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波中的京津曲艺音乐

2021-03-28王宇琪

曲艺 2021年3期

王宇琪

京津地区历来是我国北方传统曲艺音乐重镇，曲种繁多、风格各异。据《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天津卷”梳理，当地有包括鼓词、琴书、牌子曲等各类曲种共计24种。其中既有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北京琴书、天津时调、单弦牌子曲等众多本地曲种，亦不乏河南坠子、山东琴书等由外地传入并获得较大发展的外来曲种。众多曲种以及富有活力的曲艺传统，得益于京津地区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民众对曲艺音乐的钟爱，更离不开20世纪以来各类型传播媒介的联袂互动。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广播是随着近代科技发展而诞生的极为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与传统曲艺音乐人与人之间的口头传播不同，借助电子媒介、无线电学技术，广播的出现促成传统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一批无线广播电台的陆续成立，一阵“无线电热”席卷而来，它以更为便捷、开放的传播优势将曲艺传遍千家万户。借助电波，曲艺音乐以声音为载体，向更为广阔的领域传输音响、播放节目成为可能，它由小范围传播向大众化传播过渡。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广播依然是听众欣赏曲艺音乐的重要途径，它不仅推动着曲艺音乐的当代传播，亦成为保护、传承曲艺音乐强有力的物质手段。

一、20世纪上半叶电波中的京津曲艺音乐

1922年底，美国人E.G.奥斯邦与英文《大陆报》馆合作，开办了“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这是中国境内开设的第一家广播电台。该台于1923年1月23日晚首播（此后每晚播出1小时），内容有国内外新闻和大量娱乐节目，孙中山先生大赞其“远达天津及香港”“不但可于言语上使全中国与全世界密切联络，并能联络国内之各省、各镇，使益加团结也”①。在此之后，由外商或我国自办的广播电台陆续建立。1926年10月，我国官办的第一家广播电台——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正式播音；1927年5月至9月，天津广播无线电台和北京广播无线电台陆续开播。据统计，截至1937年6月，我国官办广播电台已有23家，民营台有55座。

借助“空中传音”，京津曲艺音乐以全新的传播方式展现在大众面前。据1936年5月13日新订《全国广播电台播音节目分类表（电力在一百瓦特以上者）之无线电播音广告》对当时51家广播电台节目类型梳理，其中“百代”“大中华”“胜利”“开明”“长城”“百歌”等厂牌曲艺类唱片是各电台“中乐唱片”栏目经常播放的节目。电台亦邀请曲艺名家进行电台直播，在节目中间代播商品广告。如马宝山的奉天大鼓《下南唐》、于景元的北京大鼓《红凤配》、翟青山的单琴大鼓《春秋列国》、张士诚的铁片大鼓《六侠女》《双烈女》、焦秀兰的西河大鼓《呼家传》、乔清秀的河南坠子《五虎平南》等节目都有直播。另有王剑云的太平歌词、冯华甫的单弦拉戏、常旭九的快书、金桂笙的梅花大鼓、石慧儒的单弦牌子曲等众多曲艺节目均按时播放。此外，天津燕乐生平茶园、中原游艺场等京津各地的曲艺茶园演出亦在电台以专栏播出，成为当时曲艺广播的主要内容之一。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激烈的商业竞争刺激下，仁昌（呼号XQKA、周率13501），青年会（呼号XQKB、周率750），中华（呼号XHKA、周率1050），东方（呼号XQKA、周率13501）4家商业电台先后在天津出现，为曲艺音乐的普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39年4月3日，《广播日报》就说：“自乔清秀在电台播唱河南坠子以来，于是坠子声调深入家庭。”③仰无线电波之力，众多曲艺名家为听众熟知。从《广播周报》1936 年10月（第105期）刊载的“全国广播电台个别播音节目表”来看，天津四大商业电台都推出了本地特色曲艺节目，促使京津曲艺音乐向全国推广。在此期间，东方电台侧重于评话类曲艺，一天内播音即有6档评话节目，且作品各不相同。另外3家电台则以音乐类曲艺节目为主，评话节目为辅。如仁昌电台一天内播出单琴大鼓、奉天大鼓、西河大鼓、铁片大鼓、八角鼓、梅花大鼓、京韵大鼓及中原游艺场等各类，曲种极其丰富，流派纷呈。基于商业竞争，各电台极力邀请曲艺名角赴电台播演，并在《广播周报》《北洋画报》等报刊做广告宣传（见照片1）。尽管都是曲艺节目，各电台争相播出不同节目以吸引听众，无形中给予听众更多欣赏机会与选择余地，如1936年10月14：00至15：00同一时段，天津青年会电台播出秦佩贤的单口相声、太平歌词；仁昌电台播出王佩臣的铁片大鼓；中华电台播出焦秀兰的西河大鼓《刘公案》。各电台基于当地丰富的曲艺资源，将曲艺名家的代表性唱段纷纷推出，彰显20世纪上半叶曲艺音乐在京津各地的活跃态势与当地民众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电波中的京津曲艺音乐

