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受到敌视，但在學界一直是不容忽视的学说，论著汗牛充栋，多有关经济、哲学与政治，史学方面的研究虽相对较少，但马克思史学仍是西方，尤其是欧洲史学界的一大宗派，出了不少名家与名著。本文聚焦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略论其今昔代表性著作，先简略介绍马恩唯物史观，继则论述马恩史学的后继者——以普列汉诺夫与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俄国史家，以及两位东欧马克思学者葛兰西与卢卡奇。西方马派史家在冷战期间受到极大的压力，同时马派史家也有一场有关马克思主义激烈的论辩，辩论没有结果，多少造成裂痕，有些马派学者走向虚无的后现代主义。不过，马克思史学在西方经过风雨与挫折，并未式微，唯物史观仍然是历史研究难以忽略的理论。史学与时俱进，马恩史学自有其未竞之业，展望未来，西方马派势必会顺应时代而踵事增华。马克思自谓其学说背景原是近代西方社会，如何以东方经验完善唯物史观，则有赖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努力。

关键词：史学;马克思;恩格斯;俄国马派史家;欧关马派史家;斯大林主义;后现代主义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1.01.03

一、导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理有据，最具系统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视共产国家为毒蛇猛兽，从而拒斥马克思主义，尤不能接受阶级斗争思想。北欧有若干“左倾”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虽不等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亦不在共产国家之列，但西方学界以此而无法轻视马克思及其理论，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为千年以来的伟大思想家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极富，其中马克思著作多达四千余种，数量名列第六。研究马克思学说的著作甚多，但谈马克思史学相对较少。其实，马克思史学在西方史学界虽非主流，仍不失为一大山门，出过不少一流史家。

马克思其人及其理论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以时间段而言，他属于以理性思维关切文明兴亡的“启蒙”（Enlightenment）世纪的第二代。在马克思成长的时代，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盛极一时，黑格尔如日中天。1838年，年方18岁的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学进入黑格尔生前曾长期执教的柏林大学，其后三年，他深受黑格尔追随者的影响，习得黑格尔辩证法之旨要，不过他并不取黑格尔以理念（I-dea）为决定辩证的运作，而力主以物质为决定因素。马克思拒绝形而上学，欲从实证辩证导出进步模式，展示人类历史的复杂过程，他的五阶段说由此而生。在德国哲学之外，马克思也受到法国乌托邦以及英国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

马氏欲寻求人类历史的共同特征，追问历史进步是如何来的，如何将史学科学化。他的原创贡献可被归纳如下：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变迁的核心动力，所以历史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作用的结果;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生产本身，而决定因素是劳力;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矛盾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驱力源，推动产生新的生产模式;在这一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阶级的存在，阶级的压迫使工人觉醒，经过革命的手段获得解放，阶级斗争的结果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最后进阶到没有阶级的和谐社会。总之，马克思强调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而改变，以及辩证法的重要性。我们注意到，马克思身后百余年，没有阶级的世界仍为渺不可寻的乌托邦。科技的突飞猛进引发了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的争辩，——现代科技生产毕竟需要人的脑力，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生产。物质条件固然会改变生产模式，但科技是否也会因之而改变生产？马氏非不重科技，但坚持决定因素是生产而非科技，所以离开这一观点即非唯物史观矣。马克思史观核心概念的今昔变迁值得我们深思。

俄裔英国学者、政治理论家、思想史家柏林（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是20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他早年为马克思所作的传记在西方影响很大，尤其是对美国读者而言。相较欧洲人，美国人对马氏的生平所知较少，因为他主要是思想家而非行动家。马克思在英国一住34年，多半在阅读与写作，经常埋首于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从上午九点开门到下午七点关门雷打不动;他的晚年则几乎全然在书房里度过。柏林的马克思传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马克思备受煎熬的贫困生活及其由贫困所激发出的激进思想。柏林说：像马克思这样的天才竟然住在亭子间里，不时要逃避讨债者;他因裤子进了当铺而不能出门;他的不幸对他而言绝对是个悲剧——一个有尊严、有抱负的人，对这样的境遇必然会感到羞辱;他的壮志难酬更使他感到愤恨，他感受到的都是阴谋诡计与迫害。于是他在著作中不免发泄个人情绪。柏林从马克思生平的挫折来解释其激进思想，未免过于简单;柏林更以他的事后聪明批评马氏，谓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走向没有完全看对——既没有看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也没看到福利国家的出现;柏林又说马氏低估了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纠正社会不公的能力。因此，在马克思主义里占重要位置的阶级斗争，似与英美国家并不相干。柏林对马克思的评价，很可以代表西方自由主义学派的意见。马克思垂名于人类历史，非在于他的预测是否合辙于社会的发展，而在于经由他的理论创造了新的政治与经济思维模式;他的学说不仅留存下来，而且得到了发展。他的资本主义结构与演变理论，虽然尚未详尽，但为后来者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使得整整一代人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向为之转变，凡是分析社会性质的研究者，或多或少都会用到马克思学说。总之，马克思学说虽未尽善尽美，学说内部对共产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也人言人殊，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至今仍没有过时，他的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激荡。

