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艳臣 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设计所

本篇文章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西新干牛头城址为切入点，对该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内容进行分析，进而总结古遗址类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的理论、方法以及应注意的要点。通过分析认为，充分的考古工作、扎实的现场调研和重视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是科学制定和顺利实施古遗址类文物保护规划的重要条件与保障。牛头城址文物保护规划为构建同属性古遗址类的保护方法、深化我国古遗址类规划保护的理念及新的规划实践的编制方法提供了借鉴与思考。

一、引言

文物保护规划是指文化遗产类专项保护规划，其规划对象主要针对不可移动文物。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的文物保护规划发展已有30年的历史，先后经历了形成期（1990-2004年）、发展期（2004-2012年）和提升期（2012年以后）三个阶段。通过近30年的摸索和总结，文物保护规划已经发展成为集文物保护、管理、展示利用和研究于一体的资源保护技术类成果，为我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事业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2011年以来，笔者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主要参与者共计完成文物保护规划60余项，文物类型涵盖古建筑（古建筑群）、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获得国家文物局同意并由地方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规划项目约20项。

2017年，笔者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了《江西新干牛头城址文物保护规划》项目的编制，并于2020年获得国家文物局同意并经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实施。本文将以牛头城址为例，阐述古遗址类文物保护规划在编制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二、遗址概况

(一)遗址概况

牛头城址位于江西省新干县东北部大洋洲镇，城址保存完整，内外城相套，城址依山壁筑墙，东、南、西三面有环壕。城内文化内涵丰富，有较厚的文化堆积层，时代大体相当于商代中晚期到西周早期。新干大洋洲商代墓地位于大洋洲镇程家小学旁，距牛头城址3千米，出土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等1368余件（颗）。牛头城址和大洋洲商代墓地对探索我国商周遗址分布和南方地区的商周时期文化面貌有重要的价值。

2006年，新干牛头城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墓地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统称为牛头城址。

(二)历史沿革

牛头城址时代大体相当于商代中晚期到西周早期，具体使用时间不详，大洋洲商代墓地与牛头城址年代大体相当，与牛头城址应为生活居址和墓地的关系。后城址废弃，停止使用。牛头城址废弃后至今一直被作为农田耕作使用，部分区域被村镇建设占用。1984年，牛头城址被公布为新干县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牛头城址被公布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牛头城址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考古工作开展情况

1976年，新干县在加固水库坝基工程中发现了一批青铜器，江西省博物馆遂进行调查，发现了牛头城遗址。翌年，江西省博物馆对牛头城遗址进行初步调查，根据采集的陶器，判断遗址的年代为商晚期到西周早期。1982年和1983年，新干县又对牛头城址进行了两次实地勘察。1988年，因京九铁路向塘至吉安段选线通过牛头城遗址，江西省文物工作队联合新干县博物馆对牛头城址进行了调查和抢救性发掘。

次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洋洲商代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2002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牛头城址进行了复查。2006-2008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牛头城址天花会山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2013年至今，继续对天花会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四)牛头城址的营城特点

牛头城址由5个山丘组成，整个城址海拔在32.38-55.2米之间，其中最高处为湖头山山顶，海拔为55.2米。5个山丘分别是位于西南面海拔为36.14-41.783米，坡度为0.0 5 7左右的天花会山全部；南面海拔为34.92-39米，坡度为0.031左右莲花形山全部；中部海拔为37.8-41米，坡度为北面0.06左右的荒山全部、东北面海拔高度为41-55.2米，坡度为0.061左右的湖头山西坡和西北面比较平缓，海拔为35.47-40.9米的城口山全部。

整个城址的外形为北窄南宽的梯形状，面积约为32.2万平方米，由外城、内城以及内河三部分组成。其中内城位于城址的西南面，由城址南面台地、天花会山、莲花形山以及荒山西面一部分组成，面积约为12.42万平方米，海拔在34.31-41.783米之间。而外城则由湖头山、城口山以及荒山东面一部分组成，海拔在35.47-55.2米之间，并且在湖头山西北面半山腰，海拔约44米处有一直径为7.2米，高1.8-2米的土堆。天花会山、荒山和湖头山、城口山之间山谷形成一现东高西低，宽36.03-70.28米，海拔为32.96-38.17米，东西长为554.23米，落差为5.12米的内河。

