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丹 李泽浩

摘 要： 跨文化交际中的“第三空间”是指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交际者通过探索和协商，摸索性地创造出本族语言文化和外来语言文化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第三空间”中的文化既不是旅居者的文化，也不是东道国的文化，而是突破了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一种多文化杂糅共生后的创新性产品，其主要特点是矛盾性、混杂性、不确定性和动态性。在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为满足教师与教师间、教师与学生间、学生与学生间交流的需要，高校有必要也有可能为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的构建作出积极的努力。

关键词： 高校;国际化;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

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1.06.023

一、 “第三空间”理论之概述

学者们普遍认为，“第三空间”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Ray Oldenburg在1989年的研究中提出[1-3]。但Ray Oldenburg在其著作The Great Good Place中提出的“第三场所”（The Third Place）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是指介于家（第一空间）和工作场所（第二空间）的一个中性平等的社交空间。袁源在研究中指出“第三场所”（The Third Place）和“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是有区别的。他梳理了“第三空间”的学术史，指出这一概念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20世纪60—70年代的概念孕育期，主要是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法及其对都市权利中“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解构。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的概念提出与辨析期，从1990年鲁特福德对霍米·巴巴题为“第三空间”的采访到1994年霍米·巴巴的专著《文化的定位》的出版，标志着后殖民文化研究领域概念的确立，而1996年索亚空间四部曲的第二部《第三空间》的出版则标志着后现代都市研究领域“第三空间”理论体系的确立。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后概念的创新使用期，迄今已催生出各种“第三空间”，如图书馆第三空间、教育第三空间、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翻译第三空间、女性主义第三空间、戏剧第三空间等[4]。当代著名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大师霍米·巴巴（Homi K.Bhahba）在其殖民话语体系研究中关注了两种或多种文化相交的“居间（in-between）”或“疆界（border-line）”区域。在霍米·巴巴看来，最能体现反殖民权威的地方就是不同文化相交的“居间”[5]。霍米·巴巴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第三空间”这一概念，但其所言的文化“居间”其实就是“第三空间”。

1993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laire Kramsch教授将这一概念应用到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中，对其进行了拓展。卡斯米尔（Casmir）将该理论视域下的跨文化传播中双向适应与融合的动态过程称之为“第三文化构建”（Third Culture Building）[6]。1999年，澳大利亚著名语言教育专家Lo Bianco系统地阐释了并开始推广这个概念，不仅丰富了“第三空间”的跨文化内涵，还将文化教学总结为学习文化、比较文化、探索跨文化“第三空间”三个步骤[7]。

跨文化交际中的“第三空间”是指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交际者通过探索和协商，摸索性地创造出本族语言文化和外来语言文化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在这里旅居者的文化和东道国的文化都会得到加强和深化，从而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使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交际者能够跨越障碍、顺畅自如地交流[8]。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看，“第三空间”中的文化既不是旅居者的文化，也不是东道国的文化，而是突破了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一种多文化杂糅共生后的创新性产品，其主要特点是矛盾性、混杂性、不确定性和动态性。不同文化在“第三空间”中的碰撞与冲突是其矛盾性的来源。在“第三空间”中多种文化竞争与妥协、解构与重组，使其具有混杂性。多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的、持续的过程，这使得“第三空间”的文化具有不确定性和动态性。

二、 高校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 高校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构建的必要性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浪潮方兴未艾，许多高校都将国际化作为本校建设的理念和强校战略，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教育国际化是全球化趋势宏观背景下教育发展的必然需求，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中观导向和特色化办学的微观发展诉求。根据中国教育部统计的数据，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88所（含独立学院257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2020年5月出台的《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中也突出了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加快”和“扩大”，并强调了“提质”和“增效”。随着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战略的不断推进，高等院校办学的国际化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所大学综合实力的核心指标，国际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高校的发展战略，其内涵也越来越丰富。随着高校校园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其文化混杂共生性也不断凸显，高校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的构建是我国高校教育国际化的必然要求。

