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按照原定计划，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数万红军将士把英魂永远留在了湍急冰冷的湘江。

仗要怎么打，路往何方走？渡过湘江之后，中央红军内部一直存在争论。1934年12月中下旬，短短半个月，接连召开三次会议。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军事指挥问题是争论焦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史称遵义会议。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为“左”倾错误辩解。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分析了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经过一系列调整，“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终结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红军四渡赤水，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最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身在路线、方针、政策上面临的突出问题，它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