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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文本思想解读的三维审视

2021-03-07张鹏辉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21年1期
关键词:列宁

张鹏辉

[摘 要]为何要写、要写什么、写出什么集中反映了文本的问题意识、创新程度和逻辑性,是文本思想解读过程中需要不断追问的三个问题。若以此研究范式来解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文本思想可以发现,列宁写作该文所针对的是批判“左派”幼稚病思潮、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以及阐述革命辩证法思想三个问题,并将政治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作为贯穿始终的核心原则,进而展开对“左派”幼稚病思潮的揭露、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的分析以及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历史的总结等重要问题。这一研究范式的解读有助于客观评价《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文本地位。

[关键词]列宁;共产主义运动;“左派”幼稚病;文本思想;文本研究

[中图分类号]A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1)01-0024-06

文本研究的旨趣是要达到对文本思想的透彻理解与把握。在文本思想解读的过程中,对为何要写(文本的“靶子”)、要写什么(文本的“灵魂”)和写出什么(文本的“血肉”)等问题的审视与追问,是深化文本研究的重要路径,也有助于在更为深刻和更为透彻的层面上达到对文本思想的理解[1]。这是因为,“靶子”所涉及的是文本创作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针对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本的问题意识;“灵魂”犹如黑格尔所说的庙里的神,是文本成其所是、是其所是的重要根据,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文本的创新程度;“血肉”所指向的是文本逻辑框架和概念系统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本的逻辑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下简称为《“左派”幼稚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战略与策略问题的经典著作,也是深刻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文本。围绕对该文本的思想解读,学界已有不少成果就文本的写作背景、逻辑结构、基本观点、历史价值等问题作了分析,但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尚存在一定的阐释空间。在文本发表百年之际,为更好地把握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有必要围绕上述三个方面对文本思想作一解读。

一、为何要写——《“左派”幼稚病》的“靶子”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指导之下,欧洲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组织,欧洲革命运动也迎来了高潮。但由于缺乏革命斗争经验等原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一股“左”倾思潮,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不仅否定议会斗争的必要性、拒绝参加工会工作、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还提出了“打倒领袖”等荒谬的口号。以德国共产党为例,在国会选举问题上,德共“一大”通过了拒绝国会选举的决议,主动放弃了借助议会开展合法斗争的革命手段[2]174;在农村工作上,未能意识到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竟提出了“动员无地的无产阶级和小农去反对一般农民”[3]103的错误口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敏锐性,深刻洞察到“左派”幼稚病思潮的危害,不失时机地写下了《“左派”幼稚病》一书,在批判这一错误思潮的同时,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的基本问题作了总结与阐述。具体而言,列宁写作该书有三个最为直接的针对性:一是揭露和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思潮,二是总结和阐述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问题,三是思考与论述革命辩证法思想。

对“左派”幼稚病思潮的批判,是列宁创作该文本最为直接的动因。究其原因在于,随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在革命经验缺乏、理论准备不足和痛恨第二国际等多重原因交织下,“左派”幼稚病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潮。对此,列宁的态度非常明确:尽管左倾学理主义是一种很年轻的思潮,但其危害性和严重性尚不及右倾学理主义的千分之一。然而在实践层面,这一思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顺利开展有着极大的危害性,“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去医治”[4]210。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列宁对“左派”幼稚病思潮的揭露和批判,可谓适逢其时和应运而生。然而,若对列宁思想的发展脉络作一历时性的梳理解读便不难发现,列宁在写作《“左派”幼稚病》之前,对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等问题已多有论述。举其要者,如在《论“左派”幼稚性与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列宁写道,“研究‘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议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因为这些议论在当前是有代表性的”[5]264。在《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等书信中,列宁在总结俄国三次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表达了对共产党人是否应当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和工人“委员会”等问题的态度,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议会活动和反动工会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因为“这不过说明他们缺乏革命经验”[6]159。

由此可见,对“左派”幼稚病的关注与批判是列宁后期思想发展的重要议题。如果说,早期欧洲共产党人内部围绕是否应当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等问题的争论,尚属于“局部的”和“次要的”问题,那么,当“左派”幼稚病思潮已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时,对其进行更为全面和更为彻底的批判便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因此,列宁在文本中不仅详细探讨了如何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以及是否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等初始议题,同时还分析了如何正确处理领袖、政党、群众和阶级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建立铁的纪律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意义等新议题,从而在更为广阔的论域和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展开了对“左派”幼稚病思潮的批判。

