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祁十一

丁红

丁红，英文名字Mantis，很多人喜欢叫她“红姐”，一个很亲切又具有指引意味的称呼。

1981年，红姐出生在贵州黔南州的一个小山村里，是家中老大。因为父亲无意中给的一截粉笔，她从此迷上了画画。拿到粉笔的当天，她就画满了家里和村子里所有的墙壁，并一发不可收拾，上课画，下课也画。过程并不顺利，担忧她生存和前途的父母以同样硬核的方式反对她画画，但没能阻挡更硬核的红姐。她最后考入了中国四大美院之一的四川美院。

毕业后的红姐，在上海的动画、游戏公司做美术师，无论在哪里都是被倚重的对象。但她却在商业画手的路上感到迷失，有了抑郁倾向，最后又因失恋而陷入重度抑郁，后来辞职去欧洲背包旅行的路上一点点找回自己。

2016年，在所有人的反对声中，红姐在35岁“高龄”去了新西兰留学，一年后做出了独立动画《疯狂的出租车司机》，拿到了新西兰顶级动画公司——维塔数码公司（WETA）的新人奖（就是那个做出了《魔戒》三部曲、《金刚》、《阿凡达》等影片视效的公司）。

01

生在贵州山区的红姐，从小就喜欢爬山上树，下河摸鱼。那里是风景秀美的地方，却也是不发达的山区。小时候住的房子，“外面下大雨，里面就要翻出锅碗瓢盆接雨”。

她最爱的绘画，也招来了父母的反对。在红姐妹妹的印象里，从小就是看着父母打姐姐长大的。但红姐自己从来不愿意讲述和父母的激烈冲突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她不愿意让人误会父母对她不好，她一直都知道，父母是爱她的。

红姐从来没有恨过父母，反而感激他们教给她的生存法则。小学，每天给一次早餐钱；初中，每周给一次；高中，一个月给一次生活费；大学，一次给一年的钱。怎么用父亲不管，但用完了就别想再找他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可以淡定地袖手旁观”。

结局是：红姐从小学就懂得理财，那时能存下几百块；大学时一年4800块的生活费，她能存下2000。拿回去还给父亲，他大手一挥：“当你去上海闯荡的路费，去吧。”

02

红姐人生中第二个坎，是在上海工作六年后的一次精神危机。根源仍然是画画。

那时的她是一名商业画师，承接来自公司和市场的需求。别人要什么，她就画什么。对方不满意，她就一次次改。时间长了，她发现一个可怕的现实：当别人没有要求时，她什么都画不出来了。意识到这一点，红姐近乎崩溃。

人若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满意，总是会寻求别的寄托，比如感情。那时的红姐，便将所有的期待和需求，转移到了恋情之中。慢慢地，这给了对方以难以承受的重负和窒息，崩盘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事。

那又是一个毁灭性打击，“连睡觉都要小心别半睡半醒间放松了警惕模模糊糊去跳楼了”。直到最后，她决定列一张清单，完成最后想做的事就离开这个世界。

首先是去意大利和巴黎，去博物馆看画，去王尔德的墓碑上留下一个吻。对于一个画画的人来说，能亲眼看到大师的画，受到的冲击可以想象。在那些画前，红姐麻木已久的灵魂和躯体，似乎重新活了过来。

而在她挚爱的王尔德的墓前，她再次确认一件事：当你以为自己疯了、不正常，只是因为没有站在该站的地方，没有走在你该走的路上，去触碰你的同类，而你的同类里永远都有让你望其项背的高人。

最后抚平红姐伤痕的，是她最爱的奶奶去世。老人的一切都被烧掉，“一会儿时间，就把这个人存在过的痕迹全部抹杀了”，生前她所珍藏的宝贝，“一瞬间全都成了没主的废物”。

两天后，红姐就把老家自己的东西全部整理出来，送人的送人，烧掉的烧掉。她不希望有天她离开人世，别人拿着这些东西在考虑该不该烧，“拿给不知道它们价值的人来审判，不如我自己来”。

在烧掉的过程中，她清晰地感觉到，整个人的意识在发生质的转变，生命、世界、时间变得通透起来，“生与死的概念在灵魂意识里平起平坐”，从此专注于生命本身而非身外之物。

那以后的故事在江湖上广为流传。红姐去了北京的公司工作，六年不租房，睡在公司里，随身的行李只有一个15kg的背包。背包里的东西有：四五件衣服，电脑，房产证，银行卡，护肤品，拖鞋，大学毕业证，公司合同。

丁红参观新西兰维塔数码公司。

03

红姐人生的第三个转折点，发生在35岁那年。

“在北上广，35岁就过淘汰线了，你的价值在往下走。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公司和事业，只想找份工作，那是不太容易的。”红姐说，“女生会更麻烦一点，他们要考虑你是不是来‘碰瓷’的，进了公司就结婚生子，产假一休就辞职。”

