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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协同效应视角的数字档案资源多元化开发模式探析

2021-04-12张玉昭

档案与建设 2021年2期
关键词:协同效应多元化

张玉昭

摘 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数字档案资源开发是数字时代档案资源开发的新形式,为档案资源开发模式转型提供了新契机。在梳理多元主体关系对其重新进行角色厘定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开发与建构社会记忆的框架,包括档案主管部门主导下的协同参与、档案开发部门引导下的开发深化、公众交流合作推动下的知识转化和多元主体行动下的社会记忆构建四个阶段,并从主动开放数字档案资源、协同建设数字档案资源库、以信息技术优化开发效率和完善多元主体权利保障机制四个角度提出了发展策略。

关键词:数字档案资源;档案资源开发;多元化;协同效应

分类号:G273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Digital Archive Resource Divers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etic Effect

Zhang Yuzhao(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The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rchives resources is a new form of archives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era, which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chives resources development mode.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relationship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redefining their rol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ramework for multiple social subjec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 social memory, including the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archives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the deepening of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archives development departments, th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promotion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under the action of multiple development subjects Four stages, and from the initiative to open digital archives resources,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resourc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optimize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nd improve the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the rights of multiple subjects put forward fou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Keywords:Digital Archival Resources;Development of Archives Resources;Diversification; Synergistic Effect

檔案资源作为支持社会发展的记忆载体,具备传承知识与文化的重要功能,数字档案资源的崛起,为档案资源观增添了新视角[1]。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议题,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档案在开放理念的驱动下也越来越彰显出其在数字世界的特色价值。“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基本精神就是档案管理部门根据社会的客观需要,主动地挖掘档案信息,以充分发挥档案的价值作用”。[2]可以看出,长期以来传统意义上的档案资源开发主导者都是档案机构,这一界定实质上体现了由档案主管部门所掌控的对知识的建构及控制权力[3]。多元主体如何协同参与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与集体智慧,从“协同合作”[4]的理念出发改变由档案机构单一主体开发数字档案资源的模式,使得档案机构从控制思维之中脱离出来,激发社会群体智慧与活力,探索档案资源开发创新路径,活化档案资源开发思路,引起了各个国家档案机构的关注。我国多元主体协同开发数字档案资源目前正处于理论实践并行的探索阶段,从“大编研”[5]概念的提出到“众包模式”[6]“众筹模式”[7]的拓展,再到“档案工作社会化”[8]的发展方向,对多元化开发的内涵认识正在不断深化。国外也有诸多实践成果,美国的公民档案员项目(Citizen Archivist)、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斯莱德档案项目”(Slade Archive Project)等为充分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开发发挥出示范效应。不论是国内理念、理论的探讨还是国外实践项目的拓展与延伸,其实质都是一种档案机构开放赋予社会力量决策权力和机会的新理念。而1976年由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Hermann Haken创立的协同理论强调协调配合、相互作用的重要意义,这与多元主体协同开发数字档案资源的价值理念相契合。因此,以协同理论为借鉴,明确多元主体的责任,提出协同合作实现数字档案资源充分开发的可行路径与思路,是文章意之所在。

1角色厘定: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多元主体关系

数字档案资源的开发主体涉及档案主管部门、档案馆(室)开发部门、社群组织和公民个人,重新厘定各主体的角色,梳理主体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各自的开发定位和责任,是发挥出数字档案资源合力的基础。

1.1档案主管部门

随着档案来源和形式的日益广泛和多样,档案管理也变为一种档案馆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共同行为,档案主管部门在这一过程中也完成了由控制管理档案到积极协调以及最大限度与范围地向社会各界提供档案服务,以满足利用需求的角色转化。档案资源开发是提升档案信息服务水平与增强档案利用能力的先决条件,数字时代下的档案开发观念由“以档案机构为中心”的“控制人”向“以多元主体为中心”的“服务者”的变化,推动着档案主管部门和档案工作者转变自身在数字档案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即由数字档案资源开发的主导者转变为服务者和共同参与者,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化主体开发数字档案资源提供便利。

