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超，郭聪颖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左传》中早有古训：“服之不衷，身之灾也。”①杜预《：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18页。中国古代对穿衣着冠有较为严格的规范，既有礼仪的约定俗成，又有制度的明文规定。由于儒家对名实一致的要求，中国古代很早就将社会分工和服饰打扮联系在了一起，每种特定的服饰也就带有了相应社会分工及社会角色的文化特征。狂士裸袒、隐士衣葛、僧侣缁衣、方士轻巾褐履，当现实生活中无法跻身其中却想要表达自己对某一类社会角色的认可和追慕时，以装束上的模拟来贴近亦不失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唐代严苛的服色制度②“上元元年（674）八月又制：一品已下带手巾、算袋，仍佩刀子、砺石，武官欲带者听之。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庶人并铜铁带。”见刘昫《：旧唐书》（第45卷），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52页。使服饰的样式、色彩和质地不仅是个人审美选择的结果，更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此外，个体的服饰选择与自我形象认知有关，自我对服饰的书写与写真画像亦有区别，它不是纤毫毕现的临摹拓影，而是一个“凝视—选择—塑造”的独特过程。凝视（gaze），即“携带着权力运作和欲望纠结以及身份意识的观看方法”③朱晓兰《：凝视理论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3页。，由于最终的呈现方式是诗歌的书写和情感的表达，服饰的描写成为了作者诗中之意的承载方式之一，这就使得诗人书写自身服饰时不能仅仅通过“看”自身的服饰穿着，然后对自己所观察到的“光、色彩和形状”④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没有任何潜在动机”地加以复现，还要对自身服饰穿戴以及个人状态进行探查和控制，然后有选择、变异甚至虚构地塑造呈现。正如丹尼·卡瓦拉罗所言，凝视有关的问题是“视觉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社会身份形成过程中的观看力学”④。在凝视的过程中，诗人既是在“看”自己的服饰和面貌，更是在控制和挑选（有时则是在虚构）与自己此时身份认同相吻合的形象加以呈现，这也就构成了由文本的“读”到诗人的“作”之间一条通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作品中诗人不同时期、不同心境之下对自身服饰的选择和形象的塑造来探究诗人其时其地对自身身份认同和生存状态的理解。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服饰书写的研究尚显寂寥，仅见吴琦对晚明乡宦群体文化装扮的研究⑤吴琦，马俊《：野服躬耕：晚明乡宦的文化装扮与仕隐并存》，《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36-144页。。个体文人服饰书写背后的文化意义和自我形象建构具有较大探讨空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尤其关注自己的服饰，反复吟咏，意涵丰富，本文以此为个案进行初步探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白居易对自我的特殊关注

与作为“仙”存在的李白和作为“圣”存在的杜甫不同，白居易身上体现更多的是中唐士人所特有的现世精神，即作为世俗的“人”的存在，这种被谢思炜先生总结为“禅宗思想的个人主义特征”①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2页。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发现、关注并且重视自我，这也许就导致了其对自身的服饰形象描摹异乎寻常的热情。清代赵翼就曾在《瓯北诗话》中论及白香山将所着官服入诗的现象：“香山诗不惟记俸，兼记品服…可抵《舆服志》也”②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2册），富寿荪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94页。。通览诗人全集，作品中的服饰形象远不止官服一类。笔者参考《旧唐书·舆服志》③刘昫《：旧唐书》（卷45），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29-1960页。以及《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④周汛，高春明编著《：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中对中唐服饰类名物词的界定，以配饰类（簪、带、玉、绂、绶）、穿着类（绫、丝、绢、纩、纱、绵、布、裘、衣、袍）、冠帽类（巾）为关键词分别对《白居易诗集校注》中所收录的白居易诗歌进行检索，并对诗歌中描写服饰的穿着对象进行甄别，得到含有白居易对自身服饰描写的诗歌153首，与白居易交游甚密、经历近似的元稹和刘禹锡的作品中却很少有此方面的服饰描写⑤含配饰类关键词诗歌中刘禹锡仅一首《训乐天咏老见示》：“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为描写自身服饰，元稹则有《自责》《酒醒》《春分投简阳明洞天作》三首。。