二、马·恩史学

马克思是哲学家，他的写作固以理论为主，但史著也富——如1848年的革命史、巴黎公社史、1854年西班牙革命史、美国内战史等。他的研究涉上古奴隶、中古商业与近代资本主义，他的史著瞻高见远，能看到下一代的进程。著名的《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虽非史书，但具有历史内容，叙资本主义之兴，尤为识者所重。英国政治理论家麦克勒兰（David McLellan，1940-）誉此书为“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权威著作，其论述胜过任何其他作品”。马克思详述14世纪末叶英国农奴身份的消失、资本农业的兴起及自由农民如何渐成富农。亨利第七、第八时期，大地主赶走佃农，使大批穷苦农民失去土地财产，依靠苦力或乞讨过活，常遭政府的凌辱和拘禁。16世纪的欧洲以极其残酷的立法对付流浪汉，后者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驱。马克思接着叙述资产阶级如何在1745年征服了英国的乡村：通过掠夺教会财产、骗取国家土地，资产阶级霸占封建家族家产，并用恐怖手段将其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从而结束资本主义农业，创造城镇工业，奴役无产阶级。《资本论》为马克思史学提供了方向与方法，并没有将“羽毛塞进枕套”（feather stuffed into a pillowcase，喻“以论带史”）的问题，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证据充分，十分精彩，这应归功于他在大英博物馆辛勤的阅读。《资本论》中的知识论，以资料与证据检验理论，反映了怀疑、理性、追求真理的启蒙时代精神。《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十二章论史尤其精彩，其中提出资本累积的问题，谓从奴隶转变到薪资劳工，仍然是生产者的剥削。私有财产与社会集体财产的对立，表现为工人以其匠技为工具，农人自耕其地，由此形成分散的生产模式，可在较不发达的社会系统内进行，但阶段性的发展，“产生自我解体的物质机制”（brings forth the material agencies for its own dissolution）。由解体导致新动力的出现与社会的蓬勃发展，于是社会的束缚必须消除，个人的、分散的生产模式必作社会性的集中，财产会大量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原始的资本累积，是为资本主义发生的前奏。农民离开土地之后，失去生活资源，大批劳动人民感到被剥削的痛苦，个人私有财产为资本所取代。当工人变成无产阶级，工人不再为自己工作，而是任由资本家剥削，此剥削经由资本主义的“内在法则”（the immanent law）完成资本的集中。资本家的总人数在此一集中过程中变少，更少数的资本家会累积更多的资本，于是将所有的人都纳入世界市场网络，资本主义的国际性格于焉铸成！随着资本家数目的减少，掠夺与利益的垄断，增加了普遍的压迫、奴役与痛苦。情形每况愈下，引发工人阶级的反抗，当工人阶级不断壮大而更有纪律、更能团结时，“资本主义生产，经由不可或免的自然律，产生自我否定”（Capitalist pro-duction begets，with the inexorability of a law of nature，its own negation），先是少数掠夺者剥削大多数的人民，最后大多数的人民没收少数掠夺者的财产。于此可见，马克思作为历史家，对未来给出了充分而清晰的历史分析，他的有关从封建社会转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尤其能展现出世界史的整体趋向。他也批评了从古代到近代的西方史家，指出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资产阶级史学之父，只知挖掘一些史事，又将“大史事归诸微末因果”（attribute great events to meanand petty causes），类此批评也凸显他自己的史观。历史，无疑在他心中占有中心位置，他既认知到哲学与经济尚不足以诠释全人类的走向，遂呼吁要具备全人类发展史的宏观视野。

马克思所写的最佳历史专著，应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Lewis Bonaparte）一书，涵盖时间不长，仅从1848年路易·波拿巴取得政权到1851年12月政变，合计四年而已，但他将这四年放在长期的法国史中加以观察。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始于1789年巴士底狱被攻破，大革命起焉。马克思以历史唯物论解释了一连串的事件，全书分为三部分：导论讲如何写作，紧接着的五章在叙事中掺杂阶级分析，最后讨论到路易·波拿巴政权的性格，涉及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以及语言与象征问题，提出个人虽有选择，但仍受制于历史环境。马克思一贯认为“人创造历史，但不能随意创造;人不能选择历史环境，只好面对自古而来的历史环境”，这证明他不是绝对的历史决定论者。马克思解释1848年革命，认为新世界由于传统犹如梦魇缠身挥之不去，故仍由旧时代的语言与象征所包装。工人革命需要突破既往的限制，需要将过去埋葬，他们想要建立工人阶级的共和国，但最后以无产阶级流血告终。失败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出卖，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起被反动政权以军力镇压，马克思称这一历史事件为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全书涉及革命的各种因素，包括人物的侧写、国家的发展，以及叙事的流畅，可称是完整的史篇，亦为史学的经典之作。

马克思的史学见解经由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内容丰富甚多。恩格斯在许多连续的通讯中为他的朋友马克思进行澄清，说他并非绝对经济决定论者，更不会赞成全凭抽象理论说事。他要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信奉有实证支撑的理论，且主张理论必须要与实践结合，即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由于历史因果非常复杂，起因不止一端，必须承认人为行动的重要性，“行动”（agency）与“结构”（structure）必须相结合。恩格斯的澄清得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背书，后者确认历史中有偶然与个人因素，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亦认可不是所有经济因素都来自特定经济现象之说。

恩格斯回应了奥地利裔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等自由派学者的严厉批评。波普尔反对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决定论哲学”（determinist philosophy），并冠以他所拒斥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之名，认为马克思的预言是不科学的，因其仅仅以历史主义的理论推测经济事务、政治权力，以及革命的發展。波普尔显然有其意识形态上的偏见，马说绝非预言。恩格斯的回应是说，唯物史观不是僵化的史观，它重视“心态”（intentionalism）与结构（structuralism）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在时间内的变化/历时性”（diachrony）与“语言在特定时间内的存在/共时性”（synchrony）之间的关系。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是单纯的因果关系，上层建筑更不必是物质基础的被动反应。恩格斯重申，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经济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他本人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z）。

恩格斯的历史作品比马克思要多，他的名著是《德国农民战争》（Peasant War in Germany），写作于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之后。革命之初风起云涌，但不到六个月就已退潮。革命何以失败？恩格斯的解释是由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双方的先天弱点。从长时间看德国的发展史，自14、15世纪起，由于城市经济的工业发展，德国东南名城如纽伦堡（Niirnberg）已成为奢侈品制造中心，后有了工会，商业与贸易也随之开展，为资产阶级革命铺了路，同时农民也起来革命，加剧了德国统一进程的矛盾。德国普鲁士王朝的反动势力最后迫使资产阶级向皇家与贵族臣服。德国农民战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最后的失败——恩格斯谓——正说明了农民社会结构的复杂。他认为农民战争也属于阶级斗争，结论是：暴力镇压了农民，农民更加被奴役，教士因教堂被毁也成为失败者，贵族的城堡也有损失，故资产阶级的抗争也告失败，只有君王是唯一的胜利者。《德国农民战争》一书被认为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作品，恩格斯将农民革命与阶级斗争连接起来，写出了16世纪初的社会史，为工人运动提供了教训。恩格斯也能深入探讨物质生活，关注到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叙出不同阶级之间斗争的情况。恩格斯大大补充了马克思的观点，故后世将马、恩相提并论，因二人实相得益彰。

三、继马恩而起的俄罗斯史家

马恩是马克思学派的第一代原创者，继之而起的第二代中，以史著而论，必须一提的是普列汉诺夫（Georgy V.Plekhanov，1857-1918）。他有“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称号，既是重要的政治活动家，也是著名史家，奠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可谓俄国知识阶层最可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培养了整个时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恩格斯读毕他的《一元论史观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 View of History），赞叹不已，于1895年2月8日写信道贺，称誉这部专著在俄国取得的重大成就。此书翌年即有了德文版。普列汉诺夫与其他的俄国史家或后来的苏联史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坚持古典马克思主义。他早年就对史学产生了兴趣，且这一兴趣老而弥笃。他于欧战爆发后脱离政治，沉潜于历史与哲学的研究，他始终认为，马克思为理解人类的创造力，为阐释人类的社会思想与生活，提供了一条最卓越的取径。他提出，历史的动力来自人类为追求理想奋斗不已而产生的能量。

