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维特根斯坦经常被视为一位保守主义者，伊格尔顿认为这源于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本身的保守性。通过对《哲学研究》第120节和124节的解读，伊格尔顿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实际上赞赏了那些极具形而上学性的大众话语。显然，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批判出于伊格尔顿主观预设了日常语言的本质是平庸的，并剥夺了其政治潜能。然而，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文本细读将发现，伊格尔顿的过度解读偏离了文意。同时，日常语言并不是平庸无为的，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正好为日常话语交往的政治性提供了有效辩护。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伊格尔顿;日常语言;保守主义

在伊格尔顿的理论创作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对他的影响，尤其是在《意识形态：一个介绍》（Ideology： An Introduction）和《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中，他熟练运用了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以及“生活形式”等概念作为推进其论证的理论工具。早在1982年，伊格尔顿就写过一个半虚构作品《维特根斯坦的朋友》（Wittgensteins Friends）。在这部作品中，伊格尔顿表现得像是维特根斯坦的一个圣徒，当然，尽管如此，他在其中还是显示了其左派思想家的身份，常常偏重书写维特根斯坦与左翼人士的交往，比如维氏和尼古拉·巴赫金（Nikolai Bakhtin）等人的交往。{1}此外，他还是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的电影《维特根斯坦》的脚本撰写人，在其中他不仅努力为我们呈现的是维特根斯坦的生活经历，而且将他作为哲学家的思考与其作为单个个人的生活相互关联起来。{2}

一、维特根斯坦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吗？

除伊格尔顿外，在左派中对维特根斯坦的一系列的阐释中，最具典型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阐释。维特根斯坦之所以吸引安德森，是因为他是作为反对变革的新英国的移民代表：“这些新移民激烈地反对变革，所以安德森将这个群体描绘为‘白色的移民。这个群体包括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Bronislaw Malinowski）以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③也就是说，安德森对维特根斯坦的批判首先是针对维特根斯坦的国族身份和政治立场而言的，他用以概括维特根斯坦的关键词是白人、文化保守主义，并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致力于破坏社会学家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在他看来，维氏哲学过于关注概念，并认为维氏主张“概念的意义是以传统的方式使用，哲学家即是去对概念进行守卫”{1}。在做这一系列的判定时，安德森引用的唯一的哲学资源出自《哲学研究》第124节：

哲学不可用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因而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

因为它也不能为语言的用法奠定基础。

它让一切如其所是。{2}

安德森正是根据这一引言中的“哲学……它让一切如其所是”作为维特根斯坦具有反对革命的保守主义倾向的依据。安德森对124节的解读并非孤例，持这种解读观点更为著名的是J.C.尼里（J.C. Nyiri），在他看来，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与奥地利和德国的新保守主义密切相连，而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正好相对立。③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也表示，虽然维特根斯坦不能归于任何群体，但是他的文本本身便显示他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他指出，维特根斯坦编织了“权威”（authority）、“信仰”（faith）、“共同体”（community）等带有保守主义特征的范畴，以展示“存在优先于思想”“具体优先于抽象”“生活优先于理性”“实践优先于规则”，从而说明维特根斯坦的保守主义是内在于其思想结构的。{4}

安德森以及那些依据124节得出维特根斯坦是保守主义的阐释者，都直接把“它让一切如其所是”的字面意思，解释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的某种“不作为”的保守主义姿态。然而伊格尔顿对这个断言却不以为然。伊格尔顿对此谈道：“这并不是一个政治保守主义的表达，因为不存在这样的理由解释为何这些被接受的就是‘特殊的生活形式，没有理由相信维特根斯坦对他自己所处的社会有哪怕丝毫的满意。”{5}伊格尔顿试图从维特根斯坦与左翼朋友的交往中将他拉入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中，他还提到维特根斯坦同马克思都同样赞成对哲学做出某种激烈的变革，“毕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态度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11条，并没有什么不同”⑥。