1.2档案馆(室)开发部门

作为留存社会记忆的重要阵地,档案馆及其内部开发部门对于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开发具有跨域性、持续性特征。一方面,档案馆在馆内的开发职责包括统一档案资源数字化、数据化、著录和数据编码标准等[9],结合馆内特色遴选具有独特价值的档案资源种类进行深入挖掘与开发,提高档案工作人员运用相关科学基础设施的能力,建立良性循环的培训机制等。另一方面,馆际的数字档案资源联合开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馆际应探索建立区域协同决策与合作机制,以档案资源为纽带,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职能的档案开发部门之间展开深入合作,保障档案资源的相关性和共享性,从而提高档案资源开发的质量。

1.3社群组织

由于社群组织类型与层级的不同,其在数字档案资源开发过程中所发挥的效能也不同,小规模社群组织可能处于无效组织状态,因此,社群组织需要与档案机构形成良好密切合作关系,在档案机构的统筹协调下组织行动,从而在数字档案资源开发这一行动上实现目标一致。社群组织的具体职能为形成明确的问题意识,群策群力,同时为数字档案资源开发提供技术支持,将组织所掌握的信息化技术运用到档案资源开发过程中,并搭建起档案资源共享与利用平台。社群组织积极参与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合作,使得不同社群组织、不同主体的声音被记录,多元化、社会化的记忆被保存,这将改变单一的档案机构元叙述的话语,从而改变整个社会记忆的构成。以往被边缘化的社群组织能够积极发出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记忆也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整个社会都能共同参与、共同建构更为完整的社会记忆[10]。

1.4公民个人

在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工作方面,公众以自身智慧、贡献、意识得到认可与支持,为激励参与到开发过程之中,并呈现出平等、自愿、公开、有序的原则。近些年来,社会公众个人在数字档案资源开发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且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参与渠道形式单一、数字档案信息资源掌握不足等因素,导致公民个体参与的主动性不够强。因此,档案机构的统筹协调必不可缺。提供充足的档案信息,保持参与机制畅通,赋予公众一定权力,才能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

2阶段划分:数字档案资源多元协同开发层次

与传统档案一样,我国数字档案资源多元主体的协同开发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简单到复杂,由孤立到互联。在数字时代下,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将经历在档案主管部门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开发过程、档案开发部门引导下的开发深化、公众交流合作推动下的知识转化和多元主体行动下的社会记忆构建四个阶段。

2.1档案主管部门主导下的协同参与

由于社会公众的能动性有限,因此一般是档案机构因开发需求而积极主动向社会公众发出开发邀请,鼓励并推进社会公众参与数字档案资源的开发。美国的“公民档案员”(Citizen Archivist)尽管在实践过程中倡导将公众参与融入方方面面,探索更多形式的档案资源开发工作,但无论是做标签(Tag)、转录(Transcribe),抑或历史中心(History Hub)众包平台的试验、共享照片(Upload and share your photos)、编辑文章(Edit articles)[11]等多元化参与形式,都是在档案机构的主导下完成的。此时,社会公众仍扮演“配合者”角色,积极性与能动性相对较弱,局限性较大。

2.2档案开发部门引导下的开发深化

在档案馆开发部门引导进行开发时,不仅参与者涵盖多元化的社会主体,众多社会主体也积极发挥能动性参与其中,合力开发并利用数字档案资源开发成果,话语权明显扩大。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倡导公民檔案员在维基百科上进行编辑工作,完善国家档案馆档案内容的同时,与社会公众共享国家档案馆资源。另外,在做标签的过程中,社会公众可以更好地认识与理解档案的价值,反过来社会公众还可以利用标签完成自己所需档案的检索需求,实现对数字档案的有效利用,这些标签已经成为档案资源的重要诠释,彰显档案凭证性、证据性、真实性价值。与此同时,社会公众也能够发现数字档案资源开发行为的缺陷以及数字档案资源本身存在的不足,从而能够贡献相应智慧推进开发,此种行为又可进一步提升数字档案资源利用质量与体验。“利用化”开发结束了档案机构单一话语的局面,使得参与开发者更具主动性与能动性,赋予了社会公众更多的权利。

