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洋洋 谢雪梅

摘 要：[目的/意义]政府舆情治理效率不仅受内部因素的影响，外部环境因素对其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方法/过程]采用三阶段DEA模型验证信息技术环境因素和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并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的影响，在相同的外部环境条件下，测算我国31个省的政府舆情治理效率，有助于政府舆情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结果/结论]研究表明：降低东部地区投入冗余量，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构建政府多部门联动机制;重视环境因素的作用，完善政府舆情治理体系。研究结果以期为政府舆情治理提供建议和参考。

关键词：信息技术;經济发展;政府舆情治理;三阶段DEA模型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21.03.016

〔中图分类号〕G206.3;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21）03-0159-09

Information Technolog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Efficiency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ree-stage DEA Model

Yang Yangyang Xie Xuem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is not only affected by internal factors，but also by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Method/Process]This paper used Three-stage DEA model to verify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Excluding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random noise，the government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was calculated under the same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It helped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enhance the governance cap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public opinion.[Result/Conclus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The government should reduce the investment redundancy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anagement and build a multi department linkage mechanism.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improve the government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system.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Key words：information technology;economic development;government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three stage DEA model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公众的话语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为公众提供了发表言论的舞台。但是，互联网为公众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的問题，比如公众言论的真实性[1]、网络隐私的保护[2]、网络水军的煽动[3]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为政府舆情治理带来巨大的压力。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2019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要求政府提升舆情治理能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一些网络舆情的爆发，不仅会引起公众的不安不满，而且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舆情治理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政府舆情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大数据技术在信息存储、信息检索与评测等方面对网络舆情研究所带来的技术挑战[4]，云计算能够从海量的网络信息中快速获取所需要的网络舆情数据[5-6]，面对数以亿计的视频、图片、文字数据，为网络舆情的监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网络舆情监测的效率，并且降低了监督的成本[7]。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政府舆情治理提供了技术工具，在理论上能够提高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信息技术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对于政府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部门会拥有更完善的互联网基础设施，设置专门的网络舆情管理部门，对于舆情的监测、预警更加准确，便于政府及时地采取舆情应对措施。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政府部门受人力资源的限制，遇到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一般是临时成立应对小组，缺少专门的舆情管理部门，导致对网络舆情的监测和预警效率大大降低。对于公众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公众平均受教育水平更高，他们对于网络舆情的真假拥有独立判断的能力，被人煽动的系数较低，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公众一般受教育水平较低，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在网络舆情事件中更容易受影响。因此，本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会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产生间接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对我国31个省的政府舆情治理效率进行研究，受客观和主观条件的限制，各地区之间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采用三阶段DEA模型验证信息技术环境因素和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测算我国31个省的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研究结果以期为政府舆情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建议和参考。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不管是业界还是学术界，对舆情治理研究的热度从未停滞过。在业界，更倾向于技术导向的舆情治理路径，比如清博大数据、百度指数、知微事见等平台企业，它们采用大数据、SaaS模式、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收集网络舆情信息，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实现对舆情走向的预测预警，从而向用户提供专业的舆情分析报告。在学术界，学者们提出的舆情治理路径更加多元化，随着舆情大数据的发展，技术导向的舆情治理路径得到了认可[8-9]，由于舆情事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仅靠技术不可能实现对网络舆情的控制，有些学者提出了政府、媒体、网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的舆情治理路径[10-11]。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多元主体参与的舆情治理模式实施效果并不理想，除政府外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并不强，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政府主导。因此，政府应该重新定位治理角色，简化治理层级[12]，基于网络舆情治理体系、网络治理法律体系、网络安全体系、网络文化建设的综合舆情治理路径，也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13-16]。舆情生态治理路径提出既要保障网络环境的和谐有序，又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网络舆情环境[17-18]，在区块链环境下，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和规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将有助于改善政府舆情治理的困境[19-20]。无论是业界还是学术界，信息技术对政府舆情治理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但是，却鲜有学者着手研究信息技术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程度。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a：信息技术类固定资产投资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产生影响;