白居易明确涉及自身服饰描写的153首诗歌历时46年，贯穿了诗人自公元800年进士及第到846年逝世的人生历程。根据服饰的类型及穿着场合进行分类（见表1），可分为三类：1.官服形象：描写服饰主要为与官职品级直接相关的官服、政治配饰、祭祀服，以及部分表达作者身居高位的内心反应的华美服饰；2.野服⑥“野服”即“渔隐志士在野闲居之服，有别于等级森严的礼服。”周汛，高春明编著：《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另外，区别于一般的常服，“野服”多与释道归隐思想倾向有意义上的连结，如明代张丑就曾论及：“野服之制，始于逸民者流，大都脱去利名枷锁，开清高门户之所为，自非缮性玄漠、抱度弘虚勿能也。”张丑《：野服考》，黄宾虹编，上海：神州国光社1947年版，第147页。形象：描写服饰主要为隐士服装和佛道装束；3.常服形象：描写服饰为诗人家居所着便服。

表1 白居易服饰书写诗歌分类

“‘自我形象’（self image），简而言之，即人如何看自己，如何定位自己。”⑦衣若芬《：自我的凝视:白居易的写真诗与对镜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51-57页。官、野、常三种自我服饰描写涵盖了白居易对仕宦为官、佛道隐居以及日常起居三种生活维度中的自身形象的凝视与塑造，诗中所着不同服饰的“白居易”体现出各异的精神面貌，反映了作者对自身不同社会角色的体悟与取舍。同时，考索诗歌写作时间，亦能发现历时先后，随着诗人生活经历的增加其对同一类服饰形象的认识前后有所变动。以下对三种服饰形象背后的“凝视—选择—塑造”过程进行分析：

二、“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已看失”：白居易官服形象与仕的追寻

将白居易涉及官服形象建构的74首诗歌的创作频率与白居易仕宦年谱综合比较可以发现，白居易官服形象诗歌创作频率较高的年份基本都是其官职上有较大调动的时候，如803年初授官第一次作官服形象诗歌，821年复用后连续两年作四首，833年再以病免河南尹作五首。作品中有抒发初次“着绯”的喜悦，亦有表达尸位素餐的愧疚，还有书写年老位卑的苦闷，可以说诗歌中所塑造的一个个“白居易”形象都是其个人对于时下所任官职及变动所作出的反应，即书写的皆为作者对于“仕”的焦虑与省视。从具体作品可见，历处不同时期与不同心境状态，白居易对这种焦虑的体悟和反馈不仅是复杂多元的，甚至存在着相互抵牾和矛盾，而纵览这些矛盾的呈现和消解也就给了我们机会去拼合出白居易的生存哲学和仕宦心态的动态变换，以下就将这一过程简略划分为三个阶段忝加论述。

（一）青衫映白鬓的焦虑

身着官服的白居易感叹最多的就是年岁渐长而官职卑微。其中仅有小部分是为表达初入仕途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而描绘的“尘土走吏”形象，如“惆怅青袍袖，芸香无半残”（卷九，766页）①白居易：《白居易诗集校注》，谢思炜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766页。（以下所引白居易诗歌均出此书，为免繁缛，仅随文标注卷数和页码不再另做脚注。）、“可怜趋走吏，尘土满青袍”（卷九，723页）；更多的则是描绘衰病交加心力交瘁的“老宦”形象，如“蹇步垂朱绶，华缨映白须”（卷二十，1599页）、“簪缨假合虚名在，筋力销磨实事空”（卷二十五，2006页）、“金带缒腰衫委地，年年衰瘦不胜衣”（卷三十五2658页）、“病对词头惭彩笔，老看镜面媿华簪”（卷十九，1540页）、“自笑形骸纡组绶，将何言语掌丝纶。君恩壮健犹难报，况被年年老逼身”（卷十九，1520页）。诗人在描摹自己所着官服的形象时如此痴迷于凝视和塑造自身老病衰弱的精神面貌，以至于此类形象诗歌占了全部官服形象诗歌的半数之多。

