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牧师”是怎样促成国共合作的

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但在一个特殊的岁月里，共产党队伍中，却有一位基督教牧师，入党后仍以牧师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就是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所说的“王牧师”，此人真名叫董健吾。董健吾是自“四一二”政变后，沟通国共双方之间联系的一个使者，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宋庆龄称赞他“益国匪浅”。

1935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蒋介石为国内外形势所迫，不得不设法开通与中共直接对话的渠道，并把这一秘密使命托付给妻舅宋子文，命他多方寻找共产党，以便早日进行国共谈判。宋子文向来与中共无涉，接受这一重大使命后，他就找到二姐宋庆龄。她认真考虑了一下，笑着对宋子文说：“你的同学可担此任。”“哪个同学？”“董健吾牧师。”宋子文立即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最好的人选。

对宋庆龄委以此等重任，董健吾感到非常荣幸，一口答应了下来。为确保董健吾的人身安全，宋庆龄决定为他搞一张“护身符”——财政部的委任状，并对他说：“这份委任状可以做你的护身符。到西安后，如果实在有困难，可以找张学良帮助。”并郑重地交给他一封信件，要他到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周恩来。

董健吾将密信缝在贴身的棉背心里，携带着简单的行装，匆匆上路。因有财政部的委任状护身，董健吾1936年1月中旬顺利到达西安。当时，陕北苏区还处在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之中，即使是山间小道，也都设了哨卡，他被滞留在西安40多天。

董健吾重任在身，只好铤而走险，拿着来自宋庆龄的“护身符”，以财政部特派员的身份谒见张学良。见面后，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兼以布道牧师的全副辩才，镇定而从容地将天下大势从国内讲到国外，从国民政府的抗战义务讲到共产党、红军的抗战诚意。张学良喜出望外，当即表示：“我张学良爱国之心未泯，只要为了抗日，有求必应。”

虽说董健吾带着宋庆龄的密信，又有财政部特派员的委任状，但张学良仍非常谨慎地用密电向南京方面询问此事。结果，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政府派出的特使，负有前往中共中央进行联系的使命。张学良又用电台与瓦窑堡联系，那里的回电也表明，中共中央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此人前往瓦窑堡。这位牧师居然在南京和瓦窑堡两方面都得到认可，张学良不能不对他另眼相看，遂派飞机送董健吾到肤施（即延安），再由东北军派一骑兵连护送董健吾过境。几经辗转跋涉，董健吾一行于2月27日安全到达瓦窑堡。

在瓦窑堡，他们受到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张云逸等领导的迎接。当时，毛泽东与彭德怀等正率红军渡过黄河东征，驻扎在山西石楼。董健吾将宋庆龄的密信和张学良的信亲手交给秦邦宪，要求转呈毛泽东，并详细汇报了张学良的情况，转达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意愿。当天，秦邦宪即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等，报告了董健吾之行。

3月4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彭德怀联名回电，提出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和必要的改革。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國民党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为日后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3月中旬，董健吾回沪当天就前往宋庆龄府邸。此时，宋子文、孔祥熙等都已在宋府等候消息。宋庆龄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复信。

反张国焘分裂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张浩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此时，二、四方面军仍在长征途中，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而党组织内部的“左”倾路线也亟待肃清，这一切都需要共产国际的支持。正在这时，11月中旬，一个自称“张浩”的黑瘦汉子找到了定边县党组织，要求面见党中央领导。他原名林育英，是共产国际派来与中共中央联络的特使。

原来，在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中断了。在此期间，1935年7月，共产国际历史性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作出了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根据会议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为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以及建立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共产国际决定派张浩回国。

此行使命重大，需要较高威望和知名度的优秀党员，此行秘密而艰辛，需要对党无限忠诚、意志特别坚定的同志。张浩是中共党内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都熟识，堪当此任。

为了防止暴露党的秘密，此行不能携带一字一纸。张浩用半个月的时间，将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八一宣言》内容以及枯燥单调的密码本内容反复背诵，铭记脑海。

1935年9月，张浩从莫斯科出发，先至外蒙古，然后从外蒙古步行回国，一路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穿越茫茫沙漠，最终到达陕西定边县。接着，张浩被接到了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与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相见。

张浩就像及时雨，他的到来使中国共产党了解到最新的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他为纠正“左”倾错误、制止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出了卓越贡献。张浩正是以他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对张国焘采取了有理有节，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斗争和争取方式，最终配合中央促使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

邓小平直接指导了“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邓小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为全会从思想根本上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克服“左”的指导思想，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新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次全会标志着他实际上成为了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历时5天。此前，邓小平领导的思想准备工作早已开始进行了。12月13日下午4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对这个讲话非常重视，在10月份出访日本之前，他就找有关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让他们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起草一个初稿。这个初稿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就写了出来。但会议进展很快，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会上又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需要及时地作出回答。邓小平根据会上提出的新问题和国内外的反映，自己用铅笔写了一个约500字的提纲，然后于12月2日找有关同志去谈想法。这个提纲共7个部分：1.解放思想，开动机器;2.发扬民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4.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5.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6.加强责任制，搞几定;7.新的问题。

12月5日，他又找起草者谈文稿的修改，讲了4个问题：1.解放思想;2.发扬民主;3.向前看;4.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先后两次谈话，明确了讲话稿的写法和内容，确定了基本框架。

12月9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起草者，逐字逐句地进行审阅修改，又谈了很多重要的意见，文稿的内容基本确定。后来，他又几次约见起草者，谈了一些修改意见，最后作了一些修改和润色加工。从讲话稿的起草过程来看，这个讲话完全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根据他的思想写成的。其中许多重要的话，都是他本人的原话。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不仅提出并回答了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关注的事涉历史转折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为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总结，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指导思想，因而它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的主旨和一系列重要观点，为全会所接受并被写入全会公报，成为指导全面拨乱反正和制定改革开放新政策的总的指导方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五大报告将这个讲话誉之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综合《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