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恩•塞耶斯 /文 易佳乐/译

一、引 言

关于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是社会哲学领域经常争论的话题，像阿拉斯戴尔• 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查尔斯• 泰勒（Charles Taylor）、迈克尔• 沃尔泽（Michael Walzer）等人都对此作了诸多论述。尽管这些哲学家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但是他们通常都被称为“共同体主义者”1Daniel Bell,Communitarianism and its Critic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17.。事实上，他们从未这样自称过，然而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他们组合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共同使用了“共同体”的概念。他们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理论进行批判，并且形成了一种基于认可共同体的现实和价值的哲学。

具体来说，这些哲学家拒斥以功利主义和基本权利为主要形式的传统自由社会哲学，反对以这种哲学为基础的有关个人和社会的论述。在传统自由社会哲学中，个人被描绘成具有一种在其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之前就存在并且独立于其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的属性和身份；而社会则被想象成是这些个人的集合，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利，并各自追求他们自己认为的善。与之相对，主张共同体主义的哲学家指出，我们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社会人，我们身上所具有独特的人类和道德特征都是社会和历史的构成。我们的欲望和价值观、推理和选择的能力，以及我们作为人类行为体和道德个体的属性和身份，都是在我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中形成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事物，它先于个体而存在，并赋予个体的社会属性和特征。而泰勒所说的“原子”个体，还有迈克尔• 桑德尔（Michael Sandel）所说的自由社会中“无义务”的个体，只不过是神话罢了。2Taylor,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187-210;Michael Sandel,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共同体主义哲学家的这些观点对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批判，我将以此为出发点作进一步的延展与论述。我认为，这些观点不是共同体主义哲学家所独有的，事实上其他学派的哲学家也有这样的观点。与其他学派的哲学家相比，共同体主义哲学家真正的不同就在于，他们试图从中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共同体主义”伦理观，这种伦理观阐明了这样一个共同体，那就是这个共同体要求个体发展成为令人满意的、互相耦合的个体；而这种伦理观在形式上表现为个体的道德规范。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种伦理观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在共同体主义者之间就存在分歧。对于这个问题，当代共同体主义者分成两个明显对立和相互矛盾的流派。我将对这两个流派的观点分别进行批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要拒斥共同体主义。相反，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呈现一个对共同体主义更加一致的、历史的和批判性的理解。

二、传统的共同体模式

与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共同体主义者视为一个整体不同，我将共同体主义者划分成两个不同的流派。按照我的理解，共同体主义的第一个流派即传统的共同体主义，这个流派以麦金太尔为主要代表。麦金太尔从这样的一个前提出发：个体是具有社会性的，个体的意义和价值感来自一个共同的社会秩序。“只有建立起以共同的愿景和对善的共同理解为核心纽带的共同体，才能发现善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和美德。”1MacIntyre,After Virtue,London:Duckworth,1981,p.240.

在麦金太尔看来，传统的、前现代的共同体，就像古希腊的城邦一样，蕴含着人们共同的愿景。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每一个个体与其在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是由他自己选择和决定的，而是随着他的出生而自然被决定的。正如，上帝生来就是上帝，平民生来就是平民。这些都是固定不变的身份。个体始终是作为家庭、家族、部落、城市、国家中的一个成员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一旦离开了这些社会结构和框架，个体将不复存在。2MacIntyre,After Virtue,London:Duckworth,1981,pp.160-161.

但是我们看到，到了现代社会，这种个体和共同体的形式基本上消失了，在传统社会中支配生活、界定个体身份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也已经丧失了。对此，麦金太尔指出，现代社会造就了一大批零散的、碎片化的个体，这些个体缺失了传统社会中由社会原初赋予个体的社会属性和价值理念。“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支离破碎，甚至部分被摧毁，但是它们仍然还存在。”3MacIntyre,After Virtue,London:Duckworth,1981,p.5.只不过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具有共同的愿景和对善的共同理解，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价值观。而到了现代社会，人们不再有共同的愿景，不再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来解决道德纠纷以达成共识。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社会已经解体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每个个体都基于自身对善的理解，追求各自的、任意的、主观的目标。

