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脱贫攻坚进入收官之年，我国将进入“后扶贫时代”，大力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在“后扶贫时代”，精准扶贫工作必须紧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从加强精神帮扶、实施文化驱动、健全相应机制三方面综合施策，激发相对贫困群众致富的内生动力，促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后扶贫时代”;乡村文化;相对贫困;内生动力

[DOI]10.13939/j.cnki.zgsc.2021.01.176

1 前言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公布，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可以说，我国精准脱贫工作已经进入“后扶贫时代”。下一步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在此背景下，如何激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推进精准帮扶，促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重要而现实的课题。

2 “后扶贫时代”带来精准扶贫工作的新变化

文章所称的“后扶贫时代”，是指精准脱贫工作由解决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转变的时期。进入“后扶贫时代”，我国已经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贫困人口基本消除。但是，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精准脱贫工作也是如此，相对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层面，其对精神、环境、社会等层面的需要也日益增长。进入“后扶贫时代”，随着相对贫困群众需求的变化，必然带来精准扶贫工作的新变化。

2.1 在理念上，必须紧贴相对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过去贫困人口受物质生产、自身条件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主要体现在对物质层面的需求。具体表现在“两不愁”（即不愁吃、不愁穿）和“三保障”（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别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需求。解决绝对贫困后，相对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自然而然会迎来需求领域的大延伸、大拓展、大转变，实现了从“窄”到“宽”的转变，呈现出了多样化多方面的特点，包括越来越讲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包括更高質量的生活、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消除相对贫困，必须紧贴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2.2 在视阈上，必须紧盯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既是党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向往。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人民越来越重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包括对解决区域、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东西部差距，教育、就业、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发展不充分等方面的期待。具体到相对贫困群众来说，由于他们的收入与其他群体之间客观存在差距，因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为迫切，心理上也更为“敏感”，尤其对公平、普惠、平衡、充分体现高度的关注，希望自己与全国人民一道，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进程中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2.3 在路径上，必须紧扣相对贫困群众的现实迷茫与问题

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刚刚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的群众，容易对自己的未来发展产生迷茫感，不知道在不再享受有关优惠政策、相关对口帮扶和“一对一”指导后，如何实现持续脱贫。在以往一些区域功利扶贫的影响下，一些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并非靠自身发展，往往很大程度依赖政府派驻驻村扶贫队，相关单位组织对口帮扶、开展消费扶贫以及投资兴办产业等，进入“后扶贫时代”，其脑子深处的“等、靠、要”观念并不能切实消除，进一步勤劳致富的动力不足。一些相对贫困群众容易“小富即安”，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安贫乐道、得过且过”;一些相对贫困群众受区域、交通、资源、技能、观念等因素影响，虽然有致富的意愿，但不知从何处着手。这些问题与现象的存在，都会影响共同富裕的推进与效果。

3 “后扶贫时代”必须激发相对贫困群众致富的内生动力

3.1 切实发挥相对贫困群众自觉能动性的必要

所谓能动性，是指人通过思维与实践的结合，自觉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反作用于客观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之区别于动物，在于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有意识地自觉地想问题、办事情。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事物发展变化的内部原因）是变化的根本。具体到精准脱贫工作也是一样，只有切实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他们才会对脱贫致富具有强烈的目的性、意识性和自觉性，从而对周围世界有积极、主动的态度，并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不断创造条件和改善自我，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3.2 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必要

我国消除绝对贫困以后，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广大农村来说，工作重点必然由推进全面脱贫向乡村振兴迈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将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农村应该说是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也是最广泛和最深厚的基础，更是最大的潜力和后劲所在。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不能仅仅依靠“外部输血”“大水漫灌”，必须发挥乡村人口的主体作用，通过乡村人口的全面富裕，来实现和保障乡村振兴。

3.3 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帮扶机制的必要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消除绝对贫困以后，并不意味着不再对农村进行倾斜与帮扶。在我国区域、城乡发展尚不平衡的情况下，对农村进行帮扶，必然是一项较长期的过程。如何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帮扶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开展农村帮扶，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礎，而乡村振兴的效果又决定农村帮扶工作的质量。两者不能有偏废、搞取舍，必须构建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帮扶机制。在“后扶贫时代”，一方面要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现实情况与需要，深入推进乡村综合治理、全要素建设;另一方面仍需持续为乡村相对贫困群众致富创造环境，增强造血功能。因此，进一步激发相对贫困群众致富的内生动力就成为“重中之重”，既是长短结合帮扶机制的保障之基，也是标本兼治机制的活力之源。

