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明代时令类文献普遍采用辑录的编纂模式，并借鉴了类书和历书的编排方式，在体例结构上较为严谨。然而，在具体的辑录过程中，明代时令类文献普遍存在引文内容不严谨、引文出处或指明或否、引用书目前后异名以及多务罗列而失于考据等缺陷。同时，由于明代学者在纂辑时令类著述时笃信辑录而缺少纪实，尤其喜欢从类书中辑录材料，且转相钞撮成风，致使文献的史料价值大打折扣。《月令采奇》即存在上述问题，学者利用此类文献进行相关研究时尤应加以注意。

关键词： 明代;时令类文献;李一楫;《月令采奇》;辑录;类书;历书;农书

收稿日期： 2021-01-10

作者简介： 梁霄雲，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礼俗文献、历史文献研究，E-mail：liangnaldinho@163.com。

有明一代新纂修的时令类文献，仅见于著录的就有24家共29种经笔者统计，明代时令类著述有李泰《四时气候集解》、朱权《太玄月令经》《运化玄枢》、瞿佑《四时宜忌》、黄谏《月令通纂》、洪常《岁时节气集解》、王勋《广月令》、袁袠《岁时记》、卢翰《月令通考》、陈三谟《岁序总考全集》《岁时事要》、冯应京《月令广义》、宋应昌《月令广义占候》、吴嘉言《四季须知》、陶承业《岁令汇编》、陈经邦《月令纂要》、李一楫《月令采奇》、许仲誉《月令事纪》、朱朝瞌《节宣辑》、陈堦《日涉编》《编日新书》、张鼐《二六时令》、戴羲《养余月令》、黄道周《月令明义》、陆启浤《长安岁时记》《北京岁华记》、程羽文《一岁芳华》《月令演》、钱馨《月令说》等，书目源自《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经义考》《中国古籍总目》等。张勃从卷数、目录书著录情形、书名关联等角度出发，推测陆启浤《长安岁时记》与《北京岁华记》为同书异名，似难足信，故仍以二书目之。张说参见氏著《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90页。，显然实际数量当远在此之上。目前，学界对于明代时令类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俗学领域，且主要注重对其产生背景的探讨，并未从文献学角度对其整体的编纂特点和缺陷进行考察目前对明代时令类文献的研究概况可参看张勃《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本文以《月令采奇》个案研究为切入点，从编纂方法和引书特点入手，探讨明代时令类著述的编纂特点，尤其关注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月令采奇》解题

《月令采奇》四卷，明李一楫撰。

李一楫，字巨川一说号巨川，参见李志鹏《“孝友纯儒”李一楫》，载于《客家人》2014年第2期第74页。案，《尚书·说命上》有云：“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从名与字的意义关联角度看，似乎以“巨川”为字更可信。，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出生于潮州府程乡县松江（今广东省梅州市）的书香门第。其曾祖李宇曾师事翰林周诚，归乡后立祀田，建家庙，以孝礼传家;父李辉，邑庠生，晚年奉恩例纳儒官;长兄李一桢为万历三十年（1602）贡生，以岁贡铨试第一出任广西隆安县知县，在任颇有政声。受家风熏陶，李一楫自幼便潜心举业，以求科举登第。据其自著《李氏谱序》载《李氏谱序》笔者未见，此据李志鹏《“孝友纯儒”李一楫》一文摘录部分，详情可参见李志鹏《“孝友纯儒”李一楫》，载于《客家人》2014年第2期第75页。，他十九岁入县学，二十五岁补廪生，一心以科举为意。结果连上七科不第，直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才依年序补得岁贡生。后出任晋江县学训导，又历任高要县教谕、廉州府教授等职，与其时名流何乔远、李光缙等过从甚密。致仕后回归故里，直至天启四年（1624）去世。著有《月令采奇》《咏史约言》《帝王歌》《家塾醒蒙》等，除本书外，它皆早佚。事迹主要见于〔顺治〕《潮州府志》、〔康熙〕《程乡县志》、〔乾隆〕《嘉应州志》等方志。