普列汉诺夫晚年欲写七卷本的《俄国社会思想史》（The History of Russian Social Thought），但逝世前仅完成了三卷。这部未终卷的大书应是马克思史学的代表作。他在序言里开宗明义说道：他之撰作这部俄国社会思想史，根据的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即是思想不能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想。他首先检视俄国社会生活时空的客观情况，即历史的舞台，然后确定社会思想从何而来，以及特定思想为何产生于某一社会发展时期。普氏在书中也以唯物史观来检验此前的俄国历史著作，他引用了不少俄国资产阶级史家的研究成果，以至于有时会不自觉地令政治因素凌驾于经济因素之上。唯物史观讲究经济决定论，然而又如何解释俄国经济远较西欧落后的事实？假如说蒙古人侵阻碍了俄国的经济发展，则岂非政治因素决定了经济发展？于此可见，普列汉诺夫固然基本上遵奉唯物史观的原则，但又重实证，不囿于教条，论述中不时展现出独立思考。例如，他认为经济的进步不一定会导致人类文化的进步，有时反而会出现退步。他说，现代文明在经济发达上远超古希腊，但在美学成就上则远远不如后者。他为俄国史进行分期，并不按照马克思的学理，虽然认为俄国史像西方史一样经过了封建阶段，但另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因素，即所谓“东方专制”（Oriental Despot-ism），使得俄国的发展比较复杂，不时摇摆于东西之间。

普撰《俄国社会思想史》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作者认为不同的阶级在面对外敌时，多少会一致对外。此说或因受1905年日俄战争及1914年欧战的影响，但毕竟难符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之说。普氏甚至认为级斗争不能作为人民历史的指针。更值得注意者，他提出俄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难以忽略的问题，即俄国到底是属于西方还是属于东方？他个人的观点是，东西属于两个绝对不同的发展模式，若将俄国与西欧国家的历史相比较，其东方专制性格昭然浮现。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的改革使欧化加速，但欧化并未完成，俄国历史发展的主调依然是东方而非西方模式。权力至上的国家机器控制所有的生产方式，各阶级完全俯首于国家。东方专制从何而来？普列汉诺夫不认为是出于蒙古的入侵，缘故在于财政之艰困。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需要庞大的开支，尤其是维持庞大的军队。政府要应对需求多而资源少的问题，唯有占据所有的土地，结果是农民既失去财源又被剥夺自由，就连贵族也沦为国家的奴仆。国家拥有所有的资源之后，统治者便充分掌握了被统治者的生死，规模偏小的俄国农业本由自然经济所支撑，生产只能自足，科技相当落后，生产力势必低下，于是形成了俄国的东方专制。普列汉诺夫提醒读者：东方专制使俄国趋于稳定，稳定则使自然经济遵循传统生产方式，因而缺少动力，阻碍历史向前发展，造成社会、政治、学术思想与道德生活的停滞。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停滞的农业经济下，在暴政下苟延残喘，怀忧丧志。农民以外，新兴贵族与城市居民也全由国家掌控，连教会也逐渐失去自主，每一族群都在心理上不自觉地依附独裁体制，仰望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所以，俄国的东方专制乃是基本经济现实的必然结果——落后的俄国经济更需要独裁來对付外来的安全威胁。普列汉诺夫认为东方专制的基础是俄国的经济，基础不改，专制必然持续。

俄国社会开始快速发展的动因，不是来自内在落后的经济，而是来自具有生命力的西方邻国。俄国为了自保必须借重西方的技术与思想;借重西方，原是想要巩固传统秩序，结果反而促使旧秩序的解体，于是俄国从野蛮的东方社会转变成为文明的西方社会。彼得大帝撒下的种子终于在19世纪后半叶成长，自然经济转化为以货品生产和交易为主的钱币经济，资本主义新经济于焉而兴。俄国经济的西欧化无可避免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出现了由资产阶级与普罗大众组成的工业城市。欧化政治虽然遮盖了俄国东方专制的色彩，但思想上的欧化仅限上层阶级。19世纪出现的俄国“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从言行到思想皆深受西欧影响，不免与俄国社会的其他层面发生矛盾，但他们又无力于改变现状。普列汉诺夫认为，迟至20世纪初，绝大多数俄国农民一直没有受到欧化的影响，想要使野蛮人文明化，唯有依靠知识阶层，靠新的经济发展来改变社会生活的性质，这也就是他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历史意义。他虽重视俄国的资产阶级，但认为要欧化全俄国、改变旧秩序的最后社会力量还是来自无产阶级。普氏坦言：1905年到1906年间俄国革命的动力来自欧化，而其失败则由于欧化之不足，特别是保守的农民未变，他们仍然生活在东方专制的阴影之下，暴力有余而理性不足。所以他认为，农村问题的解决，必须有赖于彻底清除东方专制的经济基础。他不认为农业国家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是坚持必须先经过工业化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没有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捷径可走。因此，普氏主张先引进资本主义，反对其弟子列宁的农地国家化方针，指出此路必集中国家权力，不免又使俄国退回到19世纪末本已动摇的、以“亚细亚生产模式”为特征的东方专制社会。

普列汉诺夫的《俄国社会思想史》自有缺失之处，如在选择俄国思想家及其理论所代表的时代与阶级时会偶尔失之武断，在分析某一思想家时或未注意到社会背景、思想上的承继关系及外来的影响。更有批评者指责普氏将俄国知识阶层内的所有人，包括思想家、出版家、艺术家等，都视为“次一等的马克思主义者”，谓其不明白或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真理。尽管有这些争论，普氏的这部史书，采用比较方法凸显了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格，“东方专制说”有其道理，理清了不少俄国史里的谜团。我们不能低估他以经济因素来理解俄国文明进展的贡献;他从社会与经济环境中引出的心理与制度的复杂性，也极有价值。一位传记作者说，普氏在书中不时展露出他的才气，富有创见，至今仍值得一读。这部未完成的历史专著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部代表作，其史家的高度在于他不以主义为教条，且有所创新。普氏洵为马克思史学的一大功臣。

另一位重要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则非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879-1940）莫属。他是与列宁、斯大林颉颃的俄国革命三巨头之一，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文采风流。托氏自少年就参加革命，十九岁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入狱十八个月后脱逃到伦敦，与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往。1917年帮助布尔什维克（the Bolsheviks）夺取政权，厥功至伟，但因政见不同，遭遇斯大林的刻意抹黑，最后流亡到南美洲，死于苏联特务之手。英国史家泰勒（A.J.P.Taylor，1906-1990）认为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两人相争是为了俄国的未来，甚至是为了人类的前途，而绝非为个人的恩怨。泰勒指出，托洛茨基是位浪漫的革命家，既能说又能写，是难得的长才;斯大林则毫无浪漫气息，擅长的是组织与阴谋，他深爱权力，道德在他眼里是虚伪的。斯大林希望以权力开创伟大的俄国，理念只为俄国的社会主义，所以他成为了新沙皇;托洛茨基则是人文宣教士，宣扬永久革命，直到共产世界的全面建立。泰勒对托、斯两人的评价十分鲜明：一个是现实主义者，另一个是理想主义者。这位英国史家遗憾苏联终由斯大林领导，而非托氏，其好恶不言而喻。

