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茜月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一、《文心雕龙·论说》的主要内容与行文脉络

《文心雕龙》自《明诗》至《书记》的二十篇为文体论，分别论述了诗歌、辞赋、论说、书信等三十多种体裁的作品。《论说》作为其中的重要篇章，值得我们细致深入地分析理解并加以运用。

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便是刘勰在论述文体时的写作思路。叙述文体源流、解释名称性质、评述经典作品、指陈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这四个部分一脉相承，将文体的基本内容叙述得清晰而详尽。

《论说》全篇在保持以上叙述原则的基础之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分别阐述论、说两种文体在名义、性质、渊源等方面的概况。

在“论”部分，刘勰将其特点概括为“专精一理”，即就某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他对傅嘏、王粲、嵇康等人的玄学论文持赞美肯定的态度，随后又将诸多论文划分成几个层次并阐明其评判高下的标准。论的体制特色和写作要求，应当是“义贵圆通，辞忌枝碎”，能够析理严密、辨明是非。末尾附论经书的注释，主张解经应当“要约明畅”。

在“说”部分，刘勰首先提出“说”即喜悦，说辞是为了让人喜悦，但过分讨人欢心必定虚伪。战国时期，辩士推进了说辞的兴盛，至汉代大一统恢复，辩说开始逐渐衰落。而说辞除了口头陈说而后被载入史册之外，尚有书面形式的上书一类。刘勰以伊尹、吕尚、烛之武、子贡等人为例，说明切中要务、顺时适事的说辞对国家命运的重要作用。在写作要求上，说辞必须做到“时利而义贞”，能够同时推动国家和个人的发展。

最后，刘勰指出了论、说两种文体的不同之处。论的内容更为深广，在论文中，作者敏锐的文思得以驰骋四方；而巧妙恰当的说辞则如箭中靶，能够在瞬息之间阻止或鼓励对方，快速地达到预期效果。

二、论

（一）论的来源

圣哲阐明常理的书叫作经，阐发经书叙说道理的叫作论。正因为论的存在，圣人的思想和智慧才得以尽量准确地传达给后世而不至于丧失。

在《论语》以前，经书尚无以“论”字为篇名或书名的。这部书之所以称为《论语》，是因为执笔者为孔门弟子，他们将孔子语录加以转述和追录，因此谦虚地不称为经，只称为论。先秦诸子散文，包括政论、史论、学术论文等，便成了论的来源。

（二）论的性质

“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这里的“伦”是条理的意思。综合各种说法，精密地研究某一道理，讲述道理时富有条理而不出错，这便是论的定义。论下还可细分出陈述政事的议、说，解释经书的传、注，辨述历史的赞、评，评论文章的序、引八个分支。

（三）经典作品评述

刘勰以历史发展顺序为轴，分别对各个时期的典型论文进行了评述。

自论产生以后，到汉宣帝召集儒生谈论五经，汉章帝聚集大臣讲论经典，逐渐确立了论的正宗体制，即阐述圣人的思想，贯通经书的道理。到班彪的《王命论》，庄尤的《三将军论》，熟练地运用了史论的体裁。曹魏开始建立霸业之时，政术兼用名、法二家之术，傅嘏、王粲等人的论文能精练地考核名实之理。正始时期文治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大大加强了提倡学术的社会风气，开始兴起有关玄学的论述。

刘勰提出了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王弼的《易略论》、何晏的《道德》二论等作品，认为它们是论中的杰作，是发自内心的独立创见，论述精密。这体现了刘勰重视理论探索、重视辩论的精神。这些作品在他看来，是最为杰出优秀的。

接着他又举出了李康的《运命论》、陆机的《辨亡论》，指出这两篇论文虽不及上述作品那样突出，却也是论中的好作品。到东晋时期，只有玄学为人们所热衷，但大多数作品都只是引申前人的论点。像张衡的《讥世论》、孔融的《孝廉论》、曹植的《辨道论》等作品，则是“言不持正，论如其已”。由此，刘勰将自己所了解的论文划分成了不同的层次高下，具体详实地向读者阐释了论文写作的要义。