《月令采奇》以四季为序，以十二月令为纲，又益之以五行生旺、调摄、占候等内容，并采用逐日杂记的方式记录每月重要事宜，附以闰月令及诸项补遗，体例精当。就内容而言，凡仙道圣诞、节日风俗、养生宜忌、医药方剂、逸闻典故、四时占候等前人所载、亲身所闻又可称“奇”者，均采以入编，亦即李光缙《月令采奇序》中所谓“凡有一事一奇，可前民用者，靡不攟摭，种种具载”〔1〕。然观其所采，似无定制，往往前后标准不一，失于随意。其材料来源颇广，引书众多，除《礼记》外，大抵以《岁时广记》《遵生八笺》《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云笈七签》《四时占候》等文献为主要代表。《月令采奇》是一部辑录性质的资料汇编，实用性较强，对于考察晚明民间节序风俗、四时宜忌等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月令采奇》大约成书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之前，于福建晋江付梓刊行后，由于刻量较少等原因，并未广泛流传开来。清初朱彝尊《经义考》已著为佚书，所见仅李光缙所作《月令采奇序》。李光地编《月令辑要》，遍览群书也未得见此书，仅从相关记载中搜得一鳞半爪。后世书目亦鮮有记载。由于《月令采奇》一书问世后不久即在国内宣告失传，故前代学人多有不见其书之恨。仅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万历原刻孤本，中国台湾艺文印书馆1970年据以影印，编入《岁时习俗资料汇编》第八、九册行世，该书才得以重回国内学者视线。

关于《月令采奇》的成书经过，相关记载较少，从书前后序跋中可知，此书约成于李一楫出任晋江训导之前，编纂初衷是为“补《吕览春秋》之所未备”〔1〕。李一楫的门生吴亮朱将成书前后经过概括为：“盖师翁……连上七科不第，叹曰：‘天之扤我乃尔耶？’遂图不朽算，投禅刹方丈，自经史子集、天文地志，垍震旦内典、苦县漆园、列仙玄箓、孤树草木、稗官小说，搜罗披沥者七越祀，关世教者悉采，汇辑成稿，藏之书楼。独此稿携入吾泉，呈与吾乡缙绅先生阅。”〔1〕可知李氏曾有长达七年的材料搜集和整理过程，用力不可谓不深。正因如此，此书甫一完稿，即得到了其时一众士大夫的推崇。

郑维岳称此书：“上自天道，下逮人事，靡不周浃，又斐蔚赡博。”〔1〕黄文炤更是说此书：“语相候，则自一跂一蠕，一夭一乔，以及夫都鄙岁征之俚，言举之矣;语调摄，则自一嘘一噏，一盥一靧，以逮《肘后》简易之方，言举之矣。纪先师先圣诞，俾景行有所观瞻;列一切神诞，俾容止有所禁忌。噫！尽之矣！人人得是说而存之，按候体验，防已冰兢，庶几免阴阳之患，民无夭札，无疵厉者。”〔1〕吴亮朱称：“此书可庀骚人采择，可前编氓日用，宜传也！”〔1〕著名学者何乔远也认为该书“凡古义古事，无不备载，可以养身，可以治家，可以询俗，可以博古，可以尊天，可以和人，而乾坤之事备矣”〔2〕。众人均充分肯定了该书内容的精详宏富，评价可谓至矣。

现在看来，这些评论未免有过誉之嫌，但均出自一时缙绅名流和著名学者之手，基本上仍能代表其时士大夫对该书的整体评价，这也从侧面申明了该书在明代时令类文献中的代表性地位。