有学者指出，高校国际化是“将国际的、跨文化的或全球的维度整合运用进大学人才培育、科研及服务主要功能中的过程”。农春仕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有关原则，将办学理念国际化、人员国际化、办学国际化、国际化显示度四个指标作为国际化评价的一级指标。在评价体系中占比40%的人员国际化中由两个二级指标构成，分别为教师国际化、学生国际化。在教师国际化方面，“高校要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教师选聘机制，实现教师来源的多样化、国际化;另一方面，高校要创造更多的培训机会，有计划、有重点、有层次地提升教师国际化能力培训，积极招募留学归国人员”。在學生国际化方面，“一方面，高校要重视学生的国外学习经历，扩大教育交流与合作，努力探索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多种方式，整合自身各项优势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国际流动机会;另一方面，高校要积极招收国外留学生;此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是促进学生国际化的重要方式”[9]。因此，从高校教师的角度看，高校教育国际化是涉及聘用、访学、培训、教学、科研合作、国际学生培养等方面;而从学生的角度看，则涉及到与国际学生和外教的交流、出国学习等方面。

1.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不断上升。随着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每年都有很多中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2016年至2019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251.8万人。各个高校为了促进培养人才的国际化，都纷纷与国外高校签订了合作协议，通过各种交换、交流项目出国留学、培训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高校也在通过派遣访问学者、联合培养、选派教师赴国外大学攻读学位等不同方式促进教师的国际化。“十三五”期间，我国有8万名公派留学人员，其中很多为高校在职教师。

2.各国来华留学人员不断增多。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 18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比2017年增加了3013人，增长比例为0.62%[10]。

3.我国高校在校外籍教师和科研人员不断增加。高校既是一个教学单位，同时也是重要的科研阵地。根据不同学科在各国的发展程度的差异，我国高校也普遍聘用不同国家的外籍教师参与日常教学和科研，且到我国进行交流、合作和执教的外国专家数量也不断增加。

4.中外合作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十三五”期间，经过教育部审批和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580个，其中本科以上356个。到2020年底，我国现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2332个。目前，国内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在读学生已超过30万人，我国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教育合作伙伴[11]。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课程教学中，会有一定比例的引进课程和共同开发课程。这部分课程会由外方合作院校教师承担教学或者由中外教师共同授课。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会有更多的机会阅读外文原版教材、接受外教的全外文授课。

教育国际化无疑促进了各国教育市场、人才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跨国共享，为人类跨国界、跨民族和跨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而高校已经成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阵地。为了让这一庞大的留学生队伍和所有处于旅居文化中的外籍教师和专家更好地融入中国高校校园，身心愉悦地在中国生活和学习，也为了出国学习交流的中国学生和教师都能较好地在异国文化中与当地人交流沟通，中国高校的所有教师和学生，包括有意出国留学、访学的学生和教师、中方管理人员、中方合作教师、外籍教师授课的全体人员，都需要建立跨文化交际的“第三空间”，必须能够正确感知、了解世界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在理解差异的基础上学会在不同文化混杂共生的“第三空间”中沟通与交流，学会正确处理文化差异带来的矛盾和冲突，才能让交际双方都能分享意义符号，从而呈现国际交流合作的成果，体现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意义。

无论是外籍教师的引进、中国教师的出国培训，还是招收国际学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教学，为满足教师与教师间、教师与学生间、学生与学生间交流的需要，高校师生需要具有一定的甚至是很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第三空间”的理念能在高校教育国际化的大语境下，为师师间、师生间、生生间的跨文化交际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指导。

（二） 高校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构建的可行性

基于“第三空间”的跨文化内涵，将该理论用于指导高校中各个层次的跨文化交际实践是完全可行的。

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中所指出的，高等学校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宋纯鹏认为，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国际视野，应“使其更具有包容性”，“高校在实践中应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国际眼界，培养大学生具有正确的国际视角，让大学生更广泛地涉猎世界历史，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并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大学生走出国门，与国际青年加深沟通和了解，使其在交流互动中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在放眼全球的同时，批判性地吸收当今世界先进文化;在努力提升综合素质的同时，培养胸怀天下的气度，以宽容、理性、包容的心态面向未来。”[12]这其中的理解、宽容、包容都是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的重要特征和属性。国际规则对于不同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具有不同意义，有可能是国际经济规则、国际环境规则、国际政治规则等等，但对于所有的高校大学生来说，无论所学为什么专业，国际文化规则都是每个当代大学生的必修课。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每个学生都有可能在地球村的各个角落学习、工作、生活，具有良好的在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自如沟通与交流的能力，学生才有可能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世界和人类的进步贡献力量。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走向世界、承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教师的国际化专业能力是时代提出的要求。“教师的国际化专业能力”是指教师在教会学生学习、育人和服务专业任务中表现出来的国际化设计、实施和评估的专业能力。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朱旭东教授认为，“教师的国际视野、思维理念和教学方法是教师国际专业能力的具体表现，教师的国际视野是指教师在实施专业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国际价值观、国际方法观和国际认识观，从而有效地培养出具有国际化价值观、方法观和认识观的视野，通晓国际事务的人才;而教师的思维理念是指在国际化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具有的分析、判断、推理和决策的思维理念，它可以有效地做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专业分析、专业判断、专业推理和专业决策;教师的教学方法是指基于多元文化的學科内容重构、课堂实施和评价需要而采取的多种教学范式、工具、技术和技巧。”[13]高校的教学课堂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将中国式课堂转变为国际化课堂，而教师也要通过职业培训等方式提升国际化专业能力。不管是通过培训还是自主学习的方式提升国际化专业能力，高校教师都必须能够具有阅读原版外文资料、和外国教师及专家交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跨文化“第三空间”的理论就能指导高校教师的跨文化交际实践。