通過揭露和批判“左派”幼稚病思潮,列宁旨在总结和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这构成了列宁写作《“左派”幼稚病》的另一出发点。上述意图不仅鲜明地体现在《“左派”幼稚病》的副标题——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通俗讲话的尝试中,也清晰呈现于文本的叙述逻辑之中。列宁明确写道:“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和当今策略上普遍适用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必须普遍遵循的原则应用到西欧去。”[4]157显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列宁理应而且必须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作一系统的总结和阐述。

总结和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是医治“左派”幼稚病的客观要求。列宁认为,“左派”共产主义者们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情绪“是极其可喜、极其可贵的”[4]188,然而这种革命性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4]143。特别是在革命斗争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上,不懂得灵活变通、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正因如此,列宁明确提出,“革命政党应当补课”[4]139,应当学习如何更加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任务。

诉诸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脉络可见,总结和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还具有理论主题的一致性,是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战略与策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所涉及的众多理论主题当中,“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策略,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重要问题”[7]83。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作了总结。其中既提出了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为主要手段,主张“应采取保持不断革命的方法,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8]718,也充分肯定了将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作为党的当前任务、充分利用普选权这一“新的武器”开展斗争的策略[9]388,从而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然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随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逝世和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作了机械化、教条化的解读,甚至否定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作用,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面对这一情形,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列宁既有义务也有必要对修正主义者的诘难作出回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作出科学阐释。因此,列宁在文本中不仅进一步肯定了阶级斗争和利用普选权等斗争策略的积极意义,也提出了要善于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正确认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主动到反动工会工作以争取群众支持的观点,还论述了真理与谬误的辩证关系和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等革命辩证法思想,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的思想。

更进一步说,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的分析,还指向了对革命辩证法问题的思考与阐述。显然,不论是为了彻底地揭露“左派”幼稚病症候,还是科学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都必须超越经验主义的思维桎梏,以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这构成了列宁写作《“左派”幼稚病》更深层次的意图。

列宁对革命辩证法的思考与阐述,首先针对的是右倾学理主义对这一问题的误解。列宁认为,诸如考茨基、鲍威尔等第二国际的领袖们,由于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因此在实践中“竟成为这样不会估计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迅速注入了新内容的人”[4]209。基于对这一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列宁提出,“应该设法使共产党人不再犯‘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4]210。列宁在这里以辩证思维方式的理论自觉展开了对右倾学理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的批判,从而为阐述革命辩证法思想奠定了基础。“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觀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10]在这个意义上,思维方式不仅是人类理解与把握世界图景的重要依据,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为了更彻底地揭露“左派”幼稚病思潮的实质,列宁以批判左倾学理主义对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的片面理解为切入点,深刻揭示了其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本性,从而展开了对革命辩证法问题的思考与阐述。

列宁对革命辩证法的思考与阐述,也是出于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问题的理论需要。为了进一步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基本原则与各民族国家实际情况相结合,更好地指导各国革命活动的开展,列宁在阐述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问题时,十分注重以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和总结,特别是立足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革命辩证法思想,并从中凝练和总结出带有一定普遍规律的革命方法论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列宁在文本中并没有明确表示过思考和阐述革命辩证法是其写作《“左派”幼稚病》的重要出发点,然而这一意图却清晰呈现于文本的叙事逻辑之中,指向于“作品所说的事情本身(Sachen selbst)”[11]16。因此,与其说这是对作者意图的阐述,毋宁说是对文本意图的解读。近代诠释学关于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的区分,为理解文本的“靶子”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和阐释空间。以克拉登尼乌登为代表的诠释学家认为,由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作者在文本中明确指出,“便可能意味着某种他们自己未曾想去说或写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有理由去想那些作者自己还未想到的东西”[12]256。总之,诠释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我们完全可以从更加广阔的视角对文本的“靶子”进行审视和分析,以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相统一的视角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二、要写什么——《“左派”幼稚病》的“灵魂”

在明晰列宁写作《“左派”幼稚病》的针对性后,应当进一步考虑的是,如何认识与把握上述意图的统一性基础。这一追问,既关涉到对文本总问题的认识,也涉及对文本“灵魂”的理解。

