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权力的“共谋”：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考释*

2021-04-15肖述剑

浙江社会科学 2021年9期

□ 肖述剑牛宇

内容提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与权力是合一的。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批判是独特的，他既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原则展开对资本权力问题的宏观解释，又利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了对资本权力问题的微观呈现。马克思在其文稿中展开了对资本权力的全面批判，通过对劳动力问题的分析完成了对资本权力的前提性追问与解答，通过对资本本质的分析确认了资本权力所蕴含着的“物权”和“关系权”维度，通过对私有制度的分析直接揭露了资本权力的“私权”本质，通过对资本权力行使的分析确证了它的非暴力性、主体性、扩张性和计算理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辩证分析了资本权力的社会历史效应。在全面展现资本权力的同时，马克思还探寻了资本权力的积极扬弃之道，即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以无产者为主体和制定科学的方案来完成这一任务。

在马克思的思想旅程中，资本主义一直都是他的“研究主题”。①无疑，资本是马克思“研究主题”的核心和关键。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的“普照之光”而成为社会运转的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因此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十分“必要的”。②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集中揭示了资本所呈现出的“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本质③，并进一步将其界定为“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④其实，这种“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恰是一种权力关系，资本与权力在现代社会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奈格里（Antonio Negri）直截了当地指出“资本主义关系直接就是权力关系”，⑤巴勒莫（Giulio Palermo）也直言“资本主义关系在本质上被认为是权力关系”，⑥这可以说是对资本与权力关系的准确把握。回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资本权力的科学解析和完整阐释。

一、资本权力批判的“复调语境”

对资本权力问题的探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话题。纵观马克思思想史的历程，他对于资本权力问题的批判性研究始终坚持辩证分析方法，既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原则展开对资本权力问题的宏观解释，又利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利刃完成了对资本权力问题的微观呈现。这也是马克思为我们展现的资本权力批判的两条路径，即唯物史观路径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

一方面，唯物史观是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批判是言之有物的实质性批判，这主要取决于它有科学的方法论支撑——唯物史观。对于马克思而言，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和范畴都不再是“想象主体”的虚构，也不是“僵死事实”的汇集，而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⑦之所以有这样的认知，是因为马克思不仅以“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为其论说前提⑧，还秉承“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原则⑨。马克思以此为基础，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之中探究了资本的本质及其权力关系。资本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范畴，它是现实个人——雇佣工人和资本家——进行生产而形成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⑩简单地说，资本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形成的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这一思路对于深刻领会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有着重大指导性的意义，马克思就此开启了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深掘资本权力属性的尝试。由于“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⑪新生产力的获得必将促使人们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继而也相应地改变社会关系。就此看来，资本权力这一社会关系必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相关。资本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它必然塑造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权力关系，此即资本的权力化过程。同时，资本作为一种复杂的生产关系，它也要使这种权力关系服从于资本的运作逻辑，此即权力的资本化。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只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方能清晰地把握资本与权力的共谋关系，只有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方能探明资本权力变化的终极原因⑫。

另一方面，资本权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得以显明。权力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归根究底是一个经济问题。“权力行使的背后必然是权利的分配和享有，从而权力的背后实质上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划分和利益享有。”⑬就此看来，资本权力实际上就是资本行使其利益分割的权力，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⑭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了对这一“经济权力”的历史性解构，并在经济领域探寻了资本权力的布展状况。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这种生产不单单是商品的生产，其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⑮在这种“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的过程中⑯，劳动先后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从属于资本的。这也就造成了“劳动过程被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或“工人作为工人受资本或资本家的监督，因而受其支配”的状况⑰。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要受到资本权力全程引导、宰制的，资本的支配力和监督权在工人劳动过程中显露无遗。在分配过程中，“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⑱由于工人是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他们在分配中必然处于劣势，所劳与所得必然不成正比。“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⑲工资作为分配给工人的报酬，使得“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⑳掩盖着其间的剥削和压榨的关系。在交换过程中，劳动力的占有者和资本的拥有者在劳动力商品市场上相遇并以平等的身份进行等价而又自由的交易。从表面上看，这种交易确确实实是童叟无欺、公正平等。在实际上，工人并没有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他拥有的只是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哪个资本家的自由。同时，这种交易虽说是等价交换，资本家所看重的实际是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所能够带来的剩余价值，因此也必然不是平等的交换。在消费过程中，资本家获得了大量的剩余价值，自然在消费环节享有无尽的富贵。工人则不然，他们获得的工资往往仅够其维持基本生活所需，他们还常会面临失业的风险，因此高昂的消费对他们来说只是幻想，他们的消费能力是相对不足的。可见，工人在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全面处于劣势，这是由生产所决定的，这也体现出资本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的力量。