托洛茨基虽在政治上失意，功未成而身死，却成为精彩的马派史学家。他的《俄国革命史》（TheRussian Revolution）三卷本完成于1930年，以当事人写亲历事，卓然有成，不亚于文采风流的英国史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也不逊色于以政治家写史的英国名相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1874-1965），而就历史进程理论的掌握而言，托氏则更逾卡、丘。他在书中特别指出：俄国与其他国家的革命道路并不相同，因为俄国经济落后，地理与气候条件、文化水平、生产性质、社会制度、对外关系都比较低下，这些因素导致俄国现代化的迟缓。俄国的经济基础是古老的农业，这不仅阻碍生产力，而且遏制了城镇的发展。他认为介于欧亚之间的俄国直到16世纪尚未走完封建社会的历程，只有农民革命，没有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农民革命则因为没有城镇的接应而失败，结果更加强了集权与奴隶制。经由现代精神洗礼的贵族也因缺乏联盟而起事失败，无从挑战沙皇体制。彼得大帝为缩小东西方的差距效法西欧，施行军事与工业的现代化，但并未真正追随西方文明模式，结果造成欧战之前俄国的工业化反而强大了沙皇的政权。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革命虽然得到部分军队与农民的支持，但薄弱的资产阶级因害怕军人与民众而作壁上观，导致革命的失败。1917年的俄国大革命之起则由于新生的工人阶级主导，在苏维埃进步组织的领导下，成就超过了欧洲的同道。俄国经济与社会的危机重重，群众因不复能忍受现状，自觉参与革命，进入历史舞台，在革命前夕，革命热情已经形成，所以十月革命非水到渠成，而是俄国特殊情况下的产物。苏联史家批评托洛茨基过于强调革命热情、群众自觉等心理因素，认为经济危机才是唯一的解释。托氏回应道，过于强调经济决定论，太庸俗。他说：“假设将第二次的十月革命在第一次的二月革命之后八个月内完成说成是由于面包配给从1/2磅降到1/4磅，这是非常粗糙的错误。”他用简单的比喻驳斥了所谓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我们发现，托洛茨基的见解很接近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言，即不能排除历史规律中的个人因素，唯物主义也没有必要忽略思想与情绪。革命由人来完成，故不能不对主要领导人的历史做出重点解释。例如，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软弱，显然是由于领导人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1881-1970）的过于被动使政府陷于困惑，而列宁在十月革命里则扮演了巨大的个人角色，人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列宁，就很可能不会有十月革命。在托洛茨基看来，个人——无论名人或无名的庶民——都属于革命的工人阶级，他们必须及时抓住机会，才能取得政权。他认为“布尔什维克”（the Bolsheviks）的成功是由于革命家重视群众，倾听了工人阶级的声音并善于利用客观环境之故。

此外，从事共产党活动而在史学上有成就者，尚有意大利的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1891-1937）与匈牙利的卢卡奇（Georg[GyOrgy]Lukdcs，1885-1971）。这两位学者兴趣都很广泛，葛兰西治学的重点在政治理论、社会学与语言学，而卢卡奇丰富的学术著作中不乏美学与文学批评，但二人对史学都有独到之见。

一般对马克思理论的批评，多指向思想领域或上层建筑的论述，认为其有欠深刻。葛兰西就特别关注语言、人类学、大众信仰以及民间习俗等领域。他受到十月革命的鼓舞，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开创人之一。然而欧战后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因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法西斯党的崛起而遭受灭顶之灾，葛兰西亦因之入狱。1920年代，他像卢卡奇一样对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很有意见，尤其不同意有关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说法。他由于长期受到监禁，写作力求隐晦;他的文字虽较难读，但难以掩饰其独特之见，尤其是他所提出的马克思传统中罕见的“群众自觉”（popular consciousness）的问题。他在狱中与外界隔离，无法也不必附和“斯大林主義”（Stalin-ism），这使他能维持自己独立的见解。他的概念除了“阶级自觉”之外，还有“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常识与良识”（common sense and good sense）、“矛盾自觉”（contradictory conscious-ness）、“有机知识”（organic intellectual）等，为后起的马克思史家提供了清晰而有效的分析范畴，特别是在上层建筑的思想层面增益了马克思史学的维度。

马派史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共产革命于十月革命后，何以在西方失败？以葛兰西看来，十月革命本身有违马克思的《资本论》，不符合唯物史观的立论，因明显落后的国家反而率先完成社会转型;人们应记得，马恩明确提示：唯有高度生产力发展的国家才能完成社会革命，否则旧势力必然会反扑。俄国革命的成功与整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这岂非犯了若不站在马克思一边否定列宁的十月革命，就以列宁证明马克思立论的错误？葛兰西的自我解套很简单：各国国情不同，统治阶级权力的大小不一。他指出：统治阶级须靠国家的强制力与民间社会的认同以维持其地位，然而落后的俄国民间社会薄弱到无力配合，唯有靠国家暴力来统治，革命党也只能以阶级斗争来推翻沙皇政府。相反的，西方国家由于民间社会发达，阶级斗争便极为困难，更何况西方国家与其民间社会有着恰如其分的关系，当国家不稳定时，坚强的民间社会便会出而相挺，民间社会犹如国家的外在堡垒。当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阶级取得民间社会的领导权，久之，无论在知识上或在道德上，都会形成如葛兰西所谓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革命党想要在知识与道德上领导工人阶级与所有被压迫人民，就必须要竞夺领导权。葛兰西所提出的文化霸权以及强制与认同的辩证关系等概念为史家提供了分析阶级斗争的有用工具。他不认为哲学是超越时空的思维，而是每一时代历史意识的一个面向;他提出，每一个人的概念都是对现实中特殊问题的反应;哲学可引导群众有序思考现实问题，其价值远胜于哲学天才的原创，因那只不过是少数人的资产而已。