但正如前论，这种在创作中的凝视并非镜像的反映而是有重点地塑造，这就使得诗歌中呈现出来的形象逻辑上颇有龃龉。例如写下诗句“秋霜似鬓年空长，春草如袍位尚卑”（卷十三，1007页）时，作者时年32岁，“秋霜似鬓”言之实属过早。写下“半故青衫半白头，雪风吹面上江楼”（卷十五，1235页）时也仅44岁。还有公元818年，被贬江州的白居易在崔群的帮助下量移忠州刺史，得以假绯②唐制，五品至四品官，绯衣，银鱼袋。而刺史之散官未至五品者得假绯。复用时写下“银章暂假为专城，贺客来多懒起迎。似挂绯衫衣架上，朽株枯竹有何荣”（卷十七，1414页）的诗句表示自己已经47岁，被起用的意义不大了。但到了公元825年，得知年届50的弟弟白行简迁为主客郎中，时年54岁的白居易却专门写了一首《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寄之》（卷二十四，1889页）庆祝，句中颇以兄弟二人俱于50岁得以重用引以为傲，“吾年五十加朝散，尔亦今年赐服章。齿发恰同知命岁，官衔俱是客曹郎”，并着重以“大抵着绯宜老大，莫嫌秋鬓数茎霜”句作结，表示得以重用虽老而不晚。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宽慰弟弟的话，此前于公元809年38岁刚刚入仕不久的诗人亦曾在《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卷十二，909页）中表明：“君不见买臣衣锦还故乡，五十身荣未为晚”。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苦老”更多的是一种托词，为的是表现出“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掩盖其壮年激进的民本主义主张之下已有淡薄宦情的萌芽。这种萌芽在历经被贬江州和宪宗暴卒后更是逐渐壮大，在作品中就表现为一面哀苦着时下的衰老，另一面又对壮年时沉沦下僚心有戚戚。如47岁任忠州刺史时有句“年颜盛壮名未成，官职欲高身已老”（卷二十一，1680页），54岁自请任苏州刺史时亦有“一抛学士笔，三佩使君符。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金衔嘶五马，钿带舞双姝。不得当年有，犹胜到老无”（卷二十四，1891页），公元826年以眼病肺伤罢官时更直言“鬓发已斑白，衣绶方朱紫。穷贱当壮年，富荣临暮齿”“彼来此须去，品物之常理”“悲哉可奈何，举世皆如此”（卷二十一，1695页）等。究其本质，在“青衫映老鬓”的服饰描写之下作者表达的是对于生理状态、政治地位以及时代局势彼此之间不逢其时的不满。于此，公元835年，64岁的诗人所写下这首《短歌行》（卷二十九，2292页）可见为这种不甘与微词的总结：

短歌行二首二

世人求富贵，多为身嗜欲。盛衰不自由，得失常相逐。问君少年日，苦学将干禄。

负笈尘中游，抱书雪前宿。布衾不周体，藜茄纔充腹。三十登宦途，五十被朝服。

奴温已挟纩，马肥初食粟。未敢议欢游，尚为名检束。耳目聋暗后，堂上调丝竹。

牙齿缺落时，盘中堆酒肉。彼来此已去，外余中不足。少壮与荣华，相避如寒燠。

青云去地远，白日终天速。从古无奈何，短歌听一曲。

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与宰相李训、舒元舆等谋诛宦官，事败李训等被杀、文宗被软禁，史称“甘露之变”，这也是唐代自上而下解决宦官乱政问题的最后一次尝试。而这时的白居易因辞疾东都幸免于难，由煖沃安然的现实追忆苦学干禄的少年日，诗人对“少壮与荣华”的叹息又何尝不带有对少壮时代的追忆。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许多不能宣之于口的话，诗人也只能自嘲以“只缘荣贵极，翻使感伤多”（卷三十四，2571 页）。

（二）薜衣换簪组的省视

仅仅发牢骚当然是不够的，“山不就我我就山”，面对时空的不可重置，白居易也在努力寻找自身同时兼具的几种社会形象之间的相对平衡，这在其官服形象塑造中亦有所彰，那就是通过身处不同的环境切换不同的服饰。

