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之玲

摘 要：档案话语意指档案内容所映射的叙事意义以及围绕档案建构过程的参与要素。后保管模式下，档案话语发生多维转向更迭，具体表现在话语构成、话语实践以及话语秩序等方面。通过解构具体实践中的权责矛盾、范式冲突、职能失调、本体危机等外化困境，窥探档案话语在后保管模式应用中理念转向与实践转向的速率适配性问题，进而提出话语形成的控制原则、话语场域的参与原则以及话语描述的分立原则的柔性策略，为实现档案话语体系的全新构建提供参考路径。

关键词：后保管模式;档案话语;话语转向;话语实践

分类号：G270

Analysis of the Flexible Turn of Archive Discourse in the Practice of the Post-Custodial Paradigm

Cai Zhiling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Archival discourse refers to the narrative meaning set mapped by the archives content and the participating elements around the archival construction process. In the post-custodial mode， the discourse of the archives undergoes multi-dimensional turn and change， which is manifested in aspects such as discourse composition， discourse practice and discourse order.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on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contradictions， paradigm conflicts， dysfunctions， ontological crises and other externalization dilemmas in specific practice， pry into the problem of the rate adaptation between concept turn and practice turn of archive discourse in the application of post-custodial paradigm. And then a flexible strategy including the control principle of discourse formation， the principle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discourse field and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discourse description is propos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path for the realization of a new construction of the archive discourse system.

Keywords：Post-Custodial Paradigm;Archive Discourse;Discourse Turn;Discourse Practice

1981年漢姆提出后保管这一概念以来，不同学者对档案学的新范式提出多维度见解。例如杰拉尔德·汉姆[1]侧重探索档案馆的职能转变，认为在后保管模式下，档案馆应承担更多新职责，介入信息生成和管理过程中;特里·库克[2]则指出档案实体的价值从管理向外延展，档案的产生背景和有机联系将得到重视。当前普遍认为，后保管理念的诞生受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3]，由此开展的实践探索逐步聚焦于去殖民化、关注弱势群体、避免种族分歧等后现代话语主题。在此背景下，档案的话语价值、叙事主体、方式原则、实践侧重均有所不同，其在话语实践探索中暴露出的问题也亟须厘清。

1档案话语阐析

1.1档案话语内涵概述

福柯认为，话语（Discourse）是由符号序列整体构成的，能够被确定的特殊存在方式，隶属于统一形成的陈述系统整体[4]，指明了话语的本质是整体性“陈述系统”。同时，福柯还指出“话语存在于历史中，具有自身的一致性和不连续性及其界限、断裂和转换，绝不可能没有前因后果，突兀地出现在某段历史阶段中”[5]，言明话语的产生背景和社会历史建构特性。此外，詹姆斯·保罗·吉指出，话语以嵌入方式存在于各种社会机构中，而且往往涉及众多“道具”，同时，在社会层面，话语的内在实质是思考、评价、行动和交流方式所形成的被社会接受的关系[6]。总体而言，话语作为后现代主体思潮下的研究取向，是对话语内容以及话语实践内外的控制力量和原则问题的分析方式。

借由话语分析理论的相关观点，将档案话语这一概念设定为档案内容中反映的整体性意义以及档案的产生背景、价值规范、内外影响等因素。其中，对于后者的探讨，更能反映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资料，在产生过程中发挥的社会建构功能和内在驱动力量。

1.2 档案与话语的内外逻辑关联

（1）档案话语的外在价值表征

长期以来，档案作为被保管的话语，所记载的内容在不同时空中发挥着话语的作用，且价值和影响力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哈拉尔德·韦尔策将社会记忆定义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总和”[7]。档案将记忆这一概念明晰，通过合理且连贯的记录和保管方式，成为过去与现实的联结中介，表征记忆价值;另一方面，档案长期代表国家、政府公信力，依靠其原始记录和不可篡改的特性，在诸如法律、商业、社交等领域充当证据角色，彰显凭证价值。

映射于话语之中，福柯言明“在密密麻麻的话语运作中，我们发现了将‘声明（Statements）当作事件般以及事物般建立的系统，对这些声明系统，我提议称为档案”[8]。他以话语的视角剖析档案，并同样肯定档案是为在一定制度下充当持续证据以及运转记忆的“作品总和”，点出了话语观点论者对于档案这两种价值的认可。

（2）档案话语的内在隐性要核

一方面，档案隐含着主流话语的叙事主导。现代主义下，档案是以主流群体为中心的描述体系。主流群体掌握着社会文化的影响力，借助符合自身的话语体系干预记载，创造话语的“藩篱”。由于档案鉴定、保管规定等原则可能无法满足处境不利的个人和社群的利益，当这些原则被主导力量代表者固化地强制执行时，它们就有可能成为控制性关系的推动者。[9]因此，在传统保管时代，即使是档案工作者也无法脱离这样的角色，因其制度的根本来源正是为了对主流话语的维护。

