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仙 朱晗蕾

摘要：生态危机的发生特别是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和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需要反思和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人类担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责任。这种责任从生态伦理和生态哲学的角度究竟如何界定、界定为什么，尚属仁者见仁、智者见者的问题。笔者通过对“看护自然”“人是自然界的看护者”观念的探讨，主张以“智爱自然”替代“看护自然”的观念。“智爱自然”的历史逻辑始于人类的诞生、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其基本内涵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思想，结合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时代趋势，可以阐发为：以“智”为前提，以“爱”为核心，坚持生态整体思维。它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性、实践性和道德性，倡导人是自然界的智爱者。

关键词：生态伦理;看护自然;智爱自然

生态环境问题的蔓延特别是20世纪世界环境公害事件和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发生，使近现代“征服自然”的观念遭到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的论题。其中，有部分学者试图通过重新定位人在自然中的角色促进人们自然观念的转变和保护自然的责任担当，并借此为破解生态环境问题、促进新文明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美国环境伦理学的先驱梭罗声明人“只是大自然之中的一个过客”，主张重构被工业文明破坏了的人与自然的秩序。大地伦理的创始人利奥波德提出“把人的角色从土地共同体的征服者改变成其平等的一员和公民”。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重要代表罗尔斯顿则从不同角度认为人是“生态系统中的栖息者”“保护地球行星的评价者”，把人在自然界中的角色定位为“完美的监督者”。国内学者有的主张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把亚里士多德关于“ethos”一词的语义阐释为人是大地和所有存在物的“看守者”，有的提出“人是自然界的看护者”。关于人在自然界中的角色定位的讨论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正确认识近现代以来“征服自然”的观念，二是如何认识和定位演进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遭遇且必须回答的一个最基本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影响着人之为人的道德选择，也影响着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方向。对此，本文重点讨论近年来有一定学术影响的“看护自然”观念，提出“智爱自然”的主张，以期为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参考。

一、“看护自然”的思想内涵及局限

国内关于“看护自然”的观念大约始于21世纪初，其思想内涵主要由一个前提、两个理论基点和四项基本内容构成。一个前提即人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加剧，认为“当代人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已经达到了摧毁自然界的地步，看护自然界的问题才日益凸显出来”。两个理论基点：一是西方学者关于“ethos”的词义考证，由此认为“伦理的原初含义是人对自然界的看护、看守”之义，而近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人们遗忘了对自然界的看护之责;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确证了自然界是人本质的对象化”，由此“得出人必须看护自然界，看护自然界是人的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同时阐发了所谓“看护自然界”的四项内容：首先阐明的是“所谓看护自然界，借助大地伦理学创始人利奥波德的话说，亦是让自然界美丽、和谐与稳定”;其次，论证了看护自然界亦是守护人的本真性存在，守护人的本真性存在就不得不看护自然界，因此，“看护自然界的道德责任源于人对自身本真性存在的终极价值追求”;再次，基于海德格尔关于人在“存在”中澄明自身的思想，认为“看护自然界与人的本真性存在是统一的”;最后鉴于东西方传统思想，指证了看护自然界的实现路径。

就“看护自然”的思想内涵而言，有四方面的学术精进值得借鉴：一是在全面反思和批判“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观念时如何提出并确立保护自然的生态道德观念;二是确立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新观念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的;三是人在自然界中的角色定位究竟是立于人的本质、自然的本质还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本质;四是“看护自然”的思想内涵与历史内涵、实践内涵的关系。

不过，就总体而言，“看护自然”“人是自然界的看护者”的观点也有以下几点值得商榷。

（1）就历史维度而言，“看护自然”与“人-自”关系演变的关系。“看护自然”观试图以“平等”的关系替代“主奴”关系，但“看护自然”实际遵循的是西方从古至今的“人一自”关系逻辑，隐含着人可以征服自然、主宰自然也可以守護自然的逻辑。其心态与“征服自然”具有内在一致性即人可以左右自然界的命运，尽管目的不同。因此，“人是自然界的看护者”也许可以赋予人一种道德责任，但也可能进一步激励人自我膨胀的心性，误人自然界如要存在则离不开人的臆想，进而导致纠正近现代“人-自”关系的愿望落空。