4 “后扶贫时代”如何激发相对贫困群众致富的内生动力

中国的脱贫工作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基于集体力量和智慧的、从上而下的减贫行为，因而中国扶贫语境下的“内动动力”，不同于西方心理学语境中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对自主、胜任、关系这些需要的追求来自人类内在的、本质的源头），而是与集体信念紧密相连的，包含着核心价值观、自我观及脱贫行为倾向三个相融合、相统一的因素。激发“后扶贫时代”相比贫困人口致富的内生动力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科学创造条件予以逐步解决。

4.1 加强精神帮扶

4.1.1 加强“价值观”培育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扶贫先扶志，先要解决思想上的贫困问题;地方贫困，但观念不能“贫困”，要淡化“贫困意识”。从激发“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群众致富内生动力的角度来说，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扶志”问题。但是“扶志”并非简单的以追求物质、经济为目标，必须切实以核心价值观为引导。“后扶贫时代”的减贫工作，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重要一环，激发“后扶贫时代”相比贫困人口致富的内生动力，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相对贫困群众积极投身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强化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奔小康的信心。

4.1.2 加强“自我观”矫正

自我观是指一个人关于自己以及自己与他人、与社会关系的观念系统。一般来说，个体往往按照与自我观相一致的方式行动，且自我观不仅决定着个体的当前行为，还影响着个体对未来的期待。因此，自我观是继价值观之后，内生动力的第二个层次。如前所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贫困人口存在“等、靠、要”思想、“小富即安”观念等，有的人认为自己条件较差、能力有限，无力改变现状，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相应措施、行动。因此，加强对相对贫困群众的自我观培育就显得尤其重要。包括举办夜校或讲堂、送戏下乡、加强宣传宣讲、树立身边勤劳致富的正能量典型等，积极促进相对贫困群众从“要我富”到“我要富”的转变。

4.1.3 加强行为倾向的引导

行为倾向处于内生动力的第三层次。相对贫困群众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有了强烈的致富意愿，接下来就要合理设定自身小康的目标并制定相应的计划或规划;整合现有资源、积极创造条件，围绕目标切实实施计划或规划。由于乡村相对偏僻闭塞，相对贫困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相对不高，往往很难自主的产生积极主动的行为倾向，这就需要政府、社会加强对其行为倾向的培养、引导、开发。各地区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相对贫困群众的行为倾向引导纳入重要工作计划，一人一策、一户一策，开展点对点、面对面帮扶，帮助相对贫困群众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制定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并积极帮助他们创造条件实施计划与规划。

4.2 实施文化驱动

4.2.1 推进乡村文化治理

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化在乡村目前仍根深蒂固。这些农耕文化，既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有一些落后的乃至有害的糟粕。优秀农耕文化中，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仁义礼智信，有孝老爱亲、忠厚传家等具有重要时代价值的成分，但也有“小富即安”的传统观念，“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消极思想，“独立单干”的传统习惯，以及封建社会长期“重本抑末”政策对商业行为的淡漠。一些村民习惯了过紧日子，但求温饱、安于现状，没有奔小康的打算，不去钻研致富的门路;一些村民“不问苍生问鬼神”，认为自己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再努力也是白费劲;一些村民面对自身资源不足时，不愿意与他们合作，乃至互相拆台;一些村民不懂营销，不懂市场，导致产品滞销或难以盈利。“后扶贫时代”激发相对贫困群众致富的内生动力，有必要开展移风易俗，对固有的、落后的、糟粕的思想和观念来一次大纠正、大清扫，让他们筑牢“幸福生活是靠奋斗出来”的理念，树立“劳动光荣、营销合理”以及“团结就是力量、协作就出效益”的观念，稳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4.2.2 推进教育培训帮扶

