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的暴力美学

2021-04-01赵俊

星星·诗歌理论 2021年1期

赵俊

某日，在深圳的红树湾散步。成片的红树林中，飞出一只只的白鹭，他们飞过港珠澳大桥的巨型钢筋，最后停留在桥墩下的栏杆上。它们以修长的体态倔强地站立，突然间我想起了一个命题：我们的诗歌是不是也需要一点这样的姿态呢？站在红树林夕阳的阴翳之中，我的脑海中突然蹦出一个词组：诗歌温柔的暴力美学。

最近，我在《诗建设》上看到一篇王家新的文章《只有真实的手写真实的诗——与青年诗人谈诗》。在该文中，他如是写道：“你们能不能给我来根刺？你们来那么一句，让我受点震动和刺激，感受你们对世界、现实的态度，那可能更是一种诗的能力了。”当然，他有一个预设的前提，“你们现在技术不错了，比我们年轻时要高，但问题是，你们在写作时是否感到‘口渴？”也许，正是这篇文章才让我拥有了这样一个矛盾的词组。

当然，我应该首先来谈谈“暴力美学”的问题。关于这个概念，首先应该是起源于电影的。一谈到暴力美学，大家首先会想到香港黑帮片大师吴宇森。但你如果想想《发条橙》中慢镜里舒缓的打斗，《奇爱》里核弹如繁花般在海洋之上绽放，《2001漫游太空》中永恒的石碑之前死亡已变成一种神圣的洗礼掠过人类身躯，那么，真正暴力美学的创始人就应该是斯坦利库布里克。

吴宇森继承了他的这种手法并赋予全新的表达。他被称为“暴力美学大师”，他的电影在暴力这层外衣下，着重描写的是人物之间的情谊，以及人与时代的关系，对现实社会的一种迷茫。吴宇森善于借物抒情，寓情于物，像在他的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白鸽”“教堂”都是美好的象征。在这里，已经有了更多的温柔。

到了昆汀塔伦蒂诺这里，他用自己的方式对暴力美学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在早期《低俗小说》《杀死比尔》等神作的洗礼后，他在《好莱坞往事》中加入了自己对于暴力的新理解。为了让波兰斯基的夫人扭转真实世界中遇害的结局，他修改了历史，让暴力没有得逞。这是多么温柔的暴力美学。

那么，从电影回到诗歌现场，我认为，现在当下的汉语诗歌真的缺少了一点点的暴力美学。从这点上，诗人们必须向电影人学习，这勇气是值得尊重的。当然，诗无达诂，我无法要求别人一定写我喜欢的风格，但我始终对那类缺乏钙质的诗歌热爱不起来。

在我看来，因为缺少钙质，很多当下流行的诗歌，带有一种高仿的性质，就像大街上经常会见到面目相似的人，他们可能是出自同一美容整形医院的作品。本雅明在《单向街》中这样写道：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新的生命力，艺术品的即时即刻性，即它在问世地点上的独一无二性。事实上，艺术作品唯有借助这种独一无二性，才构成了历史的主体。

因为这种高仿性，它的复制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当下的中国诗坛，“岁月静好体”正在不停地分裂和复制。这些诗篇都缺乏生活真实的痛感，如果将其称为“瘙痒体”也不为过。如果隐去作者的名字，你是无法辨认出各自的作品的。这些作品，你挑不出词语上的毛病，梳妆精美，在诗歌舞台上娇艳地微笑。

这种写作在女性诗歌中显得尤其突出。一方面，中国的诗坛出现了很多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诗人，比如沈睿、戴潍娜，甚至出现了以竹君为代表的“女上海写作”。可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很多女性还是在为男权的审美而写作。那些大同小异的词语，是对诗意真正的亵渎，这种陈词滥调就像快速分裂的孢子，散播在中华大地。在这里，诗人和诗性丧失了那最后的一点神秘，沦为庸常的一种输出。“寺边语言”的归属和认同感已渐渐消弭，它变得让人难以辨认。

文青诗歌安全、舒适，缺少一点鲁迅关于“摩罗诗人”的勇气。在这个小时代中，暴力美学是普遍缺乏的。因为大家甚至已经不能容忍诗人的那一点点可爱的与众不同。殊不知，暴力美学肯定带有一点点激情和谵妄的。福柯曾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这样写道：“语言是疯癫最初和最终的结构，是疯癫的构成形式……这种谵妄既是肉体的又是灵魂的，既是语言的又是心象的，既是语法的又是生理学上的。”可以说，很多诗人的写作，已经呈现出了这种特质，他们的肉体生活和精神世界都已经嵌入了激情和谵妄。然而，恕我直言，很多这类诗歌是有暴力而无美学的。比如现在正在兴起的口语诗歌写作，充满了暴力的可能性，而将审美作为了不在场的见证。他们沉浸在桥段乌托邦似的“事实诗意”中不可自拔，那种极度自恋远远超越了纳喀索斯和他的湖泊。

