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

小平同志讲，完全没有料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华国锋讲了，光明灿烂的希望是乡镇企业，但开始也是争论不休的。

其实1958年江苏就开始搞乡镇企业。无锡的东亭公社搞的农机修造厂生产小化肥，然后江阴的华西村吴仁宝也搞了“开关”厂。就是说上面有人来检查了，赶快搞农业，把厂关了，把农民社员赶到地里去干农活。检查组一走，好，农民又上来了，到工厂开工了。所以时称“开关”厂。种田是从鸡叫忙到鬼叫，挣不了几个钱。光种田太苦了，必须办工业。这是农民的一个创造。农村也可以办工业，我认为是农村的一场工业革命。但这个争论不断，有的领导说，这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与国营企业是“三挤三争”。一是落后挤先进，二是以小挤大，三是以集体挤国营。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私营工业，是小集体与国家企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那时一些老革命回家乡，看到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陆定一回无锡一看，不错，乡镇企业好的。同乡薛暮桥到钱桥钢厂一看，说怎么行，都像你们这样搞，国家哪来这么多电？后来姚依林等领导人到江苏，也在怀疑，“乡镇企业能出这么好的产品吗？”薄一波也来江苏，他说，我是山西人，关公的老乡，我带了大刀，会砍你们的东西。后来他看乡镇企业确实不错，他又说，看来我的大刀砍不下去。争论了两年多，中央终于在1984年四号文件中指出，现在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并且把社队企业正名为乡镇企业，明确了中央的态度。

1984年8月，江苏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了首次乡镇企业展览会，国家副主席王震来剪彩，工作人员一律的西装领带，震惊了中外观众。北京人说，农民工厂做的西装这么好，卖给我们穿穿吧。84个国家的大使在彭冲同志带领下来参观。江苏省长顾秀莲陪同田纪云副总理来参观。秀莲就讲了，田副总理写篇文章支持支持我们。田说，我可写不了，叫吕东写，吕是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吕主任说，我写不了。顾秀莲说，叫吴镕写好个代拟稿，你看得好的话，签名发出，稿费归你吕主任的。吕东笑说，那敢情好。他看稿后一字未改，签上大名。所以当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登了大半版的文章《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环节》。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4年工农业都丰收了，大家很高兴，没话讲。到了1985年，在1984年大丰收的基础上有点减产。陈云同志也讲了，我看无工不富的声音太高了，影响农业了。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所谓“跑部前进”的不正之风也怪到乡镇企业，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我专门写了文章。不正之风的风源在哪里呢？不是乡风，也不是南风，是北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从领导上找根源。当时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广东模式，后一个也叫粤南模式，是三个“南”。广东佛山那里的乡镇企业很多成了地方农村发展的半壁江山，甚至2/3。很多乡镇企业后来就发展为国际性的（企业），像红豆集团开到柬埔寨，这是后话了。现在乡镇企业也成了大企业，还成立了党委，设董事长、党委书记。所以乡镇企业一直是在批判中前进，结果还是不错的，我们的乡镇企业从“三就地”（就地原料，就地加工，就地销售）逐步转到高精尖外，乡镇企业如浙江的万向集团、正泰集团等等，都非常好。

所以当时江苏农民就讲了两句话：一句话叫，农业一碗饭，副业一桌菜，工业商业富起来；第二句话，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些都上报了中央。万里和杜润生同志很欣赏。吴象说，产业上是三句话，还要加一个人，无才不行。

这个档口我们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后简称“中央农研室”）内部刊物《农村问题论坛》1986年第86期上，发表了题为《不稳、不富、不活》的论文。他首先肯定当时经验还是不错的，对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话锋一转，他说，这三句话，特别前两句话，也的确有不足之处。他说，如果我们认识仅仅只限于无农不稳，就会合乎逻辑地产生一种思想：我这里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了，所以这种社会稳定程度似乎没有必要再去大力发展农业了。当然，他也指出，无工不仅不富也会不稳。他认为这三句话有不准确不全面的地方，并没有全盘否定，但是他又强调，如果不去指出不全面的地方，会带来某种消极作用。

我认为，一个口号一种提法是为了强调某些方面，不一定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打比喻也是这样的。列宁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是它主要指点对了就行了。