二、《月令采奇》的编纂方法和引书缺陷

（一）编纂方法

得益于岁时记述传统的发展和文化事业（尤其是出版业）的繁荣，明代学者获取材料更为容易，所能见到的材料也较前代大为丰富，这为他们的编纂工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李一楫编纂《月令采奇》，主要是采用辑录的方法，即将前代同类及其他类型文献中有关月令时日的材料分别析出，重行整理汇编成册。《月令采奇》凡四卷共七万余字，卷帙虽然不大，但经笔者统计，书中明确标明的引文出处就有266种，除去诗歌和可能源自同书的篇目，引书数量估计仍在200种以上。就内容而言，《月令采奇》几乎整书都是各类材料的辑录汇编，基本达到了无一字无来历的地步。所引文献中既有与该书宏旨密切相关的岁时、调摄、占候之书，又有士子学人日用必备的经传、史籍、诸子、类书、文集，以及佛道、谶纬、杂纂、小说等，大致囊括了经史子集各类文献。

为了更好地安排辑录材料，李一楫借鉴了类书的编排方式。他在前人所列数十种条目中，选取了最具统摄意义且与平民日用关系最为密切的“月令”“逐日杂记”“调摄”“占候”四个门类，立为全书主体框架。而在具体内容的安排上，则借鉴了历书的逐月按日次编排的方式，尤其是“逐日杂记”“调摄”和“占候”三部分。其中，“逐日杂记”部分首列日次，从每月一日至三十日依次编排，部分日子实无可记，便付之阙如。每日下则详隶当日节庆、圣诞、祭祀、民俗、典故、逸闻等，俨然一部丰富化的日用历书。“调摄”和“占候”则依先整月后具体时日的次序，以具体名物、方法、功效和占验立目，分别系联相关内容，大体上仍依日次先后之序。这种设置和编排的好处在于，本来较为繁杂的各种材料得以有序分割，全书结构也因之显得严密紧凑。

对于《月令采奇》的编纂体例，后人几乎都给予非常肯定的评价。该书序作者李光缙就对书中“逐日杂记”的设置称誉有加，认为此书“至于一年十二月三百六十日，无一挂漏，可与《大统历书》相表里”，且自古至今“惟此书为然”〔1〕。清人李光地奉敕编纂《月令辑要》，对前代诸书均不以为意，唯独对此书情有独钟，不但称其“体例颇可观采”〔3〕，还简略介绍了此书的内容结构设置梗概。

需要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月令采奇》的这种体例结构或许并非李一楫首创，如张勃即认为李一楫编纂《月令采奇》时受到陈堦《日涉编》和冯应京《月令广义》影响和启发的可能性很大〔4〕。无论事实究竟如何，始终无碍于对《月令采奇》体例结构的肯定评价。

（二）引书缺陷

前文已经指出《月令采奇》征引了大量的文献，并参考类书和历书的编排方式对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处理。然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由于缺乏严谨的写作态度，李一楫在处理引文时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严重者甚至影响到了原文的文义表达，导致了不少讹误，为阅读和使用文献制造了一些障碍，学术价值也因此而受到影响。概括说来，《月令采奇》的引书缺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引文内容不严谨，任以己意增改

《月令采奇》在征引他书时讹误颇多，致使引文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大大降低。在这些讹误中，除了形近音同之讹及部分倒乙之误或可归咎于刻工之外，仍有相当多的错误应当出自作者李一楫之手。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节气日影的错误。例如，六月中气大暑日表影长当为三尺五寸八分，书中却误为一尺六寸，以致竟与夏至日同，南辕北辙，实在难以认为乃刻工之误。不仅如此，经校勘发现，书中二十四节气表影有误者竟多达九例，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如此简单的错误大量重复出现，可知李一楫在引书和校阅时显失严谨的编纂态度。

除此之外，李氏在引书时还常将原文割裂牵合，以致原意尽失，甚至前后矛盾。如卷二“五月逐日杂记”中“初五日”條下载：

《大明会典》：国朝之制：文武官军校等在京者，端午赐衣服;升朝官，每岁端午赐时衣服。夏至日，皇帝祭皇地祇于方泽，配以太祖，上躬行三献。其从祀五岳、五镇、基运、翊圣、神烈、天寿、纯德诸山，四海、四渎诸水。诸侍臣分献。端午节，文武百官俱赐扇，并五彩寿丝缕;若大臣、经筵官，或别赐扇及彩丝绦、艾虎诸物，各以品级为等。〔1〕