（2）“自然界”作为整体是不需要守护的，那么看护的“自然界”其界限何在，人“看护自然”的道德责任是有限还是无限的。一方面，整体地说“自然界”无疑会放大“看护”责任，高估看护人作为道德主体的立德能力。同时，“看护自然”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也可能发生冲突，结果未必能通向与天地并生、万物齐一的“人性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谋划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认的是人与自然之间共生、共荣、共享、共美、共在的关系。这种和谐共生关系的外延事实上只能是人迹所至、人力所及的自然界，是人工或人化自然，不可能是作为整体的自然界。

（3）“看护自然”理论基础的适切性。例如，基于社会角色理论的“看护者”定位，把自然当舞台容易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无机化的想象。即当把自然界作为舞台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是原本有机的、生命共同体意义上的了，而是无机的、无生命的，可任人解构和建构的了，是供人实现自身角色而非为了自然的。人的属自然性，让人可以为了自然承担责任;舞台的属人性则只能使人为了更好的角色而创设新的舞台。

就当下经济社会发展而言，生态危机的发生特别是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和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确实需要反思和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人类担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责任。这种责任从生态伦理和生态哲学的角度究竟如何界定、界定为什么，尚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在此意义上，提出并探讨“看护自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拓新意义。不过，从“看护自然”的逻辑上也存在着是为了防止什么的问题。归根到底应该是为了防止人为生态环境问题造成人类文明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后果。因此，基于新的科学认知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提出“智爱自然”的主张应该更为适合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认同日渐增强的生态文明建设。

二、“智爱自然”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基础

“智爱自然”的历史逻辑始于人类的诞生、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因为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类，有了人类就有了如何认识、对待自然的问题。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人生于自然、成于自然、终于自然。在漫长的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人们就逐渐形成了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道德哲学和敬畏自然、尊崇自然、顺应自然的有机自然观。人们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生存的智慧，确立了参天地化育的仁民爱物的伦理道德，但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人们对自然的无知或少知，早期的先民只能匍匐于自然脚下，附魅自然、跪拜自然，甚至迷信自然。

到了近现代，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成功，生产力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科学技术和文化观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征服自然、统治自然、支配自然的机械自然观念颠覆了万物有灵和敬畏自然的有机论自然观。自然的“活”性、“灵”性被无生命的、机械的自然观所僭越。这种自然观一方面“不承认自然界、不承认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并且断言它既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因而它就没有能力理性地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不承认自然规律，认为自然“所展现的以及物理学家所研究的运动是外界施与的，它们的秩序所遵循的‘自然律也是外界强加的。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机器：一架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一个被在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另一方面以对立思维祛魅自然，抛弃了以往自然观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合理内核，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有机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联系，遮蔽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心性通达，导致了人的极度物化，使人的精神意识在摆脱神的束缚的同时走向了自我膨胀的不归路。征服异族、征服自然，摧毁文化与自然的多样性，使生态危机、经济危机、精神危机叠加而至。正是这种复合性的生存与发展危机使人们深刻认识并领悟了人与自然关系对立是要不得的，人类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观念和行为。因此，人们纷纷呼吁自然观念的转变，通过反思和批判机械自然观和工业化污染，谋求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人们也因此开始为自己立法，并重新定位自身在自然中的角色。