（四）论的体制特色和写作要求

论最重要的写作要领是“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也就是说，论述道理时务必全面通达，言辞切忌支离破碎。一方面，要使心中所想与实际道理相一致，两者相合没有缝隙；另一方面，又要使言辞与心中所想紧密吻合，使论敌无机可乘。写作时，要透彻深入地论述具体问题，钻研难处，追求道理。“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刘勰认为，写论就像劈柴，一定要顺着纹理劈开。

他还提出了注释是否可以算作论的问题。他认为，注释是分散了的论体，虽夹杂在文中不像是论，但汇总起来和论是完全相同的。秦延君注《尧典》用了十多万字，朱普解释《尚书》用了三十万字，因而通达之人厌其繁琐，羞于从事章句之学。刘勰提出了一系列精简准确、明白晓畅的注释，将它们看作典范，如毛亨注《诗经》、孔安国注《尚书》、郑玄注《三礼》、王弼注《周易》。

三、说

（一）说的来源

刘勰将说的源头追溯到上古大臣向君王进谏论说之辞，并将战国游士的雄辩之辞都纳入说体。他认为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西汉邹阳的《上吴王书》等是说体文的代表作。

（二）说的性质

在古代，“说”通“悦”，因而说就是喜悦，说字从兑，《兑》卦按《易传》的解释是口舌言辞的意思，所以“说”的言辞要让人喜悦。但过分讨人喜悦必定虚伪，所以舜会因谗言过多而震惊，说应该采取的是使人心悦诚服的说理方式。

（三）经典事例评述

在“说”这部分中，刘勰列举了大量事例来表现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伊尹向商汤谈论烹饪调味之事，以此比喻国家的治理，启发了他并使殷朝得以兴起；吕尚用钓鱼的道理来启发周文王治理好国家，从而使周朝振兴；秦、晋围郑，烛之武前去说服秦穆公，使秦军退去，保全了郑国；齐国田常要伐鲁，子贡前往齐国劝说而保全了鲁国……到了战国时代，各国争雄，能言善辩之士更是多如云涌。刘勰用一系列的排比、夸张和比喻生动阐释了说辞产生的巨大力量，“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巧妙的说辞能够以最俭省的人力、物力、财力达成预期效果，能够使人受制于那精妙的辨术，而无须动用兵力。在这个时期，雄辩之士受到了极大的推崇和奖赏。苏秦得以佩戴六国的相印，五个富饶的都城全封给了张仪一人。可到了汉朝，辩士们不再如此得志。郦食其为刘邦游说齐王，而因为韩信依然袭齐的缘故被误解，刘邦怒而将其烹死；蒯通曾劝韩信叛汉但失败，韩信被杀后，蒯通差点被刘邦烹杀。虽仍有陆贾、张释之、杜钦、楼护等善辩之士，都不过是见风使舵，没有人敢犯颜而发议论了。

范雎上书谈疑难之事，李斯上书谏逐客之令，都能正确揣摩对方的心理，一开口便切中要务，看似触犯了君王，但却能取得成功。邹阳劝说吴王、梁王，比喻巧妙而理由充足，所以虽然处境危险却没有遭殃；冯衍劝说鲍永、邓禹，事情不急又文辞繁多，因而屡次游说却常常失败。说辞的重要性，便在这一系列正反事例中得以彰显。

（四）说的体制特色和写作要求

“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刘勰认为，所有说辞的关键，在于时机有利、立意正确，要使说辞进能促成目的的达到，退无碍于显扬自己。如果不是为欺骗敌人，那么必须讲究忠诚与信实。披肝沥胆地把诚心献给主上，运用敏锐的文思来加强说辞，这是说的根本。

四、论、说二体的比较

论、说二体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同之处。

从来源上看，论来自于诸子学术文章，说来自于战国策士的游说之词。

“词深人天，致远方寸。阴阳莫忒，鬼神靡遁。说尔飞钳，呼吸沮劝。”从内容上看，论的内容深广，包括人事和天道，能将作者的心思传送至很远的地方，揭示阴阳之道丝毫不差，鬼神也无处逃遁。说辞的内容则取决于实际状况和现实需要，如飞钳般在瞬息之间阻止或鼓动对方，达成目的。

