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怡

【摘 要】20世紀30年代初，陕西的政治军事力量格局进入新一轮的调整阶段。杨虎城主政陕西后，暗中提出“大西北主义”的扩张计划，对国民党中央在西北的利益构成挑战，蒋、杨矛盾随之发酵。随着红四方面军入陕并建立川陕根据地，中共、蒋、杨三股势力构成了博弈的新局面，三方立足于各自的利益相互试探、合作、交锋，其间促成了杨虎城部和红四方面军的秘密停战协定。中共、蒋、杨三方的交锋中既有国民党中央军队和地方军队的矛盾，又有地方军队之间的矛盾，还有不同党派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实力悬殊的三方或为生存、或为扩张、或为竞争，陕西的局势一时显现出相互掣肘的局面。

【关键词】蒋介石;杨虎城;中共;停战协定;陕西

民国初年，西北地区各方势力虽呈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但少出现一家独大长期扎根之势，因此相对中国其他区域，西北地区易引发各种势力的争夺。1930年杨虎城主政陕西后，欲进一步扩张在西北的势力，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也在积极谋求对陕甘的实际控制，进而导致蒋介石、杨虎城之间的矛盾暗中激化。1933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界建立根据地，一时形成中共、蒋、杨三方博弈的局面，三方基于各自利益和发展需要纵横捭阖，相互之间充满斗争冲突、妥协利用、合作猜忌，共同塑造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陕西政治军事脆弱的平衡局面。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中共、蒋、杨的三方博弈和陕西政治军事局面作一探讨。

一、“大西北主义”计划

晚清民国已降，中央权威的衰落和地方势力的抬头导致省域意识空前高涨。然而混乱的政局并未因此得以整顿，地方主义反而在许多场合沦为军阀各立山头、相互攻伐的工具。时人评论颇多涉及这种现象：“今日中国淆乱极矣，党派分歧，军阀割据，部落思想，异常发达，所谓大东北主义，大西北主义，大西南主义，新西南主义，侈言不讳，甚至省自为政。”民国政坛各式各样的“大地方主义”层出不穷，名目繁多。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批评：“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在李大钊的语境中，“大地方主义”被视作专制的代名词，成为民主主义的对立面，所谓庶民的胜利，即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胜利。李大钊如此痛斥，究其原因是想借此抨击军阀、抨击强权。

“大地方主义”是民国政治中地方势力突出的特点，时人对此多持批评态度。因此杨虎城虽有向西北发展的计划，但是他从未公开阐述“大西北主义”。目前关于“大西北主义”较早的说法见于1932年中共方面的一份调查报告：“杨之约赵及约邓，一同想实现他的大西北主义。在杨之计划，以为如果关外发生事变，潼关可置重兵严守之。”这份报告对“大西北主义”的具体内容并无涉及，但可以肯定“大西北主义”在当时确实存在。通过各方面的回忆史料相互参证，“大西北主义”由杜斌丞主要谋划和提出。据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等人的回忆，1930年秋杨虎城电邀杜斌丞回陕，杜斌丞提出了“要治陕，不是为了做官”的宗旨，希望杨虎城能有别于辛亥革命以来陈树藩、刘镇华等军阀，在陕西有所作为。杜斌丞说：“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1931年7月，杨虎城任潼关行营主任，杜斌丞任行营高级参议，杨虎城曾对担任行营办公室主任的陈子坚说：“斌丞是我在榆林认识的老朋友……我很佩服他，今后我们计划西北的事可多与他谈谈。”陈子坚因曾与杜斌丞共事，兼有杨虎城的授意，故有机会与闻“计划西北”的问题。陈子坚对杜斌丞的主张有如下叙述：“（一）要利用杨兼任行营主任这个职权的好机会，不失时机地向甘、青、宁、新各省由近及远的发展;（二）赶快收编各省的杂牌队伍，以树立我们在西北的力量和声势;（三）寻找机会派兵入甘并统一省政;（四）汉回并重;（五）目的取得新疆，与苏联直接联系。他的这些主张也得到南汉宸、邓宝珊、续范亭等人的修正，最后得到杨将军的同意。当时外闻风传杨虎城的‘大西北主义盖亦指此。”从上述史料可知，“大西北主义”最初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付蒋介石”，即为了应对国民党中央过多干预西北事务而谋划。该计划的实施大致可以归纳为对内和对外两个途径。对内涵盖杨虎城扩充壮大自身势力的诸多行径，其核心要义是人与地。即一方面要“收编各省的杂牌队伍”，另一方面要“向甘、青、宁、新”发展。对外则涉及与多方力量的“联合”，其中就包括“与苏联直接联系”。

