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雪

宗法制度开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善于周朝，并影响于后来的各个封建王朝。为了维护宗族社会里男性的绝对权力，男性在精神、经济上对女性进行施压，甚至对其家庭地位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女子“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殁从子也。”作为“四大南戏”之一的《白兔记》，主要讲述了李三娘作为五代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妻子受尽百般折磨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故事。李三娘的遭遇正是当时的民间常态，所以民间共情力极强。《白兔记》能流传至今并深受民众喜爱的原因，正是其质朴生动的民间生活气息紧贴大众的共情力。

李三娘人物形象的特点

首先，李三娘的人物形象是典型宗法制度下的产物。古代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是女性追求人格独立的枷锁。古代婚姻中男女之间是存在差异的，男尊女卑的等级思想深入人心。而儒家思想更是用三纲五常和封建礼教来要求女性，侍奉长辈、忠于丈夫、照顾子女。刘知远在分别时特别交代李三娘“养下女儿。凭你发落。养下男儿。千万与我留下。”这正体现了当时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夫权至上的社会。虽然李三娘深受父亲的喜爱，但是在宗法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不足以支撑她做选择，在家时听从父亲为她招赘穷汉刘知远。出嫁后绝对忠于丈夫，毅然决然地拒绝改嫁他人。

其次，李三娘在剧中还是一个从不抱怨、坚毅果敢的女性形象。如在第十九出《挨磨》中写道：“罚我在日间挑水。夜里挨磨。一不怨哥嫂。二不怨爹娘。三不怨丈夫。只是我十月满足。行走尚且艰难如何挨得磨。”兄嫂多次逼迫她改嫁，还非人道地惩罚折磨她，即便是这样，李三娘依然不怪罪任何人，只恨命运对她太过坎坷。同时也体现着宗法制度下认为女性操持家务是理所应当，不得埋怨任何人。李三娘更多悲伤的是他们赶走丈夫以及心疼肚子里即将出生的孩子。再如《逼书》一出，李三娘听闻大家逼迫丈夫写休书，一上场就将休书一把撕破，这正表现了李三娘的勇敢和果敢。《看瓜》一出，明知道瓜园有要人命的铁面瓜精，但是仍要去瓜园找寻丈夫，并称“就是鬼。也是我丈夫。”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丈夫的爱，为爱而坚守。

最后，李三娘的形象还具有忠贞不渝、坚定隐忍的特点。没能逼得刘知远写下休书，却逼得他外出从军。在分别的时候，刘知远劝告李三娘“我若去后。无知哥嫂定然逼你嫁人。不强似刘知远。切莫嫁他。胜似我的。嫁了也罢。”李三娘听后生气地说“伊说话太无情”表明了她的忠贞，且腹中有孕在身，就算丈夫从军也会忠诚于丈夫的决心。并叮咛嘱咐他“野草闲花莫要寻”并把“将恩爱”重复了两遍，以视重视。丈夫从军后，兄嫂又来强逼李三娘另嫁他人，李三娘用“绝不改嫁”表明了态度。兄嫂给了她四条门路，李三娘宁愿挑水挨磨也坚决不改嫁，正表明了她对丈夫的至死不渝、坚定隐忍。重点突出坚定隐忍的还集中在李三娘分娩时，当天李三娘还在磨房里干活，生产时兄嫂连剪刀都不借她，只能用口来咬断脐带。在如此艰辛的环境下生产，除了对孩子的珍惜外，还有刘知远临走前的交代。出于对丈夫的忠心和对骨肉的爱，面对重重困难，李三娘都隐忍坚持了下来。