H1b：信息技术人才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产生影响;

H1c：信息技术类财政支出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产生影响。

舆情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学者们对于舆情治理的研究主要是从政府内部组织[21]、政府与公众[22]、政府与媒体[23]等方面着手，但是，舆情治理必然要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融合，外部经济条件对政府舆情治理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24]。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状况不同，因此，用户的互联网使用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25]。季丹等提出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会影响到网络舆情传播的数量、类型、发布形式、干预方式、治理效果等特征[26]。张宝生等认为各省的网络舆情导控能力基本与本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相关的基础设施越完善，在网络舆情的监管、预测方面的投入越大[27]。何杰等以腾讯安全数据为研究材料，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网络社会治理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其社会安全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关联性[28]。洪小娟等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各地区政府舆情治理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29]。由以上学者们的研究可知，经济发展水平与互联网使用、网络舆情传播、网络舆情导控能力、网络社会治理、政府舆情治理水平等都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基于此，本研究着手研究经济发展对政府舆情治理效果的影响。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a：地区生产总值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产生影响;

H2b：居民消费水平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产生影响;

H2c：第三产业增加值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产生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政府舆情治理的投入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为公共服务的投入，即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用互联网普及率来表示;另一部分是政府内部的投入，即政府为舆情治理而投入的成本，用地方政务微博开通数量来表示，因此，本研究具体选取互联网指数、互联网政务指数作为投入变量。政府舆情治理的产出变量可以从政府竞争力、政府服务力、公众认可度3个维度测量，政府竞争力是指地方政府舆情治理的能力，政府服务力是指地方政府在舆情处理中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公众认可度是指地方政府在舆情处理中获得公众的认可程度。为了测度信息技术环境变量和经济发展环境变量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本研究选取信息技术类固定资产投资、信息技术人才、信息技术类财政支出作为信息技术环境变量，选取地区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作为经济发展环境变量。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选取2017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材料，各指标的解释与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2.2 模型构建

三阶段DEA模型最初是由Fried H O等提出的，他们认为常规的DEA模型在测度效率值时，忽略了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产生的影响，他们在1999年和2002年分别发表论文阐述了如何分离环境因素项和随机噪声项[30-31]。三阶段DEA模型的提出使得效率值的测度更加精确，得到了诸多领域学者的认可，目前三阶段DEA模型已经在创新效率[32]、农业生产效率[33]、物流产业效率[34]等领域得到应用，本研究采用三阶段DEA模型测度政府舆情治理效率，验证信息技术环境变量和经济发展环境变量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具体的计算步骤如下。

1）第一阶段：常规DEA模型

第一阶段采用常规DEA模型，本研究选取规模收益可变的BCC模型，在实践中，投入指标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因此，选取投入导向的DEA模型对我国31个省政府舆情治理的初始效率值进行分析，计算出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生产前沿面，由此得出投入指标的目标值，以此计算投入指标的松弛变量，为第二阶段的计算打下基础。

2）第二阶段：相似SFA模型

由于第一阶段的初始效率值没有考虑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的影响，这里用第一阶段得到的各投入指标的目标值减去初始值，得到各投入变量的松弛变量，松弛变量主要受环境因素、随机噪声和管理无效率3个方面的影响，其具体表达式如下：

其中，f（Zt;βn）表示环境变量对松弛变量的影响，vni+μni表示混合误差项，vni表示随机噪声项对松弛变量的影响，vni～N（0，σ2v），μni表示管理无效率项对松弛变量的影响，μni～N+（0，σ2μ），vni和μni相互独立。

利用SFA模型的分析结果，提出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对投入变量的影响，得到调整后的投入量，公式如下：

其中，XAni表示调整后的投入量，Xni表示原始投入量，[max（f（Zt;n））-f（Zt;n）]表示把我国31个省政府舆情治理调至相同的环境状态，[max（ni）-ni]表示把我国31个省政府舆情治理调至相同的随机噪声状态。

