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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骆越与中原关系述论

2021-04-06李妍覃彩銮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年6期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原关系

李妍 覃彩銮

摘 要:先秦至秦汉时期,分布于我国岭南西部地区的骆越,与中原地区的民族具有密切的关系,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中原文化的传入对推动骆越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骆越社会发展史,就是汉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携手开发岭南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和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骆越;中原;关系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6.011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6-0068-05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史过程,可以增进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成因及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先秦至秦汉时期居住在岭南西部地区的骆越,是我国古代南方百越族群的一个重要成员,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纵观骆越发展历史,就是骆越人民世代守护与耕耘于岭南边陲的历史,是骆越人民与中原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开发岭南的历史,是岭南骆越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因此,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对骆越史及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中的归属问题进行研究,揭示历史上骆越及其文化与中原民族及文化的密切关系,梳理骆越的来源及其归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阐明骆越及其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印证和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提供实证依据。

一、骆越:南方百越族群的重要成员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并且经历了交往、交流、交融和重组的漫长发展历程。先秦时期,经过长时期的发展与交融,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形成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百越)、中夏(华夏)等五大族群。其中南蛮(百越)集中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大致包括今江苏、浙江、湖南、江西、安徽、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北部地区。因其成员众多,分布地域广阔,史书有“百越”之称(通称古越人)。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即从岭南至越南北部到江苏数千里的广大区域里,分布着众多的越人部族,包括分布在今江苏、浙江一带的“扬越”“于越”或“东瓯”,福建一带的“闽越”,以江西为中心的“干越”,广西中北部的“西瓯”,广西中西部及海南岛以至越南北部的“骆越”,广东中南部的“南越”等。在岭南地区,以骆越分布范围最广,从广西中部的红水河以西,至云南东南部,西北至贵州与广西交界处,南面至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面至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皆为骆越分布区。由此可知,骆越是我国南方百越族群分布于岭南西部地区的一个重要成员,与其他百越、特别是相邻的越族关系密切。

据研究,我国古代南方百越族群的来源具有多元性,既有来自中原的神农、夏朝少康后裔,也有由本地区的史前人类发展而来以及由各地越族支系相互交融而来的族群。所以说,南方百越族群是我国许多古老族群交融的集合体,是我国古代五大族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族群。另一方面,百越分布的长江以南地区,因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相似,生活在这一广大地区的越族就形成了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和信仰習俗,包括操越语、种植水稻、构建离地而居的木构干栏建筑、披发文身,崖洞或悬棺葬,信仰和崇拜青蛙、蛇、蛟龙(鳄鱼)、雷神等。与此同时,百越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原文化关系密切,相互交往、交流与交融,成为古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群雄逐鹿,豪强争霸,兼并战争不断。这一时期,也是民族大流动、大融合时期,大批中原人南下,进入长江流域越人地区,与各地越人部族相交融。民族的迁徙与交融,促进了文化的交融。特别是在秦汉时期,长江及淮河流域的诸越人,文化已为中原华夏文化所浸润相融合。唯僻处岭南西部地区的骆越,因境内山重水复,交通闭塞,北面横亘着巍巍的五岭山脉,成为南北交通的天然屏障,仍然保留着越族传统文化、信仰与习俗。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置郡县,岭南地区为秦王朝统一治辖,大批中原人开始进入岭南地区,其文化也随之传入,对骆越文化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中原地区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传入,促进了骆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派兵平定南越国地方政权后,在秦设置的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地,分置九郡,大批中原将士、官吏、商贾及百姓迁居岭南。汉武帝借鉴南越国赵佗实行的“和揖百越”民族政策,采取“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羁縻统治政策,同时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输入中原生产工具,加快了骆越地区的开发,促进了骆越经济发展和汉越民族交融。东汉以后,骆越族名逐渐在史籍里少见,代之而起的是乌浒、俚、僚等,宋代以后出现壮(撞、徸、僮)族称。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表明,壮族是骆越后裔,骆越与乌浒、俚、僚、壮族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由此可见,先秦至秦汉以来,岭南地区的骆越及其后裔一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一个缩影。