李氏本引宋人笔记以说宋代端午赐礼之事（引文中加下划线部分），继而又引《大明会典》解说本朝端午节赏赐之例，却不知为何将宋代典故阑入《大明会典》之中，并在“大明会典”四字后径录宋人笔记中“国朝之制”四字，乃将宋明两代典故混为一谈，读来前后矛盾，令人一头雾水。

又如卷一“正月调摄”中，李氏援引《千金方》曰是月“食生葱、蓼子，令人面起游风”〔1〕。然而查《千金方》原文作：“正月不得食生葱，令人面上起游风”〔5〕。“二月勿食蓼，伤人肾。”〔5〕生葱、蓼子本是效用全然不同的两种食物，李氏在引用之时或未详加分辨，或失于大意，竟变作同一功效，这显然背离了原文之意。这一类的征引错误在书中可谓数不胜数，足见李氏引书的随意和失误。

2.引文出处或指明或否，一无定则

李一楫在征引他书时，有时先指明出处，引文随后，有时则不言出处，径将他书内容迻录。例如，书中每月月令均先引纬书解说月中节气渊源，再引《晋书·乐志》《汉书·律历志》《史记·律书》《说文》等书解说十二地支之涵义，此为通例。正月中李氏尚一一指明出处，到了二月则仅指明《晋书》一种，余三书名皆没，三月又仅指明《晋书》《史记》，余二书名皆没，后之诸月月令中以上四书名亦时有时无，全无定制。

即便是李氏指明出处的引用，体例也不统一。如每月调摄部分，李氏均先援引孙真人（孙思邈）所论当月调摄大旨作为发端，引用方式一般径称“孙真人曰”，不注出处。然而，在“十一月调摄”中，李氏却改称“孙真人《导引方》”云云，明确注明出处。之所以此处特殊，或许是由于所引内容与前文所谓“孙真人曰”并非出于同一文献，故而在此言明，以示区别。但这种前后异例无疑会造成读者在追溯和考察引文来源上的混乱。又如，每月调摄部分大致可分为总论和析论两节。总论侧重从阴阳五行、五脏生旺等角度对当月调摄做一些总括性概论，析论则侧重于饮食、宜忌、修炼、调养等具体的事务。总论一般自“孙真人曰”发端，至月中每日坐功方法止，中间不注明材料出处。一至十月的调摄部分均循此例。然而，在十一月、十二月调摄的总论部分，李氏却分别援引了《保生心鉴》和《法天生意》两部文献，所征引内容也与之前各月所论相类似。这就不禁令人怀疑此前一至十月的调摄总论中，是否也有类似内容因未注明来源而混入“孙真人曰”的名目下，造成了内容的混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此外，书中除了先书名后引文的常见征引格式外，间或又可见先引文再以小注指明出处的用例，两者混用，读来令人颇觉错乱。

3.引用书目前后异名，芜杂混乱

李一楫在引用他书时，往往同一书目前后称谓不一，或全称或省称。例如，《东京梦华录》或称《东京梦华记》，又或省称《梦华录》;《京房易占》又称《京房占》，又或径作“京房曰”;《晋书·乐志》又称《晋·乐志》，又或简称《乐志》;《汲冢周书》或称《汲冢新书》，或径称《周书》书中还有将《周书》误作《周礼》之例。对于多年参加科举后来还做过学官的李一楫而言，显然不可能分不清《周书》和《周礼》，而“书”与“礼”无论字形还是读音都差别甚大，似乎也很难认为是刻工的失误，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可能还是源于李一楫的失察和随意。;《四时纂要》或简称《纂要》，《史记》或简称《史》，《汉官旧仪》或简称《汉官仪》，等等。这些文献大都为常见古籍，本不罕见，这种前后异名的混乱情形除了从所辑录的母本因袭而来外，主要还是李氏的随意和失范造成的。此外，有些古书由于历史原因，本就存在同书异名的现象，李氏也径加迻录，不作统一。如书中《博雅》与《广雅》并称，即为其例。