李三娘人物形象的悲剧原因

造成李三娘命运悲剧的原因首先是“女性留守问题”。在封建宗法统治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是主要生活形式，这也就注定了“女性留守问题”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当时的女性在出嫁前是株守空闺，出嫁后是坐守家业。男子可以在外考取功名或者谋求生计，女子则在家操持家事，等待丈夫归来。能等得丈夫归来可谓是大团圆结局，但也有很多女性即使苦苦等待终生，最终也只能以悲剧收场。其中最为代表的就是《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和《白兔记》中的李三娘，她们同为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女性，在丈夫外出后，独自扛起家庭的重担。她们同样具有封建社会女性的“双重特点”，一是勤劳勇敢、温顺孝敬、吃苦耐劳、坚定隐忍；二是受时代压迫，缺乏对封建社会的反抗，一直保持着女性逆来顺受的特点。“奴性”是这个社会女性的重要特征。《琵琶记》的赵五娘将“贤孝”贯彻整部剧中，而李三娘特别强调的是“贞洁”，面对无理折磨决不改嫁。

其次，造成李三娘命运悲剧的是“招赘问题”。刘知远经历了两次招赘，第一次被李家招赘为婿，众人在婚礼上讨论“闻知姑娘嫁穷胎”，李家却看出刘知远的帝王相。刘知远更是用“深感不嫌弃。铭心在肺腑。难报恩和义。”来表明自己感恩戴德不尽。但当刘知远离开李家从军，受到了岳节度使的赏识后，便立即忘恩负义，再次入赘岳家，这是刘知远的第二次入赘。在入赘岳家时，刘知远并没有告知自己家中有妻，而是又以“深感不弃贫寒”来表达对岳家的感谢。一直到窦公将他与李三娘的儿子送来，他才告诉岳小姐“我有前妻李氏三娘。生下一子。”并立即表态孩子去留听从岳小姐的态度：“夫人肯收。着他进来。夫人不肯收。早早打发他回去。”这与临走前对李三娘所说“养下男儿。千万与我留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凸显李三娘的悲剧性。当岳小姐表态“前妻姐姐养的。就是我养的一般。”表明岳小姐不是多年来刘知远对李三娘和孩子不闻不问的阻力，阻力主要是刘知远已对李三娘负心，在听闻三娘磨房中产下孩儿，也不曾打听近况而是专注于孩子。剧本主要分两条主线来描述，一条刘知远，一条李三娘，并且交错进行，将刘知远入赘岳家后的顺利与李三娘在家中的苦难形成鲜明的对比，更体现李三娘这个人物的悲剧色彩。

再次，李三娘的悲剧来源于兄嫂的迫害。李三娘出生于农村的有钱人家，虽然不是锦衣玉食，但是生活不成问题，再加上“父母在日如花朵”。虽然过着父亲疼爱有加的日子，但是在宗法社会女性是没有权利的。父亲过世后，兄嫂强横地霸占了李三娘应有的财产继承权并试图赶走刘知远和李三娘。兄长李洪一受传统的农本思想影响，认为男性必须会耕田锄地，而刘知远恰恰只会牧羊放马、使枪弄棍。在李洪一看来他没有生存能力今后会拖累自己，所以想方设法赶走刘知远。由于李洪一夫妇后续心狠手辣、狡诈不孝的人物形象，使得全剧都在控诉李洪一夫妇。他们为了惩罚李三娘，想尽各种恶毒的办法，把水桶做成两头尖的橄榄状，使得李三娘抬水的时候中途不能休息，再在水缸打几个眼，使得水缸永远不能打满，甚至李三娘生子后要将孩子扔进荷花池。本是血浓于水的亲兄妹，却要百般刁难，使李三娘的悲剧色彩更加浓烈。

李三娘的不幸其实正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她只是众多女性悲惨生活的典型，也正是因为这一形象的高度概括性，才经久不衰地留存下来。《白兔记》在改编的过程中，依照中国戏剧“大团圆”的特色，将原本的负心戏改为一夫两妻的大团圆结局。但是改编者忽略了剧作前中期刘知远对李三娘的无动于衷与冷漠，使得全剧前后矛盾，大团圆结局生硬，便更加重了李三娘人物形象的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