3）第三阶段：调整的DEA模型

用第二阶段调整后的投入量代替原始投入量，再次运用DEA模型，分别计算信息技术环境变量和经济发展环境变量调整后的政府舆情治理效率值。然后，把第一阶段的初始效率值与第三阶段调整后的效率值进行比较分析，哪些省份受信息技术环境变量的影响，哪些省份受经济发展环境变量的影响，以便于为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提升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第一阶段实证结果与分析

采用DEAP2.1软件，不考虑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对政府舆情治理的影响，仅考虑政府舆情治理的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得到我国31个省的政府舆情治理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如图1所示。我国31个省政府舆情治理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8583，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9203，规模效率的平均值为0.9322，其中，四川、安徽、甘肃、云南、江西、天津、湖南、海南、青海、西藏达到了生产前沿面，北京、上海、宁夏、贵州的技术效率值达到1，河北和内蒙古的规模效率值达到1。东部地区除去天津和海南位于生产前沿面外，北京、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9个省份的综合效率值都低于0.8，东部11个省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仅为0.7473，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8741，规模效率的平均值为0.8602;中部地区安徽、江西、湖南位于生产前沿面，中部8个省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9109，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9464，规模效率的平均值为0.9621;西部地区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位于生产前沿面，西部12个省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9251，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9453，规模效率的平均值為0.9783;由第一阶段的效率值分析结果可知，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投入变量存在冗余现象，而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冗余现象，为了进一步剥离信息技术环境因素、经济发展环境因素、随机干扰因素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本研究进行DEA模型第二阶段的研究。

3.2 第二阶段实证结果与分析

采用Frontier4.1软件，分别构建信息技术环境因素和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对投入松弛变量的SFA回归模型，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以第一阶段得到的投入松弛变量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信息技术类固定资产投资、信息技术人才、信息技术类财政支出作为解释变量，分离信息技术环境因素、随机噪声、管理无效率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程度;以第一阶段得到的投入松弛变量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地区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作为解释变量，分离经济发展环境因素、随机噪声、管理无效率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程度。得到如表2所示的第二阶段SFA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由表2可知，各似然比参数LR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所选取的信息技术环境变量和经济发展环境变量对政府舆情治理的投入松弛变量具有显著影响。各变量的值都大于0.9，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管理无效率项对政府舆情治理投入松弛变量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的影响是必要的。

由表2可知，信息技术环境变量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产生影响，验证了假设H1a、H1b、H1c。信息技术类固定资产投资（IE1）对互联网政务指数松弛变量具有显著影响，并通过了1%的水平上显著检验，回归系数为正值，表明信息技术类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会带来互联网政务指数松弛变量的增加，从而使得政府舆情治理的效率降低;信息技术人才（IE2）对互联网政务指数松弛变量具有显著影响，并通过了1%的水平上显著检验，回归系数为负值，表明信息技术人才的增加，会带来互联网政务指数松弛变量的降低，从而使得政府舆情治理的效率提高;信息技术类财政支出（IE3）对互联网指数和互联网政务指数松弛变量具有显著影响，并通过了5%的水平上显著检验，回归系数为正值，表明信息技术类财政支出的增加，会带来互联网指数和互联网政务指数松弛变量的增加，从而使得政府舆情治理的效率降低。就信息技术环境变量而言，未来政府舆情治理高效率的提升，不能仅仅靠信息技术类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出，信息技术人才才是政府舆情治理效率提升的关键。

经济发展环境变量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产生影响，验证了假设H2a、H2b、H2c。地区生产总值（EE1）对互联网政务指数松弛变量具有显著影响，并通过了1%的水平上显著检验，回归系数为正值，表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会带来互联网政务指数松弛变量的增加，从而使得政府舆情治理的效率降低;居民消费水平（EE2）对互联网政务指数松弛变量具有显著影响，并通过了1%的水平上显著检验，回归系数为正值，表明居民消费水平的增加，会带来互联网政务指数松弛变量的增加，从而使得政府舆情治理的效率降低;第三产业增加值（EE3）对互联网政务指数松弛变量具有显著影响，并通过了1%的水平上显著检验，回归系数为负值，表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加，会带来互联网政务指数松弛变量的降低，从而使得政府舆情治理的效率提高。就经济发展环境变量而言，地区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会使得网民对政府舆情治理的要求逐渐增高，从而加大政府舆情治理的难度，因而，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提高需要依赖第三产业的发展。