三、 我国高校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构建之策略

（一） 学习文化：强化高校师生文化知识教育

外语学习在中国普遍受到重视。学生进入高校学习后，外语语言能力成为其全球胜任力的重要支撑。高校中的大学英语课程也逐渐从单一的语言教学向语言应用能力和文化能力教学转变。各个高校相继开设各具特色的大学英语课程，如武汉大学的《英国社会与文化》、湖北大学的《西方社会与文化》。基于高校部分专业人才的培养需求，有的专业还开设了第二外语的课程，为学生了解外国语言和文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不仅如此，高校逐渐开始普及双语、全英文课程教学，这些课程要求学生使用外文原版教材，部分课程也由外教授课。阅读外文原著的过程也是和作者沟通交流的过程，听外教授课更是如此，这也是学习和体验外国社会和文化的过程。

根据我国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联合制定的《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汉语》和《中国概况》是留学生高等学历教育的必修课。这些课程已成为来华留学生学习与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重要途径。

对于要出国访学、留学的高校教师，国家留学基金委要求其外语水平符合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外语条件及拟留学国家、留学单位的语言要求;而尚未达到要求的申请出国留学、访学教师要到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参加相应的语种培训。在语言培训中，授课教师也会讲授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语言课程中的文化渗透也反过来促进了学习者的语言学习。

这些课程的开设帮助了中国师生以及国际学生了解世界各国的社会和文化，为高校学生和教师的跨文化教育奠定了较好的文化基础。这也是澳大利亚著名语言教育专家Lo Bianco提及的学习文化的过程，为之后的比较文化和探索跨文化交际奠定了知识性基础。

（二） 比较文化：加强高校师生跨文化教育

跨文化教育不同于多元文化教育，其是指以文化的平等性为前提，促进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跨文化教育的目的是各种文化不仅能和谐共存，更能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在各种文化杂糅共生的场域中能解构重组，从而分享意义符号。在高校教育国际化的语境下，其多元文化重叠共存的跨文化性日益凸显，高校的学生和教师已经从文化同质的简单群体转变成文化杂糅的复杂个体，他们不经意间就会经历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因此，跨文化教育已刻不容缓。

跨文化交际课程已经成为高校不少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大部分高校也开设了跨文化交际公共选修课。跨文化交际课程能帮助学生树立基于文化平等性的多元文化观，能拓展学生的全球价值观和世界观，是重要的跨文化教育阵地。从某种程度上说，改变意识和态度比获取知识和能力更为重要。因此，不仅是中国高校的中国学生需要学习这门课程，高校中的外国学生、管理人员和教师也急需学习。跨文化交际课程中的文化对比能帮助学习者学习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知识，理解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存在的客观性，从浅层的外在的文化差异看到内在的具有决定性的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从而强化其文化敏觉力，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不仅如此，跨文化交际课程还能让学习者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学会有逻辑地比较不同文化的差异，有助于学习者打破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构建理性、客观的“第三方”视角，从而使学习者具有积极的“跨文化”性，形成包容的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人格。

（三） 探索跨文化：促进高校师生跨文化体验

具有不同文化属性的世界公民之间的交流实践更能让交流者在实踐过程中体会到介于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第三空间”，有助于他们探索性地实施跨文化交际实践。