另一方面，档案形成中存在话语隐性偏向，产生部分“国家优先的惯性思维、叙事系统偏向国家叙事”的认知。汉姆指出，在保管时期，档案管理员在档案的形成过程中实际上扮演着被动的角色，往往处于内省的专一性状态，专注于自己的“花园”，而对周围更大的历史和社会景观知之甚少。[10]在看似普通的档案保管工作中，档案工作者作为牢牢地嵌入主导性话语中并被其主导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客观的，档案工作者或多或少代表着现今社会分层结构的发言者。[11]正如巴斯蒂安（Bastian）指出的那样：“控制记录意味着控制记录的主题，既有的档案工作实际上隐含着话语偏向”。[12]

2 后保管模式下的档案话语转变解析

档案话语的变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想扩张相关，主要表现在群体对于记忆的追索[13]以及对于档案合法性的认知质疑之中[14]，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后保管模式力求通过改善话语场域作为解决保管模式弊端的路径之一。

2.1 档案话语构成转变

（1）档案话语主体多元化

话语主体多元化是后保管时代的显著特征。在传统保管时代，作为政府派生部门的档案机构，是话语主流群体代表之一，而除此之外的群体只能以被包含的形式被囊括进主流群体的叙事中。在后保管时代，话语叙事的主体从单一视野向多元视野前进，多元化的开放取向使得档案记录更加丰富翔实，使得档案系统真正成为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后保管模式通过吸纳个体、社群等多元主体，建构多样化档案记录，重新定义和定位档案事业。[15]

（2）档案话语视角的转变：限制叙事向全知叙事

后保管模式的实践注重主流群体向非主流群体的扩张，视角的转化意味着立场的转换和扩容。话语视角的转变意味着形成主体视角下的叙事话语，得以通过档案这一间接受权于社会大众的中介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合法价值提升，从而扩展非主流群体的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话语秩序中角色改变的前提意味着原有把控档案叙事的政府组织向社会群体的权利让渡，从而扩充对于同一主题的包容性，意即从两个差异视阈进行话题的再生产，实现由限制叙事向全知叙事的话语视角延展。正如Jafarinaimi所言，用户参与动机的主要解释趋向于以个人主义、社会、理性和情感术语来解释动机[16]，以此作为渴望获得社会或个人收益的机会，从自身的视角进行话语叙述，扎实分享内容的动力基础。[17]

2.2 档案话语实践转变

（1）档案话语实践的模式：参与式

后保管模式下，参与到形成、收集、保管等档案流程中的公众承担“共同形成者”的角色，与档案机构协同配合，优势互补。档案馆与共同形成者之间依据互相协商制定的行为规范实现叙事流程，即从原有的故事到现实的刻录。后保管模式指导下的话语实践先例，如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图书馆（UTL）在卢旺达种族灭绝档案项目和危地马拉警察故事项目[18]、波士顿马拉松轰炸事件档案项目[19]以及《环境数据与治理计划》的存档数据项目[20]，号召档案共同形成者在其中参与补充收集、校正转录、社会标注等众包工作;而档案馆作为另一参与主体，负责流程规制和技术、资金支持。这种参与式的模式并非仅仅开放非档案工作者参与到档案流程中，而是在权责匹配的前提下，强调档案共同形成者的主体表达和价值展现，是具有一定深度的参与模式。

（2）档案话语实践的形式：项目化

项目化意指后保管模式下的话语实践是通过对于一个主题形成一个项目，从而保证同一主题的内容得以汇聚，形成自身的“话语圈”[21]，以此产生项目的“深描”，即对所关注的话语主体产生更好的记录效果。以项目化来描述后保管的档案话语实践形式，在于每一個项目都囊括档案的完整流程，同时，不同项目的具体实践模式各异，在参与者、参与方式和权属分配方面有明显的界线。卢旺达种族灭绝档案项目[22]和危地马拉警察故事项目[23]同样作为德克萨斯大学图书馆的后保管模式实践，但两个项目的指导方式、合作伙伴、参与机制甚至资金来源之间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其他的后保管模式探索中也呈现出以主题相关主体为话语核心的项目化实践状态。

2.3 档案话语秩序转变

（1）档案话语主导权去中心化

话语形式的去中心化意指不再仅以主流群体的传统视角进行记录，而是通过多维叙事共构某一事件，根本上解决因主导权偏置带来的边缘群体现象，从而使话语的派生意义不再局限于主流群体的单一指向，具有多向张力，且内蕴相当的价值和效力，使得人们对于同一记录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2017年，美国档案保管员协会举办的“解放档案馆”论坛，试图超越档案固有的范式和体制，“探索档案工作者如何与公众合作，将档案馆重新定位为社会转型和包容歧见的场所”，从而降低对于边缘群体的话语压迫感。[24]档案工作者尝试打破自身作为权威代表者的形象，维护各种主体的平等参与。这正是后保管模式去中心化的体现。