有公事则为官，无公事则为隐，心隐而已，又何必名山大川，诗人晚年才将这种“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卷二十二，1765页）的独特隐居方式由“吏隐”中提炼出来，命名为“中隐”。但早在这一名目正式提出①“但是，与‘中人’观同‘中’不同的‘中隐’观，却是直到大和三年五十八岁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时，才在“吏隐”观的基础上真正作出了明确的、理性的总结。”肖伟韬：《白居易生存哲学综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34页。之前，白居易早已是“中隐”思想的实际践行者。在服饰描写中，其先是以简明直接的服饰更易来表示社会角色的切换，如“薜衣换簪组，藜杖代车马”（卷六533页）、“解佩收朝带，抽簪换野巾”（卷三十七，2787页）、“腰间抛组绶，缨上拂尘埃”（卷三十一，2360页）、“解绶收朝佩，褰裳出野船”（卷三十六2752页）等。再通过进一步思考，为不同着装的“白居易”增设不同的时空限定来丰富这种切换的现实可行性，如《访陈二》中句：“晓垂朱绶带，晚着白纶巾。出去为朝客，归来是野人”（卷十九，1565页），以及《拜表回闲游》中论及“玉佩金章紫花绶，纻衫藤带白纶巾。晨兴拜表称朝士，晚出游山作野人”（卷三十一，2406页）。通过“晓”与“晚”“晨兴”与“晚出”“出去”与“归来”“拜表”与“游山”的时空分割，以及“玉佩金章紫花绶”与“纻衫藤带白纶巾”的装束切换，诗人就解决了“朝客”与“野人”的身份分歧。

（三）金章照紫袍的满足

上述两个官服形象描写的典型特征所强调的都是作者对于“官服”中政治理想和政治责任象征意义的接受和消解，但官服并不只意味着理想和责任，更是世俗生活中身份地位与俸禄高低的重要指标。虽然在儒家传统“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要求之下中国古代士大夫向来讳言功利，但白居易似乎对这种故作的清高不以为意，向来不在诗歌中避讳自己对于高官厚禄的向往②“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陈友琴编：《白居易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8页。。尤其是在晚年对朝堂彻底失去信念之后，对于闲职与厚禄的享受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对时事“鸵鸟式”的逃避。

如公元819年由江州司马量移忠州刺史得以假绯所作“假着绯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卷十七，1417页），公元820年庆祝自己自忠州召还长安所作的《初除尚书郎脱刺史绯》：“头白喜抛黄草峡，眼明惊拆紫泥书。便留朱绂还铃阁，却着青袍侍玉除”（卷十八，1480页），封晋阳县男后写下“紫泥丹笔皆经手，赤绂金章尽到身”（卷二十七，2115页），封冯翊县开国侯后更言“勿谓身未贵，金章照紫袍”（卷三十，2331页），如此种种。虽自还朝复用后白居易就再三自请罢官外任分司东都，但可见其本人并不像自己所说的“抖擞垢秽衣，度脱生死轮”（卷十，803页）那样视功名利禄如同粪土。

三、“名籍同逋客，衣装类古贤”：白居易野服形象与隐的追摹

在司为官，在家为常，但除了官服和常服，白居易还有一类极具个人思想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服饰形象，那就是通过塑造穿着野服的自我形象来表达倾心佛老、衣蹈圣贤的精神状态。如上文所云，野服即“渔隐志士在野闲居之服”。《晋书》曾描述隐士张忠“及至长安，坚赐以冠衣，辞曰：‘年朽发落，不堪衣冠，请以野服入觐’。”③房玄龄：《晋书》（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36页。可见至少在晋代，野服形象已与隐士文化发生了意义连结。白居易野服形象的建构也就是利用这种文化上的勾连与象征进行的一种“角色扮演”：“薜荔衣”“萝蕙带”之流当然不可能真的穿在身上，只是对自我形象凝视、虚构并外化为文字的结果，意图通过塑造一种“被褐怀玉”的隐居形象来婉曲地表现无心仕宦、度脱生死的哲学观念。也正是因此，这一类服饰形象也就对我们了解白居易其人、管窥其个人生存哲学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

