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鲁全

抚养比是养老保险制度研究中反映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参数，包括全口径抚养比、老年人抚养比和儿童抚养比，其中老年人抚养比等于就业人口与老年人的比值，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定义为缴费人数与领取待遇人数的比值。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老年人抚养比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抚养比都迅速下降，意味着缴费人数与领取待遇人数的比值在不断下降。这成为社会大众和部分专家学者担心养老金制度长期财务可持续性的重要原因。

上述逻辑看似顺理成章，但仔细斟酌，却发现与事实有所违背。简言之，如果抚养比的迅速下降必然导致养老金制度危机的话，那么过去30年我国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早就应当使养老金制度出现系统性财务风险，甚至是支付危机，但现实情况是，我国养老金制度总体上仍然是财务可持续的。从微观上看，如果抚养比的下降必然导致养老金危机的话，那么我父辈的养老金水平（他们大多只生育了一个孩子）应当远远不及我祖辈的养老金（他们大多生育了两个以上的孩子），而现实却完全相反。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我们对于养老金制度的分析，长期以来过于强调基于人口数量规模的“抚养比”，却严重忽视了基于经济增长的“抚养力”。即我们只关注了缴费人数的相对下降，却忽视了缴费人供养能力的提高。

举例而言，当老年人抚养比从3∶1 下降到2∶1，缴费的相对人数的确是下降了，但是缴费者的缴费能力伴随着经济发展却可能大幅度提高了。假如在抚养比3∶1 的情况下，每个缴费者要拿出自己工资的15%才能使得当时的退休者过上体面的老年生活；那么在抚养比2∶1 的情况下，也许每个缴费者只需要拿出自己工资的10%就可以让退休者过上体面的老年生活。也就是说，伴随着经济发展，缴费者的供养能力提高了，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缴费人数下降对养老金制度带来的财务冲击。

那么，抚养力应当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呢？抚养比的衡量指标是缴费者与领取待遇者的数量之比，抚养力则可以用缴费者工资水平与老年人基本生活开支之比来衡量。当综合考虑由于人口数量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抚养比变化和由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抚养力变化时，我们就能够更加充分和全面地理解全球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状况。按照上述两个指标，可以简单分为四种情况，其一是人口年轻且经济发展较快，人口红利和经济红利使得养老金财务状况最佳，即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其二是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但经济仍然快速发展，经济红利对冲了抚养比对养老金财务的负面影响，即我国近30 年的情况；其三是人口结构年轻但经济发展缓慢，人口红利成为维持财务可持续性的主要因素，即大部分欠发达国家的情况；其四是人口老龄化严重且经济发展停滞，人口红利和经济红利均不复存在，养老金制度则会面临严峻挑战，即当前部分欧洲发达国家的情况。

过去30 年，虽然缴费者比例在相对下降，但缴费者的供养能力却在显著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2001 年的10834 元提高到2020 年的97379 元，增长了近9 倍，远远超过老年人基本生活支出的涨幅。而且，过去30 年经济快速发展使得当下的老年人普遍受益，绝大部分人的可支配收入与资产都有所提升，从而有了更加丰富的养老资源储备。

总而言之，我们不能仅关注基于人口结构变化的抚养比指标，还要关注基于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抚养力指标，兼顾人口和经济的因素，才能对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做出准确的分析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