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潘亚 刘满华

内容提要 阳明心学将世界本体由抽象僵化的天理翻转到主体的良知，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则将本体由主体的良知拉回到现实人生，主张百姓日用即道，进而孕育形成了具有清丽本真品质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其特色体现在作家们的创作追求、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法等方面。“清丽”是指其题材、情节、人物、故事、叙事、语言与情境设置等与日常生活内容、氛围一致，舒缓、平淡而亮丽，既没有刻意追求理性的高大上，也没有非理性的颓废与扭曲；“本真”是指其创作无雕琢、加工痕迹，直书生活原貌与自然生态，具有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及新历史主义文学的真理观与历史观。

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创作品质是清丽本真。作为一种美学特征的“清丽”是指其文学创作题材、情节、人物、故事、叙事、语言与情境设置等与日常生活内容、氛围一致，舒缓、平淡而亮丽，既没有刻意追求理性的高大上，也没有非理性的颓废与扭曲；所谓“本真”是指其创作无雕琢、加工痕迹，直书生活原貌与自然生态，具有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及新历史主义文学的真理观与历史观。这种创作风格受诞生于里下河地区的著名哲学流派——泰州学派的哲学本体论“百姓日用即道”[1]张树俊：《淮南三王思想比较》，线装书局2012年版，第168页。影响很大。“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内涵不仅主导形成了里下河文学流派清丽本真的创作品质，还影响制约着里下河区域的文化传承及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们的创作追求、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法，从而构成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哲学基础。

一、里下河文学的独特形态

独特而相近的地域色彩、题材选择、创作手法、风格品质、艺术特征，特别是相对稳定的创作群体，是形成文学流派的必要条件。然而，文学流派形成的基础却是哲学的，或者说文学最终是受一定哲学思想统摄的，所以，形成文学流派的重要因素和根本条件应是特定的哲学思想。一定的哲学思想决定了作家观察生活的视角以及取材、构思、思想表达与艺术处理的方法，形成作家的创作个性即创作风格的核心要素。只有这样，相对稳定的创作群体与优秀作品才会产生，形成社会公认的文学流派。

里下河地处江淮下游，水系发达，物产丰富，民风朴实，文风鼎盛，文化底蕴丰厚。这个地区历史上文人辈出，刘熙载的《艺概》、施耐庵的《水浒传》等影响甚广，文艺创作特别是文学创作风气浓厚。改革开放以后，高邮人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等记述家乡往事与地理风貌的小说获得巨大反响，令里下河地区许多文学爱好者无限神往并奉为典范。他们怀着对文学缪斯的忠诚与热爱，以汪曾祺为学习的榜样，沉潜于生活，沉醉于写作。他们忠实于里下河人的生活现实，仔细描摹里下河的一草一木、一湖一河，立足于里下河人的“百姓日用”，讲述里下河人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生活劳作、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揭示其中所孕之“道”。这种“道”既不是人类发展的规律，也不是历史前进的方向，而是里下河人的生存状态与人生命运。这种相同生命结构与人生底色的揭示与描绘，为文学创作带来无穷的力量与创作灵感。作家们互相鼓励、欣赏、竞争，于是，生活、作者、作品与读者构成了一条文化与情感的激流，出现了毕飞宇、刘仁前、刘春龙、戴中明、庞余亮等三十多位成绩斐然的里下河文学创作者组成的文学流派。

近年来，“里下河文学流派”逐渐凸显于文学界，他们以汪曾祺为标志和榜样，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创作群体，在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方面均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从2012年至今，里下河文学全国研讨会已召开了七届，相关研究专著和论文不断涌现。但是，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论证却显得羞羞答答、半遮半掩；关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表述也大多是描述性的，或说里下河文学的水性柔文化特征，或谈里下河文学的乡土特色，或论里下河个体作家的创作特色，等等，较少从文学流派产生的时代之需、地域特征、文化地理，特别是创作品格、哲学基础等方面对里下河文学流派进行整体论证和研究，但其必要性却是非常明显的。

