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丽

【摘要】 目的：探究自我感受負担对乳腺癌患者病耻感、创伤后成长及医学应对方式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3月-2020年5月收治的120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根据自我感受负担（SPBS量表）的不同分为A组（轻度负担）、B组（中度负担）和C组（重度负担），每组40例。比较三组的病耻感（SIS）、创伤后成长（PTGI）及医学应对方式（MCMQ），并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SIS、PTGI及MCMQ评分与社会支持程度的关系。结果：A组的SIS各项评分及MCMQ的回避和屈服评分均显著低于B组及C组，B组则均显著低于C组，A组的PTGI各项评分及MCMQ的面对评分均显著高于B组及C组，B组则均显著高于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SIS评分及MCMQ的回避和屈服评分与自我感受负担程度均呈正相关，PTGI量表评分及MCMQ的面对评分与自我感受负担程度均呈负相关（P<0.05）。结论：自我感受负担对乳腺癌患者病耻感、创伤后成长及医学应对方式的影响较大，应重视对乳腺癌患者上述方面的调控。

【关键词】 自我感受负担 乳腺癌 病耻感 创伤后成长 医学应对方式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Self-perceived Burden for Stigma，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Medical Coping Style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SUN Xiuli. //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 2021， 18（23）： -178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self-perceived burden for stigma，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medical coping style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Method：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from March 2019 to May 2020 were chos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self-perceived burden scale （SPB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 A （light burden）， group B （moderate burden） and group C （severe burden），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stigma （SIS），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 and 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 （MCMQ）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and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S， PTGI and MCMQ scores and social support. Result： SIS scores， avoidance and yield scores of MCMQ in group 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group B and C， while those in group B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group C， PTGI scores and face scores of MCMQ in group 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B and C， while those in group B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C，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IS score and MCMQ avoidance and yield score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perceived burden， while PTGI scale score and face score of MCMQ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perceived burden （P<0.05）. Conclusion： The self-perceived burden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of stigma and medical coping style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herefor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regulation of these aspects.

[Key words] Self-perceived burden Breast cancer Stigma Posttraumatic growth Medical coping style

First-author’s address： Dalian Pulandian District Central Hospital， Dalian 116200， 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21.23.043

乳腺癌作为常见恶性肿瘤，对患者的危害显著，且危害涉及集体及心理等多个方面，而随着临床对患者作为整体进行干预需求的提升及对患者生存质量改善需求的提升，本类患者心理情绪及其他多个方面的干预研究不断增多[1-2]。而病耻感、创伤后成长及医学应对方式作为生存质量的组成部分及影响因素，其对患者的生活及治疗应对态度、方式等均有较大的影响，因此上述方面日益受到临床重视，也是临床亟待改善的方面。再者，自我感受负担是在恶性肿瘤患者中表现极为突出的方式，其危害日益受到认识的同时[3-5]，其对乳腺癌患者上述方面的影响研究却不足。因此，本研究就自我感受负担对乳腺癌患者病耻感、创伤后成长及医学应对方式的影响进行探究，现将结果总结分析并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9年3月-2020年5月收治的120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20～65岁;女性患者;确诊为乳腺。排除标准：合并其他疾病;合并创伤;沟通障碍及认知异常;精神病史。将患者根据自我感受负担量表程度（SPBS量表）的不同分为A组（20～29分，轻度负担）、B组（30～39分，中度负担）和C组（40～50分，重度负担），每组40例。患者对研究均知情同意，本研究已经医院伦理学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对三组患者采用SIS、PTGI及MCMQ进行耻感、创伤后成长及医学应对方式的评估，然后比较三组的SIS、PTGI及MCMQ评分，并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SIS、PTGI及MCMQ评分与社会支持程度的关系。

