隅。近年来，随着对功能意念大纲（functional/notional syllabus）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逐渐认识到词汇教学研究的迫切，李如龙教授甚至直呼“词汇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心”[3]。若要全面客观地了解我国对外汉语词汇研究的历程与成果，需对文献进行定性分析，但传统的文献分析法难以穷尽所有文献，得出的数据结论往往因不够全面而缺乏说服力。因此，利用信息可视化技术，通过科学计量的方法对对外汉语领域中词汇教学研究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学科的研究热點与动态，是目前较为准确严密的方法。

本文借助CiteSpace工具对中国知网1991～2019年关于对外汉语词汇研究的期刊进行可视化分析，生成关于文献分布、核心作者、核心机构、关键词聚类、研究主题的分布图谱，得到对外汉语词汇研究的10大热点主题，并对研究前沿做出科学预测。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界对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名称存在不同的说法。自2005年许嘉璐先生提出对外汉语教学要向汉语国际教育转型以来，学界便存在了“对外汉语”和“汉语国际教育”并行的局面。由于本文的研究是基于1991～2019年的知网学术期刊，包含了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确立前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仍采用“对外汉语”这一说法，文中的“对外汉语”等同于“汉语国际教育”，不再赘述。

1研究工具和数据来源

1.1研究工具

本文使用的主要研究工具为CiteSpace。CiteSpace技术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及其团队研发，通过科学文献生成科学知识图谱的方法来探究学科发展动态的工具软件，近些年在汉语国际教育的研究中初露头角。如王琦通过CiteSpace信息可视化功能对2005～2017年孔子学院研究的5个热点话题和跨学科属性进行了分析[4]。陈朗、孙毅将CiteSpace运用于对留学生隐喻能力的现状分析[5]。本文进一步拓展CiteSpace的应用领域，将CiteSpace应用于对外汉语词汇研究中，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1.2数据来源

本文的全部文献均来自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在高级检索端口从2个层面对备选期刊进行限制：将主题条件设置为“汉语国际教育词汇”或“对外汉语词汇”，时间条件设置为1991～2019年，期刊选择全部期刊，进行精确检索，共搜索到895条数据，手动剔除检索条目中的会议通知、会议综述、书目出版通知等，共得到有效文献838篇。2对外汉语词汇研究文献特征分析

2.1文献年代分布统计

不同年份文献的发表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学科或主题的发展历程、研究热度和重视程度。图1显示了对外汉语词汇研究文献的历时分布。整体上看，对外汉语词汇研究的知识量呈增长趋势，尤其是2016年发文数量最多达82篇，是1991年发文数量的41倍，这从侧面反映出对外汉语词汇研究的开发空间尚大。不过2000、2003、2007、2009、2010、2013、2015、2017、2019年发文量均比上一年份有所减少，其中2017年最为明显，下降幅度达39%，由此也可得出对外汉语词汇研究有大小年之分的特征，在近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

2.2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不仅要求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献，还要保证发表文献的质量。文献被引频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献的价值。综合指数法综合考量作者的发文量和文献被引频次，是较为客观的测评方法。根据综合指数确定的核心作者共有10位，分别是李如龙、张和生、张博、杨晓黎、焉德才、李红印、方艳、金枚、何彦杰、常志斌[6]，如图2所示。

根据表1，厦门大学的李如龙教授综合指数最高为596，共发文4篇。李如龙教授于2004年发表《对外汉语教学应以词汇教学为中心》，给予了词汇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有的地位，引起了学界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与研究的重视[3]。随后，其在《略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两个原则》一文中确定了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应遵循区分频度和语素分析的两个原则，并于2011年从英汉词汇对比角度进一步明确对外汉语词汇“字词直通”“语素类推”的教学方法与原则[7]。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和生教授次之。张和生教授2008年发表的《利用汉语义类进行词汇教学的实验报告》，证实了义类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现实性与可行性，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路径与方法[8]。北京语言大学的张博教授将研究更多地指向词义的衍化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以及多义词、同近义词等易混淆词汇的教学，是对外汉语中易混淆词汇研究的领先人物。安徽大学的杨晓黎教授是最早研究对外汉语词汇的学者之一，她对成语“从字面义出发，由表及里、由形式到内容”教学方法的探索一直影响到现在[9]。发文量最多的是金枚，为7篇。金枚再次肯定了“词汇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心”的观点，并将重点放在词汇的释义方法，理解、积累与运用的训练技巧的研究上。其他学者，如焉德才（4篇）、李红印（2篇）、方艳（3篇）、何彦杰（2篇）、常志斌（2篇）在对外汉语词汇研究中各有建树，是对外汉语词汇研究的领军人物。核心作者共现图谱显示，对外汉语词汇领域的合作研究很多，但核心作者之间鲜有交流，学者之间的合作主要表现为两两合作，未形成以核心作者为中心的研究团体。