关于“大西北主义”的内容还有更精炼的表述：“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其中“南北团结，反蒋救国”的表述与众多回忆史料的记载相吻合。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是杨虎城主政陕西合法性的来源，杨虎城经常在公开场合表示拥护南京政府：“中央能专心从事建设，整顿教育，为民众谋福利了。因此，我们要竭诚拥护中央。”“中央政府，是革命的政府，我们须绝对拥护，服从命令。”“拥护中央，爱惜民众。国民政府是领导全中国民众走向三民主义道路上惟一的革命政府。”对比史料很容易发现，上文所列两种史料出现明显抵牾，回忆史料说20世纪30年代初杨虎城有反蒋救国之心，而同一时期的报刊则展现出杨虎城积极拥护国民党中央的形象。解开这一矛盾需要进一步追问口号中“南北团结”中“南”有何指，要团结的人具体是谁。结合当时国民党高层的斗争背景，“南”最有可能指汤山事变后国民党内以胡汉民为首的两广地区的地方势力。1933年6月，胡汉民给杨虎城去信，含蓄批评“当局对日屈辱，及今已成事实，党国危亡，思之心恫”。杨虎城随后通过李自立、史新三给胡汉民致密信云：“精诚团结，协力共济”，“惜当局无高远之图”，“幸先生领导诸同志，支柱西南，维持正义……尚望领导群伦，共策大计”，表达了对蒋介石的不满和对胡汉民的支持。胡汉民复信回应：“团结各方同志，密为策进，俾由南北意志之统一，进为行动之一致，实所企幸。”由此可证回忆史料中“反蒋”一语并非空穴来风，相反由于事涉秘辛，在当时公开出版物中反而难寻蛛丝马迹。再结合杜斌丞之解释，“大西北主义”的目的意在“‘打开后门（联合苏联）和‘关住前门（拒蒋介石于潼关之外）”，也就是说“反蒋”的真实意图是借助多方政治力量防止国民党中央势力向陕西渗透。

“大西北主义”既非空穴來风，也非纸上谈兵。杨虎城任潼关行营主任之后对西北地方武装进行收编，先后委任青海回军马步芳为新编第九师师长、河西回军马仲英为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天水回军马廷贤为陇南警备司令。1931年冬，杨虎城派孙蔚如挥师占领兰州，吴佩孚、雷中田、马鸿宾败走宁夏。杨虎城又派新编第三十六师马仲英部进入新疆，后因杨虎城势力退出甘肃，两部难以连接，马部最终被盛世才消灭。由此观之，“大西北主义”不是占山为王式的“大地方主义”，它并没有偏安陕西一隅，而是着眼于整个西北的局势，以期通过扩张自身势力来对抗来自国民党中央的“统一”压力。

二、蒋、杨矛盾的发酵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收编杨虎城部，令其驻守南阳，策应主力攻打唐生智部。杨虎城趁此机会率十七路军击溃唐部，抢占先机进入关中。1930年10月29日，杨虎城通电占领西安，国民政府遂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但顾祝同部紧跟十七路军入关，11月13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洛阳行营主任顾祝同移驻潼关”，顾祝同任潼关行营主任。由于南方各省红军的发展和宁粤分裂后两广局势动荡，蒋介石不得不暂缓控制西北的脚步，调顾祝同南下，转由杨虎城任潼关行营及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暂时给十七路军发展契机。