匈牙利学者卢卡奇像葛兰西一样，也参与了左派政治活动，唯其原非马派，他早年曾受到新康德主义等唯心哲学的影响，欧战与俄国革命使他的思想激化而加入共产党，改奉马克思主义。1956年，卢卡奇因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而离国，其后他严厉批判斯大林主义、共产国际以及苏联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史观。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很大的贡献。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与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整个过程的一体两面，但卢卡奇认为不能把两者呆板地捏合在一起，他指出：认为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经由危机而转向社会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最主要的史学著作是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自觉》（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论文集，其中不仅回应并澄清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争议，而且反驳了“韦伯主义”（Weberianism）与“实证主义”（empiri-cism）的批评。他虽维护马克思主义，但并不盲从。论文集中最扎实的一篇是《物化与无产阶级的自觉》（“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卢卡奇遂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建者之一。卢氏谓“异化”是由于“物化”之故，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使商品生产主宰社会，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他称之为“商品崇拜”（commodity fetishism）;每一样东西都有价格，即使人际关系也不免商品化，无论农村劳力或都市劳工，都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出售，形成整个社会的“物化”。工资制度奴役劳力，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而异化模糊了剥削的本质。卢卡奇经由分析异化现象，批评资产阶级思想的错误，亦批评超越时空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忽略了哲学应该配合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现代哲学无视资本主义的物质贡献，误以为形而上的思想创造了现代世界。现代哲学至黑格尔而登峰造极，马克思虽受黑格尔的影响，但因对历史动力看法与黑格尔派有分歧而与其分道扬镳;黑格尔强调的“世界精神”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而马克思则强调生产力与阶级斗争。卢卡奇认为，唯有马克思主义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科学方法，因资产阶级讲究史事的局部精确，无法产生涵盖全局的“全史”（total history），也不能克服异化问题。马克思与非马克思史学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对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各方评价不一，有人赞赏，也有人厌恶;苏联官方对其严厉抨击，谴责卢卡奇的政治多于学术。总之，卢氏因能吸收西方主流思潮，不讲教条、不简化学理，更以敏锐的文化感强烈批评现代资本主义，从而赢得西方学界的重视。他对马克思史学的贡献是无法被轻易抹杀的。

四、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出现

“二战”前的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物基本上都是革命家兼史家，战后才出现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史家。客观环境如战争、革命、恐慌、法西斯、反法西斯都影响到战后新一代的马派史家。战后西方学院的氛围对马克思主义并不友善;马派史学之所以在学院中诞生，固然由于学者们勇气可嘉，更因马克思理论系统中自有一套史学理论，难以为学术界所漠视。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历史由人类所造，但并不为人类的意志左右，因为人类不能选择由过去发展而来的历史环境。马派历史著作在整个20世纪持续不断出版，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所以在“二战”后能与法国的“年鉴（Annals）学派”成为并肩的两大西方历史学派。年鉴学派反对旧史学的传记、政治史、叙事史，但马派仍重传记，擅长书写人物，最有名的是多伊彻（Isaac Deutscher，1907-1967），波兰籍马克思主义作家兼政治活动家，“二战”前移居英国，写出有名的三卷本《托洛茨基传》与《斯大林传》。马派史家亦重视叙事，如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就善于叙事。马派史家重视革命史，尤其关注1789年法国大革命，视法国革命为阶级斗争，认为革命非由大人物主导，而是由穷人、农人与群众所主导。六十年来，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书写法国大革命史者名家辈出。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来临之际，有保守派史家重新用传统政治观点予以解释并攻击马派史家的观点，但保守派的攻击亦不能不用到马克思的概念，如生产模式与阶级斗争等等，可见这些概念仍是有效的学术工具。

“二战”后的英国产生了众多著名马派史家。英国的“共产党史家团体”（The Communist PartyHistoriansGroup）成立于1946年，出版了一系列历史著作，马克思主义学者又于1952年创办《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期刊，成为西方马派史家主要的论坛。1956年匈牙利革命后，当地的共产党史家出亡到西方，开始挑战共产国际的正统唯物史观，将古典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作了明显的区割，并聚焦于下层社会的历史，诸如土匪、农夫、工人史的研究。下层史的研究强调：下层史更胜于劳工史，比经济史更具人文内涵，从下层看历史，才能看到一般劳工阶级的文化;从工人阶级的生活经验出发，才能理解经济制度对工人的压迫;只有重视促成历史转变的物质基础，才能通过经济结构真正了解社会史。

“二战”后冷战骤启，意识形态对立益趋严峻，西方马派史家面临着非常不利的客观环境，特别是1956年2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的秘密谈话透露了斯大林统治下的政治迫害，此外还有波兰的动乱、匈牙利的革命等，都对西方马派造成难以言喻的困扰，英国的“共产党史家团”几乎因此而名存实亡。英国共产党本身也遭遇危机，危机的转机是“新左派”（The NewLeft）的诞生。新左派是一群左翼活动分子，在欧美知识潮流中兴起，经常参与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高潮出现在1968年5月，法国发生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新左派也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左派的政治运动，参与者多半是大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目的是要求种族平等，停止军备竞赛，不干预外国事务，以及要求政治、经济、社会与教育的改革等。当时英国当道的辉格党（theWhigs）自由派史学因保守派（the Tory）的攻击而式微，马派史家遂顺势而上，焕发新的学术生命，得与非马派史家共同商榷社会史，共同反对保守派史家以党派利益为主的史观。马派史家也起来挑战当时为资本主义说好话的“克拉彭学派”（Clapham Sch001），此派居然说根本没有工业革命，工业资本的发展也并无不良后果。马派与实证派史家积极回应挑战，经过1980年代的辩论后，最大的成就是促成了社会史的勃兴：史家从下层社会入手，使劳工史研究现代化，对革命史研究也有新的贡献，如注意到革命期间的群众。英国的马派史家在工人运动兴起之际，学术园地与风气较为宽松，更无批判斯大林的顾忌，可以畅所欲言。

训练有素的马派史家中有名望颇高的希尔（John Edward Christopher Hill，1912-2003），他在1965年到1978年间出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院长，专精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影响很大。他称“下层史”为“虫眼之见”（worms eye view）或称“颠倒的历史”（upsidedown history），即从不同的角度看历史。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1972年出版的《颠倒的世界》（TheWorld Upside Down），书中用了许多前人未知的小册子里的激进言论，探讨激进派思想所激发的社會情绪以及革命信仰如何出其不意地产生，类此种种述论皆颇为详尽，具有创意。他与英国保守派、自由派史家都不同调，认为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条必走之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排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这些皆呼应了马克思《资本论》所言。希尔谓：英国在17世纪初还是个三流国家，经过1640—1660年的革命，发生重大的转变后才与世界接轨。他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论不是“决定论”（determinism），而是可由各阶层作不同的整合;1640年代的群众运动足以激化内战，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英国才稳定下来。希尔利用诗人、作家、史家、教士各色人等的材料去了解时代的脉动，书写下层社会史，但并没有忽略上层人物及其思想的重要性。他又谓：热情甚至狂热导致斯图亚特王朝（1603—1714）的中兴;不过，他仍然认为思想的渊源在于经济，并未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于1980年代声望达到巅峰，十年后有翻案派出来批评他，说英国内战是偶发事件，结果微不足道云云，翻案派这般强词挑战，主要抨击其马派论点，未能完全推翻希尔具有学术深度的论证。