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学流派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但这却不是文学流派产生的必要条件。里下河文学的水性柔文化特征与地域特征，虽然与江南水文化有所差异，却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与苏州、无锡等非里下河地区文学创作的质的区别；小说创作的散文化与诗性特征显然不能涵盖里下河文学的整体创作风格；里下河文学的题材与创作手法、创作群体以及丰硕成果等等也不是构成“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根本要件。我们认为里下河文学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独特的清丽本真的创作品质，才是里下河文学流派最具代表性或标志性的特征。里下河文学的清丽本真既区别于理性主义主导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又不同于去主体性的新写实文学，与新历史主义文学的非理性、反理性特征同样有着显著区分。这些区分表现在文学内容与精神实质上，表现在里下河文学作家群体的自然形成过程与构成形态上，体现在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等平民化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上，也体现在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上。

二、里下河文学的美学特征

首先，我们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新写实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为参照系来观照里下河文学清丽本真的美学特征。

理性主义倡导的启蒙理念与反映论结合，催生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像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伟大作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通过再现现实生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揭示生活的本质规律，指明历史前进的方向。

现实主义文学与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理论以及西方后现代理论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新写实文学。新写实文学反对现实生活之外还有“本体”与本质，否认物理世界的理性存在，认为现实人生就是偶然的堆积，文学的任务就是把这种杂乱无章的现实生活描述出来，反映人类社会的无序而且永远是《一地鸡毛》似的《烦恼人生》。新写实文学完全拒绝必然性，还无限夸大“非理性”力量，人类在现实面前被动且束手无策，甚至人的美好品质与愿望也毫无意义。

20世纪90年代，欧美新历史主义理论传入中国，迅速形成一股文学热潮。新历史主义文学坚决反对批判现实主义的历史观和宏大叙事，认为现实的人们按照各自不同的生活原则与方式生活、奋斗，有温馨，也有残酷。新历史主义反对英雄主义历史观，用创作揭示文本历史的虚假性，批判所谓的真理与历史意义。新历史主义文学关注家史、野史，倡导个人化视野，消解“全民”视野，改变元话语、元叙事与宏大叙事。于是，新历史主义走向了否定理想与崇高的创作路径，作品中充斥着暴力、欲望、荒诞，甚至毫无批判地张扬仇恨与杀戮，人类文明传统的仁爱、和谐、亲情、正义、奉献等崇高价值理想与追求在新历史主义文学中失去了合法性与合理性。这明显是一种矫枉过正。

里下河文学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仁学”体系。王艮结合天人合一的传统，顺应时代发展，把世界本体演化为“百姓日用”，提出一切源自生活，一切归因于生活，一切为了生活，一切回归生活，生活本身就是一切。里下河文学属于现实主义文学，受“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主导，具有明显的“清丽”“本真”的美学特征与精神气韵。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包括两层含义，现实生活本身的真实和生活后面的历史真实。对生活的真实描写，是为揭示历史本质规律服务的，后者才是目的。“百姓日用即道”摒弃理性主义本质观，认为世界的本质与真理就是现实人生。里下河文学再现现实生活原貌，描述里下河人共同的生存样态，描摹里下河人的生命底色，冷静而细腻地讲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与故事。文学中的原生态观念早在新写实文学中就为人所知，但是，里下河文学却在描写里下河人“原生态”的现实生活中，深刻揭示了现实人生中最基本的生命结构与内在的生存秩序。它并不追求彻底放逐理性的“零度”，而是“理性”地追求现实的本真，坚守生活事实与客观冷静的叙事方式。同时，里下河文学理性地关注人性、人情，具有明确的价值判断与人生追求，从而批判与矫正了新历史主义的非理性、反理性创作思想与表现方法。

里下河文学以平凡“小人物”的小叙事为主题，兼容社会变革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叙事，它关注的是繁琐的现实生活本身，作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刻意表露某种历史意识或愿望，作品表现的就是小人物，即“小写的人”。汪曾祺的《岁寒三友》中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时而窘迫、时而发达的平淡生活，尽管历尽坎坷，却乐观豁达。《大桥女人》通过人生悲惨命运的描述，展示生命的韧性与坚守。里下河文学追求现实的普通人的生活真实，揭示现实生活的人生真理，张扬人性的光辉。