由是，这是否就证明伊格尔顿的立场真的远离佩里·安德森呢？這种定论未免太早。在紧接着的一段，伊格尔顿批评维特根斯坦为“反对派”（reactionary），这在某种意义上与“保守主义”是同义词。他引用了看起来更容易被作为保守主义的观点来与安德森相互应和：“必须接受的，给予的东西——人们可以说——是生活形式。”{7}这看起来与124节没有本质不同。因此，伊格尔顿与安德森对维特根斯坦的定论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不过他们给出的理由有所不同。伊格尔顿认为，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反对派，不在于他所提及的社会活动的信念或者话语，而在于他假定了它们能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更为具体的说，他针对的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116节中的观点：“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语词——‘知、‘在、‘对象、‘我、‘句子、‘名称——并试图抓住事情的本质时，我们必须不断问自己：这个语词在语言里——语言是语词的家——实际上是这么用的吗？我们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8}伊格尔顿认为，维特根斯坦觉得形而上学能通过日常语言的澄清来消除，这实际上是一种天真的看法。这种对日常语言不加批判的态度，使得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最终是保守的，从而落后于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伊格尔顿的确敏锐地探测出了维特根斯坦思想中的张力，因为维特根斯坦确实一方面说“我们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中”{1}，一方面又会说“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使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综观”{2}。由此，伊格尔顿似乎认为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一方面维特根斯坦试图用日常语言去消解形而上学，但是形而上学也许本身就在日常语言之中。

二、日常语言是保守的吗？

伊格尔顿所用于支持他的这个结论的进一步的论据来自他对《哲学研究》第120节的引用：“你说：问题不在于语词，而在于语词的含义;而你在这里又把含义想成是即使和语词有别也总是和语词同类的东西。这儿是词，这儿是含义。这是钱，那是可以用钱买的牛。（与钱和牛对照的是：钱和钱的用法。）”③伊格尔顿的解释是，维特根斯坦在寻求颠覆令人迷恋的语言的图像时——把意义作为指向符号的精神实体时，不知不觉跌入了另一种图像中。在这里，伊格尔顿通过上述引文解读出，维特根斯坦对钱给予了正面的肯定，即钱源自其在社会中的多种多样的使用价值。由此，伊格尔顿批评道：“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的是，维特根斯坦竟然提供了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的‘一般等价物的幻象。通过将钱作为差异性（difference）——你能用它做各种不同的事……”{4}由于维特根斯坦最终不能超越金钱的幻象，伊格尔顿建议他从马克思的作品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中学习，比如，他指出维特根斯坦的作品与那些激进者，诸如葛兰西不同，并指责维特根斯坦“避开了概念政治”（conceptual politics）。{5}显然，伊格尔顿对“钱”的解读来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然而，如果结合维特根斯坦论述的前后语境，就会发现这里的误读甚深。

从伊格尔顿的解读来看，维特根斯坦的文本似乎的确展现了他所描述的那种张力，即他用以治疗形而上学的日常语言，本身充斥着形而上学的谬误。但如果这是实情，这是否就意味着，这种张力无法化解呢？是否意味着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本身就是矛盾和混乱的呢？以安德森为代表的左派阐释者，之所以把维特根斯坦归结为保守主義者，所依凭的论据，从根本上也与伊格尔顿有重合交叠之处，即他们都一致认为，维特根斯坦在第124节中所提及的“哲学……让其如其所是”体现了维特根斯坦对日常语言的肯定，体现了其哲学非批判的保守主义特征。在他们看来，日常语言本身是需要批判的那一方面。无论是伊格尔顿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充斥着形而上学的大众话语（popular discourse），⑥还是安德森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仅仅是奉献给日常语言的陈词滥调（the banalities of everyday language）”{7}，都对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的肯定态度充满了不满和批评。因此，接下来我们要澄清的便是维氏关于“日常语言”观点之中的内在张力能否化解的问题。

三、误解与澄清

首先，在《哲学研究》中备受指责的“让一切如其所是”{8}以及“必需接受的给予的生活形式”{9}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开始具体分析之前，安德森和伊格尔顿对第124节的评判之间存在着分歧。在安德森看来，这就足以支持维特根斯坦对现实社会的非批判态度，但是伊格尔顿却认为这并不足以说明维特根斯坦是保守主义者，他指责安德森的解释没有把握到维特根斯坦做这个断言的态度。伊格尔顿认为，维特根斯坦对这个断言的态度是否定的。那么，到底维特根斯坦对这个断言的态度如何呢？在这里，联系这个断言的前后语境可以看到，伊格尔顿误解了维特根斯坦，他对这个断言的确是持肯定态度。但是，这个断言肯定的又并非是对社会活动的批判或非批判的态度，而是论及哲学的性质：“哲学不可用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因而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哲学也不能为语言的用法奠定基础。它让一切如其所是。”{1}