这就是现代社会自身的困境。麦金太尔认为，现代社会的道德理论如情感主义，以一种直白的、戏剧性的方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提出个体的价值观具有主观性和非理性偏好的特征。存在主义甚至认为，个体是孤立的、被抛弃的和被指责的，他们完全任由自己来创造价值观。这些有关个体的描述正是自由主义哲学中“无约束”个体的具体表现。对此，麦金太尔指出，这些理论在某些方面是对的，但是它们不是所声称那样是对普遍的、前现代社会的人性的描述，而是对处于现代社会中的现实的人的描述。4MacIntyre,After Virtue,London:Duckworth,1981,ch.2.

麦金太尔不仅用这样的叙述方式来描述现代性，而且也用这种叙述方式来批判现代性。显然，他的观点是反现代的，但不是后现代的，而是前现代的。根据麦金太尔的论述，只有在古希腊城邦或中世纪修道院的传统公共生活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概念中，才能为个体提供令人满意的身份认同框架。但是，这种身份认同框架在现代社会已经几乎消失殆尽，而且不可能再出现了。也就是说，对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状况，没有任何的补救措施。

三、框架的必然性

共同体主义的第二个流派所持的观点与第一个流派完全不同，他们质疑以麦金太尔为主要代表的流派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进行对比的描述和方式。他们认为，这既片面地夸大了传统社会的统一性，也片面地夸大了现代社会的分裂性。特别是，麦金太尔关于现代社会碎片化的论述，与他最原初的社会本体论不相一致。如果我们个人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存在，那么现代社会就不能被理解为仅仅是对传统社会的否定和分裂。如果说自由主义哲学“无约束”的个体概念是一种虚假理论的神话创造，那么它就不能真实地描绘和呈现出现代社会的个体特征，也不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站得住脚的共同体主义的伦理规范。

上面的这些观点是由共同体主义第二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泰勒和沃尔泽提出的。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真正导致所有共同道德框架的解体，而且它也不可能做到。泰勒指出，所有个体都与生俱来地拥有一个泰勒称之为“强评价”的共同道德框架，这是我们作为人类行为体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个体身份的组成部分。“认为个体的做法不符合我们所主张的共同的、正确的道德取向的想法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这是社会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1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99;Taylor,Human Agency and Langu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15-44.泰勒进一步指出，这些“强评价”的共同道德框架既不是也不可能是情感主义和存在主义所描述的纯粹的个人主观偏好。相反，它们是个体的组成部分，也是个体的自主选择和拥有偏好的能力。

过去，对于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个体来说，至少有很多东西都是不能被选择的。比如，每个个体都出生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特定的社区、特定的文化中，在这些事情上，个体是没有选择的权力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个体在共同的理解、价值、忠诚和认同的框架中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个体身份也是在这样的框架中产生的。个体无法拒绝它们，除非他在事实上否认自己的身份，并使自己反对自己。对此，泰勒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框架对于每个个体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个体不可能离开这个框架而独立存在。“每个个体都无法脱离这样的框架，否则他将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中。如果个体真的挣脱了这样的框架，那么他就必然会遭受某种缺失，背负一种可怕的分离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将这样的人看作是与社会脱节的人。”2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27,p.31.

因此，那种主张不受束缚的、主观的、原子化的“无约束”个体的想法必然被拒斥，麦金太尔关于现代社会碎片化的描绘也必然被拒斥，因为这种描述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带有批判性的和有争议性的颠倒。取而代之的是以泰勒和沃尔泽为代表的共同体主义流派，它呈现出一种关于个体身份的历史叙述和对共同体主义的价值取向的独特叙述。对此，我将依次进行说明。