里下河文学的清丽、本真特征是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观念深刻影响的结果。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理论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事、故事、情理才是真实的，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应当和谐统一，社会属性与价值的强调不应以牺牲或遮蔽人的自然欲望为代价。这就为人的欲望、本能提供了哲学依据。但人的自然欲望与本能应当受到社会理性的制约，与自然、和谐对立的邪念、贪欲等不应膨胀，其造成的恶果应当受到批判。里下河人生存环境清丽优美，里下河水系贯通长江、淮河与大运河，与大海相连，江河湖泊清澈激荡；油菜花开，一片金黄；鱼米之乡，水草丰美，芦苇茂盛。里下河人生活方式同样自然清丽。生活习俗自然清新，生活内容素朴单纯。人生观念与人生态度的清丽本真，生活环境与人物性情的开朗明丽，在文学中的反映就必然是清丽本真的。

艺术上，里下河文学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意境、白描、虚实相生等表现方式。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把时间引入空间，认为历史是按照某种既定规律演进的，一切现象、事件都有起因，有头有尾，呈现历时特征。而里下河文学在思想上受“百姓日用即道”观念支配，继承传统艺术意境理论与叙事手法，表现为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在表现手法上，情节舒缓，人物性格通常很稳定，形象清丽、典雅，意境意味悠远绵长，具有强烈的画面质感；白描手法的运用，语言的自然清丽与诗性特征，使小说具有令人着迷的散文化倾向与抒情色彩。比如，汪曾祺小说中清新的意境、对真善美的颂扬、虚实相生的画面效果等无不体现里下河文学清丽本真的美学特征。

三、里下河文学的哲学基础

纵观中外文学史，取得杰出成就的文学家与文学流派无不受一定或某种哲学思想的影响或制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存在主义文学、法国新小说、意识流小说等等无不受其时哲学思想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我国明中后期至清朝文学中出现的杜十娘、李香君、杜丽娘、林黛玉等人物形象，她们追求个性独立、情感至上，用生命对抗社会礼法制度、维护情感意志尊严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阳明心学。

儒家认为宇宙一体、一体归仁，通过万物通感、生生和谐达到天下大同。王艮承袭了儒学传统，视“天道自然”“万物一体”[1]吴飞驰：《“万物一体”新诠——基于共生哲学的新透视》，《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思想为宇宙根本。王艮师承阳明心学，同时发展了心学，把心学的良知之“体”与天地之“体”、人性之“体”等同起来；把“道”从先天的良知拉入百姓日常生活中，认为“百姓日用”的“道”与天地万物之“理”同体同源，而“百姓日用”就是“体用一源”[2]吴飞驰：《“万物一体”新诠——基于共生哲学的新透视》，《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这样“百姓日用”就被赋予了与“道”“理”同等的本体地位。