2.3公众交流合作推动下的知识转化

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对数字档案资源进行更为深入的开发,其开发成果组织在一起可完成知识转化。社会公众在数字资源开发过程中主要承担协作式档案信息分析和辅助式研究开发工作,在基础性工作之外也存在难度较大的挑战性工作,既有现今较为常见的贴标签、转录、注释、添加背景信息、编辑等工作,也有开发基于馆藏的游戏、教学工具、应用程序等任务[12]。这些工作在为社会公众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充分给予其发挥机会,这种更为深入的开发形式有助于将开发成果转化为知识成果。此外,社群组织也存在较强自主性,能够以多种形式实现对数字档案资源形式多样的开发。如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依托亚历山大数字图书馆开展的“亚历山大数字地球原型”(ADEPT)项目、美国国家档案馆网站“文献教学”(DocsTeach)项目、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开发的“虚拟阅览室”(Virtual Reading Room,简称“Vrroom”)项目[13]等,都是以生动有趣的形式发掘档案资源的教育功能。参与这三个项目开发的中小学教师因共同的职业身份而成为一个固定社群组织,并根据自身教学需求和工作经验,自主对数字档案资源进行开发,并且三项实践都基于“知识共享”的非营利性目的。此时,公民个人既可以作为单一主体参与数字档案资源开发,也可以作为社群的一员参与其中,其行动痕迹成为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2.4多元主体行动下的社会记忆构建

数字档案资源承载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重要记录,开发数字档案资源不仅对于构建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记忆及社会记忆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保护、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资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档案机构及档案工作者积极转变开发思维和开发方式,档案机构、开发部门与社群组织及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协同开发丰富多样的数字档案资源,这对构建完整的数字集体记忆具有重要意义。

3路径探索:数字档案资源多元协同开发实践进路

在厘清开发主体与阶段后,可形成数字档案资源协同合作开发模式的整体框架,见图1。由于档案资源合作开发涉及主体众多,必须找到合适的运作机制,才能保证数字档案资源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开发的高效有序进行。

3.1以档案部门开放协调数字档案资源为核心

第一,档案主管部门要转变开发理念,深化协同观念。档案部门必须明了自己应当“掌舵”,而不仅“划桨”。档案部门应发挥好自身对多元主体的管理与协同职能,明确与档案馆、社群组织、公众个人的责任边界,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力量,打造合作平台,制定平等合作参与的社会化开发规则,构建多元合作协同关系,从而充分提高数字档案资源开发的效率、质量与有效性。第二,档案馆要建立多元化的数字档案资源开发手段,不断促进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在健全开发利用手段的过程中,要更多地统筹协调好各方主体力量,建立平等的互动沟通平台,在多元主体之间建立互信,实现“指挥—控制”方式向“协调—服务”方式的转型。具体而言,档案部门作为指导机构,应注重发挥协同效应,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档案数字资源的优化配置。各级各类档案馆、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档案部门要坚持以协同服务为目标导向,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民众智慧,注重协同合作,突破单一机关主体的局限,更好地实现数字档案资源的深度开发,从而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智慧化利用服务。第三,档案机构要加大档案开放力度,积极建构“大档案观”理念,使数字档案资源能够全方位、无遗漏、多形式地呈现。加快数字档案资源的开放力度,拓展档案开放种类与提高全文开放比例。档案机构要建立以公众为主体的数字档案资源开发社区并引领社区信息化建设,公众社区应以有知识、有技能、有兴趣、有需求[14]为契合点,起到更好地组织公众参与,提升数字档案资源协同开发、协调利用的作用,从而形成统一力量,实现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式开发。