在今天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必须拥有一台时光的穿梭机，用一个记忆的汤勺，去勾芡20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在那里，曾照见过一段光辉岁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十四行诗充当了棋手。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棋手的边界效应也在挥发着余香。

说到暴力美学，它多少是良知的一种自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阐释过良知的呼声性质：“在良知的呼聲中，什么是话语之所及，亦即召唤之所及？这一回答无可争议，同时却也无可确定。”北岛在《回答》中为我们带来了暴力美学。他在这首诗歌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词语的及物”，他喊出了一代人的最强音。北岛在开篇就给读者一记闷棍，他摒弃了那时诗歌娓娓道来、循序渐进的模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暴力美学就是对惯常表达的一种反抗。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反抗，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会呈现出一种什么状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北岛就是在纠正人们对江南基因的一种陈词滥调的解读。从《花城》杂志开设的《家族记忆》专栏中可以看到：北岛的曾祖父曾率领湖州军民抗击太平军，被俘后英勇就义。也许，基因记忆通过诗歌完成了某种复生。

作为今天派的另外一个代表，芒克在《阳光中的向日葵》中，有了一点意外的惊喜：在暴力美学中，加入了一点点温柔的意蕴。这甚至是对他自身形象的一次修正。李劼在《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一文中批评过芒克：“不知是谁，突然举起酒杯，带头说道，芒克是我们的领袖，我们要高举芒克的旗帜，跟着芒克前进。于是，诗人们一个个起身表示，要高举芒克的旗帜，跟着芒克前进。连宋琳也作了如此表示。我当时整个懵了，弄不清这算是跟诗人聚会，还是上了什么梁山泊。我于是站了起来，冷冷地走到一边。这时，饭桌上的眼光全都朝我转了过来。一阵沉默之后，芒克开始发话说，有些知识分子，总要摆些架子，不愿意同心同德。芒克话音刚落，保镖们立即呼应，开始猛烈批判知识分子的清高。”在《阳光中的向日葵》这首诗歌里，芒克不再是那面“旗帜”，他将自己的身段放低，整首诗都处在一种低沉的隐忍之中，最后，用“每抓起一把/都一定会攥出血来”来结尾。这时候，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芒爷”，而是一个充满了悲悯的青年芒克。“攥”字将暴力美学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同时也是温柔的，带有一点点无助。

在第三代的狂飙突进和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各种诗歌浪潮兴起后，这种暴力美学已经式微，甚至不具备走向温柔的可能性。近年来，很多人说，一位近年很红的草根诗人张二棍帮王家新找到了那根刺;又有很多人说，在他的诗歌中读出了“悲悯”。其实，在我看来，张二棍的诗歌虽然在语感方面有不错的辨识度，可是完成得实在不够。比如，他缺乏现代性的佐证就在于，哪怕他写苦难，都停留在宿命论的基础上，比如说在诗歌里出现了太多膝盖下垂的句子，“跪文化”在他这里是真实存在的，比如他有一首关于邻居的苦难的诗——《娘说了，命》，最后得出结论：一切都是娘说的那个命运。再就是对他所有诗歌理念的高度总结：一切都是宿命，人对于命运抗争是无用的。用这种前现代的意识去写诗，自然能够收割很多读者，但是他离我们当代的诗歌实在是太远了，甚至，他还比不上顾城、海子的年代。顾城那洛尔迦式的谣曲吟唱超越时代的界限，而海子的农业抒情也是出于对美和自然的正义索求，可在21世纪的当下，这样的诗歌，正在走向我所认同的“暴力美学”的反面。

李不嫁近年来被称为“诗骨”，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些可贵的特质。他的笔触，已经能够伸向苦难的最深处，而且总能从里面带出一点“真实的消息”。他从不将苦难浪漫化，而是在苦难之中寻求根源。这是一种可贵的探寻，倾注了他对诗歌所有的勇气。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点暴力美学的踪影。他多的是对苦难本体直接的捶打，而没有从人性的本质上去摸索所有的真相。也许，他缺少的正好是那点最要命的溫柔。

苦难当然只是暴力美学的一个向度，它并非是暴力美学的源泉。可是，“温柔的暴力美学”是我对诗歌极为苛刻的追求，它就像人马座的流星雨一样可遇而不可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光辉，自然是一种慰藉的力量。也许，这就是王家新说的那根刺。

近年来，最符合我心目中“温柔的暴力美学”标准的，是陈先发的这首《群树婆娑》。诗的开局是缓缓铺陈的，在中间有哲学的过度，但诗人没有一直在这种舒适区里安躺，享受着隐喻带来的和煦的阳光，他在最后完成了暴力美学箭簇的发射，在诗意的靶点中找到了坐标：

最美的旋律是雨点击打

正在枯萎的事物

一切浓淡恰到好处

时间流速得以观测

秋天风大

幻听让我筋疲力尽

而树影，仍在湖面涂抹

胜过所有丹青妙手

还有暮云低垂

令淤泥和寺顶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