“百姓日用即道”以仁和、安定、太平为前提，“无恶于人，和同于人”[3]方宝川：《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四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87页。。王艮强调社会秩序，强调社会和谐、通畅、稳定、融洽。“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4]〔明〕王艮著、陈祝生主编：《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不仅如此，王艮“否定了‘道’的先验性与抽象性，正确地揭示了‘道’的内涵与来源”[5]刘满华：《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与知识的新基石》，《社科纵横》2016年第1期。，“道”就是日常生活、生产劳动中本性的自然流露，“道”既不抽象也不高贵，人人均可拥有道、学习道。王艮在“天地万物一体”[6]吴飞驰：《“万物一体”新诠——基于共生哲学的新透视》，《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的本性、欲望与自然万物的本性一样具有天然合理性，人们顺应自然、追求快乐就是“道”的合理内容，是合乎自然需求的“至道”。但王艮又要求人对自然欲望的追求既要符合自然法则，又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法则，体现出他的启蒙意识。王艮要求人们加强修养，克服“恶欲”，不要贪图功名、享乐、奢侈等，把个人利益的追求与奉献社会结合起来，建立和谐健康的人生观，做一个有益于国家社会、有益于人民的高尚的人，真正做到“以天下为一家，以万民为一情”[7]胡媛：《周易口义》（缩印本）卷五，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像里下河人一样，坚守“百姓日用即道”的本体观，以百姓日用为本体建构物理世界与世态人生，以一种纯粹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处理情感与理性、自然法则与社会礼制、欲望欢乐与责任付出以及个人与集体、个体命运与国家兴亡等关系，以一种平和的心态面对洪水、瘟疫等各种天灾人祸，以保身论[8]王艮奉行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思想，而且不仅藏“才”、藏“能”还要藏主体，即“人”。为价值追求，达者积极进取而不会忘乎所以，隐者坚韧务实而不颓废或自我沦丧。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与里下河人一样，以百姓日用为本体，认为自然、社会与万事万物都是百姓日用的延伸，历史与真理在百姓日用里得到显现，并体现其人生价值与历史意义。他们以一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以一种相对静止的时间观，以一种相对封闭的生活样态，以一种无限循环的历史观，生活着、思考着、书写着。作家们用“百姓日用即道”本体论建构文学世界以及关于世界的认知图景，淡化意识形态，以一种忠实的写实手法，把百姓日用的真理观与里下河人的现实人生结合起来，把历史观念、历史意识与里下河的洪水、瘟疫、政治运动，里下河的水生活、里下河人相对封闭的思想观念、里下河人的生老病死、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描述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里下河社会生活，塑造独具个性与流派特征的人物形象，揭示里下河人本真而清丽的生活历史，形成里下河文学流派独特的艺术风貌与创作特式。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里下河地区产生了汪曾祺、胡石言、毕飞宇、曹文轩、刘仁前、庞余亮、刘春龙、丁帆、王干、费振钟等具有时代特色、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群体，创作出《大淖记事》《受戒》《柳堡的故事》《秋雪湖之恋》《推拿》《草房子》《香河》《垛上》《薄荷》《夕阳帆影》《王干随笔选》《有的人》《一个观念小说家的想象》等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品。

受“百姓日用即道”本体论影响，里下河文学通常淡化时间维度，把线性的大历史时间观融入相对静止的循环时间意识流，多用并置、往复的时空叙事；把意识形态融入百姓日用的家长里短之中，淡化人物、事件、情节，采用散点透视、散文化写作方式；继承传统的留白、虚实结合的手法。里下河文学不像传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大历史观主导下，采用线性时间叙事，讲究起因、影响、发展与结果的理性逻辑，强调故事要有起始、发展、高潮与结尾的完整性；里下河文学立足里下河生活，讲述过去或者正在发生的故事，作家们以一种自然、率性与本真的境界，以一种质朴、沉静、豁达的写作态度，以一种生活的自然形态为出发点从事写作。里下河文学写作的就是里下河人的百姓日用，就是一种生活样态。一切来自百姓日用，一切回归百姓人生；百姓日用既是里下河文学创作的源泉，又是其表现的内容，也是其创作的目的。

四、“百姓日用即道”对里下河文学创作的影响

“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对里下河文化传承与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明显且直接的。

泰州学派“以自然为宗”，以“中和”[1]吴飞驰：《“万物一体”新诠——基于共生哲学的新透视》，《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为理念，关注民本、民生，强调人本价值、经邦济世。王艮要求人们学习圣人，做到视天下为一家，拥有造福天下的志向与为民造福的情怀。泰州学派，尤其是王艮“百姓日用”的本体论思想对江淮下游、里下河地区的文化传统以及民生、民居与民俗的巨大影响，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里下河人与里下河作家的生活、思想与行为之中，又通过作家，制约着文学创作中的选题、剪裁、虚构与再现。王艮的民本思想和百姓日用思想已经深深融入里下河地区的文化血脉之中，融入地域文化性格、生活方式及戏曲艺术、娱乐方式之中，也深深地融入进里下河文学流派的风格之中，影响着里下河人的性格与思维方式。

