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上世纪80年代艺术人类学理论传入中国后，中国学界开始对相关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究阐释，并大力推进艺术人类学与中国实际相适应，即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进程，进一步拓展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方法、视野研究。本文通过对40年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探索研究情况进行梳理简评，为更好全面直观掌握相关前沿动态提供有益借鉴。

關键词：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探索;简评

艺术人类学是一门源自西方的学科。1981年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教授的学术专著《艺术人类学》在英国出版，靳大成研究员将其译介到中国，标志着我国现代意义上艺术人类学的起步。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教授的主持下在北京成立，由此正式开启了中国艺术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新历程。当前，艺术人类学研究在我国日益走向多元化，其成果在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历经40余年的发展，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成果日益丰硕，研究影响日益增强。2019年，由英国罗伯特·莱顿教授和中国学者罗易扉主编的第一本介绍中国艺术人类学的英文著作——《当代中国艺术人类学》论文集在剑桥学者出版社出版，标志着中国艺术人类学在促进全球学术共同体美好愿景方面迈出了跨越式的步伐，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一、关于艺术人类学的概念及源流研究

40余年来，我国学者们围绕艺术学和人类学交叉学科所生成的相关学科理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与实践研究中可能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

在学科定位上，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方李莉教授率先指出，“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它将艺术学和人类学相结合，形成新的学术视野和学科方法论。因此它既可以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也可以借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来研究艺术”[1]。王建民教授也持有同样观点，认为“艺术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艺术活动、艺术作品、艺术现象进行阐释和分析的学科”[2]。

在研究对象上，方李莉教授认为，“艺术人类学不仅关注民族民间艺术，也关注现代艺术;不仅关注乡村，也关注城市;不仅关注中国，也关注海外，它要关注的是整体的人类艺术”。郑元者教授提出了“全景式的人类艺术（史）景观图”概念，认为面对全人类艺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艺术人类学应该充分揭示艺术的各种表达方式、观念与行为及在各个历史时期、族群、区域的差异和规律。他同时强调“中国艺术人类学应当从艺术的真理层面解析各民族民间艺术，着力于中国事实、提炼中国问题、发出中国声音、创新中国理论，而不能仅充当西方艺术理论印证材料的试验场”。何明的《艺术人类学的视野》、《学术范式的转换与艺术人类学的学科构建》[3]，王杰、覃德清、海力波的《审美人类学的学理基础与实践精神》，向丽的《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制度问题研究》等文章也对艺术人类学相关范畴进行了有探索意义的论述。

二、关于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反思研究

通过对学科发展进程的分期、特点、研究成果、研究热点、代表人物和实践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学者们从历史的角度回顾反思中国艺术人类学40年走过的道路，为学科发展提供了主要参考和经验启示。

王永健在《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轨迹》一文中，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学术准备时期、学术起步时期和稳健发展时期。清晰呈现了中国艺术人类学40年从文本到文本、从文本到田野、从本土化到国际化的学术转向。方李莉教授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之路》一文中，从迈向人民的艺术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艺术人类学、社会发展中的艺术人类学、本土理论建设中的艺术人类学、国际交流中的艺术人类学等5个方面，对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术成就和发展特点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概括[4]。文章指出，艺术人类学未来应该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城市艺术田野和当代艺术的研究，二是对西方前沿“艺术的后殖民研究”“挪用和价值创造”理论的吸收借鉴，三是对于传统民间艺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的价值再创造问题。

此外，洪颖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述评》，李如海、高蕾的《中国艺术人类学近10年研究综述》、李修建的2013、2014、2015、2016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以及王永建的《“十二五”期间艺术人类学研究述论（2011—2015年）》[5]，汪欣的《艺术人类学与当代社会建构—201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方李莉的《2017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热点与焦点》，安丽哲的《2006-2016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范式与特征—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数据与文献为例》[6]、《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方法与研究新趋势—2017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评述》、《“学科自觉”与“中国学派”—201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讨会评述》等文章，分别对年度或一个时期内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发展情况进行了评述，集中展示了研究成果、聚焦了研究重点、指出了发展趋势。

通过学术反思回顾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并对未来动向做出前瞻性判断，也是众多学者的研究路径之一。例如，何明、洪颖《回到生活：关于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问题的反思》一文，认为艺术人类学学科未来发展的关键是将田野工作方法与“观察-体验”法有效结合，作为学科特点和原则。周星教授在《艺术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可能性》一文中回顾并阐释了当下人类学所持有的文化视野。以及向丽在《艺术人类学如何可能？—兼论当代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动态》，董龙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建构的回顾与前瞻》[7]，李式武《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反思》等文章都可以看出，艺术人类学的学者们对于学科的反思是深入多维的，既注重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加快自身发展建设，反映出国内学者的本土自觉意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多元的学术景观。

三、关于艺术人类学研究范式、方法、视野研究

艺术人类学来源于西方，早期研究方法以借鉴西方人类学研究范式为主。在《艺术人类学理论范式的转换》一文中，王建民教授通过总结西方艺术人类学等各种主要的理论范式（如：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功能学派、历史特殊论、阐释人类学、结构主义），从各种理论范式关注点的对比发展中，简述艺术人类学研究从文献到器物再到艺术文化意义的发展过程。李修建研究员指出，“艺术人类学以田野调查、语境研究、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为基本方法，其中田野调查是艺术人类学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艺术人类学区别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根本所在”。董龙昌认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取向可划分为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审美人类学、文艺人类学和民俗学六大类。尹庆红认为“物质—艺术”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今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此外，罗易扉的《艺术人类学理论范式与取向研究》，吴晓的《艺术人类学的阐释路径》[8]，何明、吴晓《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及其特质》，洪颖的《行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可能的方法维度》，彭兆荣《新木马记：艺术人类学的一种读法》，傅谨的《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何明的《直观与理性的交融：艺术民族志书写初论》，李世武《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视角的形成》，斯图尔特·普拉特纳、李修建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视野与当代趋势》[9]等文章，在对中外研究现状进行阐述的同时，对艺术学学科建设相关概念与当代趋势问题进行了新思考，分别对人类艺术学的研究范式、方法和视野提出了深刻独特的见解。

参考文献：

[1]方李莉.何谓艺术人类学.中华艺术论丛[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2]王建民.艺术人类学理论范式的转换[J].民族艺术，2007（01）：41.

[3]何明.学术范式的转换与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构[J].学术月刊，2006（12）：19-24.

[4]方李莉.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之路[J].思想战线，2018（01）：8-20.

[5]王永健.“十二五”期間艺术人类学研究述论[J].艺术探索，2016（05）：53-67.

[6]安丽哲.2006-2016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范式与特征——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数据与文献为例[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8（04）：111-115.

[7]董龙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建构的回顾与前瞻[J].民族艺术，2013（01）：53-59.

[8]吴晓.艺术人类学的阐释路径.[J]教育文化论坛，2010（04）：69-72.

[9]斯图尔特·普拉特纳、李修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与当代趋势[J].艺术探索，2017（05）：76-79.

作者简介：孙嘉昕（1987.6—），女，北海艺术设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高校艺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