四、现代个体的塑造

在对个体身份的历史叙述方面，泰勒作了非常详尽的阐述。他同意麦金太尔的观点，即在现代社会中，有关自然秩序和等级制度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个体身份也不再由其社会地位所决定。尽管如此，泰勒认为，现代社会绝不仅仅只是带来了纯粹的和具有破坏性的支离破碎，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创造新的、不同的、独特的现代框架，并赋予其独特的现代特征来实现对传统框架的扬弃。现代个体和传统个体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不仅都是一定时期内特定的和独特的历史产物，而且都身处在一定的道德框架和社会角色中，并通过这些框架和角色而得以塑造和形成。1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Harmondsworth:Penguin,1979.作者在书中坚持认为现代个体是一系列社会制度的产物，而不是支离破碎的社会产物。泰勒指出，麦金太尔在对现代个体的描述中，没有将“个体自身的目标和愿景纳入其中。事实上，个体必须从属于某一种文明，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存在；也正是在某种框架、制度和实践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现代个体才得以塑造和形成。”2Taylor,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309.

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中详细描述了这些框架、制度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并着重阐述了这本书的副标题“现代个体的塑造”所指明的内容。他非常关注现代社会中崭新的和独特的元素，并将“日常生活”“内在性”和“表现主义”等作为塑造和形成现代个体的特别框架。3泰勒拒斥用唯物主义的术语来解释现代性的转换与变迁，避免在描述这些框架的过程中让人感觉到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会在下文中阐释这种做法所产生的后果及影响。与麦金太尔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描述成一个哲学“失败”和道德“沦落”的过程不同，泰勒将现代个体视为特定的社会历史结构的积极的和独特的产物。在泰勒看来，现代个体一方面摆脱了旧的传统依附，但另一方面也承担了新的角色、新的身份和新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个体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更为自主的身份，即一种相对独立于家庭和社会的身份。

但是，现代个体具有的这种历史的和相对的自主性决不能与自由社会理论中绝对的、无保留的自主性相混淆。因为现代个体的自主性是作为特定社会条件的特定产物而发展起来的。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仍然是“带着脱胎痕迹”的起源，并由此而被形成和限制。即便是在最自由的社会中，家庭、性别、阶级、种族和民族都是个体身份的组成部分。通常来说，事实上，正是这些内容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命运，而个体的自主性只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尽管如此，这种部分的和相对的自主性是现代社会中个体真实和鲜明的特征。因为个体身份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给予；它必须被塑造和被创造。个体身份也因此成为现代个体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某种形式上与过去不同。对此，泰勒指出，“在传统社会，人们没有特别指称‘身份’这个词，这不是因为人们没有身份，而是因为个体身份在当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也没有被主体化。”1Taylor,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48.但是到了现代社会，个体身份已然成为了一个问题，个体必须为自己寻找条件以便发展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身份。2Taylor,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262.

不难看出，个体的自主性既是现代个体的自我实现，同时又是其个体身份的问题来源。这些问题就是泰勒所说的“道德真实性”的问题。它们并不是麦金太尔和萨特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所描述的普遍的人类关切，而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些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也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无法逃避的问题。3Taylor,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5.

五、相对主义的问题

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共同体主义流派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一流派的叙述常常被认为会导致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而这种立场对道德来说是致命的。因为他们的叙述似乎意味着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是断裂的和不同的，从而消除了人们可以在它们之间作出判断的任何基础。然而，看待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另一种方式。就像泰勒所强调的那样，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不是一个纯粹的损失过程。传统社会关系的破坏是通过新的、不同的、更加多元化的社会关系的替代而发生的。同样，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一方面摆脱了旧的角色和旧的依附，但另一方面产生了新的角色和新的依附。麦金太尔只看到现代社会的消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其积极的方面。现代社会的积极方面表现在：个体的自主性得到增强，对家庭和其他关乎其社会地位的先天因素的依赖程度不断减弱。

尽管没有任何超历史的观点可以证明，现代社会的这些变化应当作为“收益”予以积极评价。然而总体来看，它们实际上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尽管人们可能会在很多方面都对传统价值观的流失感到遗憾，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回到传统社会中生活，回到过去对个体有着各种限制的约束状态。这不仅仅是因为像麦金太尔所强调的那样，这样的回归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是因为作为身处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即使有可能，他们也不会想返回传统社会。