维特根斯坦此处的话语并不适合用来做政治式的解读，因为他所涉及的更具体来讲是他自己关于哲学的本质的看法。他通过提出“（新的）哲学不用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针对的是旧有的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语言。在他看来，传统的形而上学语言总是试图为日常语言奠定“基础”，但这最终是扭曲了语言的实际使用，建构出某种虚假的幻象。所以新的哲学不是去添加任何“基础”，而是去描述语言的用法：“哲学也不能为语言的用法奠定基础。它让一切如其所是。”这并不是说，也并非在暗示，表达的使用不会改变或不应该改变，而只是说，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提出新的概念。联系到维氏哲学的整体的任务：对传统哲学的诊断和消解，维特根斯坦在其他各节还将哲学看作“针对借助我们的语言来蛊惑我们的智性所做的斗争”，看作“揭示出这样或那样十足的胡说”的手段，看作“避免使我们的主张流于武断或空洞”的工具，所以，即便在他的论域中，也并不体现一种消极无为。在这里，维特根斯坦的话语很难直接引入到对社会事务和活动的经验描述，因此，并不涉及对社会政治的变革的态度。诚如汉斯·斯鲁格所言：“他著名的有争议的论点即哲学‘让一切如其所是。并不是说人类应让所有的事情都如其所是——像鲁莽的读者所猜想的那样。这句话只是想强调哲学的独特工作。它们并不告诉我们必定存在着社会政治变化。……这一点也不是清净无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必须让事实如其所是，也就是承认事实毕竟是事实——包括语言的事实。但这一承认可以说本质上有所转变。维特根斯坦的话语也表明社会政治事务远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政治毕竟是事实层面和概念层面不断做出区分的领域。肯定不存在康德及其追随者在哲学中所拥护的那种自称概念纯粹性的真正政治思想。”{2}

其次，需要正面回答的问题是：维特根斯坦文本中是否的确出现了“肯定的”和“否定的”日常语言的双重面相？答案是肯定的。维特根斯坦指出哲学问题的根源在于语法的误用，因此，哲学的目的在于通过澄清意义达到治疗的效果。但是，这种治疗并不依赖发明新的语法，也不有赖于建构“理论”。在此，维特根斯坦常常将哲学与科学作对比。在他看来，科学解释现象，而哲学仅仅描述词语的使用。描述词语的使用达到的是松解概念，看它实际在生活中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建立起某种意义的理论。因此，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意义即使用。由于哲学的困惑产生于语言的误用，我们要做的就并不是发明新的概念去覆盖旧有概念，这样只会造成某种虚假的幻象。反之，我们要做的只是“提醒”：“哲学家的工作在于为了某个特定目的收集提示物（marshalling recollections）。”③换句话说，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不是“建构式的”和“增补式的”，而是“治疗式的”。

那么，日常语言是否真的难当这种“治疗”的重任呢？显然，安德森认为日常语言是“陈腐的”，伊格尔顿认为日常语言充满了“形而上学”，他们对日常语言的态度是轻蔑和批判性的。在他们看来，日常语言从来就不是“理想语言”。维特根斯坦似乎早就考虑到这种态度，《哲学研究》第120节似乎就是他对上述态度的正面回应：

我要对语言（词、句等等）有所说，我就必须说日常语言。这种语言是否对我们想说的东西有点太粗糙太笨重了？另外構造一种怎么样？——真奇怪，我们竟有多多少少用得上我们现有的语言！

在对语言进行解释的时候，我已经必须使用成熟完备的（而不是某种预备性的或临时的）语言，这已经表明，我关于语言只能提供出外部事实。

是啊，但这样的做法怎么能使我们满意呢？——可你的问题恰恰是用这种语言做成的;如果确有一问，它们就必须用这种语言表达！

而你的疑虑是些误解。

你的问题关系到语词，所以我必须谈谈语词。

你说：问题不在于语词，而在于语词的含义;而你在这里又把含义想成是即使和语词有别也总是和语词同类的东西。这儿是词，这儿是含义。这是钱，那是可以用钱买的牛。（与钱和牛对照的是：钱和钱的用法。）{1}

