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镒浩，丁 胜

（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京210037）

中国农村居民的高储蓄率现象一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它不仅与农村居民现有的生活质量具有密切关联，更与未来他们的发展前景息息相关。随着国家不断努力减少贫困，缩减贫富差距，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呈现出越来越有规律的波动。中国六亿农村群体，拥有的储蓄量达到10万亿以上，有效的分析与预测这一大笔资产的变动与哪些因素有关，将为更好地打赢脱贫攻坚战捋清思路，为更方便地开展农村金融业扫清障碍[1]。

1 背景分析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储蓄大国，储蓄率居于世界前列。2019年，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了192.88万亿元,人均拥有5.8万元的存款，储蓄率高达45%。而拥有六亿人口的农村群体，则更加偏爱储蓄，这样的现象惹人担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三驾马车”，也就是投资、出口和消费。然而，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以及国际格局不明朗的态势下，出口的前景蒙上了一层纱，而一直以来惯用的靠基建投资来扛起GDP也不是一个长宜之计。当下，急需消费这最后一架马车开足马力，发挥出他应有的作用，只有加强本国的消费才能摆脱中国对外贸与基建的过度依赖。福耀集团总裁曹旺德在2017年的采访中坦言，中国真正的消费人口只有2亿，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巨额的储蓄存款。

因此，本文将探究巨额储蓄与收入差距和贫困减缓的关系，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中国消费不足，储蓄过多的问题。

2 理论探讨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探讨

在本文进行论述之前，首先要对农村居民的储蓄率的变动是否会促进贫困减缓这一命题的真伪性进行探讨，即为什么农村居民储蓄的减少会帮助农村进行减贫。现有的主要观点认为，降低储蓄对于农村减贫的原理主要在于：第一，储蓄与消费紧密相连，从理论上来说，储蓄与消费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农村居民的储蓄率过高，变相削弱了在教育的投资成本并且放弃了市场中更高的投资回报；第二，储蓄本身并不能带动农村的发展，只有当储蓄转化为生产资本并实现增值，储蓄才能实现意义，而农村居民将大量现金积压在家中，丧失了储蓄的意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村居民的储蓄率，会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帮助减贫。

2.2 文献综述

首先，关于农村居民储蓄率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主要从keynes的绝对收入理论以及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来研究[2-3]。但keynes认为，高收入家庭拥有更高的收入，并拥有更高的储蓄，由此导致全社会的储蓄率提升，这显然与中国现有的全民储蓄的现状相矛盾。而持久收入假说认为，家庭的消费并不取决于当下的收入，而应该取决于持久的未来的收入。然而中国近几十年来，收入增长水平极高，理论上来说家庭应该持乐观态度，消费自然也会水涨船高，而与之相对应的储蓄则会很低，然而事实却相反，这表明该理论也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Dusenb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则认为，示范效应与攀比效应会对储蓄率产生影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富裕的人也在不断储蓄的现象。该结论与中国现有的状况十分吻合，并有学者以此得出了收入差距导致不富裕的人只能抑制消费，增加储蓄的结论。杭斌分析了地位攀比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我国普遍存在人情支出方面的攀比现象，且家庭消费受人情消费的影响很大，造成家庭储蓄率的上升[4]。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彭梦霞则认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增长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5]。王建英则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将明显影响人们的储蓄率，该现象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而只有重视并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才能解决中国“高储蓄，低消费”这一问题[6]。

其次，关于农村居民储蓄率与贫困减缓关系的研究。一般来说，家庭的持久收入与不确定性是影响储蓄率的主要原因，而农村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显然要大于城镇居民，也因此会导致更高的储蓄率。Choi使用递归效用函数模拟,发现预防性储蓄占中国居民储蓄的80%以上[7]。而宋明月则通过研究发现，在假设不确定性消除后，农村样本的居民储蓄率仍然高出八个百分点，可见农村普遍存在着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与闲置的情况[8]。贺雪峰通过多地实地调研发现，农民想要摆脱贫困，关键就在于他们是否能够合理的利用储蓄。他认为，农民普遍不舍得在吃喝上浪费，但却愿意投资一部分在房子上，而与其投资在房子上，他们更愿意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一旦有了良好的教育，就能够更好地利用储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9]。由此可见，观念和文化的转变才是农民改变储蓄方式，脱贫致富的关键。