泰勒认为，我们的道德理论必须以我们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必须从人们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实际拥有的善的种类和围绕这些善组织起来的一般做法开始。”1Taylor,Justice After Virtue,in J.Horton and S.Mendus (eds.),After MacIntyre: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Work of Alasdair MacIntyre,Cambridge:Polity,1994,p.31.换句话说，道德理论必须反映和依托具体的实践，而不能仅仅从实践中简单抽象出来。只有这样，道德理论才能为人们所接受。

六、作为共同理解的共同体

以泰勒、沃尔泽为主要代表的共同体主义流派，对共同体的历史描述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存在明显的联系。与共同体主义的第一个流派相比，他们提供了一种更为让人信服的关于理解现代个体的理论基础。那么，这些理论基础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像其他受到黑格尔传统影响的学者一样，当泰勒和沃尔泽试图将他们的观点解释清楚时，他们的思想呈现出一种被称为“旧黑格尔主义”的保守主义倾向。正如之前所指出的，他们拒斥麦金太尔有关现代社会分裂的描述。即使在美国和英国这样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的社会里，依然保持着共同的理解和价值观。泰勒指出，那种认为现代社会是由多种不可调和的价值观和框架组成的观点是模糊和错误的。2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23.现代社会的真正问题不是没有共同的理解和框架，而是由于受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普遍影响，这些共同的理解和框架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中被贬低、扭曲、压制和覆盖了。3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0.其结果就是，我们忽视和丧失了本来实际存在的共同的理解、框架和价值观。对此，沃尔泽指出，“自由社会的深层结构是共同体主义”；“我们实际上都是捆绑在一起的”；“自由主义是不可能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捆绑和联系分开的，它只能减弱和消除人们自身的束缚感和联系感”。4Walzer,The Communitarian Critique of Liberalism,Political Theory,vol.18,1990,p.10.

因此，要恢复共同体意识，就必须克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的原子化和异化困境，重新建立个体的社会认同感，摒弃麦金太尔和自由主义社会哲学关于个体和共同体的理论图景。我们必须阐明已经被忽视的共同的价值观和框架，开展和进行泰勒所称的“恢复工作”，以此来重建个体作为共同体成员的理解和联系。

事实上，这些论述非常值得怀疑。毫无疑问，现代社会并不是绝对的分裂，作为共同体的个体成员（无论是在家庭、社区还是国家层面），都有着某些共同的传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也因此具有某些共同的理解。可以说，现代社会不是一个绝对的碎片化社会。个体通过最初给定而不是自己选择的方式构成共同体，因而无法逃避共同体的总体框架。但是，在这样一个总体框架中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和冲突，个体被最初给定的框架在现代社会中不复存在。1Will Kymlicka,Liberalism,Community and Culture,Oxford:Clarendon,1989,pp.52-53.因为个体所出生的家庭、社区、国家可能不再决定他们与生俱来、无法逃避的身份。现代社会比传统社会更加零散、多元和分化，所涉及的共同理解也不再是那种可以找回的、具有特定价值或特定身份的理解。

当泰勒和沃尔泽试图以共同的理解作为价值观的基本观点，实际上是将现代社会理想化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因此，他们也就丧失了共同体主义哲学的批判力量。例如，沃尔泽认为，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正在消失，而认同问题纯粹是主观性的，仅仅是由于错误的理解而产生的，因而克服认同问题所需要的只是改变个体对共同体的理解。与沃尔泽的观点类似，泰勒指出，个体的共同理解只是“看不见”而已，其实是可以“找回”的。他们都认为，社会本来就很好，只是我们的理解错了。这是自由主义理论的问题，而不是自由社会本身的问题。我们只需要接受构成我们身份的共同理解，并确认其所涉及的框架和价值，就可以找回一个令人满意的身份。