如果说以上这些混用只要稍加注意尚能分辨明晰，那么径称《本草》《岁时记》这一类征引则着实让人一头雾水。明代之前以“本草”为名的医药之书可谓汗牛充栋，以李氏引书惯于省称来看，他所引《本草》究竟是指《本草经》还是某种衍生医书实难确定。又，《岁时记》一书，依征引内容而言，书中所谓《岁时记》皆为《荆楚岁时记》的省称，看似不会引起什么争论。问题在于与李氏同时代又略早于他的袁袠曾编纂过一部时令类著作，书名就叫作《岁时记》，而且这部《岁时记》现今已佚，这就难免会令后人产生些许混乱和疑惑。更有甚者，如书中常常出现的“道经曰”“仙传曰”“仙书云”一类引用，所指到底是某一本典籍还是某类文献的统称都难以明了，征引内容属于直接辑录还是间接转述，就更不得而知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类情形，究其原因，当是由于李氏在辑录和钞撮他书时只属意条文，对于各本间引书的异名情形则失于考察，在汇总成编时又未加以统一，以致引书名目混杂不一。

4.多务罗列，失于考据

《月令采奇》中每月逐日杂记均先揭明当日是否为仙道、神圣及帝后的生辰忌日，然后记叙相关节庆、仪制、风俗、典故等，其用意在于“俾景行有所观瞻”和“俾容止有所禁忌”〔1〕。然而，李一楫在罗列这些神圣诞忌时，常常专务罗列，而对具体的时日事迹基本不加考据，致使所载多有与史实不合之处。

经校勘发现，书中所载本朝帝后诞辰忌日有多处错误。这些错误又主要分为时日错误和前后矛盾两种情形，较为典型的例子为“正月逐日杂记”中所载明宣宗忌辰。书中相关记载如下：

初二日，万神会。宝胜如来生。景陵宣宗章皇帝忌辰。〔1〕

三十日，宣宗章皇帝忌，宣德十年。〔1〕

正月初二日与三十日均为宣宗忌日，一事两出，且自相矛盾，显为作者失察之误。更尴尬的是，据《明宣宗实录》和《明史·宣宗本纪》所载，明宣宗崩于宣德十年正月乙亥，即正月初三日，李一楫所载两个日期均误。

除了上述两类错误外，书中还有少量关于本朝帝后的称谓混淆之误。如“六月逐日杂记”中“二十六日”条载：“孝宗敬皇后忌，正统钱氏。”〔1〕所谓“孝宗敬皇后”，据《明史·后妃二》及《明世宗实录》：张氏成化二十三年（1487）立为后，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初八日崩，謚曰“孝康靖肃庄慈哲懿翊天赞圣敬皇后”，可知即明孝宗皇后张氏，然而张氏忌日并非六月二十六日，而是八月八日;又所谓“正统钱氏”，据《明宪宗实录》和《明史·后妃一》载：钱氏，正统七年立为后，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崩，七月上尊谥曰“孝庄献穆弘惠显仁恭天钦圣睿皇后”，可知即明英宗孝庄皇后钱氏，且钱氏忌日正是六月二十六日。经过梳理，可知李一楫此条所记本为正统钱氏，“孝宗敬皇后”当为“孝庄睿皇后”之误。

不仅如此，经笔者统计，《月令采奇》所载神圣帝后诞辰忌日有误或疑误者达二十余条，其中涉本朝帝后9条，涉前朝帝王6条，涉神道4条，涉圣贤2条，这显然有失“俾景行有所观瞻”和“俾容止有所禁忌”的撰述初衷。尤其是关于本朝帝后诞辰忌日的9条误载，对于身为贡士和儒官的李一楫而言，更是不应有的失误。