二、先秦时期骆越与中原的关系

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民族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往往先是从远程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开始的。

据相关史料记载,约公元前16世纪,商族在黄河中下游(今河南商丘一带)崛起,其首领成汤率部于鸣条之战大败夏朝桀军后,以“商”为国号,于亳(今河南商丘东南面)建立商朝,成汤即位王,成为商朝第一代君主。传至第二十代君主盘庚时,国力强盛,周边诸多小方国先后来归,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北至燕山(今北京市西南面房山一带),南到荆楚(今湖北、湖南一带),东到东海,西到陕西中部。公元前1046年,居住在今陕甘黄土高原、渭水流域一带的周族崛起,周武王率领联军一路东进,在商朝殷都郊外的牧野与商纣王统领的商朝军队鏖战,大败商军。周武王乘胜率军攻入都城朝歌,商纣王兵败自焚,历17代30王的商朝破亡。同时周武王还征服了四周的许多小国,建立周朝,定都于镐(今陕西长安沣河以东),武王为周朝第一代君主。周朝强盛时,势力范围南过长江,东北至今辽宁省,西至甘肃省,东到山东省。

商周时期开创的以甲骨文、青铜文化和礼乐制度为代表的灿烂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中华文明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的先河。商周王朝以其强大的国家力量、强悍的军事实力、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灿烂的文化,声名远播,威震九州,令四方族群俯首称臣,远涉来贡,对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秦始皇建立的统一的封建集权制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商周王朝势力范围南过长江流域,达及岭南地区。与此同时,基于商周王朝势力及文化的影响力,岭南地区的骆越族与商周王朝已经有了远程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如《诗经·大雅·江汉》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逸周书·王会解》①云:“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乌鲗之酱,鲛瞂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其中的“正南,瓯邓、桂国、損子、产里、百濮、九菌”涉及岭南骆越人。又《吕氏春秋·卷十四 本味篇》云:“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鳣鲔之醢,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长泽之卵。”从上述记载可知,当时岭南骆越人已向商周王朝进献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等地方珍物。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进入了方国林立、豪强争雄、战争纷起的时代。春秋时期,居住在浙江一带越族,曾建立起强大的越国。“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韬光养晦二十年后,重新崛起,一举灭吴国,雄踞江淮,成就一代霸业而名垂青史。公元前306年,越国为楚国所灭,楚国成为雄踞江南一方霸主,岭南地区亦属楚国的势力范围。

考古发现也印明了上述史籍记载的真实性。在古骆越分布的岭南西部地区,发现了许多商周以至春秋战国的青铜器及墓葬群。如1974年在广西武鸣县(今武鸣区)马头勉岭发现一件精美的商代青铜卣,该铜卣呈椭圆形,通高40厘米,腹部宽19.4厘米,重10千克,顶上为牛头形提梁,带盖,下有圈足,通体以云雷纹为地,饰三重花纹。盖面和腹部是浮雕式的兽面纹,目、眉、耳突起,目似圆球,眉如卧蚕,眉尖突出器外,刻镂精工。这是目前骆越故地发现的年代最早、最为精美的青铜器。与铜卣一同发现的还有一件铜戈。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对武鸣码头乡元龙坡古墓葬进行发掘时,发现一批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其中,最完整、年代特征明显的是一件提梁铜卣和双耳圜足铜盘[1]。提梁铜卣高28.5厘米,扁圆腹,圆圈足,盖及腹部饰规整的夔龙纹,提梁呈绳索状,提环饰有牛头纹,是中原地区常见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铜盘高10.5厘米,双耳,高圈足。盘内中心饰放瓣花纹,处腹饰窃曲纹,圈足饰规整的云雷纹,也是中原地区常见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在骆越故地柳江、象州、宾阳、武鸣、横县、容县、田东、田阳、德保等,都发现有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器型以种类兵器居多,有钺、戈、矛、剑、钟(羊角钮钟、甬钟)、尊等[2]。在武鸣码头元龙坡墓葬里,还出土用于铸造铜钺的石模。