“资本并非与权力无涉，就其自身而论，资本就是一种权力模式。”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种核心的“统治关系”㉒——资本权力关系得以成型。这种“经济权力”实际上就是“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㉓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这种资本权力最后攀附至巅峰成为“工业上的最高权力”㉔并“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㉕这种权力体系就越发稳固，资本就越是拥有对一切社会资源的绝对控制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将资本权力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权力”，并不是说资本权力只是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彰显力量，而是按照唯物史观的分析思路而着重强调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也就是说，资本权力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支配力，继而影响到政治权力、社会权力。马克思关于资本权力的两条阐释路径实则要完成将对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等的批判融入到经济权力的批判过程中，继而从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复杂关系中深掘资本权力的建构与布展问题。

二、资本逻辑与资本权力的批判图式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是形塑社会的主要力量，资本逻辑是社会的主导逻辑。马克思关于资本权力的探究也是在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性分析中展开的。资本具备的增殖自身和膨胀自我的逻辑是人们行事的法则，一切都要以此为准。资本权力的行使亦不例外。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系列文本中，马克思为我们呈现了资本逻辑批判与资本权力批判的辩证统一，继而呈现了资本权力批判理论的全貌。

第一，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权力的前提性追问与解答。初涉经济学的马克思便已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资本，即对他人劳动的私有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㉖马克思在萨伊的著作中找到了答案，即“实在法”。㉗如此，马克思便直戳资本权力的内核——对他人劳动的私有权的获得是由于资本阶级法制所规定的私有财产权。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将劳动视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㉘青年马克思已然触及到了问题的关键，却因为没有形成科学的经济分析范式而止步不前。到了《资本论》时期，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历史性追踪而直接指认了“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㉙资本权力关系也是随着资本的出现而出现的，它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马克思花了很大的笔墨来阐明资本诞生的时代条件与历史背景，最终确认了“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也是资本权力关系得以产生的前提。“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㉚更进一步地说，劳动和资本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是资本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由于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劳动力的拥有者逐渐演化为自由工人，资本的占有者则成为资本家，各自行使自己的职能。这种资本主义的特殊的“所有权”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家“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工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的权利㉛。随着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巩固，资本管控生产的权力、支配劳动者的权力和进行分配的权力也会逐渐扩大并得以巩固。简单地说，正是因为劳动和资本的分离，资本才拥有了把控一切的权力，也才能将这种权力发挥到极致。

第二，马克思深刻阐明了资本权力的双重维度。在对现代殖民理论的批判中，马克思确证了资本的本质，“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㉜就此看来，马克思实际上要强调两点：一是资本“并不是不在乎实体”；㉝二是资本本质是与物有别的社会关系。这一论断为我们理解资本权力提供了思路，即资本权力也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是可见的“物”的权力；二是不可见的“关系”权力。就可见的“物”的权力来说，资本权力直观地表现为对“物”（比如商品、货币等）的占有权、支配权和处置权。“在具体经济生活中，物不再孤立，而成了连接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无论是简单而直接的物物交换，还是通过货币的交换，都要以物为中介。这种带有社会性的物作为‘纽带’或‘链条’将他(或她)与我关联起来。”㉞马克思在对商品形式的分析中全面描述了这种“物的关系”，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的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㉟占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物，“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㊱占有的物越多、越好，占有者自身拥有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就越多、越大，“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㊲这便是“物权”的展开逻辑。也正是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展现出追名逐物的状况，其实质就是对资本权力的觊觎和垂涎。就不可见的“关系”权力来说，资本权力又表现为对社会关系的掌控权和调配权。在社会生产生活之中，资本权力可谓是无处不在。资本权力在生产中着重表现为对工人（更准确地说是劳动力）的“指挥权”。㊳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要坚持他自身“作为买者的权利”，㊴监督工人劳动并使工人的劳动属于资本家，产品则作为“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任由其处置㊵。不仅如此，资本家还借助手中掌握的资本权力想方设法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权力在生活中则表现为依照资本逻辑调控人们的生活。“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㊶在衣食住行方面，以最小的投入使得工人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是资本家的惯用手法，比如不断挤压缩短工人“啃吃饭时间”以相应地延长工作时间等㊷。实际上，资本权力在“关系”维度所呈现的是一种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关系，是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掌控权。当然，资本权力所具有的“物权”和“关系权”并不能截然分开，二者是联合发力、相辅相成的。“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取得物质化形态，从而具有物质力量，从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资本权力。”㊸