王艮的人本思想、“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直接影响着里下河人的人生态度与作家的创作理念。在里下河人的心中，平静而淡泊的劳作起居就是人生真谛所在。毕飞宇的《推拿》以一种独特的叙事视角，即一群瞎子的内视角建构关于世界的认知图景。如果说聋子淡化的是时间的线性结构特征，那瞎子模糊的就是空间结构，且时间结构更接近静止与循环。在这种近乎封闭的时空结构中，生活本身就得到无限放大，生活与思想意识中接近自然的部分获得空前的地位与主导价值。所以，小说叙事中，平常人的生活观念、价值判断与生活思考的内容，在瞎子的生活中常常被翻转。在这种自身残疾带来的疼痛中，生活有时候充满了某种绝望的撕裂——王大夫忍受的是“对不起父母和弟弟”的伦理煎熬，在常人看来是“父母和弟弟”对不起王大夫；沙复明拥有非同寻常的雄才大略，却进不了健全人组成的主流社会；小孔用谎言向父母隐瞒自己爱上了全盲的王大夫，使得原本幸福的爱情变得难以坦然面对；泰来无法满足金嫣幻想以一场漂亮、体面的婚礼来弥补人生缺憾的愿望；张宗琪对周围的一切都严防死守，过度的防范剥夺了他原本可以拥有的爱等等。在瞎子的日常人生中，在这种世界结构与认知图景中，几乎一切都失去“常态”，仔细看来却恢复了自然的本真。在常人看来是对的、道德的，在瞎子的本真世界里却是扭曲的、令人厌恶的；常人比较寻常的尊严与幸福，在瞎子那里却变得异常艰辛和难得……

刘仁前的《香河》描写的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兴化水乡香河村的故事。作者平淡而舒缓有致地描述香河村里缓缓流淌的清澈河水，平静而安详的村落，纯朴而勤劳的村民，展示那里的风情、风景、风土、风物，村民们活得实在、细致、有规有矩、有滋有味。小说运用聋子阿根伙的叙事角度具有非凡意义，这种几乎纯粹自然的视角与叙事方式与百姓日用本体论高度契合。在聋子的世界里，自然而本真的生活就是一切，意识形态、历史真理、社会体制，甚至法制意识都比较单薄。阿根伙的认知图景就是生活本身，就是自然人伦，清丽、本真得就像自然流淌的里下河水。以聋子的视角构建生活世界，就是以百姓日用本体论建构世界以及关于世界的认知图景。把这种认知结构与里下河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生老病死结合起来，与里下河的时代变迁以及淡化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就构成了《香河》的多彩画面。同时，由于聋子的角色远离人们关注的焦点，多年的社会拒斥使他养成与世无争的个性，他心平气和地像观看表演一样，静观香河人的风风雨雨、戏剧般的人生历程，对家庭恩怨、世态炎凉、情感纠葛，心态散淡、客观冷静。正是这种视角与心态，使他能够十分真切地体认人们的真诚与善良，同时无比珍惜生命中美好的情感，诸如友谊、互助、亲情、同情与爱情。更重要的是，聋子叙事视角揭开了那些正常化叙事视角所掩盖的人性虚伪，使被遮盖的虚伪人性得到自然揭示。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岁寒三友》是“百姓日用”真理观的最好诠释。主人公陶虎臣、王瘦吾、靳彝甫三位好友志趣相投，他们的生活“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桌上有两个菜，一荤一素，还能烫二两酒；坏的时候，喝粥，甚至断炊。三个人的名声倒都是好的”。小说真切地描述了陶虎臣、王瘦吾、靳彝甫时而窘迫，时而发达的平淡而本真的生活。

具有代表性的是胡石言的《秋雪湖之恋》。历史上里下河地区的文革并不是波澜壮阔的宏大与激烈，而是像里下河的河水，平缓而安静。小说描写一个普通农场，一个下放干部和五个士兵，十分淡然地讲述他们如何帮助芦花一家度过那一段艰辛的日子。《秋韵》写扬子秋收一天的忙碌与丰收的喜悦，婆婆对自己的关爱、奶孩子的幸福、对择偶往事的回忆与卖猪逛县城的甜美。《蔷薇谷》里，一个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少女，与蔷薇谷里种蔷薇的老人同病相怜，相依为命，是那样温暖人心。