(五)牛头城址与大洋洲商代墓地的关系分析

牛头城址与大洋洲商代墓地直线距离约为3千米，位于大洋洲商代墓地的东南侧。牛头城址与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遗物在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应是大洋洲商代大墓墓主族属的生活居住遗址。这也是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看法，然而这一观点以及牛头城遗址与大洋洲商代墓地的关系仍需要更加充分的考古证据的证实。

牛头城址发现和发掘，为大洋洲商代墓地青铜器的大量出现作了一个文化归属解释，印证了新干江南青铜时代城邑的所在。同时充实了吴城文化的内涵，为南方地区商代时期文化繁荣提供了新的证据。

牛头城址是商代时期南方的一个国家，即方国。文化风格与吴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据分析，与吴城文化三期相对接，可能是吴城文化部落衰退后牛头城文化兴起的一个新的商代文化聚落中心。而且大洋洲商代墓地出土陶器与牛头城遗址出土陶器基本一致，初步推断大洋洲商代墓地主人就生活在牛头城内。大洋洲商代墓地、中堎水库南坝头贵族墓即为牛头城外的墓葬区，这为研究江南商代文化面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和生活遗存，在中国商周考古研究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大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研究员）。

(六)核心价值陈述

1.历史价值

（1）牛头城址是我国南方地区发现的保存形态最完好的商代城址之一，是一座具有方国都邑性质的城址，是江南地区商代文明最重要的物质载体之一。内城的天花会山地点发现了江南地区最大的商代夯土台基，面积达5000余平方米，其上分布着以大型建筑基址（面积近200平方米，可能为宫殿基址）为中心的大规模贵族居住区。宫殿基址的发现说明牛头城作为商代南方方国的中心城邑之一，已经拥有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是商代赣鄱流域的政治、经济、礼仪中心之一。

（2）大洋洲商代墓地是牛头城统治阶级的王陵，其被誉为与安阳殷墟妇好墓、广汉三星堆祭祀坑等齐名的商代考古重大发现，文物价值和社会价值重大，其被评为20世纪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新干大洋洲商代墓地青铜器群的出土，谱写了江西青铜时代考古的新篇章，标志着江西青铜时代考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它校正了江西青铜文化在中国青铜文化体系中的座标位置，奠定了其在中国青铜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新干青铜器群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载体，它提供了青铜时代江西先民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诸多层面的文化信息，能更深入地了解、阐释江西青铜文化的面貌及其特征，揭示其文化演进规律。

（3）大洋洲商代墓地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不仅反映了商代南方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手工业水平，对于研究中国青铜文化、玉器文化、陶瓷文化的形成和多元性有着重要意义；大洋洲商代墓地的重大发现为商代葬俗文化和礼仪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实证资料。

（4）牛头城址和大洋洲商代墓地是赣鄱流域商代文化的明珠，牛头城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墓地是中国南方早期文明高度发达的实证，是长江以南地区商周时期最早进入国家文明形态的考古学遗存之一，对探索赣鄱流域文明、商周文明和中华民族文明进程具有重要价值，对于研究商代时期的吴城、牛头城址、新干大墓之间的关系，以及赣鄱流域商代文明演进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5）牛头城址和大洋洲商代墓地是我国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构成中华五千年辉煌文明的主体之一，是中华文明曾经高度发达并对世界文明与进步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见证。

2.艺术价值

牛头城址、大洋洲商代墓地出土众多的商代珍贵文物，其中尤以大洋洲商代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精美绝伦，玉器造型独特、光彩夺目，牛头城址出土原始瓷器烧制精巧。反映古人已经掌握了复杂精巧的冶铜技术、雕琢技艺和陶瓷烧制技术，对中国青铜技术、艺术史、陶瓷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3.科学价值

（1）距今约三千年前的牛头城址位于丘陵和赣江冲积平原的交界地带，选址科学合理，是商代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典范，同时为现代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了镜鉴。

（2）牛头城址规模宏大，规划严整，构筑科学复杂，堪称商代古城之典范。天花会山遗址发现的方国宫殿建筑群基址结构完整、布局合理，反映了古代人们高超的建筑工艺和审美水平，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4.社会文化价值