这种专务罗列、失于考据的情形同样还出现在每月的占候部分。试以“七月占候”中所载两例言之，原文如下：

（1）秋三月，虹出西方……黄云覆之，冬米大贱。〔1〕

虹立秋后见西方，万物皆贵，占在十月。〔1〕

《田家五行》：朔日虹见，主年内米贵。〔1〕

（2）立秋日天晴，主万物少得成熟。〔1〕

一云晴主岁稔。〔1〕

例（1）中，上条所言虹占已经包含整个秋季，若依此占，则无论季中何时虹现，只要虹出西方且有黄云围绕，入冬后米价都会大跌。然而，若依后两条占辞，得出的结论则完全相反。李氏在采择这些占辞时，显然并没有深入地比较和分析，以致前后往往同占异验，自相矛盾。例（2）的情形亦大致同于例（1），但又有细微的差别。在例（2）中，李氏不但注意到了同占异验的问题，而且还特别予以说明。一方面，这表明他在处理材料时确曾加以考辨，对某些不敢肯定的材料，不轻易下判断;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他对这些材料的真实可靠性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确切的考察，而是一心以“采奇”为务，至于是非取舍，就全留给读者自行判断了。遗憾的是，李一楫并未给出这几条材料的出处，即便读者有心查考一番，怕也是无从下手了。

诚然，这些问题并非李一楫所独有，古人没有像今天一样严谨的学术规范，在引用前人文献或他人论点之时，往往重其意而略其文，不求完全忠实于原文，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李一楫所征引书目中有相当数量后世已佚之书，今天在利用这些引文进行辑佚和校勘的时候，往往受制于引文的准确性，难以发挥出其最大的效用，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三、明代时令类文献的编纂缺陷

前述《月令采奇》中的引书缺陷并非个例，究其原因，大抵与辑录的编纂方式有很大关系。材料来源既广，各书著录自然互有异同，且精芜驳杂，一旦辑录之人失于随意，对材料审核欠详又统筹失虑，产生这些问题也就在所难免。总的来说，明代时令类著述的编纂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笃信辑录，缺少纪实

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明代的民间生活方式和具体内容已较前代大有不同，前代文献记述的节序风俗也与民间实际情形有了较大差距。明代学者在编纂新的时令文献时，或未注意到这种转变，或注意到了但未予以足够重视，仍然采用辑录的方式，从前人文献记载中考求各地民俗，而未广泛地开展实地调查，这必然造成文献记载与实际情形的割裂，既难以达成“与编户齐民共之”〔1〕的初衷，更是与“以露其奇于千百载之下”〔1〕的追求相去甚远。

以《月令采奇》卷二“六月逐日杂记”中“初十日”条为例。此条下所辑数条材料除神圣忌诞和时日吉凶外，分别源于《月令》《历忌释》《汉官旧仪》《四民月令》《荆楚岁时记》《四时纂要》《开元遗事》等几种文献，而这些文献最晚也是五代时的作品，下距《月令采奇》的编写最少也有六百余年，所载节序风俗自然难以反映晚明实际风貌。通览整个“六月逐日杂记”，除典章故实外，涉及明代民俗的仅有“二十四日，民间用糕果、白鸡、乌豆祀灶神”〔1〕一条，而且系联失次。要从这些记载去还原和考察明代社会生活实际，显然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囿于地域阻隔和交通局限，古人认知外部世界较为依赖文献记载，本无可厚非。然而，时令类文献因其所载为一时之民风民俗，本身就对真实性和实效性要求较高，研究者非长期亲历，很难得其实况。明代学者之重辑录而轻实地探查，材料固然可信，却失掉了时人记时事的优势，史料价值自然也大打折扣。