为了表达这些论点，我在同一个刊物第98期上登了一篇《再谈“稳、富、活”》的文章，并且在《经济日报》一版上发了一篇文章，叫《三句话是“三位一体”，是“三足鼎立”，撑起了个农村经济》，表明群众创造的经验非常形象，生动地阐明了客观规律和现实，无可指责。这个事情一直反映到上面。那一天正好在北京开会，陈锡文就悄悄跑来说，老吴，告诉你好消息，总书记讲话了，你们这三句话是正确的，没有错。总书记说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些提法都是正确的。事实已经证明，农村许多有办工业、商业条件的地方就富和活起来了。无农不稳，这也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我认为我们应当把“无工不富”和“无农不稳”结合起来，把两者看成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援的，而不是互相抵触的。我们要根据基本观点去想问题、定政策、立措施。回过头看一看，这几年我们所做的，不就是这么一条路吗？这一段话为这次事件做了很好的结论。当然后来我跟于光远也成为了忘年之交，他每次到江苏都来看我，我也不敢当，我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到他家请教。

我当时答辩文章当中强调，无农不稳，并没有排除农业也可以成为致富之道。但到现在从总体上看，单一的农业经济还是难以致富的。如剪刀差等原因，农民说是政府要谷子，农民要票子，干部要面子。大家在比GDP，但农业比重低，勞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商品率低啊！社会城市化、工业化，农民做了很多无偿奉献。中国的工业化怎么出来的？先是剪刀差，后是农民工，最后是落到农村的土地，土地财政，这都是农民的贡献。所以我们当时光江苏农村就提出来，发展循环性的大农业，叫十字大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特别是大力发展服务行业。

现在我看，这“无农不稳”四个字还没有过时，过去是叫以粮为纲，其他砍光，错了。当然，粮食是国民之本，民以食为天，农业、粮食是全人类永恒的主题。无工不富，没有排除无工也不稳，要因地制宜。无商不活，也没有排除商业同样是致富的条件。而且在当时情况下，流通问题往往大于生产问题。

小生产难以对接大市场，总的看起来三句话现在还没过时，美国《纽约时报》为这三句话发表了社论，当时《中国合作经济报》全文转载了我才看到的。《纽约时报》社论强调，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富有前瞻性的战略口号。外国的评价很高，认为是中央提出来的前瞻性的战略口号。

当然了，于老说研究问题切忌抽象化一刀切，他的教诲还是很中肯的，他的思考也启发了我的思辨。他也写了许多超短文，送给我。我也学他写点超短文。当然我的水平跟他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对后辈的示范和教诲是我终生难忘的。

乡镇工业的问题，大家熟知的很多了，当时我们叫“四千四万精神”，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船万担。这些等等，大家熟悉的东西我就不多说了。乡镇企业的争论当时的确是很厉害的。

放活金融

下面再讲讲放活农村金融。生产流通搞活跃了，金融问题又突出起来。一些非农村工作部门与农村工作部门之间常常观点不一致，中国又没有农会，每年的农村工作会议常常被戏称为“农民议会”，基层的农村工作者代表农民利益，到会上去倾诉。

在草拟中央文件前后，中央农研室也经常要我们地方同志与中央部门负责人对话。那时较多的是与商业部（粮食、商业、供销三部合并）部长刘毅及民政、计委等负责人对话。办法是开座谈会。每次座谈会的通知上都有一句话：“本次座谈会由杜润生同志主持”，有了这句话，大体就能有请必到，包括田纪云副总理等。

1983年后，江苏和四川两省农村自发组织起了一些农民合作基金会，以纾解农民存贷款难的问题。当时有些议论：“农业银行进了城，信用社也变了身（从合作变全民）。”农民被迫自己又组织起来搞了合作基金。

