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

【摘要】独立纪录片自诞生之日起，似乎就与底层叙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观照的内容多在主流秩序之外，曾经一度有边缘化的迹象。但最近几年，一些聚焦底层社会的独立纪录片在新媒体平台和院线渠道上突然大热，这与它们关注的视角、表述的方式、情感的传递、价值观的倡导有着重要关联，也是独立纪录片向大众审美靠拢、亟待获得更大社会影响力的表现。在主流叙事的精品纪录片井喷式增长的映衬下，这类纪录片在数量上并不具优势，只是作为主流体系之外的补充。但从社会、情感、人文、历史的角度观照，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认真铭记的珍贵映像，是纪录片人对这个社会秉持的良心，其价值值得重新认定。

【关键词】底层社会;纪录片;时代;价值

一、底层社会的非底层表达

“底层”一词源于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底层主要指生存于社会或组织权力体系的底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处于被忽视的群体。[1]自中国步入市场经济时期以来，个人财富的悬殊造成社会阶层的急遽分化，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进一步形成了阶层固化，阶层与阶层之间流动的通道越发狭窄。那么，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底层百姓在社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现实，这成为一些有深厚社会责任感的影像工作者思考观照的对象。特别是独立纪录片领域，从20世纪90年代新纪录运动兴起至今，30年的时间里，留下了对底层社会的频频观察与注解。但按照时间轴进行剖析就会发现，不同时期关于底层社会的纪录作品，在面貌和风格上是差异较大的，近年来的优秀独立纪录片呈现出了价值观回归主流的特征。

（一）记录的对象

当体制内的纪录作品热衷于描摹“庙堂之高”时，体制外的独立纪录片一直对“江湖之远”情有独钟，底层叙事甚至曾一度成为独立纪录片的独有“专利”。在新纪录运动伊始，纪录片对主流话语的反叛较为激进，这从它记录对象的选择上可见一斑：“性别认同，少数民族，残疾人群体，底层生活，矿工、性工作者、失地农民、打工者、吸毒者，规模更加扩大，涵盖的社会面极为广阔。”[2]这个圈层甚至往往与矿难、犯罪等社会新闻联系在一起，在主张社会权利方面无法为自我发声，被一些学者称为“游民群体”。[3]30年过去了，阶层固化已成为现实，但互联网革命使基层草根拥有了相对话语权，微博、微信、抖音及其他短视频平台为他们提供了发声渠道，甚至可以说，不管收入和身份如何，一个拥有ID账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游民”的，纯粹的“游民群体”数量在减少。由此我们也看到，影像工作者对底层的观察和记录的对象大多瞄准了普通百姓，比如打工者、小商贩、小吃摊摊主、留守儿童、老人等。在人格与行为上，记录对象不是边缘化的，以在院线上映的纪录电影《生活万岁》为例，迪厅领舞女孩真真在失恋后想的是“我不信天，我只信我自己，睡醒了又是新的一天，又是一條好汉”，而14组人物中最苦的卖唱的盲人夫妇，生活观念是“有牛生，有马生，我有的是人生，人生很难得”。这些人物虽然居于底层，但人物的价值观与主流观念没有冲突，对社会主流秩序并不持对抗情绪。

（二）事例的选择

毋庸置疑，几乎所有的纪录片都有其时代意蕴，但更具体地来看，选择事例的普遍性与典型性上是有所不同的。早期的独立纪录片阐述的事例更倾向于个人独特的印记，以个体作为时代的一粒微尘来体现对时代命运的思考。如《北京弹匠》中在城乡夹缝中谋生存的农民，《铁路沿线》中以捡垃圾为生的流浪儿童，《麦收》中为生活所迫的性工作者等。而当下的纪录片与早期独立纪录片相比，在事例的选择上更注重典型性与代表性，较少去选择一些“曲高和寡”的事例，选材更接地气。比如吴建新导演的《九叔：掌管夜市30年的江湖人生》，其关注的是一位用江湖手段管理夜市30年的夜市“市长”和摊贩们在政府改造夜市计划下个体命运的变迁。郑琼导演的作品《出路》，用6年的时间展现出了3个出身不同阶层的孩子逐渐显现出的人生鸿沟。社会管理手段、城市规划、教育、阶层固化……这些主题体现的是当下这个时代存在的主要现实问题，是事关大多数人甚至每一个人生存权益的，而非创作者对少数群体的观察。