19世纪科学的三大发现和早期环保运动的发生，使人们逐渐开始反思和批判“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观念。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就非常强调，自然哲学研究要扬弃自然界和精神的分离，使精神能够认识到自己在自然界内的本质。“精神在自然内发现它自己的本質，即自然中的概念，发现它在自然中的复本，这是自然哲学的任务和目的。因此研究自然就是精神在自然内的解放，因为就精神自身不是与他物相关，而是与它自身相关来说，它是在自然内生成的。”他注意到了机械自然观对自然界物质性的偏执和精神的僭越，认为“自然界是自我异化的精神”。不过，确证人与自然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物质与精神关系的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克服了人类早期对自然的神化和崇拜思想，系统而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人、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什么要与自然和解、为什么要解放自然等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恢复了人类对自然的主体地位和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以及自然的价值，指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向。通过强调实践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性，确证了人的自然本质和自然的人本学意义，为我们提出“智爱自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正如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所指证的：“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因此，人类爱自然就要爱自己无机的身体，而且这种爱必须贯穿于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全过程。另外，这种爱不是建立在迷信自然或盲目自大的基础之上而是以科学认识和遵循自然一社会的间性规律及人与自然交往实践广泛展开为前提的，是科学理性的“智爱自然”。

三、“智爱自然”的基本内涵

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思想，结合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时代趋势，“智爱自然”的基本内涵首先是以“智”为前提。“智”既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基本范畴，也是近现代以来强调“知识就是力量”的机械论自然观反证的一个重要伦理概念。因为近代牛顿力学开启的是知而不智的道德哲学和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主客二分的自然哲学。这种哲学支撑的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自然状态”的假设论证，使道德确立在人与人之间达成的契约的基础之上。这种“契约”性道德观念经过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论证以及康德的义务论论证，终究使道德沦为保证人在自然面前、在他人面前自由的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当代科学哲学则强调遵循人与自然关系演进的规律，确证了人与自然生命相连、协同共生的一体性关系，主张以“和谐”代替“对抗”，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革新人类对待自然的心性。因此，“智”基于知识，重于实践，使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确立在真知的基础上。

二是以“爱”为核心。一方面，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真知，人们知道，“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与自然具有一体性。习近平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意味着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另一方面，现代生态学、生物学、生命科学等又让我们明白，人只是自然造化的产物，是宇宙自然层创进化的结果。“层创进化现象在自然界中的出现是很明显的。例如，当（首先是）生命和（其次是）学习能力在没有生命的生态系统中出现时。”层创进化使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人与整体自然、人与自然物的二重关系，前者强调整体，后者侧重部分，两者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同时主导层创进化的全过程的是宇宙自然。因此，我们敬畏自然、尊重生命，首先要敬畏宇宙自然创生万物的力量，珍爱自然赋予人类的生命力和思想力。在深刻认识自然创生规律即由前生物阶段、生物阶段到人类阶段的基础上，确立爱人爱物、爱人就要爱自然万物，爱自然万物就是培根固本地爱人类自己的信念。

三是坚持生态整体思维。生态整体思维确认人须臾离不开自然万物及自然界。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要对自然做“人本身的自然”和“人周围的自然”的理解，或者说是“主体的自然”与“客体的自然”的双重组合。恩格斯也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石里克在《自然哲学》中指出：“所谓自然，我们是指一切实在的东西，即一切时间和空间上确定的东西。”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强调：“自然包括任何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总和。”换句话说，人是自然整体的有机组织部分，同时又通过周遭自然确证自己的存在，周围一切存在的状态也体现着人的存在状态。因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化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生态整体思维既让我们明白人作为类的存在其命运与整体自然息息相关，同时周围自然的美丑、香臭也反映着人类自身的美丑善恶。

总之，“智爱自然”顺乎人与自然关系演进的趋势，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性、实践性和道德性，倡导人是自然界的智爱者。正如罗尔斯顿所阐发的：“人类如果不想辱没‘智人这一特殊称号，那么，他们就应该把这众多的物种当作是某种有权利要求他们加以关怀的存在物来加以评价。”“智爱自然”传承弘扬古代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有机自然观，但不迷信、不盲从;借鉴科学哲学的最新成果，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但摈弃“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单向度的机械思维，讲究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特质，同时热爱作为自然一员的身份。赞美自然，热爱生命，奉献社会，才是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智爱自然”的人格定位。

（责任编辑 朱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