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昆

我对把相声分成歌颂型相声和讽刺型相声，并且经常把这两种相声的类型对立起来的说法，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从某种程度上看，我认为歌颂型相声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准确的。

对于所谓歌颂型相声的产生，先要追溯历史。我说它是应运而生，或者说因相声艺术客观生存状态形势造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1958年，小立本在怀仁堂演了《社会主义好》，用相声来歌颂社会主义，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扬。当时很多相声界的人士为之一振，认识到：我们的相声也能够歌颂社会的新面貌，也能够正确地反映当时的时代声音。他们觉得看到了相声的希望，看到了相声的新生，这在当时由于进入新社会，旧相声不适应当时的社会变革要求，相声几乎被摒弃的状态下，无疑让相声界看到了前行的目标。这个历史条件是不能被忽视的。

再以后，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中，以夏雨田老师为代表，创作出的《女队长》一下子让人们看到了少了旧相声的世俗气、带着一股时代新风的新型相声。新型相声新就新在直接接触了现实，而且把现实生活当中的许多笑料融入当中，描寫的是老相声里未曾表现过的时代新事物、新内容、新风尚。所以这也让相声在当时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

尤其是马季老师，在怀仁堂给国家领导人表演了他下基层深入生活创作出的《画像》，毛主席赞扬说：“看来还是下去的好。”这更加让很多的相声作者和相声作家看到了描写社会主义制度的新风气、新风尚和时代新景象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相声事业发展的需要，只有沿着这个道路走，才能够让相声生存、发展，在文化艺术界有相声应有的地位。所以在当时，这种写新生活、新时代、新景象的意识，蔚然成风。如果不承认这个现实，用现在的观念去衡量历史，就会失之公允，就像武松打虎时你躲在树后，待武松打死虎以后，你去批评他哪一拳打得不够准，哪一拳用力不对，哪一拳会产生致命错误一样。

当然，由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党和政府也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影响，把一些带有讽刺性的作品，打成了“毒草”，打成“右派”作品。比方说何迟先生写的《买猴儿》，这个作品本来是讽刺官僚主义的，但是这种讽刺在当时被认为是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结果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于是乎，相声的讽刺与歌颂就等于对立起来了。这些都是历史。

当时包括侯宝林先生，是一直倡导相声要新生，相声要前进，相声要革命。那时候，他也提出了对歌颂型相声绝对要拥护，也说了一些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这种新相声，像《全家福》《美蒋劳军记》，在当时也是脍炙人口。

再后来，一些评论文章把歌颂和讽刺这两种类型就形成了一个对立面，矛盾的两个面：觉得讽刺型相声好的人就认为歌颂型相声就是唱喜歌，就是凭空摆好，说大话，甚至有些言不由衷地给社会主义刷色添彩，说这种东西不应该是相声艺术本来的面貌；而抨击讽刺型相声的那些人呢，也板着一副面孔，觉得好像讽刺的东西净看社会的阴暗面，给社会添乱，看不到积极和正面向上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不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主流。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可取的。

在相声艺术的精品中，讽刺和歌颂都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相声《关公战秦琼》你说是讽刺反动军阀的无知，里面也有对京剧艺人的机智和正义的描写，“你要是不打，他不管饭！”这不是歌颂吗？相声《昨天》有对旧社会景象的讽刺、控诉，也有对新社会新风的颂扬呀！说《女队长》是歌颂相声，也有对主人公“小我善意”的讽刺呀：“哗啦啦哗啦啦，好容易攒了两百八，两个人，她当家，我这个男人算白搭。”

至于有的人说马季先生的作品败在时代的烙印上，对马季的艺术成就进行否定，更显得有些矫情。细数马先生的经典作品，像《白骨精现形记》《舞台风雷》《宇宙牌香烟》《好啊好》《吹牛》《高层饭店》《红眼病》《打电话》等，哪一段相声不是把讽刺的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呢？！

讽刺与歌颂都是相声的写作手法。在相声传统节目中像《八扇屏》《绕口令》《歪批三国》《同仁堂》《座数》，很难以内容定讽刺和歌颂的属性，说他讽刺不学无术的人也显得牵强。

所以，我是不太同意动不动就以讽刺和歌颂来界定相声类型的。

（责任编辑/邓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