蒋介石虽暂时放任杨虎城的发展，但内心对西北的态度十分强硬，大有志在必得之势。1932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西北掌握、西南联络，对南部妥协，对北部亲善，放任。”相比之下，对中国不同区域的态度反映了蒋介石控制西北的充分信心。在他看来，西北军阀的军事实力最弱，而他的嫡系部队中，出身陕籍的军人如胡宗南等人也开始崭露头角，随着中央势力对陕西的逐渐渗透，取代杨虎城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杨虎城不甘心受蒋介石摆布，“抱有统治陕、甘的‘雄心”，主政陕西之后，尽管军事力量迅速扩张到6万人之众，但仍无法正面与国民党中央抗衡。因此对蒋介石他表面顺从但又变相抵制。在这种形势之下，如何长期在陕西立足、自保和发展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随着杨虎城势力在陕、甘扩张，蒋、杨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发酵。20世纪30年代在西北问题上，蒋介石常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限制杨虎城的活动。

其一，军事上牵制。杨虎城入陕之初，蒋介石即令顾祝同部尾随驻扎在潼关，对杨虎城造成牵制，后又以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一带活动为由，派胡宗南的第一师进驻天水，遂形成蒋介石嫡系军事力量插手西北之势。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积极扶持回军势力制衡杨虎城，先是授意青海马步芳追剿与杨虎城有联系的马仲英部，1933年又派马鸿逵回宁夏担任宁夏省主席，打消杨虎城欲往宁夏发展的意图。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在军械装备上多次进行干预和限制。1932年11月，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到西安慰问杨虎城时说：“西北在五年之内，全权交杨主席整理。”但何回南京后，蒋介石即指示将陕西的兵工厂收归中央，军政部随即电令：“陕西机器局交由中央接办。”十七路军从外省购置军械亦遭国民党中央方面的阻碍：“前在沪订购之械，传说价值千万元，但至少在三百万以上，沪战时被蒋所扣留……后又在巩县定（订）购步枪五千支，现只取回一千，余四千因款尚未交齐不能取回，事实刘峙亦不愿一次付他。”蒋介石还通过削减十七路军的兵额和经费刻意造成十七路军内部分化。1932年9月，马青苑陕西警备师因军费问题心生罅隙叛变杨虎城部。1934年，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又将杨虎城部的杨渠统第三十九旅扩编为新五师，调往河南归刘峙指挥。

其二，政治上打击。随着陕军势力向甘肃扩张，在甘肃省主席人选问题上，杨虎城原本属意孙蔚如和邓宝珊，但是蒋介石任命孙蔚如为临时性的甘肃宣慰使，杨虎城只能转而举荐双方都能接受的邵力子任甘肃省主席。1933年继任甘肃省主席的朱绍良更属蒋介石嫡系将领。在陕西省政府的人选问题上，蒋介石不断来电要求杨虎城防止共产党的活动，并以清理杨虎城身边隐藏共产党员为名间接限制杨虎城。国民党方面提出一份以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为首的共产党员名单，要求杨虎城尽快处置，但为杨所拒绝，“因为这些人都是杨比较重要的干部（有好些并不是党员）”。

上述种种情况加深了杨虎城对蒋介石的不满，蒋、杨矛盾逐渐激化，“中央军与陕军之对立日益恶化。中央军的军官，如通过陕军防地等，即遭陕军之暗杀，而第一师对陕军亦同样对待”。当蒋、杨在西北的利益之争日益白热化之际，1932年底至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进入川陕一带，陕西的政治军事形势遂由蒋、杨矛盾逐渐演变为杨虎城、蒋介石、中共三方博弈的复杂局面。