3.3 第三阶段实证结果与分析

采用DEAP2.1软件，利用调整后的投入和产出数据，再次计算我国31个省的政府舆情治理效率，调整前后的综合效率值比较结果如图2所示。整体来看，第一阶段我国31个省政府舆情治理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8583，剥离信息技术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因素后，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8457，剥离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因素后，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8525，从均值的视角来看，信息技术环境因素和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对政府舆情治理综合效率的均值影响并不明显。

图2 政府舆情治理综合效率调整前后分布图

在剥离信息技术环境因素时，这里把广州作为环境变量的基数，把其他省份都调整到广州的信息技术环境条件下，在剥离经济发展环境因素时，这里把江苏作为环境变量的基数，把其他省份都调整到江苏的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下。与第一阶段的政府舆情治理综合效率相比，四川、安徽、江西、天津、湖南、海南还位于生产前沿面上，表明这6个省份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小，但是，甘肃、云南、青海、西藏已经不再位于生产前沿面上，表明这4个省份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相比之下，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对这4个省份综合效率值的影响较大。

第一阶段，东部11个省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7473，中部8个省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9109，西部12个省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9251;剥离信息技术环境因素后，东部11个省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7675，中部8个省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9021，西部12个省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8799;剥离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后，东部11个省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7894，中部8个省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9021，西部12个省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8772。可知，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剥离信息技术环境因素和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后，综合效率值的变化比较明显，这些地区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而中部地区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小，此外，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对政府舆情治理综合效率值的影响程度更大。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政府舆情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治理效果不仅受政府硬软件设施的影响，而且受外部环境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31个省的政府舆情治理效率进行研究，验证了信息技术环境因素和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对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并在相同的外部环境条件下，测算了我国31个省的政府舆情治理效率，将有助于政府舆情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由第一阶段DEA模型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东部11个省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仅为0.7473，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8741，规模效率的平均值为0.8602，低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省份，表明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投入变量存在冗余现象，需要加强对东部地区投入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其一，政府部门的过量投入，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产生投资集聚和人才集聚效应，为政府部门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而政府能够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较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因此，東部地区政府舆情治理投入的资源远远多于其他地区，长此以往，就会出现投入冗余现象;其二，高科技公司的高度集聚，东部地区的大数据技术应用比较成熟，由于东部地区集聚了很多高科技公司，他们在舆情监测、预警、预测等方面都具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在东部地区已经淘汰掉的技术和设备，而在其他一些地区还没有进入试用期，这种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的现象，也是东部地区投入冗余现象的一种表现。

第二，由第二阶段SFA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结果可知，各似然比参数LR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所选取的信息技术环境变量和经济发展环境变量对政府舆情治理的投入松弛变量具有显著影响，各变量的γ值都大于0.9，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管理无效率项对政府舆情治理投入松弛变量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政府提升舆情治理的有效路径是提高管理效率。在政府舆情治理过程中，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剖析导致政府管理无效率的原因：其一，政府部门本身对舆情事件不够重视，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无效率有可能是引发网络舆情爆发的导火索，以天津“8·12”事故为例，在前几场新闻发布会中，政府对此次事故的回应相当含糊，由此引发网民负面情绪的爆发;其二，大数据技术应用不成熟，网络舆情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需要大数据技术对舆情事件准确监测剖析，政府给出及时的回应策略，还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监测网络次生舆情、网络谣言、网络水军、网民情绪波动等;其三，政府舆情治理的硬件设施跟不上，对于西部地区，不管是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入方面来看，还是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信息技术人才等，都存在很大的缺口，最基本的硬件资源跟不上，政府的舆情治理效率很难大幅度提高。

