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兰英

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官队伍要“另起炉灶”，派什么人任驻外大使成了难题。周恩来说：（外交干部）首先从军队中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毛泽东说：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都是从军队里调来的高级干部，他们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

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

1950年初春，一批身着军装，带着战火硝烟的将军们，从各战区风尘仆仆地会聚到京城，跨进了国徽高悬的外交部大门。

时任解放军第七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的姬鹏飞调外交部工作是周总理亲自点将。他接到命令后大感意外，于是就去上海找老首长粟裕谈心。粟裕耐心地对他说：“你是军人啊。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啊！”粟裕一席话就把姬鹏飞的思想工作做通了。

时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即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接到调令赶到北京后，周总理问他有什么想法，耿飚直率地回答：“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啊！”其实，这是耿飚的谦虚。他对外交并不陌生。抗日战争时期，他负责接待美军军事观察组赴晋察冀军区参观访问;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在军调处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工作，同美蒋代表打过交道。

除了姬鹏飞和耿飚外，首任将军大使中的黄镇、韩念龙和袁仲贤等人也在战争年代初涉过外交。

在1950年的第一批将军大使中，有几位虽然从没接触过外事工作，却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影，并在长期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别看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左右，但个个都是能文能武的儒将。

“将军大使”学习班

赴任前，为让这些转行干外交的将军们更快适应“大使”这一新的角色，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举办了培训班，学习班的地址设在北京前门外的新华饭店。

住饭店原来是件享受的事，可却让这些长年扎根在根据地和战场上的“土八路”们吃了不少苦头。习惯了睡草席、睡门板、睡窑洞的日子，突然要他们睡到饭店的弹簧床上，一下子还真是难以适应。

不习惯的地方还有人们的称呼，有不少人对他们的称呼也从某某将军变成了大使，这也让他们一时无法适应。对这些曾出生入死的将军们来说，其实最大的困难恐怕就是角色的转变了。但面对国家利益与个人情感的抉择，10位戎马半生的共和国将军义无反顾地脱下军装，放下将军的威严。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十分重视。学习班期间，周總理多次来看望。他把“外交”与“军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引起了将军们的兴趣。他鼓励将军们把在战场上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武打”经验，灵活地运用到外交场合的“文打”之中去。一说到打仗，将军们都来了精神，对外交工作也开始有了兴趣。

在学习班上，外交部先后请来了各方面的学者、专家讲课。专家们分别讲述了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国际法庭、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等等。还举办了外交文书展览，展品中有国书、照会、备忘录、电报、会谈纪要等各式各样的文件。这些文件，将军们谁也没有见过，看后大开眼界。他们对这些即将使用的文件看得格外仔细，逐字逐句地琢磨。黄镇大使的夫人朱霖突然冒出一句：“这国书不就是介绍信嘛！”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室内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隔着窗户看递交国书，“以小见大”

1950年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没几天，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要递交国书了。经周恩来同意，安排将军大使们在勤政殿旁边的小屋里，透过窗户纸的小窟窿，观看递交国书的全过程。

仪式开始前，周恩来前来检查，他不让将纸窟窿捅得太大，说让外国人看见殿堂里这儿那儿一排大窟窿不雅观，只准每人用铅笔戳个小洞。他还意味深长地告诉大使们：“洞虽小，但你们要善于小中见大啊。”

就这样，将军大使们透过屏风上微小的缝隙，观看到了递交国书的全过程，也在实践中明白了“以小见大”所蕴含的深意。

有的同志向毛主席提出：“我们不懂外语，有困难，怕搞不好外交工作。”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吗？但他们出使西域，不但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他又幽默地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毛泽东说这“不会跑掉”的话，是因为当时新闻刚报道了某国驻外使节叛逃。周恩来笑着插话：“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

在接见中，毛泽东还很认真地说：“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

外交无小事，一个字母重千斤

耿飚刚到任不久，便赶上了瑞典老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病故。当时耿飚正在丹麦筹备建馆事宜，就嘱咐驻瑞使馆写一封吊唁信函给瑞典外交部送去，表示对国王去世的沉痛悼念。那时候，中国驻瑞使馆还没有人懂得法文，于是就写成了英文，请使馆雇用的一个法语顾问将其翻译成法文，再由工作人员照着翻译好的内容一字一句地用打字机打出。吊唁函打好后，使馆秘书立即送往瑞典外交部。

瑞典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一看吊唁函，立刻大皱眉头，使馆秘书感到很奇怪，就问发生了什么事，那位工作人员指着吊唁函说：“这个字不能这样写！”使馆秘书返回去，找到法语顾问一看，顿时冷汗涔涔，这下可闯大祸了。原来，使馆工作人员在打字时一时疏忽大意，其中一个词漏打了一个字母，原本“沉痛地”变成了“荣幸地”，意思截然相反。耿飚闻讯后，立即从丹麦返回瑞典重新打印吊唁函，并亲自送到瑞典外长的手中。瑞典外交部表示，他们认真地分析了吊唁函上下文的意思，确认这只是技术上的失误，而且大使本人亲自来道歉，重新吊唁，让人深深感到中国是一个礼仪之国。

一个小失误险些酿成大错，耿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外交无小事”这句话的分量。

关键时刻用生命保卫周总理

1955年4月16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机场，很多民众早早就等候在这里，迎接前来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一行。当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缓缓走出机舱的那一刻，整个机场沸腾了！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一个身影始终寸步不离地跟在周总理身边，凝重而紧张的面孔与周总理从容淡定的神情形成了强烈反差，此人就是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

1954年初，在印尼召开了万隆会议。然而会议召开前夕，发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国民党当局在印度尼西亚企图暗杀周恩来。虽然周恩来一行临时改变路线而幸免于难，但此次暗杀事件的矛头直指周恩来，让黄镇大使不能不感到忧心忡忡。此前，黄镇已经安排好了一些会武术、身强力壮的华侨分散在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中。大使馆成员更是全体出动，筑起层层人墙，用身体保卫周总理的安全。尽管安保工作布置得如此周密，但黄镇仍然不敢有丝毫懈怠。

为转移视线，使馆共派出3辆一模一样的轿车到机场迎接总理。欢迎仪式后，按原计划总理应乘坐第一辆车，黄镇和夫人乘坐第二辆车紧随其后，可是就在临上车前，黄镇突然临时改变了计划，他朝妻子朱霖使了一个眼色，示意她坐上周总理的车做掩护。

机场外、大街两旁都是欢迎的人群，因为车上挂了窗帘，人们都以为车里面坐的就是周恩来总理。而此时，坐在车内的朱霖感慨千万，她心里想，如果真出了事，我们能代替总理也是值得的。

在万隆会议期间，黄镇就是凭借这种胆识与谋略，保卫了周总理的安全，展现了将军外交家的一片赤诚。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先后共派出了20位将军大使。1984年底，最后一位在任的将军大使丁国珏离任回国。至此，“将军大使”全部退出了中国外交舞台。

（摘自《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