为起草1985年一号文件，中央农研室金融组黄鸣等同志准备了一大堆搞活农村金融的调研材料和建议。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为陈慕华同志，人称“铁女人”。杜老事先安排我们几个地方同志来与她对话。她下午三点钟到会，声称“我四点要接待外宾，你们有话快说”。杜老就叫我先说，我用八分钟讲了五点建议。不料，陈行长很爽快地表态，你讲的包括合作基金会等五条意见，我同意四条，唯有“大跃进时一些老贷款还不了，一风吹吧”这一段不能同意，贷款上可不能像平反错案那么“一风吹”。不过也可以考虑，那时刮瞎指挥风，农民已经受了苦，就暂按“挂账停息”处理吧。我笑道：“谢谢行长恩典，帐挂着，看来也只能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了。”陈行长没有发脾气，反而笑笑说：“又给你们钻了个空子。”对话不到半小时就轻松结束。与会人员松了一口气，说“铁女人”很和气嘛。

这以后，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全国有了大发展。1985年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第七项就写了“放活农村金融政策”，允许“适当发展民间信用”。这是金融领域一大突破。我们如今念叨的农村政策“多予、少取、放活”的总方针，其实那时就从生产到流通到金融，都允许“放活”，且明文载入了中央文件。

十分遗憾的是，由于一些地方农村合作基金会在行政干预下产生了一些不良贷款，还有极少数腐败案件，朱镕基后来决定，全面取缔了农村合作基金会。我专门写了江苏基金会的运行情况和问题，指明江苏这方面主流是好的。但因为命令已下，虽有批示说可以进一步调查研究，已经来不及了。好在如今经过审时度势，中央银监会等又开了口子，农村合作基金会等民间信用组织重新启动。但那一段弯路的人财物损失不小，可引以为训。现在看来，农村合作金融重新起步后，步伐并不快，门槛仍偏高，亟需进一步引导、扶持。

雇工问题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农副业的发展，出现了雇工问题。广东陈志雄承包鱼塘雇工，安徽年广久炒起了傻子瓜子。共产党是反对剥削的，这个事情也有多次的反复，于是又引起了一场雇工问题的争论。

争论一直反映到邓小平那儿，他回话，看不准的事情，可以再看几年。傻子瓜子也不要取缔，年广久不能逮捕。

经济学家林子力首先向中央写内部报告，认为人分多种，一种人可以创业做老板，另一种怕风险或能力、资本不够，愿意受雇于人。这是一种“天然的配合”。当时纪登奎不做副总理了，在农研室做正部级的研究员。杜润生请他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去考察，顺便了解雇工问题。他回来后在空军招待所，对我们参与起草中央农业一号文件的同志作了个小范围的报告，大意是说，雇工现象世界各地都有，问题是要有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大家就去翻经典论著，终于有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找到了个假设，即假如业主想使自己的生活比普通工人好一倍，他可以请二至三个学徒，三至四个帮手。这种人不能称为资本家，而只是小业主。好比土地改革农村中划分成分，有些人土地占用不多，不够地主，只是“小土地出租者”。这样一算，雇工人数可以七个八个，但不超过八个为宜。其实马克思也常说，他有些数字是“随意假设的”。

但在当时，思想只能逐步解放。既然前辈那儿有点说法，1983年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这么一规定，已经突破了七个八个。但争论并未解决，办一个砖瓦轮窑厂，不能只雇七个八个，七八十个也不大够。

开会争来争去，加上省区调查研究，当时大多数人取得了六点共识：

1.中国这么大，地区太不平衡，什么例子都可以找出来，不能靠找例子吃饭，要寻找共同点，共性的东西。

2.雇工现象旧社会多，现在还刚刚发生，看不准，吃不透，不必匆忙下结论，还是照小平说的，再看几年。

3.马克思也是假设，不能从概念出发，要研究活生生的现实。

4.不能只从道德角度审视，要研究生产关系。

5.中间的、过渡的、可变的、非驴非马的事物是存在的，不能用准或不准的简单办法处置，而要允许试验、比较和反复，择善而从。

6.有些事物共存于一个机体之中，不能任意搞乱，不能捣巢伤卵。

于是，1984年一号文件第三部分第三条针对农村雇工问题，又提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做出具体的政策规定”，还指出，雇工人数超过规定但在利润分配上有益于工人和公益事業的，“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在政策上做了变通，也引导雇工方式的可塑性和合作经济的相容性。1989年下半年，此事又有反复。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发文要“清除”雇工的党员，然后又逐步调整。如今私营老板雇工上千人亦不足为奇了。雇主成为民营企业家，入党、当劳模和党委书记的已大有人在。这就大大超过七个、八个之说，“与时俱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