3.2以多元主体协同建设数字档案资源库为切入

目前,虽然很多地方已经建立了数字档案馆网站、政务服务APP、微信公众号,但是数字档案资源仍然较为离散,并未形成统一共享平台,这也就意味着“数字记忆库”建设问题亟待解决。因而档案部门要进一步建设各地数字档案资源平台之间的共建共享机制,将数字档案资源融合在一起。一方面,鼓励社群组织与公民个人参与到数字档案资源开发过程中,协同社会公众共同建设内容丰富、结构合理、高质量的档案信息数据库。另一方面,加强馆际联网建设、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在重塑数字档案资源生态圈时,整合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的馆藏资源,在馆际建立统一的元数据标准,解决单馆及馆内单部门存在的“信息孤岛”与“共享壁垒”问题,协同多元社会主体构建交互共享的数字档案资源库。具体而言,档案机构内部要对档案资源库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分门别类管理档案资源,按照统一的档案收集、分类与存储方案对档案进行有效划分,规范部门间资源交换共享要求,优化整合分散的档案资源,为资源共享搭建畅通网络。档案部门要积极从粗放型的数字化加工转型为精细化的数据化加工,根据社会公众利用需求,建立各类主题明确、密切关联的专题资源库,完整留存多元主体记忆。

3.3以信息技术优化开发效率质量为重点

多元化社会主体协同参与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必须依赖各种信息技术,包括网络技术、社会化媒体平台、各种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等工具。通过强化科学基础设施建设与运用信息技术,多元化的社会主体才能很好地聚合起来,以“共同体”身份参与到数字档案资源的开发中。具体而言,信息技术可以从三个角度优化开发效率與质量:第一,公众参与的平台;第二,信息共享的系统;第三,开发成果的可视化工具。在信息技术视角下,数字档案资源的开发要注重开发内容的趣味性、关联性与知识性,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充分实现档案资源价值,基于(横向)内容与(纵向)时间两个维度,运用多种可视化技术构建个性化、智慧化、生动化的展示方案,让档案利用活起来[15]。

3.4以完善多元协同主体权利保障机制为基础

多元化社会主体实现协同合作需要专门的协同系统和机制进行保障,要有相应制度和机制来保障这些互动的实现,因此,应当明确与完善上层建筑与规划,引导建立多元协同主体权利保障机制,由各部门分布式的方案向统一政策发展,其保障机制的完善也是实现数字档案资源开发的基础与前提。

第一,完善档案资源开发的制度框架。建立健全档案资源开发的制度框架,构建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公众参与的定位、战略、指南、规划、行动计划,可以为档案开发工作的有效进行提供制度依据和政策指导,确保档案资源开发在既定制度框架内有效运行。因此,国家层面应完善档案开发工作管理制度,填补档案开发工作立法空白,加强数字时代下对数字档案资源工作的规划与引导。档案机构层面要积极主动配合与新《档案法》配套法规制度的修订和宣贯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编制方案以做出谋划。多元化社会主体协同参与档案开发工作必须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指导下进行规划与行动。此外,各级档案部门要从自身出发积极探索统一的电子文件使用要求、档案资源开发原则,充实和完善档案开发工作的制度框架,有效推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档案开发工作的制度建设。第二,探索多元化社会主体特色档案资源共享行动指南,完善档案资源开发的保障体系。目前,各级档案部门都在不断完善自身档案数字化工作,但整体而言,多元化主体参与趋势下档案资源开放共享方面的行动指南并未确立,档案资源共享模式下标准规范的适用性也仍需探讨。档案机构要积极主动地探索档案资源共享之道,结合各自地区的档案开发工作实际制定协同参与的针对性策略,重点放在公民参与度标准、公民权利法律制定方面,尽快规划出适用于档案开发工作的标准方案,推动数字档案资源开发的具体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确保多元主体参与开发的协调统一。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J].档案学通讯,2012(3):4-8.

[2]王景高.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J].档案学通讯,2000(5):19-22.

[3][10][12]连志英.数字档案资源社会化开发内涵及模型建构[J].档案学通讯,2019(6):27-34.

[4]檀竹茂.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有效途径——协同合作[J].档案学通讯, 2014(2):55-58.

[5]杨冬荃.大编研:档案编研工作的新趋向和新出路[J].档案与史学,1994(2):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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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01-102.

[11][14]周文泓.公众参与理念下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研究[J].档案管理,2017(4):31-34.

[13]黄少梦.国外档案资源教育功能开发实践[J].中国档案,2017(3):74-75.

[15]牛力,刘慧琳,曾静怡,韩小汀.数字时代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重新审视[J].档案学研究,2019(5):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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