不难发现，这是一种关于“我的立场及其义务”的“旧黑格尔主义”哲学的解释。2F.H.Bradley,Ethical Stud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7,ch.5.尽管泰勒和沃尔泽都不认可对他们的观点作这样的阐释，但有时很难用任何其他方式解读他们的观点。例如，针对现代社会家庭破裂的问题，泰勒痛斥离婚率不断攀升，并敦促人们应该关心家庭生活。对于个体与共同体政治生活的疏离，他主张重新弘扬忠诚和爱国主义。3Taylor,Cross Purposes:The Liberal-Communitarian Debate,in Nancy L.Rosenblum (ed.),Liberalism and the Moral Lif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chs.9-10.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与他们个体身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现代社会中，分居、离婚等其他关系是很正常的现象。

同样地，不计其数的人们感觉不到影响个体生活的共同体在政治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个体仅仅通过改变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就可以解决他们对共同体的困惑和错误想法是不合理的。现在看来，20 世纪60 年代的口号是正确的——“不要调整你的想法，真正的错误发生在现实中。”

七、个体的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现代社会个体而言，个体身份和共同体都是其自身所必需的内容。我从共同体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个体是一种社会的产物。现代社会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我，同时也创造了一个连贯一致的个体身份认同的愿景和具有现代形态的共同体的理念。因此，个体和共同体的价值观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像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这些价值观是不能选择的价值观，也不意味着它们是虚幻的和应该被拒斥的价值观。

为了更好地澄清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回顾和梳理个体的形成过程。我反复强调，个体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一个社会过程而产生出来的。比如，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某个特定家庭，毫无疑问，他与生俱来地获得并接受了其最初成长的家庭的理念和价值观，这是一种简单的给予。用麦金太尔的话来说，这种学习“就像学徒学习一样”。1MacIntyre,After Virtue,London:Duckworth,1981,p.240.但这并不是说，孩子是一个纯粹的被动接受的存在，或者说这些理念和价值观都是从外部强加给他的。事实上从一开始，孩子就参与了其自身的成长和教育的整个过程。黑格尔曾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孩子们之所以需要接受教育，其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现状感到不满，并且他们渴望进入成人世界，就像渴望长大一样。2Hegel,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12,p.175.

即便如此，在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所接受的理念和价值观不会很快就形成一个连贯和谐的统一体。就像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直系亲属之间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孩子在家庭中接受的理念和价值观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同时，家庭也不是孩子的全部世界，他们生活在一个包括家庭在内的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比如，孩子去上学了，然后进入了新的角色，建立起和其他孩子及成人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摒弃一些旧的想法，同时形成一些新的想法。孩子所体验到的理念和价值观，与他在家庭中获得的理念和价值观不同，相互之间存在冲突。随着孩子的生活空间和社会关系的不断扩大，他所获得的理念和价值观必然会有更多的差异和分歧。

只有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成长中的孩子才会完全拒绝这些新的和相互冲突的理念和价值观，并将其视为外在的和外来的事物，而完全坚持其最初在家庭中获得和接受的理念和价值观。因此，来自更广阔世界的理念和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冲击着成长中的孩子，这导致其成长过程中的价值观与周围世界的价值观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孩子想要认同自己在家庭内和家庭外所扮演的角色，渴望参与学校和更广泛的共同体，希望认同这些共同体所涉及的理念和价值观。

就这样，个体以其独特的方式处在周围世界所呈现的不同的和相互冲突的角色之中，他们有时会认同和接受一些角色，但有时也会反对和抵制一些角色。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个体才逐渐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尽管这些角色存在冲突，相互矛盾，但是处于成长发展中的个体——努力认同这些角色，并在它们之间形成自己的认同——被迫在它们所施加的相互冲突的矛盾中寻求解决办法，逐渐发展出对它们进行反思的能力，并对它们行使一定程度的自觉选择和自主权利。

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在其自传《父与子》这本书中对这个过程作了富有启发性的叙述。戈斯于20 世纪中叶在一个严格的普利茅斯兄弟会家庭中长大。后来，他作为寄宿生每周被送到学校学习生活，在学习诗歌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之后，他开始质疑自己家庭的信仰和价值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第一次体验了另一种景象，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在我的地平线上，日出有各种颜色。”很快，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奇怪的不和谐”。他对“独立”和“解放”的需求越来越大，以至于他最终感到有必要坚定自己的“个人主义”，并与父亲、兄弟的家庭共同体彻底决裂。1Edmund Gosse,Father and Son:A Study of Two Temperaments,Harmondsworth:Penguin,1949,pp.193-194,p.206,p.224.