英国马派史家中最受重视者应属汤普森（E.P.Thompson，1924—1993），他就读于剑桥大学，“二战”后完成学业。他是共产党员，所以毕业后求教职并不很顺利，只当上里兹（Leeds）大学的讲师。汤氏受斯大林主义的震撼之后创办了《新理性人》期刊（New Reasoner），后来合并为《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提倡人间的正义、道德与权利，组成新左派以伸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socialist humanism）。他成为最有名的英国新左派史家，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成书于1960年代，叙述1790到1830年间英国工人阶级如何产生自觉，以及工人如何应对雇主等议题。第一部分探讨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工人的传统，论及异议（dissent）、暴民统治（mob rule）、大众正义（popular justice）、英国人出生权（Englishmen birthright）等议题。第二部分探讨因工业革命导致工作环境的恶化以及政治、社会与教会的压榨，英国工人从1780到1832年间陷入贫穷困苦，他们发觉自己与另外的人群在利益上有明显的矛盾，遂感受到为工人共同的利益与命运必须一起对抗统治阶级的必要性，从而产生了工人阶级的自觉。至1832年，英国政治已无法再漠视工人阶级的利益。其书的最后部分谈到，工人阶级自有自觉之后，“阶级”不再是理论上的建构，而成为人际关系的现象。汤普森特别提到个人对阶级的贡献，因阶级毕竟由个人所组成。他说：阶级经验多取决于生产关系，后者是天生的，而阶级自觉则出自由文化表述的传统思想、制度及价值系统;如果说经验是决定的，觉悟则不是。自觉或意识需要上层建筑的文化，并不一定受制于生产与生产关系。虽然有人质疑19世纪初是否已有一致的工人阶级意识、工人是否已有明显的政治立场，但汤普森毕竟提出了劳工史研究的新见，有其严谨之处，故其书曾被喻为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史著作。他从庶民（劳工）看历史，同情工人阶级，为被压迫者请命，不但证据相当充分，且有诗般的文字，其作品提高了马派史学的水准。他的社会史研究也有原创意味，将文化在经济语境中表现出来;他绝不讳言重视文化，还指出了穷苦大众与统治者之间的文化冲突;他接纳年鉴学派讲究的语言、文化史、人类学与心态史等概念，习惯与不同学派对话，深化了下层社会史的研究;他受惠于马克思，也可以说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马克思的史学观点，以工人阶级的文化史观补马克思所见全体工业社会之不足。汤普森的马克思史观确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感觉，他在西方成为极有影响力的马派史家，可谓实至名归。

美国虽也有不少左派知识分子，犹太裔中尤多，但以马克思理论著述的史家非常罕见，资产阶级史家才是当道的主流。笔者偶尔发现一位出色而少为人知的美国马派史家詹姆斯·艾伦（James S.Allen，1906—1986）。他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为美国共产党党员，著作颇丰，尤精于美国非裔史。在此且以他所著的美国内战后的“重建史”（Reconstruction）为例说明他的治学特点。艾伦视美国内战为革命运动，将“重建”视为内战的延长——从军事行动转向政治斗争，其目的为稳固北方的胜利战果;艾伦认为，北方原初的计划是要继续用革命手段重建南方，证据为：北方曾有意在战败的南方建立普遍的民主，彻底消除奴隶制度，保障人民的自由，甚至要武装黑奴来达到重建的目标。然而查理·萨穆（Charles Summer，1811—1874）的“民权法案”之遭遇狙杀使革命浪潮衰退，北方逐步向反革命势力投降，于是解放后的黑人完全没有得到民主权利。萨穆氏认为原因在于：反革命势力在重建时期得到半封建农村经济势力的支持，土地问题因之无法解决，故此，民主重建的失败主要是经济因素。原来蓄养黑奴的大庄园虽被解除，资本主义机制下的农田拥有者及自由劳工虽已出现，但半封建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未能对战败的阶级及时专政，使得战败阶级得到喘息的机会，大庄园庄主的经济影响力仍然存在，仍能在政治上施展压力，甚至重新在战败的南方取得实权。同时，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革命的攻击目标从奴隶结构转移到财团结构，导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而与右翼结盟。最终，至1877年，反革命势力与北方达成协议，终于在南方获得胜利。在无数的美国内战史与战后重建史写作中，这是一部很特殊的著作，其特殊之处在于发挥了马克思理论并且言之成理，自成一家。

五、西方马派史家间的一场论辩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于1950年代后期曾有过一场激烈的论辩，由马克思主义结构派挑战“从下层看历史”的一派。马派史家“从下层看历史”，视野扩大到妇女史、性别史、历史社会学及新文化史，但这海纳百川的一派，遭遇到讲究结构的马派史家的批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盛于1950年代，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及社会学家都认为，特定力量形塑了人类社会与行为的结构。结构派强调历史非人所能造，故其反对人文因素，坚持结构的长期发展，也就是说：特定社会的长期发展是在社会生产模式的结构中起起落落。结构派的主要理论家是法国人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他批判“从下层看历史”是一种“人文主义”（humanism），认为人是社会结构里不自觉的因素，没有自由意志。这一点引起反对者的回击，认为他不仅忽略人为因素，而且有“合理化斯大林主义”之嫌疑。马克思显然是要结合“结构”（structure）与“人事”（agency），前者是物质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阿尔都塞却认为：作为人道主义青年的马克思经过了“知识论的突破”（epistemologicalbreak），已经是结构主义派了。所以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人能创造历史，故此，人不是历史的主动力量，而是“结构的承受者”（bearers of structure）。阿尔都塞在1970年代声望颇高，有不少的呼应者。结构派反对使马克思理论沦为史事的实证方法，认为史事是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历史写作不过是产生文本，文本只是代言，所以历史不断要改写。结构派强调抽象理论，贬低人为因素，抹杀史事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历史学者追随阿尔都塞的学说，不顾历史研究的本质，认为历史没有价值，史学甚至不足以成为学科。结构派在历史学界产生影响后，导致汤普森的强力反弹，他于1978年出版《理论的贫困》一书，认为阿尔都塞的说法将历史知识沦为神话，简直是在否定历史知识。汤普森甚至认为阿尔都塞不仅在毒化历史，也在毒化马克思主义。于是出现了社会人道主义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两元对立的现象。

阿尔都塞并非完全无据，他利用马克思的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的比喻，强调下层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指出上下层是固定的、不容改变的、历史结构不是人为的。但汤普森指称：此说无异将历史视为停滞的结构，而非前进的过程，抹杀了人为因素，也拒绝了辩证法。他批评结构主义的僵化好像是为儿童制造的一套机器人玩具。结构派之批评汤普森，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1）过于强调文化与经验;（2）掩盖关键的生产模式;（3）拒绝理论而倾向实证，即所谓“反对理论的文化主义”（anti-theo-retic culturalism）。汤普森的回应是，他并非仅仅重视文化，而是强调文化与生产模式应该并重。其实，汤普森与希尔都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中之重，他们反对的是僵硬的理论与滞呆的语言，认为除科学方法之外，也应讲求带有诗性的见识，以便深入洞悉人生;他们不抛弃说历史故事的艺术，不但无意否定唯物史观，更意欲振兴之，认为分析是科学，文字表现是艺术，结合两者才是美事！