（1）牛头城址和大洋洲商代墓地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尤其是大洋洲商代墓地是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具有很高的社会知名度，对其进行科学保护，有利于加强历史科普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物保护意识，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牛头城址、大洋洲商代墓地作为历史发展、环境演变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记录，具有深厚的科学文化底蕴，不仅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艺术、建筑、生态、地理等领域直接或间接研究的对象，也是重要的景观旅游资源；不仅以直接或间接的历史教育、文化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功能作用于现代社会，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3）牛头城址、大洋洲商代墓地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对其进行科学规划，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有利于推动江西旅游事业的发展。

(七)保护对象的认定

保护对象即为遗址价值的承载体。根据对牛头城址历年考古调查、考古勘探、考古发掘资料以及此次规划的全面调查，并对牛头城址和大洋洲商代墓地各个组成部分的文物价值和年代进行判定，确定保护对象构成，主要包括文物本体、可移动文物及历史环境。

1.牛头城址

牛头城址的外形为北窄南宽的梯形，面积约为32.2万平方米，由外城、内城、内河及环壕三部分组成。牛头城址东部和北部借助了原有的低山丘陵地貌设防，城墙以夯土而成。文物类型包括城墙、城门、遗迹遗存和内、外环壕等。

（1）外城

城墙：现保存的外城墙全长为2565米，主要为夯筑而成。根据所处方向，分为北城墙、西城墙、南城墙和东城墙。

城门：共发现4处，分别为位于牛头城址的东侧、北侧和西侧（2处）。

遗迹遗存：共发现1处，位于牛头城址外城东侧，称湖头山遗址，面积约44900平方米。

（2）内城

城位于城址的西南面，由城址南面台地、天花会山、莲花形山以及荒山西面一部分组成，面积约为12.42万平方米。

城墙：现保存的内城墙全长为1424.1米，部分与外城墙重叠，主要为夯筑而成。根据所处方向，分为北城墙、西城墙、南城墙和东城墙。

城门：共发现1处，位于内城北城墙。

遗迹遗存：共发现3处，天花会山遗址，面积约2.62万平方米；莲花形山遗址，面积5418平方米；荒山遗址，被东城墙分为内、外两部分，面积约10750平方米。

（3）环壕

内城壕：位于天花会山、荒山和湖头山、城口山的山谷之间，东高西低，宽36.03-70.28米，海拔为32.96-38.17米，东西长为554.23米，落差为5.12米。

外环壕：位于城墙外侧，根据其分布位置和勘探报告中定义，分为外环壕西段、外环壕东北-北段、外环壕东段和外环壕南段。

2.大洋洲商代墓地

墓地占地面积800余平方米，即封土堆面积，原封土堆东西径40余米，南北径20余米，现封土堆已无，仅剩墓框。

3.可移动文物

牛头城址和大洋洲商代墓地调查采集和发掘出土的玉器、石器、陶器、青铜器等。

4.历史环境

（1）与牛头城址选址和建设相关的地形地貌及山形水系，包括东北方向的低山丘陵以及城址内两侧地形高中间低矮的地形。

（2）与大洋洲商代墓地选址相关的平坦地形地貌。

三、现状主要问题分析

(一)各种病害导致遗址安全受到较大威胁

牛头城址位于村镇环境中，其主要面临的威胁因素可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种。其中自然影响因素较多，但多为持续性、长时间的缓慢影响，人为因素多为短时间影响较大的破坏性因素。

通过现场勘察，发现自然破坏因素主要包括：重力坍塌、降水冲刷、风力侵蚀、植物影响和动物影响，其中以重力坍塌和降水冲刷影响较大。自然破坏因素对遗址安全多为相互影响并共同作用，如降水冲刷形成小型冲沟，从而造成重力坍塌病害加重；植物根系生长产生的根劈作用导致城墙夯土开裂，造成坍塌严重；而降水的作用又会促进植物的生长等。