2.3核心机构分析

对发文机构的分析有助于了解学科研究的分布特征，如地域分布、高校分布。图3显示了对外汉语词汇领域研究的核心机构，即高校是对外汉语词汇研究的主要单位。其中，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沈阳师范大学渤海学院、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等是发文数量较多的单位。通过对发文机构按院校一级单位进行数据整合后得到图4。图4所示，发文一级机构中排名前3的分别是北京语言大学（52篇）、厦门大学（33篇）、北京大学（32篇）。

北京语言大学拥有专业的团队和研究力量，在对外汉语研究中处于优势地位。北京语言大学对于词汇的研究涉及词表的制定、区分阶段的词汇教学研究和同近义词教学的研究等，研究范围广泛。厦门大学拥有李如龙教授等核心作者，在对外汉语词汇领域开展了深入的研究，集中在词汇教学，包括同近义词、新词语、文化词语教学的探讨，这与北京语言大学的研究有共同之处。北京大学的研究具有学习心理与词汇习得结合的特色。在排名前10的一级核心单位中，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位于首都北京;厦门大学与暨南大学是广东省高校，处于我国东南地带;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属于东北地区院校;排名第五的四川大学则位于我国西南地区。由此可得出，我国对外汉语词汇研究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以北京地区为中心，东南地区和东北地区为次中心，西南地区有部分研究成果的特征。

2.4高频被引文献分析

分析文献被引频次可以推知该领域的核心著作，通过对文献被引频次的排序得到表2。根据表2，对外汉语词汇领域引用频次最高的3篇文献分别是《略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两个原则》[7]（255次）、《词汇习得研究及其在教学上的意义》[10]（227次）、《对外汉语教学应以词汇教学为中心》[3]（220次）。《略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两个原则》（李如龙，2005年）确定了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应遵循的两个原则为区分频度原则和语素分析原则，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提供了理据。《词汇习得研究及其在教学上的意义》（江新，1998年）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词汇习得和教学问题，是将心理学与词汇习得研究结合的开创之作。《对外汉语教学应以词汇教学为中心》同为李如龙的文章，该文系统地论述了以词汇为教学中心的理论依据和重视虚词以及根据构词特征进行词汇教学的具体方法。同时，汤志祥的《汉语新词语和对外汉语教学》立足词汇系统中新词新义不断涌现的发展趋势和词汇教学实际，指出更新词汇系统、重视新词语教学的迫切[11]。刘颂浩的《阅读课上的词汇训练》具体阐释词汇与阅读的关系：无论是初级还是中高级“帮助学生积累词汇”都应是阅读训练的首要任务，为教学中正确处理词汇与阅读关系提供了方向[12]。另由图5可知，排名前10的高频被引文献均为核心期刊，说明我国对外汉语词汇研究已形成稳定的核心期刊群体。

3对外汉语词汇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3.1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内容的高度凝练和概括，对一篇文献关键词的分析有助于厘清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思路;而对一个学科下不同年份文献中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可展示的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运行CiteSpace共得到10个热点主题，分别是近义词、现代汉语、词表、图式理论、词汇教学、新词语、初级阶段、语素教学、偏误和汉语。本文将根据聚类中心性和节点数量选取前8个热点主题进行详细论述，如图5所示。