阿尔都塞强调理性与科学，但汤普森认为阿尔都塞有理性而无实证，其理论不免沦为神学。阿尔都塞以为其唯物史观哲学系统是科学的，但斯大林何尝不自认为他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二者都视历史为走向无可改变的必然进程。汤普森认为，历史既非可以实验的自然科学，也非纯粹的逻辑发展，历史有其自身的逻辑，因而会不断出现新的内容与证据，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发展。汤普森一代的马克思史家在西方的大学内占有一席之地，得与资产阶级史家交流与对话，彼此受到影响。古典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院里，作为一种理论总是比较具有吸引力，汤普森名气较大，不无原因。

另一位被汤普森批评的马派史家是多产的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一），他是英国人，在美国执教，也属“新左派评论”（the New Left Review）幕后的要角。他研究英国史颇有一套说法，认为英国自17世纪以來的工业化虽然使经济结构改变，但并未动摇上层建筑，贵族地主权力并没有改变，从中产生了乡村资本主义，到了19、20世纪，资本主义进而成为帝国主义，形成了强大的保守势力，成为“霸权”（hegemony），使无产阶级难以出头，工党也难有作为，以至于左派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信仰者。换言之，英国的资本主义先天不足，导致资产阶级未能完成成长，劳工阶级没有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印象。总之，正是英国发展模式的缺失，导致了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危机。

汤普森批评安德生拘泥于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将贵族地主与乡村资本相混淆。经济基础变了，而上层居然未变，这是唯心主义，而非唯物主义。汤普森对阶级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工人能自己组成阶级，阶级有文化因素，阶级关系是过程，并非停滞不变的，阶级可在特定事件的斗争中形成。汤普森强调阶级组成的主观性（class for itself），但并未忽略客观性（class in itself）。如果说他过度强调主观性，也许因为他觉得主观性——包括文化、认同、经验等——都遭遇到忽视。汤普森与希尔这一代新左派马克思史家反对斯大林主义，倾向拥护古典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文因素，重新肯定人创造历史，但仍然认为文化扎根于物质基础，所以仍然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派史家在内部斗争之余，同时受到西方史学界各路人马包括实证派、历史社会学派、后现代主义派的抨击。这些流派指责马派“无法排除意识形态的包袱”，“扭曲史实以支撑其说”，是“经济约化论”和“历史决定论”。但是这些责难，按马派法国史家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1933-2018）所说，不过是“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庸俗批评”（vulgar criticism of vulgar Marxism）。伏维尔的意思是说：批评者的批评固然很庸俗，被批评的马克思主义亦非原汁原味，也很庸俗——他应该指的是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其粗暴干预历史写作使马克思主义史学严重政治化的做法。战后苏联又将其体制传人东欧，并误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英国马派史家虽然公开反对苏联的独裁体制与恐怖统治，与之划清界限，但仍受到西方主流史家的批判，后者不仅反对斯大林主义，也不赞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斯大林主义来打击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于1970代后期出现危机，当时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方兴未艾，引人人胜，而马克思主义未能及时在理论上提出新的知识论，同时马派内部的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辩论既无结果也无共识，结构主义甚至沦为后现代主义。整个政治氛围也甚为不利：美、苏在1980年代冷战期间意识形态斗争激烈，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与英国女首相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1925—2013）领导着西方世界，使政治保守势力大盛，工人阶级的实力遭遇挫折。从1989年到1991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天以及苏联的解体对西方马派也有着深刻的负面影响。美国女史家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1922—2019）在此背景下提出意识形态下的历史书写问题，她怀疑马派史家在政治压力下缺乏道德勇气，所以，她不认为马派是严肃的学者，因他们受制于马克思意识与共产党政策;她更指出，1956年匈牙利革命是英国马派的转捩点，使欧洲最受敬重的期刊之一《过去与现在》的编者退党，虽然刊物仍维持历史唯物主义。希梅尔法布强调：马克思史学背负“意识形态的负担”（the burden of ideology），使学术难以摆脱政治的纠缠;就连马派著名史家霍布斯鲍姆都有因这种纠缠而被孤立的感觉，史学领域出现的强大的“反马正统论”（anti—Marxistorthodoxies）使得马派备受压力，有人甚至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

对苏联的解体，西方马派没有回应，这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更被边缘化。其实，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挑战，整个西方史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面对后现代风潮的冲击。由马派史学带起的劳工史与社会史在1990年代也因后现代风潮而产生了危机，后现代主义中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都敌视马克思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者投向后现代主义阵营，例如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与德里达（Michel Derrida，1930—2004）都曾经是共产党员。后现代论者利用1989年苏联的瓦解，提出社会史已无正当性，将马克思主义再度等同于斯大林主义，诋毁其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甚至将社会史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于是出现因反马克思而反社会史的现象。后现代主义转向语言、象征、符号，使史学研究日趋碎片化，取代了从下层看历史的风尚。后现代派主张脱离全史，彻底否定历史的科学性，德里达创造了signification这一新词，意为“创造意义”（theact of creating meanings），而意义极有弹性，因语言有无穷尽解释的可能性，文本成为一切，结构成为方法，没有“叙述”（narrative），只有“话语”（discourse）。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根本是唯心史观。马派势必要与之抗衡，遂揭露后现代理论乃是有违理性的尼采主义，无论语言、文本、话语都是“反基础论者”（anti—foundationalists）。马派史家并未忽略语言，也讲求字句取用、字义轻重、语境解释。不过唯心派认为：即使是历史语言也不过是一系列“不相连接的语言典范”，而非社会关系中人间互动具体的表述。马派坚决反对知识上的相对主义，强调客观思维与行动，马克思明言“理论与实际的结合”（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怀疑可以促进学术，但不能如后现代主义般无限上纲。历史知识即使是暂时的，但持续研究必可增加新知。后现代主义讥笑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恐龙”，但马派指出：后现代的语言决定论又何异于他们所谴责的经济决定论？马派也批评后现代的“语言形式主义”（linguistic formalism），难以苟同对历史作非理性的看法。后现代史观无异于“历史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误认为史家无法重建确切的过去，只能代言，而代言又无准则，所以是相对的。后现代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将马派主张的全体论比作“集权论”，后现代理论欲解除史家解释历史的责任，但难掩其理论的硬伤，而马派批评资本主义导致广大人民的贫穷，反而呈现出开阔而切中实际的面向，也有与其他学派相呼应的弹性，见到浴火重生的契机，从而赢得西方主流学界的敬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Sir John Hicks，1904—1989）在他《经济史理论》书中说，凡是对历史有兴趣者都会用到马克思的概念与词汇。年鉴学派主将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的名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卷本一再提到马克思。马派史家深耕“下层社会史”（History from below），诸如英国马派史家鲁德（George Rud6，1910—1993）的《法國大革命中的群众》、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史》，以及希尔的《颠倒的世界》（The World Turn UpsideDown），都对当代社会与经济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对女权史与黑权史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其后出现如美国社会学家杜波依斯（W.E.B.Du Bois，1868—1963）的《美国的黑人重建》与英国社会学家罗博瑟姆（Sheila Rowbotham，1943一）女士的《隐没的历史：三百年女权奋斗史》等书，逐渐形成风气。

