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超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帝国主义分子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东北后，激起了沈阳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满洲医科大学学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粟丰，立即召集满洲医科大学的中国学生集会，提出声援五卅运动，声讨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但由于满洲医科大学是一所由日本人主办、兼收中日学生的学校，为了避开校方的破坏，粟丰与外校联系，将领导学生进行反帝斗争的中心转移到小河沿附近的奉天医专。

周密准备

此时，正在奉天组建党组织的共产党员任国桢等人决定把全市的大中学校学生组织起来，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援助上海学生、工人的反帝爱国运动。鉴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与沈阳的青年学生联系密切，任国桢便通过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文书苏子元在学生中进行广泛串联和发动。在发动过程中，1924年就被中共中央派遣到奉天进行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韩乐然，还以组织学生绘画的名义不断加强各校学生之间的交往和联系。韩乐然对苏子元的革命热情给予亲切鼓励，叮嘱他先秘密组织学生开会，不要公开露面。

中共北方区委对此次运动十分重视，派共产党员陶梁来到沈阳，与粟丰共同研究深入开展斗争问题。同时，根据任国桢的建议，苏子元到奉天医专同校内的进步学生高启福、吴执中等具体研究了发起组织学联筹备会、声援五卅运动等问题。

6月5日夜，第一次各校学生联席会议在奉天医专的学生宿舍召开。满洲医科大学的粟丰、盖文华，奉天医专的毕天民、高启福、吴执中，第一师范的张执中、刘杰忱，文会中学的潘连珊、李耀奎，第一工科高中的屈以诚、佟汝励，第二工科高中的苏士清、张德厚（张希尧），第一中学的宫韵清，女子师范中学的顾晋文、张景珍，坤光女中的王佳文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粟丰和高启福主持，决定各校学生秘密选举代表，组织学联筹备会。

会后，各校选出的代表又在奉天医专为声援五卅运动召开了几次专题会议，决定6月10日举行游行请愿，请愿活动的领导机构设在奉天医专，选举毕天民为学生的总代表，组织4 批请愿代表，每批4 人，与反动当局进行坚决斗争。学生代表返校后，分别在同学中进行发动，秘密进行请愿前的准备工作。同时，关内学生关于声讨帝国主义暴行和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宣传品越来越多地传入奉天，更加激发了奉天青年学生的斗志。学生们制作了游行用的各种旗帜，还印刷了大量的标语和传单。

坚决斗争

参加“六·十”运动的满洲医科大学学生

6月10日上午9 时，沈阳十几所大中学校的学生2000 多人汇集到金银库街的省公署门前，请愿示威。毕天民首先宣读请愿书，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在华暴行，向省公署提出电促外交部与英、日政府严重交涉，准许学生向民众讲演五卅惨案真相、募捐和散发宣传品，请省署通电慰藉上海学生并筹款救济沪上罢工工人，提出对英、日两国经济绝交等条件。省长王永江拒绝答复请愿条件，省公署也拒不接待学生代表。奉天当局见学生越来越多，而且有市民加入到学生队伍中，当即调城关警察和宪兵前来镇压。学生队伍的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学生队伍前面和两侧都架起了机枪。但学生们不仅没被吓倒，反而更激起了反帝爱国的热情。他们誓死不肯回校，并席地而坐，要求省公署答复请愿条件。

政务厅、教育厅、警察处的官员纷纷“规劝”学生们尽快返回学校，安心上课。经过对峙，省公署同意学生代表毕天民、粟丰、王佳文、潘连珊4 人进入省公署谈判。学生代表所提的请愿条件，被省公署官员一概拒绝。谈判中，背信弃义的省公署官员以“暴徒捣乱”的罪名命令警察强行将学生代表扣押。学生们见谈判代表没有回音，就高呼口号，并强烈要求释放请愿代表和予以答复。按照事先的安排，高启福、李耀奎、顾晋文等人组成第二批代表，坚持要求省公署答复请愿条件。到了中午，请愿的学生们忍着饥渴，坚持斗争。很多市民给学生们送来食品和茶水，表示对学生的支持。经过几个小时的交锋，省公署迫于压力，答应了部分条件，各校学生开始返校。

尽管当局不准游行，学生们仍在分路返校的途中游行示威，并向路两旁的市民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控诉帝国主义的野蛮罪行。奉天当局对学生们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各主要街口都安排了许多警察守卫。返校的学生队伍4 人一横排，每隔一排就有两名军警跟随监视。但学生们并不在意，有的甚至偷偷地将传单塞进军警的衣兜里。学生们在游行途中，得到市民的热烈声援。市民们围观或参与学生的爱国行动，用掌声来鼓励和支持学生们，有的还加入游行队伍，很多小学生也紧跟在游行队伍的后面。

当日晚，参加请愿的学校，除了位于“满铁”附属地由日本开办的学校外，都被军警封锁。校内学生除有特殊事情，不准外出；校外学生一概不准入校。警察厅还下令严查客栈，如有外来学生，要“劝其勿为越轨行为”，防止京、津、沪等地学生前来宣传援助。满洲医科大学的请愿学生返校后仍群情激昂，有的甚至泣不成声，纷纷决定退出日本人办的学校，表示抗议。还有一部分学生没有返校，投宿在旅馆和商会，宣布与外国人办的学校断绝关系。6月11日，奉天当局加强了警戒，省城各边门都有军警把守，凡是学生装束的人一概不准入内。各校皆处于停课状态。

影响深远

为了扑灭学生斗争的烈火，统治当局决定提前一个月将中等以上学校放假，不再按惯例举行考试，并勒令学生在6月14日前一律离校。家在城外的学生不得在城内逗留，客店不准学生留宿。奉天大中学校的学生虽然被迫提前放假，但他们对回家后的活动作了安排，并带回油印宣传品、平民识字课本、募捐册和话剧剧本等。很多学生宁可步行回家，也不乘坐日本人经营的火车。放假后，各校代表并没有回家，而是留下来住在亲友家，坚持以募捐为主要形式，援助上海的工人、学生，并在6月中旬成立了奉天学生联合会。

沈阳大中学校的学生掀起的“六·十”运动，在整个东北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教育界、知识界的影响尤为深远。共产党员任国桢、韩乐然、陶梁和共青团员粟丰等人在这场运动中策划周密，指导有力，发挥了重要的鼓动和带头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同时，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先进分子，并陆续将他们发展为党员、团员，为中共沈阳地方党组织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