1）聚类1：近义词。在“近义词”聚类下的高频关键词有：近义词、同义词、相对同义词、反义词等，本文将其统称为“易混词汇”。易混词汇是对外汉语的难点，也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自学科建立始，学界便一直存在要不要进行词义辨析、何时进行词义辨析的争论。目前已达成词义辨析应起始于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后期，并集中于中、高级阶段的共识。关于易混词汇的研究，集中在内容研究、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等方面。内容研究涉及易混词汇的本体研究、辨析研究、中介语研究、偏误研究;教学原则可以概括为适用性、操作性、规律性和针对性[13];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不同学者结合不同的教学实践得出的结论不同，但不外乎区分初、中、高级不同阶段的教学重点，加强母语对比，精讲多练，创设应用语境密切联系实际等方法。近年来，隨着语料库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已有学者提出将语料库应用于对外汉语易混词汇的教学实践中去，以克服教师经验和词典教学带来的不足。在文献数量上，易混词汇研究类文献共138篇，排名第三;其次在研究理论上，学界关于易混淆词汇的研究内容较全面，且理论体系日趋完善，但仍存在零散和疏漏的现象[14]，需要继续推进研究。

2）聚类2：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是相对于古代汉语（文言词汇）而言的。现代汉语词汇从不同角度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结构类型，同义词、近义词、多义词研究和新词语的教学研究是现代汉语词汇长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随着教学的成熟，许多学者开始探究新的研究视角，如人体部位词汇教学研究、缩略语研究、颜色词研究、饮食词汇研究等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从词语的文化内涵意义出发，了解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和民族品格。当然，词汇教学的主体应放在实词上，但对虚词的教学也不应小觑。虚词不仅是学生掌握语法知识的重要因素，还是理解文言材料的有效工具，常用虚词、由动词虚化而来的介词也是教学中要重点讲解的。

3）聚类3：词表。制定教学用词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项基础性工程，科学的教学词表可以为教材编写、教学设计、制定教学大纲、设定教学目标和水平测试等提供知识依据。目前，对外汉语领域最具权威的教学用词表为国家对外汉语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部开发研制的《汉语水平与汉字等级大纲》。该大纲的制定以词频为依据，即注重收词的“量”，但这不免影响到收词的“质”。因此，无论《汉语水平与汉语等级大纲》还是其它类型的词表都需要不断优化和动态更新。可通过语言监测的方法从基本词汇入手（基本词汇反映人们对世界最根本、最直接的认识，往往是不同语言共同存在的），在对词表进行优化和更新时还应考虑到学生学习目的和生源的多元化特征，建立国别化词表、两岸通融词表等，使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更具针对性和系统性[15]。

4）聚类4：图式理论。图式理论最早由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至20世纪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对其进一步阐释而后应用到心理学、教育学领域。“图式”是指人脑中有组织、有网络的，具有理论性的心理知识结构，它涉及个人对某个范畴事物的典型特征及关系的抽象，是一种信息知识结構[16]。图式既包括抽象的概念又指具体事物的客观表象，对新知识尤其是词汇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图式可通过情景信息的刺激激发联想，帮助学习者处理词语并建立关系语义场，从而掌握词语并扩大词汇量。运用图式进行词汇教学时，要注意词汇编排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扩散性词汇练习模式是最适合图式认知机制的词汇记忆方式。“心理词典”是学生在学习生词时建立的节点网络体系，词汇在该体系中相互融合，形成记忆网络系统。图式与对外汉语的结合是新兴研究，相关理论体系不甚成熟，需加大研究和投入力度。

5）聚类5：词汇教学。这里主要是指词汇教学中的“本位”选择问题。“本位”一词自20世纪提出以来便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各种“本位”理论层出不穷：词本位、字本位、语素本位、词组本位、小句本位等都曾作为主要理论在教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并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成为主导理论，这是由汉语自身语言系统特征决定亦是受对外汉语教学特征影响的。当前，学界论争最为强烈的当属“词本位”和“字本位”的是非问题。“词本位”理论由马建忠于1898年提出，这是国内产生最早的具有影响力的教学理论。该理论受西方语言学影响，主张教学中先学习词，再由词逐步向上学习下一层级语言单位和语法规则。具有“印欧语眼光”的“词本位”理论忽视了汉字作为书写符号在语言中的地位，尽管具有一定的弊端，但不可忽视其在语言研究和词汇教学中发挥的重要影响。“字本位”理论由徐通锵于1997年首次提出，该理论基于对汉语构造特点的认知，强调了汉字具有构词能力强的特点。“字本位”理论摆脱了印欧语研究的束缚，解决了汉语中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是近年来受到广大学者青睐的理论。但是，人们必须认识到，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由于汉语自身结构的独特性和对外汉语教学性质的要求，任何一种本体理论都难以解决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因此应结合不同的教学任务和内容，选择合适的本位理论并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益。