西方马派史学转向文化史与微观史也有迹象可寻，其研究涉及文明起源、农业发展、阶级社会的兴起、工人语言等议题。前述马派史家沃维尔（Michel Vovelle）也是闻名西方的心态史家，在其名著《意识形态与心态》中，他明言心态史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可进行有效的对话，并指出1932年出版的马派史家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1874—1959）的专著《一七八九年的大恐慌》，深入研究由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动乱与恐慌，描述乡间神经紧绷、社会几乎崩溃的实况，叙事巨细靡遗，成为精彩的大恐慌心态史，有助于深层理解整个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古往今来其他诸多的革命运动。勒费弗尔堪称20世纪最有成就的社会史家之一，他以研究法国大革命与农民生活闻名于世，其下层社会史后来为英国的马派史家所普遍引用。

霍布斯鲍姆评估西方马克思史学如下：马克思在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今大于昔，即其反对者亦认知到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重要性，多数西方史家都从学习马克思开始，虽未必以马克思作终结。德国的维勒也不是马派，但他的五卷本《十八到二十世纪德国社会史》也用到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对现当代史学的重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六、结语

回顾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有着持续不断的影响，一直使西方主流史学感到威胁;马派对主流派的批评多有所回应，也能面对后现代史学的挑战，依然是史学的一大宗派。马克思的历史观出自对于人类的强烈关怀，他早年就感受到历史是“人性化”的过程，强调人与人相处应该有尊严、自由、庄重与理性。然而他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Paris Manuscript）中就注意到生活在没有心肝的“政治禽兽王国”（the political animal kingdom）中的被奴役的阶级;他说禽兽也能“生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仅是具有自觉意识;他意识到人性化的过程就是要解放所有被奴役的无产阶级人民，谓“解放德国人就是解放全人类”（the emancipation of the German is theemancipation of man）。解放，必须经过阶级斗争的革命过程，终点则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到达终点之后，社会发展不再需要政治革命，也就是人道主义的完成，所以历史是人真正成为人的过程，最后人类自我完成，到达理想的终点站。他的早年手稿已提出自古至今以及人类未来的全景，甚具吸引力。诚如出身哈佛大学的犹裔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曼德尔·鲍勃（MandellM.Bober，1891—1966）所说：“若将马恩评价为无心的狂热主义者，是对他们两人的生平以及努力目标的误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密尔（Charles Wright Mill，1916—1962）虽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与阶级斗争理论颇有微词，但认为马克思是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家”（humanist thinker）。密尔认为“若不掌握马克思的思想，就不可能成为有素养的社会学家”。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仍然引起批评与误会。许多背离马恩原意的诠释——特别是在冷战期间，出于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不免将斯大林主义等同马克思主义，用严苛的集权主义来掩盖人道主义。西方的马派史家因而试图摆脱斯大林主义，排除目的论的过度乐观，不再认为没有斗争、没有阶级的乌托邦世界即可到来，于是，回归到马克思实实在在的人道主义乃成为大势所趋。不过，马派史家在西方大环境下也不得不有所适应。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学院后，不免成为建制派的一部分，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建制，但建制派多少会受到影响，例如警觉到从下层看历史流于碎片化的弊端，也有马派史家出于对改变政治现实的悲观，抛弃了工人阶级能自我解放的可能性。同时，近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产生新的重大建树，这遂引起“马克思史学是否已在西方式微”的疑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后现代风潮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主流史学同样受到严厉的质疑与挑战，但当风潮过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屹立不摇，不仅能够提供良好的史识，且能够关照到历史的整体发展，足可与新韦伯主义、实证主义相抗衡。无论如何，马克思史观重视历史之变迁，探究人性及社会生产的演化，对史学方法应大有启发。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仍在弊端丛生中蔓延，批评者并不少，但马克思仍是对资本主义最深刻的批评者，马派史家自能在欧美历史学界立于不败之地。

马克思对世界史有规划，他规划的是全体人类历史的进程，此一进程具有一定的法则，法则的有效性则有赖于实证的完备。马克思及其学派所依据的主要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与资源，恩格斯虽有所补充，但仍有踵事增华的余地，如“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并不完善，对于原始社会的论断也不符合现代人类学的研究。西方马派史家有意致力于马恩未竞之业，欲更上层楼，因为马克思本人不曾说过他的学说不可修改，所以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研究更加趋向多元化。有愈来愈多的马派史家从事具体史事的论述而少讲宏观的理论，但他们也有共识，认为历史不是自然科学，不可能定于一尊。同时马克思史学已经成为西方史学重要的一部分，其理论确也有助于理解人类从何而来，與其他学派足以攻错，影响了西方的主流史学，职是之故，今之欧美历史学界往往不论学派，只注重个别著作的程度高下，尽量不作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论辩。

距马克思墓木之拱已有一百三十余年，他的身体早已物化，但他的思想并未过时，即使敌视他的人也不得不接受他的许多观点。2008年的世界经济大崩盘，证明了许多经济学家的理论是错误的，而马克思的观点是对的。经过时间的考验，马克思史学应有其永恒的价值。西方一些汉学家曾批评说，刻意将中国史去适应马克思五阶段说，是“一种新的中国缠足”（a new sort of Chinese foot-binding），原因是：如马克思所说，他的理论乃是建立对当代西方社会的研究上的。他把出自西方的理论，视为涵盖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人类历史，此乃彼时西方社会的风气，并非马克思真认为他的学说可以不论时地，涵盖所有的人类社会。马克思与恩格斯既有意于考查整个世界从原始社会到终极的无阶级社会出现的全景，则东方经验断不可少，中国史家大可以根据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经验，完成“马克思的未竞之业”（Try to do what Marx himself did not yet do）。譬如说，马克思认为农民革命在欧洲不重要，但在中国却是由农民革命完成了解放无产阶级的任务。然而农民革命是如何以物质基础来推进的？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东方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百余年来一直在完善中，国内有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者是否应思考，站在马、恩等巨人的肩上，如何才能看得更高、见得更远？凡是能使马克思史学理论更加增益完善者，都应被视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真正后昆。

[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