三、红四方面军入陕与各方之应对

1932年6月，国民党开始了针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1月，反“围剿”失利后退出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进入关中地区，随后因被各方“追剿”而退入秦岭。由于冬季天气寒冷，红四方面军在秦岭亦难立足，据张国焘回忆：“我们要在陕南地区寻找立足之地，但旋即失望了……眼看严冬就到，冬服不能补充，我们便都要冻死陕南山头，乃决定前往川北。”12月，部队再次翻越秦岭到达陕南，随后进军川北占领通江，1933年2月，成立了川陕苏维埃政府。

随着红四方面军入陕，蒋、杨在军事方面争夺的第一个焦点是对西向交通要道的控制权。地处川陕甘三省交界处的陇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谁能够率先控制这一地区，就相当于掌握了控制甘肃、联通新疆的战略跳板，同时也可以避免与红四方面军正面交锋损耗兵力。1932年12月，“孙蔚如部奉蒋介石电令，自平凉移驻天水，作阻截红四方面军西进之准备”。蒋介石并不甘于将此战略要地拱手相让，1933年2月8日他在日记中记载：“西北之事，决调一师到碧口，以为经营西北基础。先立基本，不求形式之论，渐趋一致。”碧口即甘肃陇南碧口镇，是川甘通道上的咽喉重镇，胡宗南第一师驻扎此处，近可守川陕，远可控河西，既能切断杨虎城部和红军向西进入甘肃、新疆的通路，又可以此为基点统摄甘肃、青海，为日后经略西北奠定基础。

1933年2月，“追剿”红军到达汉中一带的胡宗南第一师接到命令，调防到甘肃陇南一带。2月5日，蒋介石电令“着杨虎城部协同川军田颂尧部，合围红四方面军于西乡县西南巴山多山地区”。6日，杨虎城电令孙蔚如部“十七路军驻天水部队与胡宗南驻陕南部队互换防地，俾得统一指挥”。被调防陕南的十七路军孙蔚如部被迫走向“防共剿共”的前线，在战争消耗中被进一步削弱实力。军事力量上的转换标志着蒋介石中央军势力开始深入西北。胡宗南第一师部署在天水陇南一带，一方面可防堵红四方面军向西打通国际路线，另一方面也能对十七路军起到监视作用。蒋介石对川陕交界一带红军的作战企图是让十七路军在陕南拼消耗，使十七路军和红军两败俱伤，中央军则可坐收渔翁之利。因此两军对调从表面看，是蒋介石对杨虎城以陕南交换陇南，但从战略上来看，蒋介石一举清除了杨虎城在甘肃部署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再加上蒋介石1932年在甘肃省主席人选问题上的胜利，直接遏制了杨虎城势力向西北发展的势态，至此“大西北主义”几乎已成为空谈。

面对南京方面的步步紧逼，十七路军虽固拥關中、兼控陕南，但就周围军事环境而言：西安以东部署了国民党中央军肖之楚、刘茂恩、范石生部和刘峙部黄杰第二师，西面有胡宗南第一师驻扎在天水陇南，中央军从东西两翼封锁住杨虎城部向外发展的战略通道;陕北有井岳秀部和多支红军游击部队，陕南边界有川军、红军，间或杂处土匪民团，南北方向各种势力犬牙交错，十七路军军事压力

较大。此时，杨虎城向甘肃扩张受挫，南部防线封锁红军的军事任务对驻扎在陕南的三十八军极为不利。因此杨虎城和孙蔚如对国民党中央下达的军事任务颇为消极，尽量避免与红军交锋，以保存自身实力。蒋介石对杨虎城的态度甚为不满，一方面对其申饬加压，“除非其所守官兵亡尽，则不深究，否则必照连坐法彻办”，“第十七路为兄直属部队，尤应严厉督促，以为其余部队之倡”;另一方面又安抚笼络，1933年4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连续召见杨虎城，4月17日“上午与虎城解决陕军饷项”，18日“与虎城谈话”，19日“与虎城定经费”，意图通过军饷援助，把杨虎城部稳在“剿共”前线。