最后，关于农村居民储蓄率、收入差距与贫困减缓三者关系的研究。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合理改善，将会促使农村居民进行投资与消费，相比将现金积压在家中贬值，无论是将这笔财富投资于教育、房产亦或是理财产品，都将获得一定的收入回报，这会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而这也必然会缩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可以说，贫困减缓以及收入差距的改善是现有高储蓄率降低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学者目前主要把目光放在了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储蓄率以及贫困与农村居民储蓄率这两个双向的关系上，而鲜有学者对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将以农村居民储蓄率，收入差距以及贫困减缓这三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VAR模型来研究它们的内在机制。

3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研究假设

3.1 指标选取

①农村居民储蓄率。农村居民储蓄率是指农村家庭在一年内的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储蓄又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相减。本文所研究的范围为整个中国农村居民的大范围。

②收入差距指标。根据目前学术界采用的指标来看，泰尔指数、基尼指数及城乡收入比都可以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本文借鉴高霞[10]的做法，采用基尼系数来计算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

③贫困减缓指标。目前,学术界常用的衡量贫困的指标有贫困发生率、可分解FGT指数等,但这些指标均需要优先参考贫困线。但是由于我国近年来脱贫工作效果显著，贫困线逐年都在变化，而上述两个指标过分依赖贫困线,致使其在我国的适用性不强。因此，本文借鉴彭建交[11]的做法,采用恩格尔系数从支出角度测量居民的贫困水平。恩格尔系数是国际通用的用来评价贫困程度的指标，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位于农村，因此选用农村恩格尔系数来进行数据分析。

3.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1998—2018年21年的数据来进行研究，其中农村居民储蓄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基尼系数来自于中国统计局网，农村恩格尔系数也来自于中国统计局网，在模型的具体计算中本文利用了Eviews7.2软件。

3.3 研究假设

假设1：农村居民储蓄率降低与收入差距减少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2：农村居民储蓄率降低与贫困减缓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3：收入差距的减少与贫困减缓呈正相关关系。

4 实证分析

4.1 平稳性检验

首先运用ADF检验法对农村居民储蓄率（Z）、收入差距（Y）和贫困减缓（X）三个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12]。从表1得出，三个数据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可以进行VAR建模。

表1 单位根检验

4.2 最优滞后期的确定

表2 最优滞后期的选择

从表2中可以看出，当滞后期为2时，除了AIC以外的所有统计量都选择滞后期2为最优值，因此选择建立滞后2期的VAR模型是最合理[13]。

4.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在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后,需要对模型建立的意义进行检验,若模型中某一变量的滞后值对被解释变量没有显著影响,则该模型就是没有意义的。从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储蓄率受到贫困减缓的影响，也就是说贫困减缓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高储蓄率情况的改善。另一边，收入差距不仅受储蓄率的影响，也受到了贫困减缓的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储蓄率受到了收入差距的影响，即收入差距的缩减也能降低储蓄率，同时，储蓄率也可以反作用于贫困减缓，也就是说，储蓄率的改善和合理利用，将会帮助脱贫致富。

表3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4.4 模型平稳性检验

脉冲响应描述的是各个指标之间的冲击响应幅度，所以首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由图1可以看到,所有单位根均在单位圆内,由此可知建立的VAR(2)模型是稳定的。

图1 单位根倒数模的分布

4.5 脉冲响应函数

图2 储蓄率受贫困减缓的影响

图3 储蓄率受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图2可以看出，贫困减缓会对储蓄率的改善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第2和第3期会有一个反效应，究其原因在于短期内的收入增多会让农村居民不知如何消费这一笔资产，只能先暂时进行储蓄。但从长期来看，贫困减缓将持续鼓励储蓄率的改善，并在第六期达到最大值。

从图3可以看出，收入差距的减少在前三期会对储蓄率有一个反效应，原因同样在于短期内的收入增加让农民失去了消费的方向，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迷茫期。随后，收入差距的减少将持续对储蓄率进行一个正向的刺激，并在第六期达到最大值。

4.6 方差分解

表4 各变量方程分解表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首先，农村居民的储蓄率一直受自身的影响较大，但这种影响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减弱，与之相反，贫困减缓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贡献将越来越大。而收入差距在对储蓄率的影响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会维持相对的稳定。

其次，收入差距对自身的影响随时间不断下降，且下降幅度较大，而贫困减缓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快速增强，从第4期开始几乎追上收入差距对自身的影响，并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维持稳定。储蓄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第2期大幅度提高，并在波动中小幅上扬，总体对收入差距影响不大。