（一）白衣情结

白居易野服形象建构的一大特征是对白色衣物的格外偏爱：“白衣”“白单衣”“白衣裳”“白纱巾”“白蕉衣”“白布裘”“白纶巾”“白绡巾”“白氎”等，且乐于以黑色的衣帽配饰相对，如“先生乌几舃，居士白衣裳”（卷二十一，1433页）、“裘轻被白氎，靴暖蹋乌毡”（卷三十七，2814页）、“宽裁夹乌帽，厚絮长白裘”（卷三十六，2720页）、“起戴乌纱帽，行披白布裘”（卷三十一，2389页）、“乌帽青毡白氎裘”（卷三十六，2762页）。如此高频的提及并且将其与“乌帽”（即乌纱帽）对仗，显然并非是诗人个人的服饰色彩审美偏好，而有其他寓意。检索《全唐诗》可见，以“白衣”为归隐装束并非白居易所独有，“白衣方外人，高闲溪中鹤”（李群玉）、“白衣居士轻班爵，败衲高僧薄世情”（裴休）、“缁衣诸侯谅称美，白衣尚书何可比”（权得舆）、“白衣居士访，乌帽逸人寻”（李商隐）等等，白色的衣物几近成为在家修行的“居士”“隐士”的标准穿搭。

“白色”在古代多有卑下意，自秦代起，未仕庶人称“白身”，其居住场所为“白屋”，而又由于白色是治丧服饰的取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终也。”①孙希旦：《礼记集解》（卷25），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96页。，故一贯被视为凶兆加以避讳。现代主要将“白衣”释义为没有官职的人，如《唐诗典故辞典》（上）“白衣”条：“古代未人仕者穿白衣，后因以白衣喻指没有官职的人”②范之麟，吴庚舜主编：《全唐诗典故辞典上》，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8页。，对于其文化上与文人归隐的引申释义仅见顾炎武的《日知录》“白衣”条：“白衣者庶人之服，然有以处士而称之者”③顾炎武：《日知录校注》（卷24），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43页。，但未见学人对此问题详加论述。“白衣”这种自微民走吏到隐居之服的表意变化或许糅合了文人雅士自嘲自谦、对纯净质朴的追求和对度脱生死的标榜，渐渐转化为一种文化标识。

（二）模仿与服典

除色彩选择之外，白居易野服形象建构中更为显眼的是其野服形象塑造中对前代文化名人及文学形象的模仿和追慕，如“口吟归去来，头戴漉酒巾”（卷五，498页）、“酿糯岂劳炊范黍，撇篘何假漉陶巾”（卷二十六，2087页）、“立换登山屐，行携漉酒巾”（卷二十三，1808页），其中“漉酒巾”和“登山屐”的装束无疑是对史书记载中陶潜“葛巾漉酒”④“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沈约：《宋书》（卷67），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年版，第2288页。与谢灵运“谢公屐”⑤“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沈约：《宋书》（卷93），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年版，第1775页。形象的模拟。而“颓然环堵客，萝蕙为巾带”（卷六，521页）、“谩献长杨赋，虚抛薜荔衣”（卷二十，1594页）、“野衣裁薜叶，山饭晒松花。兰索纫幽佩，蒲轮驻软车”（卷二十六，2072页），等等，以香草植物为服饰衣带的形象则是对《楚辞》以来“香草美人”的君臣譬喻传统的致敬。

除了对于精神偶像的模拟，白居易野服形象建构中还有的是历代以来已约定俗成的隐居服饰，如“青笻竹仗白纱巾”（卷十六，1302页）、“手把青筇杖，头戴白纶巾”（卷六，587页）中的筇竹杖。筇竹原产四川，因肿节实心适合做手杖又名“扶老竹”，后又因以物比德的传统渐渐衍生成为文人潇洒气节的外化，于后世生成“春袗轻筇”“竹杖芒鞋”两种意象搭配。另外，筇竹杖亦是佛门配饰，《高僧传》就曾记载刘宋时名僧求那跋陀罗曾“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⑥释慧皎：《高僧传》上，朱恒夫等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化解谯王怪梦，可以说兼具体现了文人的审美情趣与作者倾心佛道的思想动态。而“长松树下小溪头，班鹿胎巾白布裘”（卷十六，1312页）中的“鹿胎巾”亦是此理。古代以鹿胎入药，鹿胎巾就是胎鹿的皮做成的头巾。自有汉以来，鹿就因其灵性多被视为仙人坐骑，更被道教视为瑞兽，如汉乐府《长歌行》：“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⑦王青，李敦庆编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民歌集》，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及《相和歌辞·王子乔》：“王子乔，骖架白鹿云中遨”⑧王青，李敦庆编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民歌集》，第60页。等。到了唐代，这种宗教意义的藕连也就被生发成了一种崇道思想彰显的途径，如唐求《赠道者》“披霞戴鹿胎，岁月不能催”，皇甫大夫《判道士黄山隐》“绿绶藏云帔，乌巾换鹿胎”等皆是援例。

