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国友 柳筱萍 谷小水

莫非天边星辰也夜不成寐，等待着那两位冲破黑暗而来的赶路人——

那是1920年2月的一个凌晨，北京朝阳门，此时驶出一辆旧式带篷骡车，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卷起了一路行尘。车上有两位乘客，坐在车篷里的一位，40岁左右模样，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头上低低地压着一顶毡帽，看上去像是个掌柜;坐在驾辕人旁边的一位，年龄看上去要小一些，微胖的脸庞蓄着八字胡，戴一副金边眼镜，随身的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像是一個年前随掌柜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

此时正值生意人在年底往各地收账之际。谁也不知道，在这辆不起眼的骡车上坐着的掌柜和账房先生，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

1919年6月，陈独秀因在北京散发反对北洋政府的传单被关押。9月，经各界营救陈独秀获释出狱，但行动仍受严格监视，陈独秀遂有迁居上海之意。但如何避开密探尽快离京呢？看来，只有一条路了，就是赶紧租一辆骡车连夜赶出北京，转道天津，然后再乘火车或乘船前去上海。

天津是李大钊的第二故乡，熟悉当地情况的他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前往。他之所以坐在车外，是因为他讲的是北方话，可在沿途应对一切交涉，而陈独秀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开口的，一开口难免会露出南方口音，遭来怀疑。

再不能让陈独秀落入囹圄了。

那辆旧式带篷骡车出了北京前门，只留下车后的那道辙痕。

在僻静的野外，“账房先生”钻进车内，跟戴毡帽的那位压低了声音，细细商讨着。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几天，“南陈”和“北李”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如此专心致志地交谈。“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在这辆不断摇晃着的骡车上，“南陈北李”商议着这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

“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李大钊对陈独秀说的这句话，后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轻声细语间，他俩探讨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研究着党纲应该怎么写，包括些什么内容。如此一路共商，时光飞快流逝，天津城近在眼前了。“账房先生”重新坐回车辕，车里那位又把毡帽压得低低的。

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南陈北李”再没有过像在京津道上那样可以畅谈的机会，但心心相印、心心相约的那道辙痕始终都在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