遗址所面临的人为破坏因素主要包括村庄建设、农业活动、道路修建、动土以及水库建设等，其中以村庄建设和水库建设对遗址安全影响最大。如由于缺乏有效的管控和引导，村民直接在城墙遗址上建造房屋，直接导致城墙遗址的地面部分无存；水库建设导致城址的东城墙及外环壕东段无存，并破坏牛头城址的整体格局和周边地形地貌等历史环境。

(二)管理体系存在缺失

遗址的管理既包括对文物本体的保护，也包括对环境的管控。由于管理机构距离遗址较远，日常管理工作很难全面开展，日常巡查也无法实现，因此遗址的管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

首先，管理的缺失体现在对遗址范围内建设活动的管控上。牛头城址早在1998年就由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江西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文件，应对位于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的建设活动进行严格管控和科学引导。但根据现场调研情况，建设活动基本失控。许家村、杨家村位于牛头城址内城区域，建筑数量较多且集中，建筑多为现代新建，高度在2层到3层，建筑风格为现代化砖混风格，其中许家村共有75户528人，杨家村共有49户122人；黄叶塘村位于外城北侧，部分占压城墙，建筑多为地方传统建筑，高度为1层，建筑风格为传统砖木结构，少量为2层到3层的现代砖混建筑，共有26户88人。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迁移，许家村和杨家村的规模不断扩大，建设强度较高。

第二，遗址缺乏体系化保护，小修小补无法实现整体保护的目的。牛头城址自开展考古工作以来，地下遗存多为发掘后原址回填，而位于地表的城墙、城门类遗存则缺乏保护措施。2013年，管理机构聘请专业设计机构对牛头城址的南城墙东段、北城城墙本体编制了抢险加固方案，并于2018年完成施工，但对于破坏严重且病害持续发展的北城墙及东城墙仍未采取保护措施。同时，对于遗址的安防，仅在南城墙部分段落设置了围栏，其他区域仍处于自然开放状态，无法解决当地村民取土、掏挖等对城墙安全的威胁。

第三，管理机构人员不足，且整体的专业技术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牛头城址的保护管理单位为新干县博物馆。管理机构位于新干县县城，且在编人员数量较少，虽然聘请了牛头城址所在地的村委会干部作为文物保护通讯员，但仍无法满足遗址管理的需要。受制于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无法判断部分影响因素对遗址安全的破坏程度及病害发展趋势，无法为遗址的保护提供科学有效的决策。

第四，缺乏有效的规划衔接，部分规划不符合文物保护的相关要求。牛头城址是新干县重要的文化遗产资源，当地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因此在编制相关规划时，牛头城址虽距离城区较远，但仍被部分规划列入了相关规划范围内，如《新干县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和《大洋洲镇总体规划（2008-2030）》，两个上位规划将牛头城址和大洋洲商代墓地纳入生态敏感保护区和古遗址保护区，严格保护并控制开发，从总体上为文物保护提供了基础，有利于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开展。但部分规划未将牛头城址纳入其中，如作为全县旅游发展重要指导文件的《新干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3-2030）》，尚未将牛头城址的展示利用纳入到整个县域的旅游发展链条中；其他如《新干县大洋洲镇特色小镇专项规划（2018—2030）》和《新干县大洋洲青铜文化产业项目-总体策划》等规划与方案为牛头城址和大洋洲商代墓地的展示和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但部分拟规划的设施不符合文物保护的相关要求，与文物保护存在一定的冲突，需要进行衔接及调整。

(三)展示利用工作不足导致无法发挥社会效益

牛头城址是江南地区重要的商代城址，其与区域内的同时期遗址，以及吴城遗址等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形成文物的集群展示效益。而大洋洲商代墓地的发现，更是堪称“长江中游的青铜王国”，是江南地区重要的青铜文化中心，具有极高的展示利用价值。

目前大洋洲商代墓地建立了博物馆，通过原物陈列、图片说明、本体展示等方式综合展示大洋洲商代墓地的出土遗物。牛头城址仍处于自然开放的状态，虽部分段落修建了步行道，采取了原状展示的方式，但由于缺乏完整、准确的介绍说明及相应的宣传展陈，普通游客难以全面了解文物的突出价值。根据现场调研情况，基本无游客前往。

展示利用设施和游客服务设施的缺失是遗址展示利用工作不足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牛头城址缺乏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公厕、休憩设施等基本的服务设施，无法满足游客前往参观的需要，加之宣传力度不足，导致知名度不够，无法吸引游客前往参观。