（二）转相钞撮，以讹传讹

承前文所述，辑录的编纂方式还造成了另外一种情形，即同类文献间转相钞撮，是非非是，以讹传讹。以理度之，一时得见之文献大略相同，诸家仅以各自不同标准和角度采择相关材料，加以编辑而成新著，实本同而末异。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一者古人引书，尤其是征引经典以外的文献，本多较随意，一些博闻强记者甚至往往仅凭记忆，抑或查阅原典，对照迻录，往往也不求完全忠实于原文。二者明代学风空浮，欠缺考据的审慎态度，纂辑者选择文献时喜用类书，求其材料之集中易得，可免受翻检之劳，而类书作为非第一手的资料，本身就与原文献有所差别，舍原典而用类书，可谓舍近而求远。更有甚者，明代学者在编辑时令类著述时还喜欢钞撮同时代同类文献，致使本不误者转抄而致误，本已误者却未加详辨，以讹传讹。这几种情形，在明代时令类文献中十分普遍。以下仍以《月令采奇》为例言之。

《月令采奇》卷三“七月逐日杂记”中“初七日”条下载：

《唐史》：穆宗即位之初，诏曰：七月七日是朕载诞之辰，其日，命妇、百寮宜于光顺门进门参贺，朕于门内与百寮相见。明日，又敕受贺。〔1〕

查阅两《唐书》，知此事见载于《旧唐书·穆宗本纪》，原文作：

秋七月辛丑朔。……乙巳，诏：“……今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其日，百僚、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朕于光顺门内殿与百僚相见，永为常式。”……丙午，敕：乙巳诏书载诞受贺仪宜停。〔6〕

两相对读，很容易发现《月令采奇》与《旧唐书》的诸多差异。其一，《旧唐书》载穆宗诞辰为“今月六日”，即七月六日，而《月令采奇》讹为七月七日，是为时日错误。其二，《旧唐书》诏书作“百僚、命妇”，而《月令采奇》倒作“命妇、百寮”，是为尊卑失序。其三，《旧唐书》诏书要求百僚、命妇“进名参贺”后于光顺门内殿参见皇帝，而《月令采奇》讹为“进门参贺”后于光顺门内参见皇帝，是为礼仪失制。其四，《旧唐书》载穆宗于下诏次日敕停受贺，而《月令采奇》脱一“停”字，是为颠倒事实。此外，《月令采奇》所载诏书内容也较《旧唐书》精简省略了很多。

显而易见，李一楫在为《月令采奇》辑录此则史料之时，并未直接参阅《旧唐书》，又或者至少他在过录文句时并非严格依据《旧唐书》，而是另有所本。经查阅，李一楫所本的正是南宋祝穆所撰类书《事文类聚》〔7〕，而《事文类聚》又本自洪迈《容斋随笔》〔8〕，只不过这两种书的记述都要准确得多。《事文类聚》所载如下：

唐穆宗即位之初，诏曰：七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其日，百寮、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朕于门内与百寮相见。明日，又敕受贺仪宜停。

通过此例，可以明显看出李一楫在辑录材料时惯用类书而轻原著的弊病。即便是《旧唐书》这样的常见典籍，为图简便，李一楫仍然转钞类书中的记述。一方面，类书中的一些记载本就已失原貌，轻信类书易以讹传讹;另一方面，类书中原本正确的内容，经由李氏的“转引加工”而面目全非，也就丧失了原本的史料价值。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月令采奇》在后世的传播和影响都十分有限，但其编纂方法和缺陷在明代时令类著述中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同时代的诸如《月令通考》《月令广义》《日涉编》《养余月令》等同类著作都存在与之相同或类似的缺陷和不足，仅多寡轻重略有差别而已。

试以《月令通考》为例言之，这部由人称“卢圣人”〔9〕卢翰所编的岁时名著，向以体例精善、内容详备、征引宏富名世。然而，根据学者研究，此书中引文篇名混淆、作者错误、内容重复、出处矛盾、归类失次、误合数条为一条等疏漏和失误不胜枚举〔10〕，无怪乎四库馆臣讥其“不能精核，宜矣”〔11〕。

又如与《月令通考》相埒的《月令广义》，搜集了較前者更为丰赡的材料，且大有增补和完善前者之意，史臣也赞其作者冯应京“学求有用，不事空言，为淮西士人之冠”〔12〕。然而，即便是由这样一位“不事空言”的士林领袖所辑，是书仍因其编纂的粗疏和材料处理的失措，被四库馆臣给予了“较卢氏《月令通考》差详备而亦多猥杂”〔11〕的评语。