第三，马克思确认了资本权力的“私权”本质。虽说资本权力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并“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㊹但其实质却是一种“私权”。也就是说，资本权力虽以社会权力形式出现，却逐渐转化为资本家的私有权力。资本权力存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中，“私有制作为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㊺正是因为“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均属于私人——资本家，而雇佣工人却一无所有，资本权力也就自然地为资本家所掌控。资本家自然地就成了资本权力的“执行者”。㊻与其说资本权力是资本的权力，不如说资本权力是资本家私人专有的特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展开了对这种私权的寻踪觅迹。在考察货币的时候，马克思发现了流通的强大威力，它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蒸馏器”可将一切东西都融化为“货币的结晶”。㊼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的货币可以化解一切差别，一切不同的商品都可由一定的货币来表示。正因此，货币“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并使“社会权力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㊽货币再转化为资本，这种私有权力也会“按同一程度增长”。㊾更为难得的是，马克思还确认了这种私有权力的异化本质。在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分析中，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㊿当然，“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也会随着资本侵蚀的深入而愈发尖锐[51]。

第四，马克思全面地分析了资本权力的基本特征。资本权力的行使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其规程的。在资本权力的布展过程中，这种特殊权力也呈现出以下几大特征：一是隐形强制性或非暴力性。资本权力是有别于传统强权的，它不再利用“强制力或者施加惩罚的能力”来凸显其“统治能力的本质”。[52]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所有者无权直接使用武力对付拒绝与自己进行交易的人”。[53]原本存在于奴隶制、封建制中的血腥杀戮、暴力劫掠和严刑酷法都不复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线上，也难以见到鞭打、烙印和酷刑。然而，这些暴力元素的隐形并不意味着资本权力是一种与人无害的善权。恰相反，工人受到的剥削和压榨并未因为暴力的消失而有丝毫减轻，反而处于更加深重的境地。资本权力恰是依靠“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54]雇佣劳动制度、工资制度、人口规律等都是这种无声强制的重要手段。二是主体性。在马克思的视界里，资本绝不是“死物”，而是一种特殊的“主体”。资本家是资本权力的执行者，他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而已[55]。也就是说，资本家是资本的意旨和逻辑的忠实执行者。更为具体地说，作为主体的资本以吸食剩余价值为其“生活本能”。资本权力要极力保证资本能够“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56]资本“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旺盛”。[57]因此在生产生活中，作为“死劳动”的资本反而统治着“活劳动”。对此，奈格里的判定是有一定道理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有着两种主体的社会体制。其中，一个主体（资本）通过强迫劳动和强迫剩余劳动支配另一个主体（工人阶级）”。[58]三是扩张性。无限增殖、无尽膨胀是资本的欲望与本能，资本是一个“扩张着的主体”。[59]资本得以扩张的前提是“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的合并，二者合并之后资本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60]资本的扩张是资本增殖的必然要求，也是资本生产的必要举措。为了保证资本持续增殖，“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61]资本家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就要不断地进行再生产、再扩大。随着资本的扩张，资本权力也随之扩张开来，继而完成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管控。四是计算理性。资本也是一种“数量关系”，“即作为已经生产剩余价值的本金自身的关系”。[62]从G 到G’（G+ΔG）直观地显示出资本的数量关系性质。在这种数量关系的世界中，起作用的是“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63]一时间，“合理机械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必须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64]资本权力的展开也需要符合这种可计算的基本原则，一切都要以能否获得“增值额”（ΔG）为计量标准。可以说，能否更多、更大地获得ΔG 是资本理性所唯一关注的问题，也是资本权力着力解决的问题。