真正的躬耕渔樵当然不是仅靠衣着，遁依空门也非以手杖头巾以准，这种服典与模仿不过是自我标榜“名籍同逋客，衣装类古贤”（卷三十七，2814页）的一种表演姿态罢了，是为了塑造，书写下来留待他人“观看”，从而将“他的价值观、品行、一生的成就等等，被观看者交流、评析、重申，并传递给下一代成员”①吴绮，马俊《：野服躬耕：晚明想换的文化装扮与仕隐并存》《，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39页。。一方面，这些“方外之士”“隐客”“半僧”“居士”的服饰选择受了中唐上至帝王下至文人士大夫均醉心释道的时代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以种种装束表现精神上无心仕宦亦不失为全身避害的一个途径。正如诗人于作品中点明“心了事未了，饥寒迫于外。事了心未了，念虑煎于内”（卷三十，2332页），从心不仕就有饥寒之忧，仕宦之心不死就有焦虑之苦，既然正面解决不了问题，不妨就借禅论道，闭上眼睛、抑制欲求，“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卷三，456页），看不到问题就没有问题，是思想渐倾折衷主义的一种圆融与回退。但与此同时，中隐“放弃了对社会的关注，放弃了儒家的入世的积极的一面，剩下的只是儒家思想的消极的一面——明哲保身的庸人意识”②杜学霞《：朝隐、吏隐、中隐——白居易归隐心路历程》《，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30-133页。，一定程度上由积极入仕到吏隐再到中隐的过程，是白居易思想认识上渐趋中庸、圆融日益退步的表现。

四、“披衣腰不带，散发头不巾”：白居易常服形象与中隐的调和

在对社会生活维度的官服形象和文化生活维度上的野服形象塑造过程中，诗人不仅在以个人的身份凝视自我，他也在模拟同僚、敌党、好友等诸多潜在读者的期待视野审视自我，并谨慎地控制诗歌中自我展现的尺度，自然在创作中就会有避讳和美化的春秋笔法。而在世俗生活维度上的常服形象建构，虽然本质上仍是一种角色扮演，但由于利益关涉较少，所以相形之下更为贴近白居易本人的真实形象。

身着常服的白居易，在服饰的季节更换中感知衰老，如“冬裘夏葛相催促，垂老光阴速似飞”（卷三十三，2509页）却不悲悼。以动作的放诞，如“箕踞拥裘坐，半身在日旸”（卷三十，2307页），以服饰的寒陋，如“遣脱破袍劳报暖，催沽美酒敢辞贫”（卷三十一，2410页），借此效法魏晋风流表达倾心释道却不显强意为之。如果说官服形象的建构是社会与自我的矛盾调和、野服形象的建构是对前代精神偶像的模仿与扮演，那么到了常服形象建构，白居易就已在家居服饰中塑造出了属于其自身的服饰形象。这个“白居易”一方面受释道思想浸润，以陋服为知足不辱；另一方面，又因仕隐的两难权衡常在独处时解带脱巾、任性放诞，是其“中人”的自我定位与“中隐”的政治选择的力证。

（一）解带脱巾

常服形象的一大特征是诗人对穿着动作和状态的大量描写，因为穿着常服时一般都是没有社交要求、较为私密的场合，所以作者也就以身心愉悦为服饰装扮的第一要务，常常衣帻不整、解带脱巾地出现在诗句中，如“独此竹窗下，朝回解衣裳”（卷十一，890页）、“当时遗形骸，竟日忘冠带”（卷二十一，1692页）、“脱袜闲濯足，解巾快掻头”（卷三十，2328页）、“移榻向阳坐，拥裘仍解带”（卷三十，2332页），而作者其时的快意不必罗列诗句，从诗题便可见一斑：《闲卧》《咏所乐》《睡觉》《饱食闲坐》《晚起闲行》《自在》《官舍小亭闲望》，等等。