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列宁有感而发地写道,“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费力是掌握不了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出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应该毫不逊色”[4]189。在这段总结性的论述中,列宁不仅揭示了政治斗争的规律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也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从而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左派”幼稚病》的“灵魂”——政治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提供了最好的注脚。政治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不仅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作为一个根本性的解释原则与核心范畴,并将其贯穿于文本写作的多维意图之中。

具体而言,列宁在结合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基础上,赋予了这两个概念更为明确的思想内涵和具体所指。首先,列宁通过分析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阐述了政治科学性的内涵。列宁明确指出,从狭义上讲,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如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等)“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4]132。其次,列宁通过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的错误倾向,阐述了政治艺术性的内涵。针对左倾学理主义者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因而在是否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是否实行必要的妥协等问题上犯了幼稚病的情况,列宁提出,“政治家的艺术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何种时机、何种条件下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权,以及取得政权后能够争取更多的群众来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4]161。正是基于上述理论诠释,列宁将政治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作为根本性的解释原则与核心范畴,并将其贯穿于文本写作的多重意图之中。

首先,就揭露和批判“左派”幼稚病思潮而言,“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症结在于未能正确处理政治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西欧各国的先进工人凭借着革命阶级的本能,意识到了俄国革命的某些方面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必然性。然而,由于不能掌握和理解政治的艺术性,许多西欧的共产党在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时普遍存在简单模仿和照搬照抄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展开了对“左派”幼稚病思潮的批判。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批判与列宁对政治话语的熟练掌握及运用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位拥有丰富政治阅历和熟谙政治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善于利用给语词下定义来达到革命的目的”[13]。在文本中,列宁以“幼稚病”这一语词来指称欧洲许多新成立的共产党因缺乏革命斗争经验,从而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显露出“左”的错误倾向的现象。诚然,列宁并未对“幼稚病”的基本内涵作出严格、明确的直言陈述,但借助这一通俗易懂、风趣幽默,且极具针对性的隐喻式话语,便将“左派”共产主义者空有革命热情而缺乏斗争经验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其次,政治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是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的重要原则。一方面,诸如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等反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般规律的基本原则,由于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必然性,因而构成了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必须遵循的价值规范。另一方面,考虑到现实力量对比和客观革命形势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列宁也主张在坚持原则坚定性的前提下,机动灵活、审时度势地运用各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以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列宁语重心长地指出,“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4]203。

最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的原则,政治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还构成了革命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内容。列宁始终坚信经由俄国革命实践检验的某些基本原则,它们揭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各民族国家革命运动必须遵循的准则。当然,列宁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期望开一张包治百病的药方,或者拟定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准则,那将是十分荒谬的。为此,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应当是“针对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来运用共产主义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则;要看到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应该善于弄清、找到和揣摩出这种特点”[4]197-198。这是在肯定政治科学性的基础上,强调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政治艺术性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正是在概念本性的理论自觉中,列宁借助政治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这两个核心概念建构起了革命辩证法思想的丰富内容。

三、写出什么——《“左派”幼稚病》的“血肉”

《“左派”幼稚病》的“灵魂”是政治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左派”幼稚病》的“血肉”則是围绕这个“灵魂”所论述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具体言之,就是将政治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作为贯穿始终的核心原则,展开对“左派”幼稚病思潮的揭露和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的阐述和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历史的总结,从而为自己构筑起丰满的“血肉”。

在批判性和建构性相统一的叙述逻辑中,列宁通过揭露和批判“左派”幼稚病思潮,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的层次性问题。具体而言,通过揭露和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观点,比如否认实行党的集中领导和铁的纪律的必要性,将阶级、政党、领袖和群众根本对立起来,拒绝到反动工会工作,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进行合法斗争,拒绝实行任何必要的妥协等,列宁从特殊、一般和普遍三个层次集中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