广播在信息传递方面简便快捷，具有其他新闻媒介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1949年广播事业建设初期，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创、建设人民广播电臺。至1960年，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已有137座，广播站1600多个，广播喇叭604万只。各地城乡、工矿、部队、学校都迅速建立广播收音站，逐步建设起规模庞大的广播收音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广播事业蒸蒸日上，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短波、中波、调频、微波、卫星传送等各种配套技术不断完善，中央与地方、有线与无线分工协作，互为补充，充分发挥广播的现代化宣传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借由广播，传统曲艺极大地扩展了传播空间，京津曲艺音乐在创作与传播各方面亦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新作品大量涌现

1949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刊载《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九一起播送曲艺节目》文章，提出“为了逐步地把旧的曲艺改革成新的人民的艺术，把新的曲艺对全国做示范性的演唱研究，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和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联合筹备了演唱曲艺的‘文艺节目，首先组织了一个包括连阔如、曹宝禄等十余人在平民间艺人的‘曲艺广播实验小组，有京韵大鼓、乐亭大鼓、西河大鼓、单弦、坠子、评书等多种形式。”④自此，北平新华广播电台⑤《广播曲艺》栏目于每日18：30至19：00播出新曲艺作品，并将广播稿及新作品唱词集结为《广播曲艺》系列丛书出版，这些作品借助传统曲艺形式，讲唱新时期的新人新事，一时间成为风尚，纷纷为各地曲艺表演者效仿。据刘金山《北平（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与新中国曲艺》文章统计，自1949年9月1日至12月5日的96天中，共播出王尊三、陶钝、王亚平、史若虚、苗培时等创作或改编的新曲艺作品34篇，如《飞夺泸定桥》《赵亨德大闹正太路》《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解放军横过小西天》《考神婆》《好夫妻》等，涉及西河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北京琴书、单弦、乐亭大鼓等曲种12个，曹宝禄、关学曾、新岚云、尹福来、魏喜奎、吴月秋、李兴海、蔡金波等近30位曲艺人的演唱随电台播出。

2.重视传统曲目的挖掘与保护

196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响应中央关于挖掘传统曲目的指示，由说唱团组织演员录音，由戏曲组同志记词，采录了包括良小楼演唱的《长坂坡》《双玉听琴》《闹江州》等作品在内的近70段京韵大鼓节目，挖掘并保存了一批珍贵的京韵大鼓资料。1961年，为丰富曲艺节目，办好重点栏目，中央台文艺部曲艺组初步对全国300多个曲种进行调查统计，并对其中52个中央台没有录音的曲种进行了采录，对众多曲种、曲目进行了深入挖掘，一批优秀的传统曲艺节目得以录制保存。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唱片出版、采录、编辑工作一度隶属于广播电台，中国唱片社成立后亦与中央及各省、区的广播电台长期合作，不仅为广播提供丰富的节目，通过听众对广播节目的反馈，有选择性地出版唱片，增加唱片的内容。即便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中央电台曲艺组的同志们亦竭尽全力将各类传统曲艺节目完整地保留下来，为此后曲艺音乐广播与音像出版奠定了重要基础。

3.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曲艺表演艺术家

20世纪50年代，为发展我国的广播与曲艺事业，各地人民电台纷纷组建广播曲艺团，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音乐团（1953年成立）、天津广播曲艺团（1953年成立）等，都拥有一大批技艺精湛的曲艺表演艺术家，他们投身到改编、整理传统曲目并创作新曲目的工作当中，不仅为电台提供了丰富的曲艺节目，也借助广播促进了曲艺走入千家万户。良小楼、谭凤元、关学曾、曹宝禄、魏喜奎、叶德林、孙亚君、姚俊英、马玉萍等众多艺术家的代表作得以录制播出，成为当时曲艺广播的主要节目内容之一。1981年9月和1981年3月，文化部举行“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调演大会（南方片、北方片）”，其中河南坠子、天津时调、大调曲子等一批由中青年演员演唱的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新生活的优秀节目广受好评。曲艺广播立足本土面向全国，推动了一大批优秀的曲艺表演艺术家为听众所熟知。

4.新的曲艺音乐形式应运而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曲艺广播主要采取演员直播的形式。1951年4月底，中央台赴天津，用钢丝录音机录制了“赴朝曲艺大队”汇报演出实况整理后广播，其中有单弦牌子曲、京韵大鼓等类曲种，是新中国曲艺节目第一次播出实况录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电台还参与组织各类曲艺比赛、演出活动，并将实况录音在节目中播出，成为曲艺广播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一些新的曲艺形式相继涌现，如1953年6月，中央台播出王决改编、北京盲艺人曲艺队演播的《二小和秀娃》，这是中央台首次播出有说有唱的广播说唱剧，获得了较好的反响。20世纪90年代，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京韵大鼓书《金陵十二钗》，作品取材于古典名著，创造性地将评书与京韵大鼓有机结合，采取12天联播形式，以12段唱词对十二金钗评述咏唱，凸显广播的优势，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1993年4月，北京广播电台制作播出了大型系列说唱《北京颂》，用京韵大鼓、北京琴书、京东大鼓、西河大鼓、大岔曲、单弦、联珠快书、河南坠子、乐亭大鼓、梅花大鼓、北京时调、数来宝、快板书、太平歌词、山东快书、相声、故事等20多个曲艺形式，介绍北京名胜古迹，歌颂新时期好人好事，亦获得了社会广泛好评。