从追求目标上看，论着重于议论经典，用严密的理论分析来判断是非、说明道理，更具理论高度。而说则侧重于满足现实需要，针对较为紧迫的实际问题，用具体的利害关系或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说服对方，使其心悦诚服地接受意见，而非针对某一类问题进行探讨。可以说，论着重于逻辑说理，而说着重于形象说理。

但刘勰既然已将它们分为两种文体，却又合于一篇，自然有其缘由。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完全分明的，从根本上说，二者都是为了阐明某种道理或主张。它们相互影响交融，相辅相成，以至在后代文体中，论与说总称为“论说文”，也称为议论文、论辩文，成为中国古代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主要文体类别之一。

“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从该句中我可以发现，说本就是论的一个分支，二者有着重合的部分。

其次，论、说二体在成文中是互有交集的。论体少不了辩论，刘勰列出的论文大多有着策士游说的风格，文辞雄浑有力，这虽是论的显著特点，却也是说的基本方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说”归属于“论”，“论”则体现了“说”。二者在风格上汇合交融。

并且刘勰对论、说二体中文采和说理关系的规定具有一致性。它们都秉持着文采为说理服务的宗旨，最终目标是要阐明某种道理或主张，体现出一定的儒家正统观念。刘勰并不否认论说文需要文采，但它不能盖过说理。例如，适当的修辞手法可以使原本复杂的道理浅显易懂，增强说理的效果，但如果手法运用得太多，则会适得其反。

在思想上，刘勰谈到论时，提出“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可见他认为符合正道、忠于事实是论的基本写作要领。在“说”部分，他认为说一定要立意正确，唯有对敌人可以欺骗，对主上务必讲究忠诚与信实。这一原则既是论、说二体的一个共同特点，又是刘勰在本质上对所有文体基本思想的规定，体现出他本人的写作原则和思想倾向。

五、对后世写作的启示

《文心雕龙·论说》不仅详细阐述了论、说两种文体的基本问题，还融合了刘勰本人的写作观念，给后世写作带来启示和借鉴。

首先，写作论说文要“弥纶群言，研精一理”。也就是说，我们在论证某一道理前，先要尽可能地搜集相关材料和前人已有的说法，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其中进行比对和思考，寻找能够为己所用的部分。同时，也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切入口，避免目标不明、思路混乱的盲目性。当这一工作完成以后，则要找到自己想要研究的点，精密深入地挖掘它，展开细致的论述。

其次，“喻巧而理至”。借助巧妙生动的比喻来阐释道理，能够使对方清楚地理解作者的意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引人深思。有了它的存在，论说文在说清道理的同时也可以充满趣味，不再刻板单调。

接着，“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心与理合，辞共心密”。论述道理时，言辞应当全面通达、完整通顺。写作时，既要使心中所想与实际道理一致，不歪曲事实，又要使言辞与心中所想一致，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以及“我手写我心”的高超境界。这是对写作技巧和人格修养的双重要求，也是从古至今写作者不懈的追求目标。

最后，“辩证然否”“师心独见”，即对各种理论和观点加以甄别，辨明是非对错。当搜集了大量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展开自己的研究之后，我们会对该学术领域有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这时，就需要我们辨别其中的某些错误观点并加以修正。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各个学术领域的成就才能愈发突出，论文创作也才能真正达到有利于时代和社会的目的。同时，论文中要有独到的看法和观点，以及独属于自己的创新点，不能人云亦云。唯有如此，学术创新的理念和精神才能不断地延续下去，各个学术领域也才能焕发出永不磨灭的光辉。

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不仅是古代论说文写作的指南, 对于我们当今的文章撰写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学习和继承其中的精华,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 加以补充和修改，使之更加适用于当今时代的论文写作，提升作品的思想高度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