（2）档案话语整理分类原则的翻新：来源原则向新来源原则的转变

来源原则向新来源原则的转变是在后保管模式实践中不断演进的。传统保管时代，档案话语的来源原则是政务模式下的分类原则，而后保管模式下，政务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机构性向社会性下沉，催生出新来源原则。因此，新来源原则是来源原则适应后保管模式的自我调整与变革，以匹配新载体和新范式的要求，其根据事物现实状态划分，强调档案形成背景下的有机联系。[25]正如Horsman所述，后现代主义下，电子档案管理的概念和原则发生转变，基于来源原则的档案工作在数字环境下发生衍变，从原有的依据政府职能分类的系统变更为根据项目分类来实现记录的转移、接受、保存。[26]

3话语的过度转向：后保管模式与档案工作失配的冷思考

理念上的更新是否合乎实践的需要，答案并非是显而易见的。当前，档案学界出现了对于后保管模式的异议与思考。Bergervoet認为现有的参与式档案实践仍然是例外，而不是主流档案实践的既定组成部分;[27]Flinn指出不应让其他人干预已建立的档案专业工作流程。[28]后保管模式与现有档案工作是否失配，核心要义在于探寻旧有档案保管模式与后现代思想的适配过程，而从已有实践表现上看则出现了档案话语的过度转向问题。

3.1共管模式下的权责不明

后保管模式强调多主体协同参与，档案馆与共同形成者共同作为档案实体的权责所有者，在档案形成、保管、利用上具有共同权利。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公共档案馆与档案共同形成者之间的权责界限划分问题，即对于档案馆所拥有的公权与档案共同形成者所拥有的私权之间面临确权的难题。合理有效的确权方式是对共同形成者的激励，而过于激进则是对档案原有工作的强烈冲击，且过于保守也会消减共同形成者的积极性。[29]一方面，如果在权责划分上不利于共同形成者，那么合作模式将会分裂，因而对于共同形成者的赋权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档案话语所具有的证据性，承接于政府档案部门的公信力，因而对于公权的掌握和对私权的收缩是保障这一公信力的必要前提，意即降低档案被私权滥用，导致公信力缺失的风险。这种发生在档案工作中，围绕档案证据性所承继的公信力，外化形成公私权分配矛盾，这成为横亘于档案后保管模式有效推广的首要难题。

3.2叙事焦点取向差异带来的范式冲突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在表层含义下，意味着不同叙事重点及取向之间的相互磨合和弥合。如何驱使同一项目内不同的话语叙事焦点进行融合，按照彼此认可的方向开展，其间存在着不同价值观下的范式冲突。卢旺达种族灭绝档案项目中，UTL意在将项目资金优先用于对口述证词的翻译和转录，使之能够被国际学者利用;而承载着话语主体价值观的当地社群，侧重于将资金用于吸引更多的亲历者参与到这一项目中，使得更多的自身记忆能够被保存。当UTL项目小组携带技术知识和资金资源来到当地，希冀为受迫害群体建立档案时，双方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的落差使得当地族群对UTL项目的目标产生怀疑，从而出现基于价值观判断的警觉。[30]叙事焦点取向相左，容易导致彼此的不信任，对于档案工作者推行后保管模式而言，这也是不得不关注的一大问题。

3.3档案工作者职能调度失调

后保管模式下，项目化、去中心化，实际上为档案馆的工作实践带来困扰与隐忧。Frusciano认为，在馆方和馆外群体之间最大的障碍是学习“档案情报”，这是一种用于理解历史和当代档案馆藏的信息素养隔阂。[31]在后保管模式中，档案工作者需要将素养教授给形成主体，同时又以短期项目的形式参与工作，在每个项目中大多数工作岗位期限为一到两年。一方面，短期项目限制了档案人员长期能力的培养，为了更快取得成果，技术专长往往被忽略，这对于档案工作者的素养培养不利。[32]而另一方面，随着后保管模式的推广，当越来越多的非档案专业人士拥有了归档、保管的能力后，最终可能影响档案作为独立的社会职业，而成为一个普及性的素质能力培养机制。因而如何确保后保管模式不会损害档案同仁们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档案范式，抑或是原有的档案学范式如何在后保管时代融入新理念，需要为之付诸思考，并通过实践改进具体职能调度过程。