（三）叙事的方法

纪录片的主题表达离不开故事和人物。但相比较之下，早期的独立纪录片会采用散点式叙事，即在一个大主题下将一切相关信息都呈现出来，其中的意蕴由观众体会。比如王兵导演的《铁西区》，用长达9个小时的三个独立单元展现了老东北一个重工业区走向没落的过程，以及在此生活的人们空虚乏味的日常。主题重大，令人震撼，但绝不是追求大众收视的作品。以观众的视角看，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呈现一条街或者一个工厂里发生的打牌、吵架、闲谈等日常琐事，节奏缓慢，可视性或许不强。纪录片发展到当下，故事化叙事的模式更加强化，整体上线索清晰，故事紧凑，情节性强，甚至出现了电影化的倾向，有些还直接以独立电影的身份进入院线上映。这是互联网时代纪录片大众化的体现，因为只有符合大众审美，才能获得更高的点击量，才有资本回收的可能，也才能赢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四）情感的基调

早期的独立纪录片出于对“游民”群体的关注与呼吁，反叛意味较重，漫无目的的人生，没有出路的未来，命如蝼蚁的无奈，都是片中经常带出的主题，情感色彩较为颓废、孤独，人性的温暖只是这暗色中的一抹亮光。相比之下，近几年出现的独立纪录片更为关注的是底层普通百姓，并非边缘化的人群，因此，在情感基调上更为温暖明亮一些，在悲悯的基础上激励色彩较多。导演任长箴形容《生活万岁》是“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微光是生活中小小的信念，不是伟大的理想，而是一个个小小的盼头，支撑着我们往前走，把一道道坎儿迈过去。”[4]这种对苦难的态度是积极的，首先是对人间苦难与不公有着清晰的认可，其次是没有大而空地描绘不切实际的愿景，也没有任由情绪被苦难现实裹挟，而是在这种基础上认定，要克服苦难，越过苦难，迎着自己的信念坚定地生活下去，等到生命向好的那一天。这是一种全新的情感基调，既暖且痛，充满悲怆与希望，也充满了励志色彩，符合中国文化求真向善的主流审美。

二、底层社会独立纪录片的价值

与近几年精品迭出的官方话语体系纪录片相比，底层社会独立纪录片在数量上比较小众。虽然其中一些作品向资本借势，又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关注度，赢得市场和艺术的双重礼赞，但归根结底只是极少数。拍摄条件较苦，资金筹措难，市场风险大，这三重“大山”成为底层社会独立纪录片发展的三重障碍。但无论如何，底层社会独立纪录片都具有其他影像作品无法替代的重要价值。

（一）社会价值

当下正值纪录片创作繁荣时期，类型之丰富、话题之庞杂、手法之多元，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不管是宏大叙事的时政类纪录片、隽永厚重的历史类纪录片、壮美瑰丽的自然类纪录片，还是诱人馋涎的美食类纪录片，都收获了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成为纪录片类型中耀眼的元素。但只有这些，还不能够证明纪录片具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相册”这一功能。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中占据绝大多数的仍是普通百姓，甚至是草根阶层，这些人在时代飞速发展的进程中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但现有的文化框架中，精英文化、主旋律文化和流行文化占据了主流，对社会基层细胞的苦与乐记录篇幅较少，关于底层社会的更少，“在市场化的背景下，纪录片的创作会更加注重观赏性和娱乐性，也就相应地降低了其社会批判的功能”。[5]而底层社会独立纪录片正是在影像领域强化了社会批判功能，实现了对社会的全景式记录，“哪有什么底层，只是我们在刻意遗忘”，对底层生活的记录与关注也是追求社会平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它们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一些深层问题，如教育公平问题、城市拆迁问题、农民进城问题、老人情感问题等，“某种意义上说，传媒就是社会公众通过公共讨论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冲突的一个公共话语空间”。[6]每一部底层社会纪录片都是社会问题与冲突的集中展现平台，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真实且富有力度的注解。

（二）情感价值

人总是要在激励中才能更好地前进，但精神文化产品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对公众进行激励，在中国的文化框架下一直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在荧屏占主流的主旋律作品给公众提供了热烈、崇高的情感激荡，但在现实的苦难面前有时会显得有些纸上谈兵。精英文化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价值范本和努力方向，但对普通公众的情感引导可能会产生割裂和断层，有时甚至会起到反向的作用，而流行文化对社会的引领更偏向于商业作用，从这一点上说，现有精神文化产品对普通百姓的激励还有待提升。而底层社会纪录片的出现则为这种情感激励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一个个小人物的奋斗史，对厄运的不屈和反抗，“暖而痛”的情感基调，不管主人公的处境如何令人心酸，都力争在苦难中寻着微光，努力爬坡过坎，这也是许多人在观看它们时感到感动和震撼的原因所在。“含泪微笑，努力活着”，真实的底层社会纪录片才能更好地完成大众对于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内心治愈。同时，这些作品还展现了人们在物质之外，对社会尊重和情感关怀的渴求，而这正是当下这个物质社会所忽视的。