第三，由第三阶段DEA模型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剥离信息技术环境因素和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后，综合效率值的变化比较明显，这些地区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而中部地区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小，因此，政府应该重视环境因素对东西部地区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①剥离信息技术环境因素和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后，东部地区的政府舆情治理效率提高，表明目前的环境因素阻碍了东部地区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提升，即改善东部地区的信息技术环境因素和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对东部地区政府輿情治理效率具有负面作用;②剥离信息技术环境因素和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后，西部地区的政府舆情治理效率降低，表明目前的环境因素带动了西部地区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提升，即通过改善西部地区的信息技术环境因素和经济发展环境因素，能够有效地提升政府舆情治理能力;③剥离信息技术环境因素和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后，中部地区的政府舆情治理效率基本不变，即改善中部地区的信息技术环境因素和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对中部地区政府舆情治理效率影响并不明显。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具体的政策建议。

1）降低东部地区投入冗余量，优化资源配置

政府舆情治理资源的合理配置，不仅能够发挥资源的最大利用价值，避免资源浪费，而且能够提高政府的整体舆情治理水平，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第一，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使得东部地区冗余的资源能够运用到中西部资源匮乏的地区，这样不仅能够提高东部地区的政府舆情治理效率，化解资源冗余的局面，而且能够有效地提升全国的舆情治理水平;第二，政府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由于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同时又拥有诸多的政府优惠政策，使得大多数资源集聚在东部地区，这样不利于全国舆情的管理，政府应该引导相关资源向中西部地区流动;第三，构建舆情治理数据库，统一舆情治理模式，由于舆情传播的快速性和广泛性，使得地方政府舆情治理面临诸多的困境，比如，同一舆情事件，不同地区政府的回应却存在显著差异，这样不仅会激发网民的情绪，而且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政府部门应该构建统一的舆情治理数据库，对于不同类型的舆情事件制定规范的处理模式，以便于地方政府在舆情治理中借鉴。

2）提高管理效率，构建政府多部门联动机制

由于网络舆情传播的快速性，对政府舆情治理部门的管理效率和联动性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第一，简化政府舆情管理程序，考虑到网络舆情传播的特殊性，传统的政府管理程序已经不能满足舆情治理的需求，政府需要简化舆情管理程序，避免因没有及时回应而造成网络舆情事件的进一步发酵和网民情绪的爆发，从而带来负面影响;第二，构建联动的政府舆情治理部门，政府舆情治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各个部门的密切配合，第一时间掌握网络舆情信息，制定相应的回应措施，避免出现相互推诿，各说一词的现象;第三，引进综合性舆情管理人才，政府舆情治理不仅需要管理类人才制定治理措施，还需要技术人才的舆情数据支撑，只有技术人才对网络舆情做到实时的监控，为政府提供客观准确的舆情数据，才能够保障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因此，综合性人才的引进能够有效地提高政府舆情治理效率。

3）重视环境因素的作用，完善政府舆情治理体系

对于东部地区而言，环境因素阻碍了东部地区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提升，政府部门需要找出问题的根源，排除环境因素的干扰，从而提高政府舆情治理效率，可以从以下2个方面入手：第一，构建服务型政府，在政府舆情治理过程中，要体现政府部门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能力，政府作为社会事务的管理者，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舆情治理也应如此，不能高高在上，要走进群众，服务群众，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好奇心;第二，提高公众满意度，政府舆情治理的目的是为公众创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提高公众满意度，公众满意度是衡量政府舆情治理效果的重要指标，因此，政府需要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密切联系群众，只有了解公众所想，才会知道公众所需，才能满足公众所愿。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环境因素带动了西部地区政府舆情治理效率的提升，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环境因素的作用，提高政府舆情治理效率，可以从以下2个方面入手：第一，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是其他产业发展的火车头，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够吸引企业和人才入驻，为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工作岗位，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为政府舆情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加强信息技术的投资研发，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加强对信息技术的投资研发，能够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能够为政府舆情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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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