6）聚类6：新词语。如果说非汉语母语学生学习汉语词汇的第一大难点是易混词汇，那么新词语便是非汉语母语学生学习汉语的第二大难点。新词语是指“一个新创造的或从其他语言中、或本民族语言的方言词、古语词、行业语中新借用过来的词语，也指一个产生了新语义、新用法的固定词语”[17]。新词语来源甚广，包括网络媒体新词、外来词、方言词、古词演变，其构成呈现固有的特点：三音节为主、类推构词法、使用缩略语、青睐半字母词、借用外来语等。新词语的产生往往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表达的需要。因此，学生学习新词语不仅可以扩大词汇量提高交际能力，也有助于了解现代汉语词汇概貌和发展趋向，亦是学生获得有关社会生活和中国文化知识的必经途径。新词语变化快、不成熟、不稳定的特点，是造成其难教、难学的关键因素，这便要求教师在选择教学词汇时有的放矢，选择优秀的、稳定的、具有代表性的新词语教学。新词语是体现中国社会发展和人们认知特征的典型代表，是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跟紧时代步伐的主要工具。中国知网中“新词语”类研究文献共113篇，是仅次于语素研究的第二大研究热点主题。

7）聚类7：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是学生学习汉语词汇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是学生建立对汉语基本认识、打好汉语基础的关键期，也是培养学生汉语学习热情和信心的黄金时段。初级阶段的词汇学习不同于中、高级阶段，学生尚未建立起汉语学习的心理词典和思维模式，并常会借助母语的迁移作用辅助学习。因此，初级阶段的词汇教学除了要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外，还要努力迎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心理习惯和学习需求，尽量选择贴合实际的词汇教学并处于基本词汇范围内。这一时期的词汇讲解不宜纵深过大，以扩大学生词汇量和培养交际能力为主，精讲多练，调控适度。知网中，初级阶段汉语词汇教学研究共56篇，内容涉及初级阶段词汇教学策略、教材编写、重难点分析、偏误类型及规避和国别化词汇教学研究几大方面。

8）聚类8：语素教学。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是组成汉语词汇的基本单位，有学者指出“以语素作为教学的基本单位”，更加符合汉语的认知特点。以整词为单位进行教学，容易使学生只知词义而不知其来源。只有在掌握了语素意义和组合规则后，学生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词汇构造体系，在接触新词语时方可根据已学知识推导新词的意义。知网中对外汉语语素研究文献共209篇，占文献总比为26%，是几个聚类热点中文献数量最多的，可见语素研究的重要性和受重视程度。传承语素是从历时角度划分的，近年渐受关注，它们往往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和文化内涵，对学生理解中国历史和学习汉语的构词规律有较大帮助。

3.2关键词演进趋势分析

关键词的演进趋势体现学科的研究方向，是把握学科发展动态的有效途径。关键词时区视图可以清晰展现关键词的演变过程，利用CiteSpace绘制对外汉语词汇领域的关键词时区图谱，得到图6。根据图6，将外汉语词汇研究中的关键词演变过程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91～2000年，这是对外汉语词汇研究的起步阶段。主要关键词有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词汇量、多义词等基础教学词汇，是对教学内容、教学原则与方法等基础教学问题的研究。1994年，刘镰力在《谈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指出，词汇教学应贯穿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整个阶段[18]。这一时期，对学生词汇量的控制达成一致，并以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的《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为标准区分初、中、高3级不同水平学生需要掌握的词汇数量。多义词于1997年首次出现，万艺玲从义项角度对多义词的教学原则与方法进行了阐释[19]。