1.积极构建中外学生学习共同体。鉴于国际学生在文化背景、教育背景上都与中国学生有很大的差异，高校在国际学生的管理上常常无所适从。在国际学生生活管理上，高校国际学生管理者必须尊重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化的特点给予一定的人文关怀，为国际学生提供良好的服务。但在国际学生的学习管理中，我国越来越多的高校倾向于对国际学生与中国学生实施趋同化管理。基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和跨文化调整理论，胡晓琼、赵鑫宇在《中国文化传播背景下“中外学生学习共同体”模式的建构》一文中提出了“中外学生学习共同体”（CISLC）这一概念。“中外学生学习共同体”的建立旨在通过教师作为中介，中国学生与国际学生围绕同性质的课程和任务而形成的学习群体，他们共同学习、共同探究、共同体验、共同促进、共同成长、共同发展来共同促成教育教学目标的达成[13]。在高校的课程教学中，可以采取中外学生同堂教学的方式，构建“中外学生学习共同体”，营造课堂国际氛围，提供国际体验的机会。在中外文化融合的课堂中，中外学生在课程学习的同时，还能体验跨文化“第三空间”中的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从而理解多元文化、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在国外大学就读过的中国留学生表示，跨文化“第三空间”中多元文化的碰撞常常能产生新的火花。在国内高校的课堂里，由于很多高校全英文授课的课程有限，而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语言水平有限，很难实现中外学生同堂教学。这就需要各高校加快构建全英文专业课程体系的步伐，打造高水平国际化课程，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2.精心组织中外师生交流活动。中国各高校应积极筹备、组织各类活动，采取各种可行的措施，为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的构建提供可能、创造机会。首先，高校应开辟场所，为中外学生和教师们提供体验文化、交流文化的场所。如有的高校建设有中国文化体验中心，配备有中国书法、中国茶艺等设施和用具，为国际学生了解、体验中国文化提供了硬件条件。其次，高校可以举办中国舞蹈、书法、绘画、剪纸、摄影、茶艺沙龙、诗歌赏析等趣味文化体验课堂，可以吸纳高校各个社团中有对应才艺的中国学生们参与课堂教学，甚至承担部分教学任务，在实践课堂中增进不同文化的双向交流。高校也可以号召学校各社团积极吸纳国际学生加入，不仅丰富了各社团的人员构成，也可以拓展社团活动内容，增强中外学生对不同文化的认同感，为社团注入新的活力。第三，高校可以开展举办中外文化交流节、美食节，包括文体赛事联谊活动等，让所有参与国际学生管理的教师和工作人员都参与其中，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的同时也为中外师生扩大交际圈、融入校园生活提供机会。

总之，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的实质是不同文化的彼此融合和互相适应，是一种理想的跨文化交际模式，但为了满足高校教育国际化不断发展的要求，高校有必要也有可能为其构建做出积极的努力。高校中外师生、管理人员都应主动学习所在国的文化知识，形成积极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创造条件、把握机会参与到跨文化交际“第三空间”的实践中，在学习别国文化的同时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高校中创建平等、文明、自由、和谐的交际氛围。

[参考文献]

[1]  叶洪，王克非.探索跨文化传播的“第三空间”[J].求索，2016（5）：42-46.

[2] 谢语，沈童西.基于“第三空间”理论的跨文化外语教学及技术应用[C]//外语教育与翻译发展创新研究：第8卷.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20：203-205.

[3] 陈鸿瑶.“第三空间”视角下的文化传播策略[J].理论探索，2020（5）：90-92.

[4] 袁源.“第三空间”学术史梳理：兼论索亚、巴巴与詹明信的理论交叉[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7）：180-188.

[5] 王李霞.跨文化传播“第三空间”理论探讨[J].英语广场，2020（10）：73-77.

[6] 李颖，党琳宁.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初探[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11）：58-63.

[7] 顾晓乐.“第三空间”视域下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实践探索[J].外语界，2019（4）：67-75，96.

[8] 姜丹.基于“第三空间”理论的跨文化外语教学模式探析[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1）：48-51.

[9] 农春仕.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2）：47-52.

[10]教育部.2019年全國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0-05-20）[2021-01-15].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005/t20200520_456751.html.

[11]教育部.教育2020收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六场：介绍“十三五”期间教育对外开放工作情况[EB/OL].（2020-12-22）[2021-02-01].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2834/twwd/202012/t20201222_506910.html.

[12]人民政协网.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访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宋纯鹏[EB/OL].（2020-04-08）[2021-02-01].http：//www.rmzxb.com.cn/c/2020-04-08/2551658.shtml.

[13]朱旭东：应对国际化趋势，教师需提升多元能力[EB/OL].[2021-02-01].http：//www.eliteeducationgroup.cn/News/Detail/1623/39.

[14]胡晓琼，赵鑫宇.中国文化传播背景下“中外学生学习共同体”模式的建构[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9）：74-78.

（责任编辑 文 格）

3623500338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