（三）人文价值

人文性是纪录片的重要特征。而底层社会纪录片无疑是最能体现人文精神的纪录类型之一。在这些作品中，充满着“对人类共通情感、道德精神层面的个性化描述，人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对历史、对环境、对自然的深层次思考”。[7]这些描述和思考并不是站在创作者的立场去加以评判的，而是用一帧帧的画面，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形象鲜明立体的时代群像，反映了这些人物故事中所透露出的文化内涵。以《九叔：掌管夜市30年的江湖人生》为例，创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套有别于法律法纪之外的隐性的社会管理手段或者规则——江湖，作者不惜笔墨地向我们展现了这套规则在底层社会的行之有效，当然并不是褒扬的态度，而是对这种文化的合理性表示尊重。通过夜市上一个个摊贩的故事，让观众看到了社会的多面性，看到了人的多面性，粗粝、复杂且真实。人们看到后甚至忍不住会莞尔一笑，因为这种文化的印迹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但放眼望去，却很少有作品对它进行详尽呈现。

（四）历史价值

学者何苏六等认为，纪录片是和时代“互动”的，因为它可以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一个时代民众的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发展变化记录下来，从而成为见证国家变革、社会变迁的“历史镜像”[8]，那么，底层社会独立纪录片蕴含的历史价值就更加无可替代。以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为例，观照对象是在生存线上挣扎的重庆“棒棒”（挑夫）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山城重庆独特的地势特点曾一度催生出高达几十万人的棒棒大军，他们在负重前行中送走了青春年华，也送走了属于他们的时代。如今社会交通发达，物联网链条几乎可延伸到任何角落，那些年老体衰又身无所长的棒棒们该何去何从？导演何苦用一年时间的体验式跟拍，展现了老黄、老杭等一群平均“工龄”22年的棒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这种关注与记录是极具历史意义和人文关怀的，无论这个群体将来何去何从，这一段记录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而这是那些体制内主流价值影像作品所不能实现的，它体现出纪录片是一种视野宽泛的记忆媒介的特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底层社会独立纪录片经过30年的嬗变，已经在价值观念、表述方式、情感色彩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由边缘型的影像作品逐渐向大众主流文化靠拢，成为负责任、有深度、有温度的视听载体。就传播力来说，它们比宏大叙事的主流价值观影像作品更热辣鲜活，更接地气，更具有真实的力量。而对底层社会的观照与记录，也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对经济高速发展之下社会如何更均衡发展的思考，是人文关怀的直接体现。基于此，考虑到国内纪录片旺盛发展的态势，如能对底层社会独立纪录片也给予更高的关注，同时在政策上进一步宽松，资金上进一步扶持，将可能诞生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来，那么对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来说这都是一件善莫大焉的好事。在未来，回望历史，人们会感谢创作者们为时代留下如此全面而饱含深情的珍贵映像。

参考文献：

[1]马广贤.游民影像：独立纪录片底层社会的文化建构[J].电视指南，2018（2）：162.

[2]呂新雨.新纪录运动的力与痛，书写与遮蔽：影像、传媒与文化论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4.

[3]马广贤.游民影像：独立纪录片底层社会的文化建构[J].电视指南，2018（2）：162.

[4]葛怡婷.《生活万岁》用15个人的生活经历告诉你，人间没有不值得[EB/OL].https：//www.yicai.com/news/100075060.html，2018-12-07.

[5]徐蕾，常晓洲，王召.传播美学视域下我国主旋律电视纪录片发展探析：以《话说长江》《再说长江》《辉煌中国》为例[J].新闻爱好者，2020（4）：87.

[6]何秋红，黄召婷.我国失地农民的媒介镜像考察：以《人民日报》为中心[J].新闻爱好者，2018（6）：63.

[7]汤雪.浅析人文精神在纪录片中的具体体现[J].新闻传播，2013（3）：149.

[8]何苏六，韩飞.时代性互文互动：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谱系[J].现代传播，2018（12）：111.

（作者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发展规划部）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