在此形势下，杨虎城若要摆脱国民党中央军与红军双重军事压力的困局，就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红军的关系。杨虎城的“大西北主义”旨在向西发展，而当时外界普遍判断红军极有可能向西打通国际路线。对于红四方面军的动向，国民党“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军事报告判断：“或远窜陕甘、新疆、以通苏俄，另建立国际新赤区。”甚至就连中共自己也一度这样推测，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他们（在）南山里发表宣言，谓将取宁夏。按目前的形势是向甘肃方面推进的，或由武功、凤翔北上与边区汇合。”故从杨虎城的角度来看，双方在战略方向上一致，只要把红军引向甘肃、新疆一带，则双方既暂无利益之争，又可借助红军之力扫除西北扩张之路上的一些障碍。另外，杨虎城早在大革命时期就与陕西共产党员有较为深入的交往与合作。即便在“清党”时期，他的军队中仍有大量共产党员前来避难和任职，20世纪30年代驻扎陕南时，由张汉民所摄的警备旅更有“共产党的干部仓库”之称。故而杨虎城部的秘密共产党员是双方密约停战的有利条件。

这样一来，问题的难点就落在了中共方面。在中共革命理论的语境中，军阀战争自有其必然性的逻辑，军阀是革命中被斗争和打倒的对象。“中国国民党，代表着居于剥削地位的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不愿意彻底驱逐帝国主义，不愿意肃清封建势力，竟实行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利用封建军阀来摧残工农势力。”“如果不是以我们革命斗争的力量来消灭军阀，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那么，军阀战争将继续不已。”在当时的斗争环境下，中共中央指示陕西临委加紧反军阀的斗争：“反军阀战争是陕西党目前在政治上最主要的任务，他不仅是在一般的反军阀战争的任务的，主要而且是在陕西一切政治的群众的斗争发展上更有极重要的直接关系。”“在目前军阀战争以及冯系军阀内部分裂过程，已使广大的士兵群众要发生动摇日趋革命化，党对于士兵工作应特别加紧，尤其是冯军主要部队中要建立党的组织发动士兵的日常斗争。”杨虎城在1927—1929年期间即被中共豫陕省委视为冯系军阀，拒绝其入党申请并在不利局势下要求杨部起义。

红军的到来加剧了中共与杨虎城部的紧张关系。中共汉南特委在报告中指出：“汉南农村城市兵营中，自从受了红四军的这一来汉影响后，群众斗争走上一个新阶段……在兵营中，一般士兵的左倾与动摇，因此促成了士兵哗变心理的增长。”中共陕西党组织也准备举行兵变来策应红四方面军，“举行革命的兵变，到红军中去！加强红军的战斗力！举行革命的兵变，来瓦解白匪的力量，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中共陕南特委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开始着手组织杨虎城部所属的张汉民旅兵变，“警卫团的，其士兵我们已接上头，并积极组织该团兵变来配合红二十六军的行动，并扩大红二十九军”。张汉民也加紧了和红四方面军的联络，“派人去接洽红军，红军给他一个任务，并把这关系交特委，现在我们已和他们见面，讨论其哗变”。1933年，张汉民派张含辉去四川联系红四方面军，“一是给红四方面军送地图，二是研究如何把警卫团拉出去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干革命”，但是红四方面军认为警卫团“留在杨虎城部队里，从事秘密斗争对革命更有力”。张汉民部遂暂未举行兵变。