1.3 评价标准 （1）SIS，采用本量表对患者的病耻感进行评估，本量表共包括24个条目，每个条目评分为1～4分，分别对社会排斥、经济歧视、内在羞耻感及社会隔离等方面进行评估，分别包括9、3、5、7个条目，以分值越高表示病耻感越高[5]。（2）PTGI，是有效评估创伤后成长情况的量表，本量表包括21个条目，每个条目评分为0～5分，对个人力量、个人感悟、自我转变、人际关系及新可能性进行评估，分别包括4、6、4、3、4个条目，每个方面均以分值越高表示状态越好[6]。（3）MCMQ，是有效评估医学应对方式的问卷，本问卷包括20个条目，每个条目评分为1～4分，从面对、回避和屈服进行评估，分别包括8、7、5个条目，以分值越高表示表达程度越强烈[7]。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中的数据检验软件为SPSS 23.0，计数资料以率（%）表示，进行χ检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进行t检验分析，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进行方差分析;研究指标间的关系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一般资料比较 A组，年龄29～59岁，平均（53.1±5.0）岁;疾病分期：Ⅰ、Ⅱ期30例，Ⅲ、Ⅳ期10例;文化程度：小学与初中15例，中专与高中15例，大专及以上10例。B组，年龄28～59岁，平均（53.3±5.2）岁;疾病分期：Ⅰ、Ⅱ期29例，Ⅲ、Ⅳ期11例;文化程度：小学与初中16例，中专与高中15例，大专及以上9例。C组，年龄29～61岁，平均（53.5±5.1）岁;疾病分期：Ⅰ、Ⅱ期30例，Ⅲ、Ⅳ期10例;文化程度：小学与初中16例，中专与高中16例，大专及以上8例。三组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2.2 三组的SIS评分比较 三组的SIS各项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的SIS各项评分均显著低于B组及C组，B组则均显著低于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三组的PTGI评分比较 三组的PTGI各项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的PTGI各项评分均显著高于B组及C组，B组则均显著高于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4 三组的MCMQ评分比较 三组的MCMQ各项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的回避和屈服评分均显著低于B组及C组，B组则均显著低于C组，A组的MCMQ面对评分显著高于B组及C组，B组则显著高于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5 SIS、PTGI及MCMQ评分与社会支持程度的关系分析 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SIS评分及MCMQ的回避和屈服评分与自我感受负担呈正相关，PTGI及MCMQ的面对评分与自我感受负担呈负相关（P<0.05），见表4。

3 讨论

乳腺癌对患者的危害涉及多个方面，对患者造成的心理冲击较大，而心理方面的不良应激对机体状态及治疗态度、行为等均可造成较大影响，因此对乳腺癌患者进行干预的过程中，心理情绪及行为等多方面的干预受重视程度不断提升[8-9]，而自我感受负担作为患者的重要心理表现方面，其不仅仅呈现为心理层面的表现，且可影响到患者的治疗配合度及依从性等多个方面，而其对患者其他方面的影响研究仍相对不足，是亟待探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來与乳腺癌相关的研究中，关于病耻感危害、影响因素及其他多方面相关的研究不断增多，对其病耻感的控制有助于患者治疗态度、社会行为及生存质量的改善[10-12]，因此日益受到重视。另外，本类患者的创伤后成长状态日益受到重视，其关系到患者面对疾病的心理状态、行为及态度，也是其心理、行为成长改善的重要反应方面，甚至关系到患者的预后，是生存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影响因素，因此创伤后成长相关的各个方面是临床研究重点[13-15]。另外，医学应对方式不仅仅可有效反映患者对疾病、治疗、检查等多方面的应对态度及行为，且关系到患者的后续治疗乃至预后，是临床治疗中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鉴于上述病耻感、情绪状态及医学应对方式的存在及危害[16-17]，对乳腺癌患者进行上述方面的改善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则尤为必要，而对其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干预措施的针对性制定。