第五，马克思辩证展现了资本权力的社会历史效应。资本权力是资本时代所特有的，也是一种新型的权力形式。对于这种特殊权力，马克思采取了辩证批判的思路。资本权力的“文明面”在于“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65]资本依凭其握有的权力调配着一切社会资源为资本增值服务，继而创造了过去一切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社会财富和生产力。“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资本已经按照自己的意向，运用自己所拥有的巨大的权力资源，为自己塑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66]具体说来，资本权力要求生产不断变革以满足不断获取剩余价值的欲求，这就使得资本家纷纷想尽一切办法“奔走于全球各地”，[67]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继而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纳入到世界体系之中。同时，资本权力还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广大分散的农村人口纷纷入城而“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并“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68]正是在资本权力的调配之下，整个社会就犹如资本施展法术一般使得旧貌变新颜。人类社会也就此迈上一个新的文明阶段。当然，资本权力也有其“消极面”。资本权力实际上就是资本家享有的私权，它是资本家借以压榨剥削工人的权力。在此意义上，资本权力是一种异化的权力。对于工人而言，他们饱受资本权力之苦而沦为资本的附属品。自由的劳动者沦为工人之后，就要受资本增值的逻辑所管控，就会被捆缚在机器流水线上。在工厂之中，工人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69]雇佣工人在这种生产体系中仅仅只是“劳动工具”而已[70]。由于长期固定在机器流水线上，广大工人的神经系统和身体状况都受到了极大损害，劳神费心地从事着单面人的单调工作。马克思深刻的地指出：“机器在其采用时期和发展时期的恐怖过去之后，最终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劳动奴隶! ”[71]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再次重申了他在1844年所强调的观点——“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72]资本权力虽为资本家所掌握，资本家也得以在社会场合能够昂首信步、趾高气昂，但由于对增值额的痴迷追逐和资本权力的长久腐蚀，也会逐渐抽空资本家的精神世界。“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73]由于增值是资本的唯一要求，也是资本家的唯一“灵魂”。资本家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众多的物质利益和物质财富的同时，他们也被贴上了冷漠、无情、自私自利的标签。与物质富有相伴随的是精神的匮乏和空虚，资本家空有无尽的物质财富却失去了丰富的精神世界。同时，资本权力是以“物”为载体而得以凸显的，这就促进了整个社会疯狂地产生对物的崇拜状况。广大资本家陷入到物欲的世界之中而无力自拔。马克思开启了对资本权力进行辨证批判的先河，“作为资产阶级支配现代社会的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资本权力的运行既高扬了资本创造文明的逻辑，又展示了对人及其生活世界的宰制”。[74]

三、瓦解资本的形而上学：资本权力的积极扬弃之路

“由于资本被视为衡量万物的尺度，因此，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视野里，资本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本体地位。”[75]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理论任务就在于瓦解资本的形而上学。随着资本及其逻辑的崩溃，附着在资本之上的权力体系和权力模式也便不复存在了。就此看来，资本批判与资本权力批判实则是一体的，二者的批判路径、批判旨归都是一致的。作为善用合理辩证法的大师，马克思阐述了资本权力的积极扬弃之道。通过积极扬弃资本权力，继而使广大人民摆脱这种私权的控制而实现解放和获得自由。

首先，资本权力的积极扬弃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来完成。在1844年论述异化劳动问题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明确了“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的观点[76]。由于资本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77]资本权力本身也内蕴着无尽的矛盾。无产者和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和正常工作日、提高福利待遇和尽量缩减支出等矛盾都包藏在资本范畴之中。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样一点：“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78]资本虽然有不但增值的愿望和需求，但是在增值过程中却日渐演变为自身发展的束缚。马克思将这种现象精准地总结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79]具体说来，“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80]就此看来，资本权力的发挥也是深受资本自身所限制的。按照“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的逻辑[81]，资本权力的积极扬弃也要靠克服资本自身来完成。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准确地把握资本权力的扬弃之道。更直接而明确地说，资本权力的积极扬弃就是借助资本自身的力量来瓦解资本。随着资本权力赖以存身的经济基础的崩溃，资本权力也自会消失。