然而到了1933年初，中共方面的态度亦有较大转变，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的宣言称：“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我们要求中国民众及士兵，拥护这个号召，进行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宣言号召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其中“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使红四方面军同杨虎城部订立停战协定成为可能。同一时期，中共陕西省委也积极响应这一号召：“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号召，我们应作为拥护苏维埃红军，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广泛运动，以红四方面军、红二十六、二十九军的名义发宣言，拥护那一号召，并号召与任何武装队伍愿订作战协定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我们要发动反帝同盟军某某旅某团、某师以及其他我们有组织的部队群众来响应，积极的与红军订反帝的作战协定。”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一带后的部署也有利于双方的接触。红四方面军曾与孙蔚如的三十八军在川陕边界处交火，红军对三十八军宣传：“我们的敌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无意与陕军为难，亦不愿争夺陕军地盘。”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在川北落脚，下一步的计划是向四川进军，“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边通江、城口汇合，他们的计划是因为川有内战，他们入川以革命战争来消灭军阀战争”。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面对的军事压力也主要来自川军，为在川陕根据地站稳脚跟，红四方面军把大量兵力布置在前线对付川军。“截至现在为止，田、杨、刘三部已经动员了四十团以上的兵力去进攻红军，其中田部号称三十团，不过人枪不充足，并且田部在巴江、南江三次失败后，损失几半，实际不足二十团兵力;刘存厚有五团之众，在通江方面已与红军接触。杨森动员了五团以上兵力，在营山、渠县进攻，堵防红军向他防区内发展。此外，刘湘也派了五团兵力交郭勋[祺]指挥，现尚留南充、蓬安间。”在这种形势下，无暇在背后川陕交界一带作坚实防御的红军急需一个安定的后方，故也有與三十八军协商停战的现实需要。

四、国民党中央军、三十八军、红四方面军的三方博弈

1933年3月，杨虎城派人去川北与红军联络，与此同时，他仍不放弃向蒋介石争取在甘肃的权力，要求十七师主力移防兰州，并派王宗山到南京活动。5月，王宗山在南京活动不成，杨虎城方面即准备暗中派人到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协商互不侵犯事宜。5月11日，王宗山给武志平带来杨虎城的信，信中称：“值此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我同志，务须深自警惕，力图奋发。吾弟才华卓著，尚希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是为至要。”武志平是中共地下党员，1931年起在孙蔚如部任参谋，1933年5月随孙蔚如到汉中，此前即有预闻联络红军之机要事务。杨虎城此时给武志平写这封信，所谓“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事宜，即暗指秘密与川北红军联络事宜。5月12日，孙蔚如手书“绫书”一封交给武志平，在信中他向红四方面军明确表达了停战议和的意愿，信中写道：“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却侈谈‘攘外必先安内，妄图以武力消除异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中华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言念及此，实切隐忧。蔚如与杨虎城窃谓，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特不揣冒昧，派我部参谋武志平晋谒虎帐，陈述我方对于时局的意见，深（甚）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贵军如表同意，请迅即派员前来，共商大计，迫切陈词，无任翘盼之至。”

5月21日，武志平携此信先到达川北见到傅钟，于5月24日到达苦草坝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由于徐向前当时在前方指挥战斗，由总参谋长曾中生出面欢迎，当晚武志平又与张国焘见面。红四方面军对武志平的到来颇为重视，这与部队到达川北后的处境有关。十七路军沿大巴山脉东起镇巴西至宁强约五六百里的北面战线进行封锁，红四方面军困居一隅，欲向四川方向扩张，又恐后方孙蔚如部袭扰，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红四方面军总部认为：“既然十七路军主动来和我们建立联系，这不论从战略上还是从整个川陕根据地的发展上考虑，都是有利的，也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一方面，在川北根据地的后方，翻过大巴山便是汉中，是杨虎城十七路军控制的地区，如果能和他们打通关系，就可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集中全力向四川发展。另一方面，敌人对我们封锁得很厉害，我们急需打开通路与外面发生联系。”红四方面军的考量是与杨虎城部建立联系，一方面可以解除作战时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可建立与外界联系的通道，方便人员、物资和信息的流动。故而红四方面军派参谋主任徐以新同孙蔚如谈判。关于谈判的方针，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和徐以新等商讨决定：一是了解对方意图;二是了解十七路军内部的情况;三是尽可能在杨虎城、孙蔚如内部找到可以争取的人。