第二个阶段为2001～2013年，对外汉语词汇研究于21世纪进入关键期。这一时期出现许多新的关键词汇和新的联系：在教学内容上，由多义词发展为近义词、同义词、写作词汇、新词汇、网络新词的教学与研究;在教学方法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由理论性研究转向具体方法研究，如语素、语境、辨析对比等关键词的出现，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提供了有效可行的方法;在词汇学习的监管上，受二语习得理论的影响，2008年出现了如偏误、中介语、僵化等习得性质的关键词。

第三个阶段为2014～2019年，这一时期的对外词汇研究向纵深推进。词本位观念在教学中的认可、语块教学模式的应用以及区分阶段的对外词汇研究等，使我国的对外词汇研究逐渐繁荣。2018年出现的传承语素是对外汉语词汇研究的新视角，亦是中国文化传承的一部分。目前，我国传承语素的研究有饮食文化词汇“酒”以及传承语素的构词位置特征研究，仍有眾多传承语素值得探索。多模态分析理论最早由西方学者R.Barthes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传入中国后主要应用于英语教学中，在对外汉语领域甚至词汇教学中鲜有研究。直至2019年该理论才应用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多模态模式的研究。研究证明，多模态教学模式可以充分刺激学生的感知器官，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与有效性，这些是远胜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根据关键词演进趋势图，可以得出中国文化、传承语素、多模态教学模式等关键词将成为对外汉语词汇的研究前沿。

4结束语

本文利用CiteSpace技术对1991～2019年的对外汉语词汇研究的期刊文献进行年发文量、核心作者、机构合作、核心期刊、核心文献、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以及关键词演进等方面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在研究成果上，我国对外汉语词汇研究已取得较大研究成果并不断发展，目前尚有较大研究空间值得探索。根据综合指数法确定核心作者共有10位，其中李如龙、张博、张和生是学科研究的主力。在研究单位上，我国对外汉语词汇的研究机构集中在高校，并形成以北京地区为中心，东南地区和东北地区为次中心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对高频被引文献的分析，发现该领域已经形成稳定的核心期刊群体;从发文期刊来看，《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字应用》《汉语学习》是对外汉语词汇研究关注较多的核心期刊。经过近20年的不断探索与研究，我国对外汉语词汇领域已形成近义词、现代汉语、词表、图式理论、词汇教学、新词语、初级阶段、语素教学、偏误和汉语10大主题，符合对外汉语词汇学科的特点和教学任务要求。随着国家对文化传输的重视，中国文化、传承语素等“词汇与文化”相结合的主题将成为日后的研究热潮。

对外汉语词汇研究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存有不足：在研究内容上，图式理论与对外词汇结合研究相对匮乏，理论体系不甚成熟，需加大研究与投入;多模态教学近年虽在对外汉语领域或词汇教学研究中初现端倪，但已远远落后于国外和国内的英语教学研究，等等，都是为对外汉语词汇研究所遗漏的。其次，在研究形式上，无论从机构角度还是核心作者角度，都存在缺少交流合作的现象。学科发展需要学者们孜孜不倦地钻研，亦需要思想和理论的交流，这样才能实现学科优质、优速的发展。因此，可在依据自身学术成果的前提下，与其他机构或同仁进行适度的交流合作，或可实现双方与学科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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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Qualitative analysis of research literature in a certain field can help to grasp the hot spots and research frontiers.This article uses CiteSpace technology to qualitatively analyze 838 articles in the CNKI from 1991 to 2019.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the study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CFL） vocabulary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but there is still a large space to explore，which needs the efforts of many experts，scholars and research units to communicate and cooperate.The study of Chinese vocabulary as a foreign language has formed 10 topics，including synonyms，modern Chinese，word lists，schema theory，vocabulary teaching，new words，primary stage，morpheme teaching，errors and culture.With the country′s emphasis on cultural transmission，the combination of vocabulary and culture，such as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inheritance of morphemes，will become a research craze in the future.

Keywords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vocabulary;CiteSpace;visual analysis

[责任编辑孙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