最后，贫困减缓一直受自身的影响较大，在第10期比重仍然达到了78%，农村居民储蓄率对其的影响一直在小幅上扬，但仍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从以上的方差分解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储蓄率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经济指标，与贫困减缓和收入差距都有着重要的关联。减贫工作一旦开展，就将对农村居民储蓄率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减贫工作给农民群体带来了大量的纯收入，这将给农民的整体的消费和储蓄观念带来革新。一开始特别贫困的农民非常节俭，赚的每一分钱都要储存起来，生怕花出去一分冤枉钱，但随着收入的增加和对未来的美好的预期，农民会逐渐开始对生活质量有一定的追求，希望子女接受更优质的教育等等，这就会促进消费，减少储蓄，形成一个好的循环。

收入差距同样对储蓄率有着不小的影响。首先，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降低了社会的消费水平，大量的农村低收入者不仅要满足温饱，还要致力于解决住房、医疗、养老等一系列顽疾，这将使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无限低，只能通过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其次，低收入的家庭受到高收入家庭的刺激与压力，在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攀比欲，但是迫于生活水平较低，只能通过压缩消费，增加储蓄来满足他们的攀比需求。最后，储蓄率对收入差距也有着反作用，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已有的储蓄会流向能获得更高回报率的地方，因此，受过教育，懂得投资的人积累的财富会越来越多，而农村居民只能拿着储蓄所获得的微博利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从储蓄率、收入差距和贫困减缓三者的关系来看，合理的利用储蓄，将会明显改善贫困，缩减收入差距，而贫困减缓也会刺激储蓄率的改善，收入差距的缩减，同时收入差距的减少也会对储蓄率和贫困减缓产生正面的刺激。当然，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储蓄率对于减贫和收入差距这些事业的推动的效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一个个周期慢慢增强，但这也足以证明合理的改善储蓄状况对我国经济基本面的改善有着重要作用。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1990—2018年的数据，通过VAR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储蓄率、收入差距和贫困减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储蓄率和收入差距互为因果关系，农村居民储蓄率和贫困减缓互为因果关系，而贫困减缓是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其次，脉冲响应结果表明，贫困减缓对储蓄率的改善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并将在长期持续对储蓄率的改善起到不错的效果，而收入差距对储蓄率的影响相对较小；最后，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储蓄率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而贫困减缓对收入差距的缩减以及储蓄率的改善都将有重大的意义。

以上结论表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降低将会明显改善农村居民的贫困现状，而收入差距的改变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将要在一定的周期后才能得以体现。因此，为了进一步发挥农村居民储蓄率在贫困减缓中的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5.1 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储蓄能否有效地转化为收入的关键在于是否进行了合理的投资与消费，我国的总储蓄早已超过了总投资，并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扩大，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我国储蓄率过高导致的，但储蓄率问题只是个果，而不是因，究其原因在于居民没有或者根本不知道合适的投资路径，而这种现象在农民群体身上更为普遍。

因此，一方面，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需要因地制宜，成立专项的资金去调查，这个地区适合种植什么、发展什么，是否适合开展旅游业，是否适合发展林果业种植等等。要加强农民转岗转业培训，帮助残疾人或者老人寻找一份能胜任的工作，实行再就业补贴,保持农民收入有较快的增长势头。对于乡镇村集体开办的企业，需要大力的扶植，减少苛捐杂税，切实增加农民的收益。另一方面，政府要拓展农村居民的投资渠道与路径，在政府的引导下，把农村居民闲置的资本投入到收益稳定，风险较低的国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或者前景良好的企业上，不仅增加了国家财政资金，还满足了农村居民的投资需求。

5.2 缩小收入差距

国家要发展生产力并利用更科学的税收调节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加强税收的针对性和合理性，才能更好地维系社会的稳定。同时要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促进城乡居民一体化的发展，才能减少分类和歧视，进而激发市场的活力[14]。从储蓄的角度来看，缩小收入差距首先就是要善于利用储蓄，政府应该加强对这方面内容的科普与宣传，同时要提供对这方面的安全保障，防止上当受骗的情况发生。最后，完善信贷业务，让农村贫困人口有机会去借贷，要彻底解决借贷的体系不完善，成本过高等问题，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脱贫致富。

5.3 加强社会保障

政府需要保障基层医疗、教育、保险的展开，不仅是对基层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负责，更是增强他们对于未来的良好预期。有了美好的前景，才会促使人们有赚钱的冲动，消费的冲动，而不是一味的增加预防性储蓄。因此，扩展各类医疗、养老保险的基本面，加大基层教育的开展力度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要保障每一个农村居民享受这些服务的权利，另一方要通过适时的宣传改善他们的观念，让他们愿意主动去配合这些政策的落地。只有一个社会有了足够的社会保障，居民才有消费的底气，消费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