不难看出，冲突和矛盾是这一过程的关键。没有冲突和矛盾，我们将永远只不过是构成自身的角色的克隆。正是在冲突和不和谐的驱使之下，个体得以不断超越自我，寻求一种新的统一形式，那就是自我认同。2这是黑格尔的观点，不过在康德那里也能找到类似的观点。因此，现代生活中固有的冲突和分裂并不是麦金太尔所描绘的纯粹的消极现象，也不是泰勒和沃尔泽以“旧黑格尔主义”模式所暗示的纯粹的幻想。相反，它们是形成和发展个体身份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冲突和不和谐是好的存在。它们是问题产生的根源，不能直接带来幸福。它们只是一种导致个体寻求新的认同形式和新的统一形式的媒介和方式。

现代社会个体的形成既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罗纳德•大卫•莱因（Ronald David Laing）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和洞察力。在《分裂的自我》的这本书中，他呈现了一些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案例中的人在不同程度上不认同他们所处的周围世界的角色，但他们又找不到满意的替代方案，因此他们开始以构建不同身份的方式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与年轻的戈斯不同，没有莎士比亚为他们指明出路。他们在内心中分离自己，远离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隔离他们所获得的理念和价值观。于是，他们开始体验自我，一方面分裂成一个独立的、内在的“真实”自我，另一方面又分裂成一个顺从的、外在的“虚假”自我。3这里所说的“真实”和“虚假”都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表述。

事实上，某种程度的超然和分裂是日常生活中的正常现象，有时确实也是有必要的一部分，但这种现象通常只是对某些特定情况的临时反应。然而，如果得不到好的控制和处理，它可能会变得更加广泛和系统。然后，自我以分裂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分裂成一个内在的“真实”自我和一个外在的“虚假”自我，或一系列零碎的“虚假”自我。这种分裂越极端，就越有可能导致一场与泰勒所描述的自我身份的认同危机。泰勒试图将自己从所有社会框架的角色中分离出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真实”自我即个体认同的自我，通常是没有实体的。这种自我“是作为一个精神实体来体验的，个体行为不是自我的真实表达，而自我也感觉不到参与‘虚假’自我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行为会越来越虚假和徒劳”。1R.D.Laing,The Divided Self:An Existential Study in Sanity and Madness,Harmondsworth:Penguin,1965,pp.73-74.

简而言之，那种试图通过把自我从外在的角色和关系中分离出来，进而形成一种自我认同的身份的尝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个体在本质上是具有社会性的，与其说这种通过所谓超然所形成的内在的、“真实”的自我是“虚假”的自我，不如说是自我在精神世界的真理化。它越是与真实和外在的附属物分离和隔绝，就越是被揭示出与它所拒斥的“虚假”自我一样空虚和虚假。正确的理解是：只有将这样的分裂最小化，自我被客观地（外在地）和主观地（内在地）实现，一个令人满意的个体身份才能得以形成。正如莱因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我们不能通过脱离自身所处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来形成一个令人满意的身份。相反，我们必须抵制和拒斥这种错误的方式，在我们所参与的角色和关系中，克服蕴含于其中的冲突和矛盾，获得和接受自己认同的理念和价值观，从而形成一种确定的和独特的个体存在。

八、结 语

共同体主义两个流派的相同问题是，他们都没有看到个体是社会的产物。个体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个体的身份认同、共同体的理念和价值观都是历史创造的。但是，我所讨论的共同体主义的两个流派都没有充分说明这些观点。共同体的建立，既不可能像麦金太尔所认为的那样，可以通过回归过去的传统社会来实现；也不可能像泰勒和沃尔泽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改变个体理解共同体的方式来获得。相反，共同体必须被解释为，个体基于自身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认同和接受的统一框架和共同理解。个体必须意识到并且承认自我是现代社会相对自主的现实存在，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共同生活形式来建立共同体，并使自身在共同体中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