再如陈堦所辑《日涉编》，体例与诸书大体相仿而更近类书，但诸月之末遗漏闰月，且书中采辑了大量诗赋隶于逐日故实之后，是以内容颇有阙漏芜杂之病。另一方面，作为类书，是书因限于篇幅，在辑录诗赋时短篇全录，长篇则随意删削，甚至只存数句，以致于“其去唐宋人类书，诚不可以道里计矣”〔13〕，最终陷入到既不可堪民用、作类书又嫌鸡肋的尴尬境地。

至于戴羲所辑的《养余月令》，前辈学者更是早就注意到了其中的缺陷，如王毓瑚在介绍该书时称：“全书基本上是汇录前人的著作而成。……引文各若干则，有的注明出处，不注书名的也很多。那些注明出处的，不但文句多有改动，而且不少是错误的。”〔14〕以下王氏则择举书中数例误《齐民要术》为他书的案例以为佐证，并指出书中引文“有的是与原文出入极大，有的更是根本不见于原书”〔14〕。最后王氏评价该书道：“像以上所举的差误，触目皆见。看来此书只是一个深染明末文人习气的老年人的漫不经心之作，《四库提要》加以‘钞撮旧籍，无所发明’的考语，还只是道出了书的缺点的一面。”〔14〕该书的粗滥无涯由此可见一斑。

四、余论

前文虽仅针对个别著述举例言之，但事实上对其他明代时令类著述的编纂，大致上也可同作如是观。可以说，以《月令采奇》为代表的明代时令类著述对考察和还原明代礼俗和民俗生活图景所能提供的帮助较为有限。在当下“民俗热”“节日热”的背景下，对这类文献的使用应予以特别的审慎态度，通过这些记述来审视和考察明代礼俗和社会生活图景，往往并不能得到信实的结论。这是当下研究和利用此类文献时尤所需要加以注意的。

参考文献：〔1〕

李一楫.月令采奇〔C〕∥艺文印书馆编辑部.岁时习俗资料汇编（第8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2，2，449-450，7，16-17，450，4，157-158，55，16，36，48，183，230，230，231，231，231，15，2-3，183，217.

〔2〕何乔远.镜山全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993.

〔3〕李光地.月令辑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467（44）.

〔4〕张 勃.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47-348.

〔5〕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468，469.

〔6〕刘 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79.

〔7〕祝 穆.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M〕.京都：中文出版社，1989：235.

〔8〕洪 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5：80.

〔9〕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阜阳地区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1105.

〔10〕尚 泉.《月令通考》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18：80-83.

〔11〕永 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4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27，28.

〔12〕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6176.

〔13〕周中孚.郑堂读书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540.

〔14〕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M〕.北京：农业出版社，1964：191，192，192.

A Discussion on Compiling Features of Seasonal Litera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Focusing on Yue Ling Cai Qi

LIANG Xiaoyun

Abstract： Generally adopting the compilation style and borrowing from the Chinese encyclopedic works and almanacs， seasonal litera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tends to be more organized in structure. However， in the specific compilation， the seasonal litera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were generally inadequate in citation content， occasionally， the citation sources were generally loose in citation content. Besides， some of the citation sources were not mentioned and the titles of the same citation book were inconsistent， and lack of textual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scholars in Ming Dynasty believed in compilation but ignored the documentary; they especially liked compiling materials from the Chinese encyclopedic works and copying from each other. This fact greatly reduced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documents. Focusing on Yue Ling Cai Qi（《月令采奇》） of Li Yiji（李一楫），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se issues in the Ming Dynasty seasonal literature， with a view to attracting special attention when scholars use such literature for related research.

Key words： Ming Dynasty; seasonal literature; Li Yiji; Yue Ling Cai Qi; compilation; the Chinese encyclopedic works; the Chinese almanacs works; argricultural books

（責任编辑：武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