在此，维特根斯坦对那些嫌日常语言太“粗糙太笨重”并试图“另外构造一种”的人的回答，正对应了安德森和伊格尔顿的判断。维特根斯坦指出，产生这种想法的根源本身就源于传统二元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即总是想去寻找相对于日常语法之下的深层语法，想去寻找命题的本质、命名的本质。这种对理性语言的渴求让我们在对语言进行解释的时候，总是去引入新的语言理论，但是，维特根斯坦认为，“这已经表明，我关于语言只能提供出外部事实”。事实是，我们误解了语词的意义，因为语词的意义并不是外在于语词的实体，就好像意义和语词是两个相互对应的东西。在这里，维特根斯坦用了一个比喻，这样的人实际是把词和词的意义当作钱和用钱买的东西。但是钱和钱的使用是“内在关系”，并不存在那种可以拿出来的“钱的使用”的东西。在此，“钱”和“钱的用法”是作为比喻，用来解释我们思想之中的形而上学的根源主要在于对语词意义的不当理解。因此，“钱”并不涉及伊格尔顿所考虑的那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话语，而从中得出维特根斯坦是“反对派”或者“重新跌入形而上学”就不仅是牵强，而且是错位的。

四、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政治关怀的一种可能性

可以看到，无论是安德森还是伊格尔顿对维特根斯坦的阐释，都试图直接从他们所处的左派的政治立场出发去寻找那种看起来支持他们判断的例子，却与这些例子所处的文本的原始语境割裂开来。那么，维特根斯坦哲学能否和伊格尔顿的政治关怀兼容呢？

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认为，如果将维特根斯坦的治疗方法用于诊断政治话语，其前景也是广阔的。如果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用于政治思想中，那么他首先是对固定政治系统的怀疑，强调研究和说话本身，强调多样性的矛盾。{2}除此之外，她还预言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方法论将对政治理论起积极作用：“这不可避免地逼近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语法和意义的思想，关于平凡、常识和日常思想，对语言游戏多言行和生活形式的洞察，对概念和家族相似的理解，等等。她的例子表明，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可以被用于政治理论的不止一种方式。”③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我们的生活情境中交织的话语充满了多种面相。同样，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政治话语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他所致力的哲学正在于为那些单一的言说方式提供治疗，从而开掘出其可能性：“但没有单独一种哲学方法，但确有哲学方法，就像有各式各样的治疗法。”{4}当然，除了对僵化的思维提供清理工作，维特根斯坦式的政治思想可能首先会对“政治”这样一个超级概念发问：政治到底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建构性的制度吗？是那种被某些政治精英规划好的政治图景吗？另外，像是“民主”这样一个词，维特根斯坦可能会考虑它在不同情境下显示的不同内涵，即将之理解为某种可操作的政治话语。

从他的眼光发展出的政治生活，势必会产生对日常生活的接受和关怀;从他的语言哲学来看，势必要关注的正是日常话语交往中所显示的那种政治性。因此，尽管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并没有为我们直接提供一套政治理论，也没有过多涉及政治话语是如何运作的，但是因为他对语言交流的社会维度的强调，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发展出维特根斯坦式的政治哲学。在斯鲁格看来，维特根斯坦为能理解政治做出这样几个方面的贡献：第一，由于政治总是关涉不同人群间的斡旋过程，而这一斡旋过程不只在政治行为中而且在话语中进行，因此，维特根斯坦式的政治思想将会将考察这些话语本身作为一项真正的政治任务，他会要求对这些话语做清晰的澄清;第二，维特根斯坦式的政治思想将会倡导发展政治多元论。相对于亚里士多德只考虑到了人类客观的多样性和阿伦特过于关注人的主观维度，维特根斯坦的进路有助于弥合二者，并将强调语言作为沟通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互动的主要媒介;第三，维特根斯坦式的政治哲学将会避免将政治语言看作单一的整体;相反，它力图识别不同政治语言游戏间的分界线，将之看作不同的和相似的有裂缝但相互关联的领域;第四，维特根斯坦还洞见到人类行动的不可预测性，因此任何社会政治科学去谋划的那种形式化的思考，都会让他觉得是可疑的。{1}

在伊格尔顿的著述中，对言语行为的关注已然展示了他对维特根斯坦乃至分析哲学资源的吸收。在《我们必须永远历史化吗？》中，伊格尔顿提请我们要从某种本质化的历史主义的宣称中挣脱，因为“‘永久历史化是一个拒绝相对化的绝对命令，是一个拒绝语境化的无语境的要求，一个拒绝变化的永恒真理”{2}，然而“作为一个命令，‘永久历史化是一种言语行为，因此也是历史的一部分”③，伊格尔顿把握到了普遍话语的宣称与其所产生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超验性的命令与其来源于经验的矛盾。在论证过程中，伊格尔顿实际上也批判了这样一种情形：一旦要求历史话语作为永恒的命令，其本身就变为了反历史的。由此，伊格尔顿实际上为反对僵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表率。