作家徐晓思在《徐晓思中短篇小说选·后记》中说：“我的一贯写作态度——水乡本色的语言，原生态的自然笔调，自由想象，无边联想……力求再现原始的里下河一带的生活场景……让故事说话，把读者带入情境。”[1]徐晓思：《徐晓思中短篇小说选·后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这种情怀促使作者把目光投向里下河的底层民众，描述他们的生存境遇、情感渴望、精神追求与困惑；表现草根民众的艰辛与无奈，对弱者给予了无限的温情与怜悯。徐晓思在作品中塑造了“大桥女人”“外公”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再现生命的无常与人世的残酷，体现了作家高尚的追求与精湛的艺术才华。

里下河文学讲述里下河人的家长里短、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不刻意追求宏大叙事，不像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展示历史前进的方向与历史规律；也不像我国古典文学那样强调文以载道，如《三国演义》赞美忠义仁信，等等。在里下河创作叙事中，如果生活是循环的，故事就原地转圈；如果生活是百米赛，故事就是一条直线。当然，里下河文学同样追求自己独特的美学品质与艺术风范，同样对生活、人物、故事进行符合自身美学要求的取舍，但是，“在考虑虚构文学的各种模式时，还发现诗人从不模仿超越自己作品内容的生活”[1]〔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袁宪军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百姓日用”之“道”要求一切来自本真的生活，一切融入自然生活。比如里下河的建筑，即便是庙堂建筑也强调实用第一。北方的建筑强调对称、比例、宏大，比如故宫，那是儒家核心思想与世俗政权结合的庙堂文化。它们庄严肃穆，体现的是严格的等级秩序。南方的园林讲究幽静与雅趣，是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与文人风雅结合的清逸文化。南北建筑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都与现实生活相隔离，而里下河地区的建筑是与民居、民俗、民生融为一体的，实用又精致。透过银杏树浓密的枝叶照在墙壁上斑驳的光影，折射出“百姓日用”本体论的生活观念、民风思想与简朴的民居风尚。

里下河文学以泰州学派王艮的民本思想、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为创作、构思、叙事的基本原则和哲学基础，以里下河人的日常生活习俗与自然风貌作为叙事内容，无刻意的理性与非理性相区分的痕迹，形成了清丽、本真的美学特征。它意识形态色彩淡远而含蓄，讲述里下河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再现里下河人自然纯朴的本性，塑造里下河人积极乐观的性格。当然“百姓日用即道”的平民思想过于朴实，也有些含混，什么样的“百姓”、什么样的“生活”才是“道”？这种较为滞缓与环闭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里下河文学创作与解读的眼界，使它缺少时代感与世界性元素。里下河文学虽然情节平实，却缺少激情与尖锐的矛盾冲突；叙事较为单一，显得单调；舒缓的节奏与格调，有时给人一种庸常感；散文化倾向削弱了故事、人物与情节的生动性与曲折性；过分关注里下河日常生活限制了作品的广度与深度，导致一些作品的内容、形式、情节等重叠甚至撞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作品的丰富性与独特性；淡化或不注重叙事技巧的多样性与创新性，加之语言的大众化等因素限制了作品的表现力度。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里下河文学的精英化与经典化。

岁月的年轮拉开了观察的视野，里下河地区独特丰饶的自然地貌，悠久深厚的文化与文学传统，泰州学派立足百姓、质朴真切的哲学思想滋养了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及其清丽本真的创作品质。近年来，学术界对里下河文学的研究渐成热点，里下河文学作为一个流派已成为学界共识，得到广泛承认。但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作家作品上，对流派进行整体的观照和研究还有待拓展与深化，对其创作品质的归纳与总结、研究与阐释也明显做得不够，这便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旨归与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