(四)研究工作无法为遗址保护和展示利用提供支撑

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利用与研究工作息息相关。遗址的保护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扩展，也为遗址的研究保存下了永久的实物资料；展示利用则可以将研究成果有效转化，充分发挥教育和普及文化的意义，而研究工作则会促进保护技术、手段的更新，丰富展示利用内容，因此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

牛头城址自调查发现后，经过了数次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较多、类型多样的遗迹和遗物，为遗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但作为我国南方地区重要的方国城址，遗址的研究成果仍为考古发掘报告、调查报告等，缺乏文化谱系、社会人员、建造技术等方面的研究，缺乏横向空间和纵向时间方面的延伸研究，尤其是缺乏将研究转化为公众能够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成果，因此造成了公众无法理解，仅在专业研究人员中传播的情况。

四、主要规划措施

(一)规划目标及原则

以牛头城址文物本体及其相关环境为保护对象，力求真实、完整地保存和延续牛头城址的历史信息及价值，合理利用和充分展示其文化价值和历史内涵，实现牛头城址的有效保护和科学管理，结合地区旅游业的现状，统一协同展示，充分传播文物的研究价值，并发挥文物的社会价值。

按照相关国际遗产保护理念，结合中国国情，应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文物工作十六字方针；尽可能减少对文物本体的干预，保存文物本体的真实性；保护文物本体及其环境的完整性；坚持科学的管理和合理的利用原则，统筹协调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等原则。

(二)本体保护与防护双管齐下

土遗址的保护一直是国内文物保护的难题，由于与其所处区域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因地制宜地制定保护措施是实现牛头城址本体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规划以不改变文物原状为原则，针对南方地区土遗址（土城墙、土遗存）的特性，采取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保护措施。

本体的保护措施在于减缓自然因素对遗址的破坏速度，消除人为因素对遗址的安全隐患。主要包括：保护加固，处理好遗址以及现有植被的关系，减缓遗址本体的自然破坏，制止人为破坏，加强遗址各区的关联度；清除位于遗址上的根系较为发达的乔木植被；限制遗址区内的扰土深度；防治水土流失；搬迁占压遗址的建筑和现代坟墓；加强信息采集与保存，并开展日常维护。

除了对遗址本体采取直接的保护措施外，还需改变遗址的保存环境，增加保护设备和手段，如设置保护围栏、完善场地排水、开展安防系统建设、制定防洪措施和应急预案，并根据遗址的情况开展日常监测工作。

(三)从环境管控和机构人员完善等多方面下手完善管理机制

环境管控是管理规划工作中的难点，因涉及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因此需进行大量的走访和利益相关者调查活动。针对当地民众的主要诉求，结合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特制定了以下措施：

1.针对遗址内建筑区别对待。对于直接占压遗址的建筑进行搬迁异地安置，对于风貌不协调的建筑进行立面协调化改造，针对新建建筑，采取就近疏散，远离遗址的原则进行分散安置；针对遗址的景观风貌采取差异化引导，以保持本土化、自然化的丘陵景观特征为目标，对遗址范围内的景观设施、绿化等进行设计；配合展示利用的需要，对遗址区域内的道路交通、给排水设施、电力电信设施以及环境卫生设施等进行改造，所有线路管线按入地敷设处理。

2.完善的管理机构配置和充足的管理人员是规划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针对新干县文物管理部门的机构配置现状，提出设置大洋洲商代墓地博物馆和牛头城址博物馆两个派出机构的规划构想，完善管理体系，实现管理的一体化。增加相应的人员编制，建立人才交流计划，了解最新的保护动态，提高文物保护和管理的水平。

(四)挖掘遗址文化内涵并开展遗址公园建设

对于牛头城址来说，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其展示利用的最终形式和目标。牛头城址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丰富的遗迹遗存和出土遗物，良好的交通环境以及当地政府和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等优势，具备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条件。通过与当地政府和管理部门的沟通并结合相关规划，此次提出了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构想，规划将牛头城址与大洋洲商代墓地定位为“南方地区的青铜王国、商周时期的一颗明珠”，构建“两馆一园”的展示结构，实现“点、线、面”的有机结合。