增强相对贫困群众致富的“内生动力”，必须切实提升他们的知识技能。一些村民囿于知识不足，不思考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发展经济，虽然守着绿水青山，却找不到金山银山;一些村民就业能力不足，虽然政府、社会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却没有条件承担;一些村民认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不仅舍不得自己在教育培训方面的投入，包括在子女的教育投入方面，也认为现在大学都不包分配了，送子女读书也没有什么用;一些村民树立了致富的目标与计划，但却苦于不懂管理、不懂技术、不懂经营，乃至投资失败、一蹶不振。这些现象和情况的客观存在，都会制约和影响相对贫困群众致富“内生动力”的发挥与可持续，需要相关部门、地方政府、帮扶单位等有的放矢地加强相应的教育培训，解决“有的缺少文化，有的没有技术，有的思想落后，有的不会计划”等问题，让这些相对贫困群众在不断提升中尝到甜头、强化奔头。

4.2.3 发展地方文化产业

贫困地区传统文化资源丰富、自然资源旖旎、风土人情独特，加强挖潜、整合、开发，完全可以成为吸引力强的旅行目的地、带动力强的文创产业基地，促进和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加经济收入水平，进而激发相对贫困群众爱我家乡、建设家乡、发展家乡的热情。以湖南省凤凰县为例，该县紧紧围绕“边城”做文章，成了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2019年接待游客201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00亿元。再比如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2013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668元，贫困发生率57%;该村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发展乡村旅游、苗绣等产业，截至2018年人均收入已超过1.2万元。这些实例，对其他地区绿色发展地方文化产业不无启迪，比如结合实际探索风味餐饮、休闲度假、生态民宿、户外运动等，并通过“互联网+”和“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相对贫困户+旅游购物”等模式，让贫困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实现增收。

4.3 健全相应机制

4.3.1 深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农村社会保障，是指为了改善和提高全体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由国家依法建立、政府主导的各种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农民生活保障性制度措施系统。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既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第二个飞跃的基本条件，也是激发相对贫困群众致富“内生动力”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五保供养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等，但仍存在不足，特别是与城市社会保障相比差距较大。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有必要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城乡教育、养老、医疗等政策一体化乃至均等化，解决农村人口的后顾之忧，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农村建设和产业发展，促进和实现乡村振兴。

4.3.2 深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实施脱贫攻坚战略以来，广大乡村公共服务得到长足发展，公路、电力、生活和饮用水、电话网、有线电视网、互联网“村村通”已经实现;93.2%的农户所在村有卫生站，78.9%的农户所在自然村垃圾集中处理，89.8%农户所在村上小学和87.1%的农户所在村上幼儿园方便，90.7%的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但在“软件”公共服务事业方面，比如法律咨询服务、心理咨询服务等方面仍然缺乏，随着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在法律咨询、心理辅导等方面的需求明显增多，其中相对贫困群众受自身条件限制，对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需求更为明显和现实，尤其是当相对贫困群众融入经济市场，更容易遇到法律问题，不懂法、不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在现实中常有发生，引起他们极大的困惑和困难。从短期效应来说，可以发动法律工作者加强对村民的法律帮扶，从长效机制上来说，还是需要积极构建起包含法律咨询服务在内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4.3.3 进一步落实好村民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制度，是农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由于贫困和相对贫困群众经济条件较差，容易自觉低人一等，不自觉把自己“封闭”起来，游离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之外。反过来，由于他們不积极或不认真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又容易在信息获取、经验交流、致富渠道等方面受到影响。进一步落实好村民自治制度，让相对贫困群众在参与集体管理与服务中得到锻炼、获得信息、增强能力、实现自我价值、增强集体荣誉感，能够更加激发他们致富和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更加积极主动为建设美丽中国增添色彩。

参考文献：

[1]戴荣里.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N].人民日报，2018-07-12.

[2]李世杰.“扶志”，提振信心决心[N].人民日报，2018-08-15.

[3]傅若云，傅安国.脱贫内生动力：一个中国化的心理学概念[J].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2）

[4]唐顺利.文化驱动精准脱贫的实质与路径[N].湖南日报，2019-12-10.

[5]汪三贵.中国扶贫绩效与精准扶贫[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精准脱贫内生动力研究”（项目编号：19JD710093）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王维新（1982—），男，湖南泸溪人，湖南大学法学硕士，高级政工师，长沙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