其次，资本权力的积极扬弃需要依靠无产者的主体力量来完成。“马克思认为，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资本的逻辑是现代性病症的根源，因此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废除资本的逻辑和权力，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并进一步实现人类的解放。”[82]显然，改革或改良是无益于资本权力扬弃的，革命才是扬弃资本权力的正途。在对资本权力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揭示了无产者自身“存在的秘密”，[83]正是这一被剥削和压榨的秘密被科学地曝光，无产者才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84]无产阶级作为具有坚定革命性的阶级，他们是否定私有财产、消灭资本和扬弃资本权力的生力军。一方面，资本权力的积极扬弃需要无产者提高觉悟和唤醒阶级意识。在具体的生产生活中，无产者清醒地意识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只能是一种少数人的统治，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是由少数人来执行的，而且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的，因此欺骗别的阶级，让它们没有清楚的阶级意识，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存在来说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85]长久的机器生产和资本压榨使得广大工人成为麻木、无感情的机械物，在日渐残酷的剥削中而丧失自我。找回自我，将丢失的“人的关系”和“人的世界”还给人自己，这是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理论的工作任务之一。另一方面，资本权力的积极扬弃也需要依靠正确的策略。无产者由于一无所有而在社会中占据的资源有限，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也有限。在日常的斗争实践中，广大工人展现了自己的智慧：“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86]这其实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革命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87]广大无产者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将“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88]

最后，资本权力的积极扬弃需要制定科学而合理的方案。通过对资本权力的全面批判，马克思提出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89]这一改变世界的“政治方案”。[90]在对资本积累的讨论中，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弊病所在，即“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外壳”二者之间势必难以相容[9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然会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向前发展，资本及其权力逻辑也必然要遭到淘汰。原有的资本主义个人所有制就必须推翻重建。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是以“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92]所谓“重建”决非私有制的重建，“而是力图完成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93]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这种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完成的[94]，依靠“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95]这种全新的个人所有制不再是资本家独占生产生活资料，而是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调节社会生产，有计划、有目的，科学合理地展开社会资源的配置。当然，这种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绝不是恢复私有制，它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光辉之处，“弃”资本主义的剥削、黑暗一面。马克思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行动称之为“人民群众剥夺少数剥夺者”的活动[96]。通过剥夺剥夺者，“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才会终止[97]，“自由王国”也便会逐步达成。

在马克思那里，“改变世界”一直是他不变的追求[98]。这种理想和抱负具体落实于他对资本及其权力的批判之中。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批判与改变世界的抱负是一致的。当然，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无论是资本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还是对这些方式的改变，都不得不诉诸实践”。[99]理论只有付诸实践，才能成为行动的先导，才能在实践的磨砺中而越发璀璨夺目。时至今日，资本的力量在社会中展现得更充分，我们必须要在实践中落实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批判理论。在与资本权力的斗争中，善于驾驭、引导资本权力为人类造福，继而不断为扬弃资本权力创造条件。

注释：

①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汪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②⑭⑱㉝㊾[77][78][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49、36、218、95、405、397、388页。

③⑮⑳㉓㉔㉙㉚㉛㉜㉟㊳㊴㊵㊶㊷㊺㊼㊽[54][55][56][57][59][60][61][69][71][72][86][89][91][94][9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8、582、619、359、386、586、198、674、877～878、89、359、271、216、95、281、872、155、155～156、846、269、269、180、697、653、486、515、582、349、874、874、874、874～875页。

④⑯㉕㊱㊲㊹㊻㊿[51][62][65][79][80][9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2、278、293、293、217、293、293、293 ～294、294、440、927 ～928、278、278 ～279、928页。

⑤[58]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6页。

⑥朱里奥·巴勒莫：《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范静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3页。

⑦⑧⑩⑪⑲㉖㉗㉘[73][76][83][88][95][9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519、524、602、158、129、129、178、156、182、17、17、537、50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7页。

⑬毛勒堂：《劳动正义：一个批判性的阐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 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㉑Jonathan Nitzan，Shimshon Bichler.Capital as Power：A Study of Order and Creorder，Routledge 2009，p.3.

㉒[52][53]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马林梅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5、25页。

㉞付文军：《论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㊸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