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琳欢

（中共大庆市委党校,黑龙江 大庆 163313）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摆脱贫困的主要历程

（一） 建党至建国时期的探索阶段 （1921—1949年）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对劳苦大众的贫困问题高度重视。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提出“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布 《告农民书》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 等，深刻剖析导致农民贫困的几大原因，并提出要把满足农民群众的要求提升到事关国民革命成败的高度。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带领革命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农业生产、废除苛捐杂税，通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法规，如，《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 《晋冀鲁豫边区劳工保护暂行条例》 等，保障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生存权利，极大地调动了抗日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实行农业改革，扶助农民组织，推行全国减租。”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党一直关注着国家和人民群众的贫困问题，力争建立人民政权，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二） 小规模救济式扶贫阶段 （1949—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工农业基础十分薄弱。1950年，刘少奇同志在 《关于土地革命问题的报告》 中提出：“只有农业生产能够大大发展，新中国的工业化能够实现，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提高，并在最后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农民的穷困问题才能最后解决”[1]。同年，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让亿万贫苦农民分到土地，组织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这一时期，国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业。1959年到1961年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为了保障贫困群众的基本生存需求，我国建立了以社会救济为主要特征的全国性民政救济系统，以国家行政计划为主，对贫困群众调拨最低物质生活需要的粮食和蔬菜等，即对贫困人口的临界生存需求问题，施以政策性和物质性外部扶持。

（三）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下的开发式扶贫阶段 （1978—2000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我国的减贫事业进入依靠经济体制改革减贫的阶段，改革成为这一时期贫困治理的主要动力。通过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贫困农民掌握了土地经营权，农民收入得到普遍提高，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 《关于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的通知》，把贫困治理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开始实施“以工代赈”和“三西 （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西海固） ”农业建设等专项扶贫政策，并在“老、少、边、穷”地区确定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进行区域局部扶贫。在机构建设方面，1986年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专门负责组织和协调农村的扶贫开发工作。1994年，国家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1994—2000年）》，提出到20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将此前确定的331个国定贫困县调整到592个。同时，国家在宏观战略上提出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计划，建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支持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扶贫协作机制。这一时期，我国扶贫由传统的救济性扶贫逐渐向开发式、发展型扶贫转变，这意味着政府对贫困治理认识水平的提升。

（四） 整村推进深化扶贫阶段 （2000—2012年）

2001年6月，我国发布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提出要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进一步瞄准贫困人口，把握新世纪贫困问题的新特征，国家开始以贫困村整村推进扶贫为切入点，把贫困瞄准重心下移到村，全国确立14.8万个重点村，这些重点村占到全国行政村总数的21%。因国家不断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完善定点扶贫，实行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的扶贫治理体系获得了较好的减贫效果。从2006年开始，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实施的新农合、农村低保等制度让农民收入得到进一步保障。《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又确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

（五） 精准扶贫阶段 （2012—2020年）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还有近1亿的贫困人口，贫困人口分布更加分散、致贫原因日趋复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出，大都是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的“硬骨头”。面对“贫困板结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方略，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根据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分类施策，将“两不愁、三保障”的多维贫困标准作为脱贫目标，通过实施“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等精准扶贫举措，将资源、资金、项目直接瞄准贫困人口，加强扶贫一线的工作力量。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摆脱贫困的基本经验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摆脱贫困的政治和组织保证，党在扶贫事业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推动作用，在百年的减贫实践中形成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扶贫工作体系。从时间维度上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扶贫的大方向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首要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消除贫困是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从改变生产关系角度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开发式扶贫，提出扶贫开发应坚持共同富裕、科教先行、可持续发展等原则；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新农村建设理论，把扶贫开发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多个角度深化了扶贫开发理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治理放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的精准扶贫方略为我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纲领。

（二） 坚持人民至上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我国的扶贫工作始终围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由人民来检验”的根本原则和出发点，这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扶贫力量来自人民，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减贫的三支新生队伍；中国共产党坚持扶贫目标立足于人民，切实解决人民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让脱贫成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不仅重视让贫困群众整体脱贫致富，更关注每个贫困“个体”的利益诉求，保证贫困治理的“保质保量”；中国共产党坚持扶贫成就归功于人民，我国减贫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靠的是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靠的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一心为民的矢志坚守，靠的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

（三） 坚持与时俱进的适应性贫困治理

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不断发现和准确把握贫困治理规律、实现扶贫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减贫历程既有长远的战略规划，也注重中期和短期目标。减贫规划既一张蓝图绘到底，保证政策的连续性，让全体人民对未来减贫工作有稳定预期，又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强调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坚持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相结合，制定不同的减贫目标和扶贫战略。从小规模救济式扶贫到“放权搞活”经济体制变革减贫，从区域减贫、整村推进到精准到人、到户的精准扶贫，我国减贫工作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紧紧围绕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从地区差异出发，坚持适应性治理。例如，我国根据建国以来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点和扶贫形势，多次调整贫困线标准和贫困治理目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救济式扶贫解决人民温饱的“吃饭线”标准逐渐调整到精准扶贫时期确立的“两不愁、三保障”的多维贫困标准。

（四） 坚持减贫与发展互益

摆脱贫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发展。纵观百年的反贫困斗争历程，我国逐渐明确，要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通过推动均衡、充分、高质量发展，把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为最优分配、有效减贫创造了良好宏观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特别注重“益贫式”经济增长，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过程中，深刻把握住分配与生产的重要关系，通过将经济增长与贫困人口精准对接、经济社会转型与减贫有机衔接，促进由“输血救济式”扶贫向“造血开发式”帮扶转变，实现了经济中高速增长与消除贫困的同步互促和良性循环，从长远来看，更有益于区域协调发展和缩小收入差距。

（五） 坚持激活内生动力和广泛社会动员的统一

精神扶贫、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最有力的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弱鸟先飞”“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等重要观点。我们不仅要努力改变贫困地区群众的精神面貌，发挥教育扶贫“富脑袋”的作用，而且发展落后地区的党委、政府也要“扶志”“不要言必称贫，处处说贫”，要将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相结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力量是摆脱贫困的“深层活水”。长期以来，我们营造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形成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有机结合的大扶贫格局，构建起全社会共同关注、参与的扶贫工作格局。可以说，中国的贫困治理不仅注重从内因出发，激发困难群众的内生动力，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高自我发展能力，而且重视调动外因的社会参与力量，凝聚社会多元主体的扶贫开发合力。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摆脱贫困的未来展望

随着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我国的减贫道路迎来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转向，相对贫困治理是今后中国贫困治理的新命题。进入到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我国贫困的治理目标、治理对象和治理路径都将发生深刻变化，治理目标由关注人的生存需求转向人的发展需求，治理对象由以农村贫困人口为主转向兼顾城乡贫困人口，治理路径由集中性的政府主导转向常规性的政策调节。面对贫困属性的改变，我们要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贫困问题，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做好政策过渡与制度衔接，推动2020年后贫困治理战略的转型和适应性创新。在国际减贫事业中，中国要发挥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作用，开展国际减贫交流合作，走共同发展之路，构建反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