中原青铜器的南传,说明夏商周时代以来,中原文化影响范围已越过长江流域,穿越横亘于湘桂交界地巍峨的五岭山脉,涉及骆越聚居的交趾一带。随着夏商周王朝势力南扩,以青铜器为代表的中原文化,通过湘桂走廊,源源不断地传入岭南地区。青铜文化作为中原华夏文明重要标志,其南传给远在岭南西部的骆越带来了华夏文明的信息。骆越人通过对青铜器精美造型和品质优良的接触与观察,激发了铸造青铜器的热情。经过不断的摸索和反复实践,终于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步掌握了从采矿、冶炼、合金到铸造的一系列工序与技术,实现了青铜器的铸造。从骆越故地发现的铸范和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可知,骆越工匠首先是从铸造实心类的小型兵器或工具(如钺、剑、刀、铃、斧、铲等)开始,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提高,逐渐铸造结构较复杂、纹饰细密、体积较大的空腔类器物(如铜鼓、羊角纽钟等)。骆越工匠的青铜器铸造工艺,是学习或借鉴中原地区常用的合范铸造法(主要是实心类小型器物)和模范合体铸造法(即内模外范的空腔类器物)。铸造的器形有的是仿制中原器型,但有许多器物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如铜鼓、羊角钮钟、靴形钺、扁茎短剑等),标志着骆越青铜文化的产生。所以说,骆越青铜铸造业及青铜文化是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引领和直接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器物形态与功用,都带有很深的中原文化烙印,是我国源远流长的青铜文化的组成部分,反映了先秦时期岭南骆越对华夏文化的认同。

三、秦汉时期骆越与中原的关系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了统一六国大业,建立了封建制统一政权,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包括骆越在内的岭南地区开始纳入中央封建王朝统一管辖、治理和开发。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实行封建统治。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岭南的统治与开发,巩固新建立的郡县政权,维护岭南社会的稳定,秦始皇将南征的数十万军队留戍岭南,同时将大批中原人迁徙岭南“与越杂处”。这是大批中原人迁居岭南地区之始,开始了岭南越人与中原人大规模交错而居和直接接触与交往的历史。秦末汉初,中原战乱,原驻守岭南南海郡的秦朝旧将赵佗,乘机击并桂林、象郡,据关自守,自立为“南越武王”。为了融通汉越民族关系,赵佗采取了一系列“和揖百越”的民族政策,包括任用当地越人首领为官、带头尊重当地越人习俗、鼓励汉越通婚等。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鼓励汉越民族通婚,既解决了大批南居的中原将士、官吏和民众的婚姻问题,也有效地融通了汉越民族关系,为后来西汉王朝对岭南的顺利统一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汉武帝对岭南地区的管理和开发提供了重要借鉴。