在阐释维特根斯坦的例子中，我们肯定伊格尔顿将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论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努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他仍然不能突破某种政治立场的先行，某种固化的理论姿态，以及某种对于日常语言的全盘否定和不信任，因此，他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误解了维特根斯坦。而笔者上述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澄清他的误解的同时，对联结两种思想做支持和辩护。当然，这种支持和辩护并非是用一方取代另一方，笔者所要维持的是这种相容性的“关系性”而非是某种“基础论”，它们之间可以互相向着对方开放。而当我们在将哲学与政治相关联时，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去吸收维特根斯坦资源时，尤为需要谨慎，既不过度维护，也不必苛求。关于这点，安德鲁·洛格（Andrew Lugg）的评论十分中肯。本文也将以此作结：“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正如对于马克思来说，我们需要的答案应当融合在实践中，它们并不产生于那些脱离了哲学家自身的贫乏的经验（meagre experience）。”{4}如果我们认可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实践，那么维特根斯坦和伊格尔顿的思想则最终可以达到某种兼容。

①  Terry Eagleton ，“Wittgensteins Friends，” New Left Review， vol.9，no.135， 1982， pp.74-76.

{2}  Robert Vinten ，“Eagletons Wittgenstein，” Critique， vol. 43， no. 2， 2015， p.264.

{3}  Robert Vinten ，“Leave Everything as It Is A Critique of Marxist Interpretations of Wittgenstein，” Critique，vol.41， no.1，2013，p.11.

①  Perry Anderson，“ 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New Left Review， no.50，1978， p.21.

{2}  [英]维特根斯坦，陈嘉映译：《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8页。

{3}  J.C.Nyiri，“wittgensteins later work in relation to conservatism，” in Wittgenstein and His Times， B.McGuinness ed.， Blackwell，1982.

{4}  David Bloor，Wittgenstein： A Social Theory of Knowledge， 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pp.161-166.

{5}  Terry Eagleton，“Wittgensteins Friends，” New Left Review， no.135， 1982， p.71.

{6}  同上， p.65.

{7}  Wittgenstein， Ludwig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G. E. M. Anscombe， P. M. S. Hacker and Joachim Schulte tran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9， p238.

{8}  [英]维特根斯坦著，陈嘉映译：《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6页。

①  [英]维特根斯坦著，陈嘉映译：《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6页。

{2}  同上，第57页。

{3}  同上，第57页。

{4}  Terry Eagleton，“Wittgensteins Friends，” New Left Review， no.135， 1982，p.84.

{5}  同上，pp.86-90.

{6}  同上，p.74.

{7}  Perry Anderson，“ 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New Left Review， no.50，1978， p.21.

{8}  [英]维特根斯坦著，陈嘉映译：《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8页。

{9}  同上，第58页。

①  [英]维特根斯坦著，陈嘉映译：《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8页。

{2}  [美]汉斯·斯鲁格著，张学广译：《维特根斯坦》，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页。

{3}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G. E. M. Anscombe， P. M. S. Hacker and Joachim Schulte trans.，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9，p.55.

①  [英]维特根斯坦著，陈嘉映译：《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7页。

{2}  Hanna Pitkin， Wittgenstein and Justice： On the Signifi Cance of Ludwig Wittgenstein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325.

{3}  [美]汉斯·斯鲁格著，张学广译：《维特根斯坦》，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225页。

{4}  [英]维特根斯坦著，陈嘉映译：《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60页。

①  [美]汉斯·斯鲁格著，张学广译：《维特根斯坦》，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226—247页。

{2}  [英]特里·伊格尔顿著，许娇娜译：《我们必须永久历史化吗？》，《外國文学研究》，2008年第6期。

{3}  同上，第10页。

{4}  Andrew Lugg，“Was Wittgenstein A Conservative Thinker？，”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23， no.4，1985，p.472.

*  本文为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戴维森与当代文论的分析哲学向度研究”（项目编号：18YJC751065）、2019年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项目“后分析文论谱系研究”（项目编号：19sk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巧，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审美文与批判理论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与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