5.新的曲艺音乐栏目相继涌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京津曲艺音乐广播节目依然拥有庞大受众。据198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听众调查结果显示，当年53个节目中，曲艺节目收听率在50%以上。网络传媒高速发展的今天，《曲艺外传》《空中曲苑》是当代京津两地广播电台中，以播放北方曲艺音乐为主的最具代表性的曲艺栏目，它们以历时长、影响广、极具地方特色而著称。两个栏目构思精良，贴近听众，依托京津曲艺资源优势，善于发挥曲艺通俗性、大众化的特点，以北方鼓曲为主体大做文章，多年来吸引了一大批新老听众，主持人的串联词在介绍曲种、名家或唱段的同时，道出很多曲艺背后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并将一些诸如“攒底”“正活”“铺纲”等行话术语穿插其间，自然而然地带领听众进入曲艺语境，彰显节目特色，对北方各地曲艺音乐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结语

广播，以简便、快速、传播面广等优势，对我国曲艺音乐的传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纵观百年来京津曲艺音乐的发展历程，早在20世纪上半叶，曲艺便是京津各电台广播内容的主力军，仅天津四大电台的曲艺节目即占到半数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曲艺作为“文艺轻骑兵”，依然在广播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涌现出众多优秀的曲艺栏目与曲艺作品。1950年，北京电台第二、三、四台相继成立，曲艺节目大幅度增加。根据北京听众的喜好，文艺节目中戏曲、曲艺類的比重一般占65%左右，设置有《相声》《评书》《单弦》《琴书》《京韵大鼓》《西河大鼓》《铁片大鼓》和《曲艺轮流节目》等节目。此时，曲艺节目大多由曲艺家到电台直播，评书演员连阔如，曲艺演员曹宝禄、关学曾、马增芬、魏喜奎、顾荣甫、李宝岩以及首都盲艺人工作队、中国戏曲研究院曲艺团等都曾到北京电台参加演播。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广播节目日益丰富，曲艺音乐类节目正在不断缩减。至1985年，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类节目广播时间统计，曲艺节目已减少至每周900分钟，仅占文艺类节目总播音量的6.5%。进入21世纪，伴随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互联网和移动通讯为基础的数字化、网络化传媒迅速崛起，数字化广播电视、网络广播电视等新媒体形态的出现，为各行各业的听众带来了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随之而来的是，京津地区曲艺音乐受众正在日益减少且愈加老龄化，曲艺音乐类广播栏目日渐萎缩。京津两地人民广播电台众多栏目中仅存《空中曲苑》《曲艺外传》两档以北方鼓曲为主体的音乐类曲艺栏目，每周播出时间早已不足900分钟，曲艺音乐广播正在面临着巨大挑战。

20世纪90年代，戏剧家刘吉典就曾发出“北京带弦的曲艺不能丢”⑥的感慨。京津各地众多极富特色的曲艺曲种，不仅是我国曲艺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在北方乃至全国曲艺音乐中极具代表性。各个时代总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意趣，历史上产生的曲艺音乐如何能为今天的观众接受，更好地为当下的文化建设服务。通过梳理百年来我国广播电台中京津曲艺音乐的发展历程，或可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在大力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广播对曲艺音乐的传播作用依然不容小觑，借助广播加大曲艺音乐节目的传播力度，吸引不同年龄层的曲艺听众，依然是促进京津曲艺音乐市场良性循环的重要一环。

注释：

① 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②《何质臣唱播大鼓留影》，《广播周报》，1934年第5期，1934年10月10日，第3页。

③《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天津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天津卷》，中国ISBN中心，1993年版，第10页。

④《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九一起播送曲艺节目》，《人民日报》，1949年8月31日。

⑤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始建于1949年3月25日，由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随中共中央迁往北平后建立，同年9月27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更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12月5日进一步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见《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选编《中国的广播节目》，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⑥刘吉典：《北京带弦的曲艺不能丢》，《北京晚报》，1995年4月29日。

参考文献：

[1]《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上、下），中国ISBN中心，1996年版。

[2]《中國曲艺音乐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天津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天津卷》，中国ISBN中心，1993年版。

[3]中国广播电视史志资料中心：《民国时期各类广播电台统计资料》，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广播电视年鉴 2000》，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社，2000年版，第569—571页。

[4]《全国广播电台播音节目分类表（电力在一百瓦特以上者）之无线电播音广告》，《广播周报》，1936年第86期，第29—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