与官服形象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在这些“一是精神修养方面的委顺安内，再就是此之外的衣食粗保、骨肉获全以及山水悦目”③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第324页。的闲适诗中，衰老不仅不值得悲叹，甚至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喜事，如“老眠早觉常残夜，病力先衰不待年。五欲已销诸念息，世间无境可勾牵”（卷二十八，2244页），以及“若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卷三十五，2627页），身体上的衰颓不仅抽离了精力，也消解了诗人的欲念与不平，在“老”的遮蔽里，诗人一方面感受到了类比魏晋名士超然物外、任性放诞的自然美，“袒跣北窗下，葛天之遗民”（卷三十六，2741页），也于精神上获得了一种不受社会、名教甚至自身要求干涉的“消极自由”。

（二）陋服自足

陈寅恪先生曾评价白居易：“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此纯属消极，与佛家之‘忍辱’富有积极之意，如六度之波罗蜜者，大不相侔。”①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37页。白居易的思想受佛道哪家影响尤甚的争议暂且不论，但其对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思想的吸收也外现在其服饰形象建构之中，即竭力表达自身对于粗食陋服的满足。白居易直至公元842年才以71岁的高龄半俸致仕，应不至被迫节衣缩食，衣食寒陋的描写更多是以夸张的手法来表达对现有生活的知足，对比陶渊明的陋服书写（见表2），白居易知足中的“不辱”便愈加显见。

表2 陶渊明与白居易陋服书写对比

同样描写服饰的简陋，陶渊明直陈衣食不足所带来“不适”，不言满足，但自足之意于句中自然流露。而白居易的“知足”则是通过刻意强调对于衣食寒陋的忍耐来表达，“终日”“终年”“充”“聊”“劳”“敢”等字也泄露出了他于陋服中知足的勉强。可以说，白居易的“知足”恰是由其在生活中体悟到的“不足”而建构出来的，如其《咏慵》诗：“有官慵不选，有田慵不农”（卷六，554页），言下之意是“有官应选，有田应农”，但因为自己的“不选”“不农”，故设出“慵”的概念以逃避“不足”所带来的“辱。”《自咏》中“老龟岂羡牺牲饱，蟠木宁争桃李春”（卷二十七，2175页）的感叹亦为佐证。诗人通过“将道德选择完全转化为个体的心理和生理的愉悦问题”②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第323页。，并降低个人定位以及自我要求来解决思想上的矛盾，从而形成了其晚年葆有的精神上相对平衡的状态。

结 语

自相矛盾的官服形象、优孟衣冠的野服形象和放诞自适的常服形象都是真实生活中的白居易其人的一个侧面，究其本质，这些服饰形象之间的不同之处也就体现着诗人身份认知上的焦虑。儒家传统对文人极高的思想道德要求与中唐文人对自我的发现和人生的爱恋相龃龉，社会对贤君直臣的期待也和其时混乱黑暗的政治现实也相矛盾，这就使得身兼多种社会角色的诗人感到“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中隐》），思想上的摇摆外化之下就造成了以不同服饰为标签特征的自我形象的分化和割裂。

由官服形象、野服形象和常服形象在对自身仕与老的冲突、仕与隐冲突、兼济与独善的冲突作出回应的同时，白居易的形象也在由理想向现实的一步步折衷，也是其所代表的“中人”的生活哲学中“除了政治上积极进取和较强的道德责任感之外，还有自私、消极、奴性、可鄙的另一面”③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第338页。的展现，而这一颗由世界向自我缩小的“明哲保身”思想的种子早在白居易仕途顺利的青年时代就已经种下。

清代宋长白于《柳亭诗话》中云：“韩退之多悲，诗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乐天多乐，诗两千八百，言饮酒者九百首。”①陈友琴编：《白居易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6页。韩愈只比白居易大四岁，两人颇有交游，皆曾热心入仕，共同度过了中唐由中兴待发直致摇摇欲坠的转型，又怎么会于个人体悟上有如此之大的龃龉。所谓悲乐之别，不过一个是清醒而外向的悲痛，而另一个是麻痹而内敛的郁闷。醉着乐与醒着苦，奏响的俱是一曲时代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