对于遗址范围内的现状村落和村民，提出促进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合作的要求，引导公众提升对文物保护的参与度和责任感，不能将文物保护独立开来。

(五)通过搭建研究平台从而开展广泛合作

遗址的研究工作是随着考古工作的陆续开展而不断深入的，研究资料的不断丰富能够保障研究工作顺利开展。因此，通过与牛头城址的考古发掘单位进行通力合作，在听取了考古发掘单位相关的建议后，制定了牛头城址的考古工作计划，以达到以下目的：确定商周时期赣鄱流域青铜文化的面貌和考古学文化特性、性质，通过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文化关系研究，科学、真实地认识牛头城址遗址的文化性质、文化分期、文化源流以及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其在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中的地位和所反映的社会结构。

这样才能把牛头城址遗址文化的发展放置于整个中国大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并进一步阐述其文化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和规律。

搭建学术研究平台，为国内外的相关专家、学者提供研究牛头城址的便利，尤其是针对牛头城址相关研究、南方地区文化谱系研究、环境考古研究、本体保护技术研究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应予以重点关注和大力支持。

(六)衔接相关规划确保顺利实施

作为一项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规划，其中的强制性内容应纳入新干县城和大洋洲镇的相关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交通规划、旅游发展规划等各类专项规划，在相关规划的制定及修订时应与本规划相衔接。尤其是针对遗址安全的部分，是规划衔接的重中之重，对于文物保护来说，其具备原则性和不可退让性。

但文物保护规划绝不是牛头城址区域发展的“拦路虎”，城址内仍有大量的现代建筑和生活人群，不能因文物保护而导致当地民众生产、生活无法延续。应以文物保护为核心，适度发展旅游、休闲等服务业，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不干涉公民物权自由。

五、结语

通过对此次文物保护规划的实践，总结出古遗址类文物保护规划在调研和编制过程中应注意的主要三个方面：

(一)充分的考古工作是遗址类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的重要前提

考古工作能够确认古遗址的分布范围、保护对象分布、遗址埋深和文化内涵，这些都是编制文物保护规划的重要前提。古遗址的分布范围是确保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完整保存的重要条件，也是划定遗址保护区划的重要依据。文物保护规划保护的不是一片土地，也不是某一个区域，而是分布在或埋藏在某个区域内的遗迹和遗存，这些遗迹和遗存才是规划保护的重要对象，需要进行科学深入的考古工作才能予以确认。

遗址的埋深是评估遗址保存状态和破坏因素、制定保护措施的依据，若埋藏较浅或露于地表，其受到的安全威胁较大，需采取较为严格的保护措施和限定。确定遗址的文化内涵，才能对遗址的价值进行全面的了解和评估，才能对核心价值予以提炼，对价值载体予以明确。

(二)扎实的现场工作是遗址类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的重要基础

前期调查是在了解古遗址基本信息的基础上开展的现场工作。针对古遗址来说，通过开展田野调查，和文物管理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座谈，和古遗址所处村镇座谈与进行利益相关者走访以及发放调查问卷等方法，充分收集古遗址的各项信息，了解古遗址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地理环境、道路交通、周边用地、基础设施、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资源以及展示利用状况，尤其应注意遗址的空间格局、选址特点、功能分区、遗存分布、埋深和考古工作进展等内容，是编制文物保护规划的重要基础。扎实的现场工作能够满足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的不同阶段需要，避免出现文物保护规划脱离实际的情况。

(三)重视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是保证规划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文物保护规划不能脱离现实存在，它能够为一处文物保护单位和周边区域绘制近20年的发展蓝图，如何避免“规划规划，图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尴尬现实，需要规划编织者付出极大的努力和沟通才能实现。只要是受到文物保护规划结果影响的群体或个人，无论是政策、规划的组织制定者，还是执行者，亦或者是文物所在地的居民群众、政府相关部门及其他事业单位，都是需要进行有效沟通和了解，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满足其利益诉求。规划编制者不是一名规则制定者，而是在文物保护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沟通协调的角色。通过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普及文物保护理念，制定文物保护和发展策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才是文物保护规划制定的最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