西汉王朝建立后,随着政权巩固和国力增强,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年),调遣20万大军南下,一举平定了赵氏政权,岭南复归统一。汉武帝继承秦朝实行的郡县制,在秦置的桂林、南海、象郡地设置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借鉴“和揖百越”政策,实行“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羁縻统治政策。对于地方越人内部事务,汉王朝任用当地越人首领为官,让其自管其地,自治其民,同时将大批中原人迁徙岭南,输入中原生产工具,发展农业生产,保持了岭南社会的安定,促进了骆越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汉越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包括墓群、城址、窑址。其中以墓葬群数量居多,在秦汉王朝设置的桂林(郁林)郡、苍梧郡、合浦郡治地,保存的墓葬多达上万座,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包括青铜器、铁器、陶器、玉器、金器、银器、漆器、木器、滑石器、纺织品、玻璃器等。骆越故地出土的秦汉时期文物,应是由本地的骆越工匠和南迁的中原工匠所制作,也不乏直接从中原地区输入。但是,这些种类繁多的文物都具有较为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多数难以分辨是骆越工匠还是南迁的中原工匠所制作。即使可以确定为骆越工匠制作的器物(如铜鼓、羊角钮钟、靴形钺),也已吸收或融入了诸多中原文化元素。如铜鼓上所饰的弦纹、乳钉纹、云雷纹、蕉叶纹、锯齿纹、圆圈纹、水波纹、游旗纹等,多是中原地区青铜器上常用的纹饰。而青铜铸造工艺,也是受中原青铜铸造工艺的影响。这些现象说明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駱越人对中原汉族文化的认同。分布于黄河流域中下游的华夏民族,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夏代时率先建立了国家,商时发明了青铜铸造技术和甲骨文,周代青铜文化繁荣发展,开创了礼乐制度,为我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后,以华夏文化为核心,呈滚雪球的包容态势,向四周发展。随着秦汉王朝统一政权的建立,汉民族开始形成。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更为璀璨,成为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根据生产方式决定文明类型的规律与模式,中原文明与骆越文明具有同质性,皆属农业文明,所以华夏民族和骆越民族都是农业民族。而农耕民族的共同特点是依赖土地生存,安土重迁,并且对大自然和雨水有着很强的依赖,文化上具有很强的包容品格;在宗教信仰上也具有鲜明的农耕色彩,即流行自然崇拜,包括对土地神、太阳神、雨神、水神、花神和生育神等。正因为汉越民族文化具有同质性,在中原汉族迁居岭南后,与当地越人杂错而居,易于交往、交流和交融。特别是对于中原汉族文化,骆越人在实践中不断吸收,用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正是文化上的认同和包容性的品格,使得汉越民族能够和睦相处、共同生活、发展生产。

二是汉越文化的互补性与交融性。基于骆越人民对中原汉族文化的认同,使得中原文化在岭南地区日益广泛、深入传播。而当时先进的中原文化(包括生产技术、生产工具、文化教育、政治制度、儒家思想、礼乐、文字、典籍等)代表了中华文明成果与水平。因此,在中央封建王朝的统一管理和中原汉文化日益深入的影响下,骆越民族在思想和生产技术方面,均大量学习和吸收了中原先进的汉文化,在思想上崇尚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和社会大一统;在农业生产上学习和借鉴从中原地区传入的生产工具和耕种技术,逐步改变了传统的粗放耕作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学习和吸收中原地区的青铜铸造技术、冶炼技术、陶瓷器烧制技术,促进了本民族手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原汉族迁居岭南后,为了适应岭南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和生存方式,学习和借鉴了骆越民族的稻作耕种方式、离地而居的木构建筑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迁居岭南的汉族能在当地扎根,不断发展。正是汉越民族在生活与生产上的互补性,使得文化上的相互学习、吸收与交融,形成了相互依存、共生共存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

三是骆越生产力提高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如前所述,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华夏和秦汉时期由华夏发展形成的汉族,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是中华民族集大成者和优秀文化的代表,无论是科学思想和文明程度,还是生产力及生产技术,都走在世界前列,因而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内聚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对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具有引领和推动作用。中原文化传入岭南骆越地区后,使骆越人民领略到中原文化的光华,受到了中原文明的感召,进而在生产和生活中学习和吸收中原文化,并且因地制宜地应用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通过不断学习和吸收中原地区传入的文化和生产技术,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手工业生产,都有了明显的进步,生产力水平亦明显提高。这在骆越故地考古发现的各种遗址和遗物中都有真实的反映。

综上所述,先秦至秦汉时期,分布在我国岭南西部地区的骆越族,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或汉族,具有密切的关系,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骆越历史及其文化,始终与中原文化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我国南方百越族群中的骆越发展史,就是汉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携手开发岭南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和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韦仁义,郑超雄,周继勇.广西武鸣码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88(12).

[2]蒋廷谕,兰日勇.近年来广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J].考古,1984(9).

责任编辑:杨绪强

收稿日期:2021-11-03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7@zh019)。

作者简介:李妍,女,广西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壮族历史文化;覃彩銮,男,广西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壮族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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