6月1日，孙蔚如同徐以新会晤，协商互不侵犯的具体内容。孙蔚如的疑问主要集中在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的走向。由于红军仍有小股游击队在陕南活动，孙蔚如给徐以新抛出第一个问题：“红军到四川来是干什么？是长驻还是路过？如果长驻是否能站得住？”这相当于在试探红军有无再次回陕南发展的意图。对此，徐以新强调红军完全可以在川北站住脚，并且特别指出：“我们中央政府和军委已经发表了一·一七宣言，只要你们遵守宣言提出的三项条件，我们愿意与你们保持友好的关系。我们可以巴山为界，你不过来，我们也不过去，互不侵犯。”孙蔚如了解清楚红军希望双方互不侵犯的意见之后，转而又谈到胡宗南的部队跟随红军到了西北，对他们地方军不怀好意，言谈中涉及蒋介石对地方部队的排斥和矛盾，立足于双方和中央军的共同矛盾，委婉表达出双方能够合作的可能性。

双方协商停火虽然都出于现实考量，但中共并无与之达成协约的有力筹码，互不侵犯的问题一被抛出，孙蔚如立刻向红军方面提出条件，即“红军在川北不如西去甘肃或者到更远的一些地区去开辟苏区为有利”。而红军若向西发展，势必与胡宗南部正面交火。徐以新则表示红军“随时准备粉碎其进攻的。胡宗南从鄂豫皖一直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现在他来进攻，我们就坚决打。你们能配合，当然很好，不配合，让路也可以，不配合，不让路，只要不帮助胡亦可”。孙蔚如继续表示希望红军能够进攻胡宗南，而自己可以“给红军在后方作掩护，并接济适量的军械弹药”。孙蔚如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即通过制造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冲突来减轻所部面临的军事压力。

而孙蔚如提出的两个问题的本质都指向红军对陕西方面的态度。孙蔚如最担心的是红军无法在川北立足转而向陕西发展，同时又寄希望于通过红军牵制国民党中央军在西北地区的势力。对红军而言，其最大威胁主要来自中央军，在口头同意孙蔚如提出进攻胡宗南部的基础上，红军方面的交换条件是“双方建立一条可以经常来往的交通线”，“红军在十七路军防区内采购一些日常用品应予以保护”，这些在孙蔚如承诺范围之内的要求也得到了应允。

综上所述，此次谈判的成果主要有三个：第一，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第二，在对国民党中央军的态度问题上取得一致，并承诺红军若与胡宗南部开战，十七路军可作掩护并予以武器弹药之补充;第三，设立交通线，为人员、物资和信息流动提供了通道。6月5日，徐以新携药品物资返回川北。

但是由于谈判双方并无重大利益上的关联，从而使整场谈判没有明晰的谈判筹码和利益交换。双方虽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但作为口头性质的秘密协定，也就无甚约束力，所以即便协议达成，双方仍不免猜疑和反复。双方互不侵犯协约生效之后，红四方面军在一些纲领和文件中并未减轻敌意，“发动川陕劳苦群众，彻底消灭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残部，准备消灭再来的川陕军阀及胡宗南部”，“陕南党的一贯机会主义，幻想军官革命。党应利用一切机会，坚决经行士兵工作，对士兵要经常有计划的组织宣传煽动工作，组织广泛的革命兵变”。孙蔚如则抱定“红军如能西进实为上策”的打算，但也对川北红军甚为忌惮，“谈到红军有向宁羌前进之模样……颇有不悦之色”。负责孙蔚如部与红军联络工作的武志平在此情形下成为双方互不信任态度的直接承受者，先是孙蔚如“密令防我”，致使交通线上的道路桥梁遭破坏，“运送物品被检查”，后又遇到“苏区交通员来送信……我反复看了徐信，不似亲笔，深致猜疑”，而信件上细微的问题就可能使其陷入险境。一系列遭遇让武志平感到“他们不相信我，双方都怀着不满”。