第一个层次是针对具体问题所阐述的观点。正因如此,这些论述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例如,针对德国“左派”固执地坚持不承认凡尔赛条约的幼稚病,列宁通过总结俄国当年为了革命的长远利益与列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历史经验予以了回应:为了获得推翻资产阶级的国际胜利,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包括德国,“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4]185。又如,针对德国“左派”以资产阶级议会制已经过时为由,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做法,列宁以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9—11月期间积极参加立宪会议选举,从而赢得广大群众支持的事实予以了抨击。借助资产阶级议会进行合法斗争,“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害处,反而会使它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议会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议会解散,易于促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在政治上过时’”[4]169-170。通过上述具体结论,列宁既批判了“左派”幼稚病思潮,也初步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的一些基本问题。

第二个层次是由具体结论所延伸、抽象而来的具有一般意义的基本规律。相较于具体结论,这些基本规律在更为深刻的层次上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问题的实质,因而更具指导和借鉴意义。例如,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根本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列宁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作了回应:在现代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4]151。再如,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拒绝与可能的同盟者实行必要妥协的观点,列宁从阶级力量对比的角度予以了批判:由于资产阶级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以及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因此无产阶级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一方面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在列宁看来,这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的一般规律,还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4]180。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基本规律的总结,在理性认识的层面深化了对“左派”幼稚病思潮的批判。

第三个层次是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普遍规律,其理论形态表现为革命辩证法思想。《“左派”幼稚病》的革命辩证法思想蕴含了多个维度的内容,既有阐述俄国革命何以具有国际意义的历史进程中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法思想,也有批判右倾学理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片面化思维方式的形式与内容、真理与谬误的辩证法思想,还包括从方法论层面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普遍规律的辩证法思想。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与“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如何评价俄国革命的问题上,皆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因此,列宁在开篇即阐明了俄国革命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国际意义的问题,肯定了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必然性,也指出了各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别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之后,还会保持很久,由此深刻阐述了历史进程中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法。揭露和批判右倾学理主义与左倾学理主义错误思潮的实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为此,列宁首先指出了二者在思维方式上的片面性:或者固执地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或者绝对地否定旧形式,而看不见新内容正以各种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在此基础上,列宁深刻论述了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列宁还进一步阐述了由这一问题所延伸出的关于真理与谬误的辩证关系:即便是无可辩驳的真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着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也会变成错误。对俄国革命何以具有国际意义的分析,以及对右倾学理主义与左倾学理主义错误思潮的揭露和批判,凸显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在实践层面如何正确地理解与运用革命辩证法。为此,列宁从哲学方法论层面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的普遍规律:“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4]200列宁对革命辩证法思想的总结与阐述,不仅透彻地揭露了“左派”幼稚病思潮的实质,也为各国革命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原则。

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的总结,并非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与非历史主义的抽象,而是深深扎根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实践之中。因此,在批判“左派”幼稚病思潮和阐述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的同时,列宁也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历史作了总结。

在文本中,列宁将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划分为革命准备年代(1903—1905年)、革命年代(1905—1907年)、反动年代(1907—1910年)、高潮年代(1910—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1914—1917年)和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10月)6个阶段。若对此详加考察不难发现,列宁的旨趣并不仅在于史实的梳理考察,而是欲借此说明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在极端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通过与机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斗争得到成长和锻炼,并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列宁认为,只有诉诸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住这种纪律”[4]135,也才能令各国的革命领袖坚信“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4]141。为此,列宁回顾了布尔什维主义同党内“左派”势力在是否参加反动议会和工人组织、是否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等问题上的斗争经历,借此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善于将合法斗争与不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善于分辨不同性质的妥协等政治斗争的策略。

通过对“为何要写”、“要写什么”和“写出什么”这三个问题的审视与追问可以看到,列宁对《“左派”幼稚病》的创作既有现实针对性,也有思想逻辑的必然性,还有辩证思维的深层指向性;列宁对《“左派”幼稚病》的写作始终以政治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为根本性的解释原则与核心范畴,并将其贯穿于自己的写作意图之中,从而构筑起了文本的逻辑框架和多维内容。不仅如此,在文本思想解读的过程中,通过历史时态的梳理考察亦能发现《“左派”幼稚病》与其他马列经典文本之间在思想史层面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在理论主题、思想观点、解释原则等方面承接相续的关系。事实上,经由对文本之间学脉渊承的分析,厘清《“左派”幼稚病》在哪些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在哪些方面加以创新性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文本思想的理解与把握,同时也是客观评价《“左派”幼稚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包括列寧思想的发展脉络)文本地位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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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铭 心)

(校  对:李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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