一心只想画画的红姐，从来没想过做管理层。曾经到手的职位，都被她拒了。但如今扎实的技能却不能换来一份匹配的收入，她无法接受。

改变不了游戏规则，那就离开，“换个地方玩”。选新西兰，是因为气候环境和贵州很像，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我一直都觉得我挺娇贵的，夏天不能太热，冬天不能太冷。咦，这个地方还不错，刚好动画还很发达，可以和好莱坞抗衡。我死磕一下也能磕得过去，那就它了。”

红姐说干就干，考雅思，申请学校……在新西兰的四年多时间，红姐的生活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如鱼得水。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工作、生活，新西兰的一切都像是为她量身打造的。

在这里，国内带来束缚的年龄歧视没有了。尤其是女性，“50岁的女生在这里都是年轻的”，三四十岁的女性若说出什么“我这个年龄还在东奔西走、没有结婚生子”的话，只会被其他人当作炫耀。

社会宽容是一方面，最大的原因是老龄化。“这里大部分都是老人家，年轻面孔少。”红姐建议想出国的女生可考虑去老龄化高的地方，“因为年龄这个东西对女生的压力是比男生大的”。

而在工作上，人们也为她打开了一扇又一扇门，搬开所有的障碍，只因为看到她做事专注的劲头，希望她能达成自己的梦想。

在学校的时候，她开始制作自己的第一部独立动画《疯狂的出租车司机》，每天都在实验室一个人操纵多台电脑，不到下班后保安一遍遍来催不离开。

到最后，保安很生气，打了一个报告给学校，控诉她的行为影响了他正常下班。结果没多久，学校下达了一项新的规定：实验室24小时开放。从那以后，她又重复了在国内公司的行为：在实验室打起了地铺。她制作的3D动画片，有时需要占用20多台机器，影响到其他同学使用，她得一次次道歉。到后来，人们看着她做出的效果越来越牛，都愿意为她出一点力。她的动画片英语配音，就是随机抓了班上的同学帮忙做的。

如今，在这间90%都是毛利人的动画公司Maui studios，红姐时常都要提醒自己：不要乐极生悲。因为一切都太好了，好到她开始怀疑前面会不会突然出现一个坑。

有一次老板找员工谈话，谈谈对公司的想法和要求。红姐一听就很紧张，以为像国内的人力资源谈话，怕自己说错了话会得罪人。老板刚说完，她下意识身体一僵。老板也一愣，赶紧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想说也没关系，没有目标没有理想也没关系，很多人也是过一天算一天的。”

红姐也一愣，问：“你的意思是不用讲奉承公司的话也可以？我就实话实说是吧？”

老板说：“你实话实说，公司就想知道你们有什么要求，还有什么能帮到你们，让你们更高兴一点。”

这下红姐开心了，说：“我之所以来新西兰，呆在这个公司，是因为这个公司的工作时间实在太短了，一个星期才上35个小时的班，每天七个小时，我有很多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画自己想画的东西。”

“我没去大公司，没去惠灵顿，就是这个原因，可以画自己想画的漫画、动画。”她说，“我对公司有一个要求，就是下班后能不能用公司的设备做我自己的动画片？”

老板立刻说：“没有问题。”当天晚上，他就塞了一把钥匙给红姐，“这是楼上那间最好的动画工作室的钥匙”。

去年疫情期间，老板还按约定给她加了薪，这又出乎了她的意料。没裁员就不错了，竟然还加薪！本来她前年就存够了钱，准备退休，全心做自己的作品。但公司想方设法对她好，让她不忍离开。

04

如今的红姐，有热爱的画画和动漫事业，生活中也过着极简主义生活。新西兰遍地可摘可采的野菜、蘑菇、水果及贝类、鲍鱼等海鲜产品，让整个大自然都成了她的食物来源，她可以免费得到很多食物。

日常的衣物、锅碗瓢盆等杂货，也全部来自二手店，而且大多是二手店的免费区。有时也会花钱买一点点东西，比如3纽币（约合人民币14元左右）一件的二手男式羽绒服，红姐买来穿了两年。还有搞坏了房东的一个台灯，花3纽币去二手店买了一盏。

她的全部家当还是只有一个箱子，比在国内时的15kg背包重了一些。因为多了一床被子（也是临出国前朋友淘汰不用的，送给了她），还有几件衣服。这就是红姐践行了多年的生活理念。

我也问了红姐一个私人问题：“你会结婚生子吗？”

“不一定啊，看机缘。跟谁在一起到那个点，那就结呗，生呗。”她说，“结婚倒无所谓，孩子倒是可以生一个来玩。如果我退休了，就在家里做自己的作品，带个小孩在新西兰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政府还有机构帮你带几个小时。”

“那你会担心年龄增长有生育风险吗？在国内这是人们用来催促女生结婚生子的重要理由。”我说。

“生不出来就不生了呗，领养一个也行啊，反正那么多孩子没有妈。我一路都是蹭过来的，要不然蹭个小孩也行啊，一蹭到底。”她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