事实上，武志平的观察颇为准确地反映出了胡宗南部、孙蔚如部和红四方面军这一时期三方博弈之下的微妙局面。孙蔚如与红军秘密协定互不侵犯，但又“频频以红军不宜久居川北为言”，欲假红军之手牵制胡宗南势力的扩张。1933年12月20日，孙蔚如心腹王登云（宗山）给武志平的信中说：“自闽变发生后，蒋氏壁垒日形动摇。我们刻以联络孙殿英西进，先解决陇南某部。西光兄此刻既不得意于东，可否能与我们协同一致向西北方面进展，作打开国际路线之工作。倘有此决心，吾弟不妨前往谒西光兄一谈究竟，不然互不侵犯两方业已经订立，惟宁羌、镇巴方面，彼方常欲窥视，兵戎相见，各有损伤，殊无味也。”这封信最主要的目的是提醒红军遵守此前订立的互不侵犯协约，但另一层与红军联合打击胡宗南的意思也并非托词。彼时杨虎城确实派人和孙殿英联络欲图宁夏，此信又欲通过武志平联络张国焘，催促红军“向西北方面进展”，由此一来要先行解决掉的“陇南某部”则是指胡宗南部无疑。这一点在中共陕南特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可以得到证实：“由于四军的急速壮大，由于刘存厚、杨森、田老鼠的败灭，由于蒋杨冲突的不可避免（十七师抢一师的饷，孙蔚如在会议上在一师代表面前骂中央军，以及两方面互相暗杀、间谍等），杨军很需要同我们妥协。据说他们已经同四军约定妥协，但他们恐怕四军不是诚意的，他们一两个月来努力找党的关系，来正式谈判，除据报杨虎城已由西安派人去北平找党外，并由杨之参议杜斌丞二次向特委宣传张同志提出妥协条件：（一）可以联合解决胡宗南。（二）在四军失败时可以划陕南几县驻防。（三）释放在押政治犯。如果陕西党同意的话，他们可以送我们的人到四军去接洽。”从中共陕南特委的报告中可见，由于蒋、杨矛盾激化，杨虎城确有联合红军牵制胡宗南的意图，但同时又对红四方面军怀有猜忌，做事不得不束手束脚。

五、结语

从上述分析可见，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迫使红四方面军辗转落脚川北，胡宗南第一师尾随进驻陇南，十七路军孙蔚如部被推上封锁红军的前线，三方势力在川陕甘三省交界处的遭遇促使孙蔚如部和红四方面军秘密协定互不侵犯。秘密协定之所以能够达成有各方际会的内在逻辑和复杂动因，而秘密协定的达成也展现了三方相互周旋的错综历史图景。国民党中央军企图令地方势力三十八军与红军相互消耗，自己坐收渔利，但结果却促使三十八军与红四方面军协定密约。三十八军为保存自己在陕境内的地盘与实力与红军协定密约，同时又希望红四方面军进入甘肃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既防红军又避免中央军挤压生存空间。红四方面军则希望通過与三十八军协定密约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全力对付四川军阀。

中共、蒋、杨三方交锋中既有国民党中央军队和地方军队的矛盾，又有地方军队之间的矛盾，还有不同党派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实力悬殊的三方或为生存、或为扩张、或为竞争，在川陕地区相互掣肘，其中任意一方的变动都会引发另外两方的联动，一时平衡的局面显得格外脆弱。1935年，红四方面军南下，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东北军进入陕西，通过相互掣肘达到的脆弱平衡局面被打破，这也可以视为诱发西安事变的地方性和结构性因素。随着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中共在陕甘宁建立革命根据地，“大西北主义”完全淡出历史，西北大联合则步入历史前台。中共、杨虎城、张学良和蒋介石在西北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博弈，进而确立新的西北权力格局。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