本研究就自我感受负担对乳腺癌患者病耻感、创伤后成长及医学应对方式的影响进行探究，结果显示，自我感受负担较轻的乳腺癌患者其SIS评分、PTGI及MCMQ评分均显著优于自我感受负担较重者，且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SIS评分及MCMQ的回避和屈服评分与自我感受负担程度呈正相关，PTGI及MCMQ的面对评分与自我感受负担程度呈负相关（P<0.05），因此肯定了自我感受负担与乳腺癌患者病耻感、情绪状态及医学应对方式的关系，同时也提示医务工作者对乳腺癌进行上述方面的干预过程中，自我感受负担的调控需求较高，可通过干预与改善乳腺癌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来达到影响其心理情绪状态及治疗行为的目的，进而保证患者治疗的顺利进行及生存质量的提升[18-20]。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自我感受负担对乳腺癌患者病耻感、创伤后成长及医学应对方式的影响较大，应重视对乳腺癌患者上述方面的调控。

参考文献

[1]张艳娣，刘荣辉，韩凤.乳腺癌生存者重返工作后病耻感对工作行为的影响[J].护理学杂志，2020，35（3）：67-70.

[2]李钰，王柳.乳腺癌根治术患者心理困扰与心理弹性及社会支持的相关性[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9，27（8）：1149-1151.

[3]郑春娆，麦玉嫦，张鹏彦，等.乳腺癌PICC置管期间患者自我护理能力与疾病知识水平及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J].临床医学工程，2018，25（7）：979-980.

[4]何瑞仙，梁雅楠.乳腺癌患者化疗期间社会支持现状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8，24（22）：2676-2680.

[5]毛霞，郭佳，朱松.乳腺癌患者病耻感，心理弹性水平及其对社交焦虑的影响[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34（1）：43-47，61.

[6]王文如.情绪波动及社会支持程度对乳腺癌患者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分析[J].护理实践与研究，2018，15（9）：135-137.

[7]邓杨清，王庆兰.肿瘤患者疲乏与焦虑、抑郁、睡眠质量及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研究[J].华南国防医学杂志，2018，32（6）：410-411.

[8] Tabrizi F M，Alizadeh S.Family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FOCUS Program Effects on Cancer Coping in Irania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J].Asian Pac J Cancer Prev，2018，19（6）：1523-1528.

[9] Jiyeon K，Soyoung Y，Byeongil C，et al.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Drawing Tests among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J].J Korean Med Sci，2018，33（17）：140.

[10]何曉芳，曾丽吟，吴燕妮.乳腺癌化疗患者一般自我效能感及社会支持对希望水平的影响[J].齐鲁护理杂志，2018，24（16）：24-27.

[11]牛杰，崔娟，王杰敏，等.化疗期乳腺癌患者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对益处发现影响的路径分析[J].中国医药导报，2019，16（32）：140-143.

[12]张巧仙，庄嘉元，高秀钦，等.乳腺癌化疗患者症状困扰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J].齐鲁护理杂志，2018，24（22）：32-35.

[13]贾辛婕，王晴，王淼，等.乳腺癌术后患者健康坚韧性与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J].天津护理，2019，27（5）：555-558.

[14]郭雅娟，付芳芳，史文丽.乳腺癌患者PICC置管期间自我护理能力与疾病知识水平及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J].当代护士：学术版，2019，26（12）：170-172.

[15] Ravindran D.A Comparative Study on Perceived Stress， Coping， Quality of Life， and Hopelessness between Cancer Patients and Survivors[J]. Indian Journal of Palliative Care，2019，25（3）：413-419.

[16] Lehto U S，Ojanen M，Väkevä A，et al.Early quality-of-life and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disease-free time and survival in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J].Qual Life Res，2019，28（3）：677-686.

[17]安云飞，曹仲茹，刘娟，等.乳腺癌化疗患者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对心理弹性影响的路径分析[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8，24（3）：288-292.

[18]叶春丽，谢小玲，罗美莲，等.乳腺癌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与疾病不确定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J].解放军护理杂志，2019，36（11）：23-26.

[19]李承秋，王明达.医学应对方式在宫颈癌术后放疗患者希望水平和心理弹性中的中介效应[J].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19，37（9）：98-99，102.

[20]胡婷婷，常琼，高亚娜，等.青年乳腺癌患者积极心理资本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J].国际病理科学与临床杂志，2018，38（7）：1533-1538.

（收稿日期：2021-07-14） （本文编辑：张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