3.4权利让渡下的档案危机

当前，根据已有档案后保管实践不难看出，对于档案共同形成者的权利赋予是必要的，但也有学者提出担忧。随着后保管模式的扩大，当档案部门不断以权利让渡的方式将档案的归属权部分划分给档案体系外的主体，档案部门或者机构对于档案的总体掌控力相对被削弱，那么最终是否必然走上“档案自治”的路径。从当前的视野审视未来，不难发现“档案自治”存在显而易见的弊病：档案具有证据性，既有赖于档案工作机制中的鉴定过程，又有赖于档案机构的政府合法性授权和社会性认可，而当个人或群体在自我档案的保管中拥有的配置能力和权利相对扩张时，是否会导致档案客观性的削弱，这是档案工作者必须审慎思考的问题。因而，就目前的档案体系而言，档案后保管模式不具备无限扩大的成熟条件，仍需以小范围、项目化的实践形式展开。

4话语柔性转向：后保管模式下的柔性选择路径

后保管是数字化技术和后现代理念催生下的必然产物，后保管实践交流迭起，大有不可不变之势。然而档案学科作为人类长久以来的文化积累，过往的档案工作原则仍然存在可取之处，因而新思潮也需纳入旧有的档案范式，通过柔性策略实现档案话语体系的全新构建。

4.1 话语形成的控制原则：政府行政主导与社会权利行使的折中

首先，确立总则，廓清边界。当前，档案后保管模式转向仍然处在实践先行的阶段，在推进过程中已经遇到形式多样化、问题复杂化等瓶颈，亟须从实践研究转向工作程序的确立，提供解决路径和统一决策。借由政府行政规制社会个体和群体的权利，使得政府对于档案的主导权和社会的记录权利在合理范畴内折中，同时也能保证档案后保管模式不至于出现过度转向而冲击现有档案范式。

其次，因项置宜，柔性转向。后保管实践模式下，共同形成者是形成档案的关键部分之一，档案部门起到支持、引导共同形成者的作用，结果是双方都具备一定的档案配置权。为避免权责不清，在每个档案后保管的实践项目中，都应建立在总则领导下的权责分属细则，规避政府权责与社会权利之间的矛盾。其中，总则是规制政府权责和社会权利的柔性准线;而细则应针对潜在分歧或冲突进行细化规范。同时，不论是总则还是不同项目的细则，都不应以刚性的原则进行制约。在具体实践中，应以多样性、多视角、多维度的形式扩大和丰富档案后保管的实践范式。

4.2話语场域的参与原则：“一核”与“多元”的共生

首先，凸显核心，主导秩序。在后保管模式中，档案部门的角色和职能变革扩张，档案部门既成为话语场域的建构者，又成为话语场域秩序的维护者。政府机构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在档案叙事中可反映社会的整体运行状况，因而应凸显政府机构来源档案作为话语场域的构成基础，结合实际工作需求，突出核心重点，保持本职。同时，共同形成者的来源各异、覆盖面广，在档案叙事中可能存在“各向异性”的特征，倘若缺乏核心描述，则会对话语叙事带来混乱，对档案工作实践产生消极影响，因而突出核心是必要的。

其次，开放多元，共建共享。在凸显档案本职职能的基础上坚持开放多元参与，由此形成“一核多元”的档案话语场域参与模式。多元模式强调多主体在档案话语场域中能充分表达，形成档案话语的充分流动。在这其中，应保持主流叙事为主，多元叙事为辅，同时，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不同主体所形成的叙事话语之间不相互否认、规避话语争论矛盾，这也是稳定性多元话语场域构建的应有之道。“一核”作为“多元”主体的一部分，各参与者之间彼此协同共构，共享话语场域，达到既凸显核心，又扩大参与的有机平衡。

4.3话语描述的分立原则：公域和私域的再适配

首先，独立发展，各有侧重。档案馆应划分明晰公域和私域的界限，确保主体职能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在此基础上纳入社会性实践，避免档案工作混淆甚至失调局面的出现。对于档案馆而言，收集来自对应部门的文件，属公域;而对于后保管的新实践，应设立专职小组，负责其他主体的档案收集，为私域。公域与私域的独立并行发展是对档案工作初衷的维持，一方面阻滞了档案工作形式的全向转换，确保档案工作者的长期职能得到持续性关注;另一方面，后保管专职小组侧重建立广泛的社会协同参与机制，构建出新型档案范式。

其次，协同联系，巧妙适配。公域和私域的本质差异在于所保管的档案是否符合档案馆的主体业务，但在档案工作流程上两域之间仍存在相似之处。合并公域和私域之中的档案材料，尤其注重同一事件或者相关度较高的文献整并，达到公域与私域的再匹配。在公私域独立发展的前提下，注重两者的协同联系，确保档案的话语视角在相对独立表达的基础上，对同一主题呈现差异化论述，实现“全景式档案”建构。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功能、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9BTQ096）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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