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中元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人文与教育学院，广东 佛山528225）

醒狮是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弘扬的岭南文化代表之一，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民俗体育项目。作为一种脱胎于北狮、源发于广东佛山并主要传布于粤港澳及海外华人社区的南派狮舞，醒狮于2006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迄今对于醒狮的研究，多聚焦于醒狮文化形态本身，而对醒狮传承者缺乏观照。彭伟文的论文聚焦清至民国年间的醒狮传承者［1］，“填补了佛山醒狮传承者研究的空白，但只关注了清至民国时期佛山醒狮在城镇传承的现象，忽视了乡村醒狮传承事实以及醒狮传承之变迁。”［2］尚未有论著对现实中的醒狮传承者及其整体状况进行探讨。醒狮传承者包括各级代表性传承人以及尚未被认定的传承者，作为醒狮文化的传承主体，维系着醒狮的代际传承与文化传递，是决定醒狮文化存续的关键因素。如高丙中所说：“人是主体，是支配者。所以，我们不仅对主体有浓厚兴趣，而且还要把主体作为审视民俗生活的焦点。”［3］为此，本文以醒狮的发源地、核心传承地——广东佛山为调研区域，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并访谈佛山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等地100 多名醒狮传承者，对其身份趋向和群体特征进行整体描述和概括，为醒狮传承和保护提供现实参照。

一、醒狮传承者的身份趋向

（一）从“文盲”趋向“专业”

在传统社会“重文轻武”理念的支配下，醒狮传承者向来不被重视，其形象及个体价值则被遮蔽、漠视和贬低。如清康熙六十一年刻本《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谱》载：“即如扮春色，舞狮龙，赛花楼，唱鬼戏，此皆无益之费，而且伏藏嗔闹，惹祸招非之事，俱当戒谨。”［4］舞狮曾被士绅认为是“惹祸招非之事”，传承者的地位非常低下。在清代，“这种武馆是一些会舞拳弄棒的人开设的，他们自任教师，学徒是当地的无业游民，因而品流复杂，良莠不齐……最易闯祸闹事的，就是武馆中的舞狮队伍。”［5］究其根源，缺乏受教育机会导致绝大多数醒狮传承者不识字，是名副其实的“文盲”。在知识往往代表“权力”的传统社会，即便他们具备精湛的表演技艺，偏低的文化程度意味着他们缺少存在感和话语权，难以成为受社会认可的群体。1949 年以后，醒狮传承者的文化素质得到逐步提升。笔者所访谈的1949 年以后出生的传承者普遍表示读完了小学，有一部分则接受了中学甚至大专以上教育，摘去了“文盲”的帽子，与以前目不识丁的老一辈传承者相比有了文化提升。而中青年传承者受教育范围、知识获取途径、信息触及面等则有了更大拓展，部分年富力强的醒狮传承者甚至进入专业化发展境地。

自1995 年国际龙狮运动协会在香港注册成立以来，作为南狮代表的醒狮被纳入全国乃至国际范围的舞狮竞技体系。该体系旨在通过构建统一的竞技标准和共同体，跨地域普及南狮竞技运动，因此培养优秀的裁判员、教练员就成为必然的发展需要。裁判员是竞技标准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教练员则要通过指导日常训练将这些规则内化为舞狮人的身体技术，他们在竞技体系中被赋予权威色彩。循此趋势，醒狮传承者主动参与各级竞技赛事，接受、习得新的竞技规则和标准，不断走向专业领域，变身为掌握南狮理论、竞赛规则、裁判标准的专业人士。在资格认证序列中，以由国际龙狮运动协会经考试考核后颁发的国际级龙狮运动裁判员证以及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龙狮运动协会颁发的裁判员证最具权威性。一大批醒狮传承者陆续参加专业培训、考试和考核，获得国家级、国际级裁判员、教练员资格证。如曾任佛山龙狮运动协会会长的陈锦桃、夏志成，现任南海黄飞鸿中联电缆龙狮运动协会会长、副会长黄钦添、黎念忠等，都于21 世纪初获得国际级舞狮裁判员证或教练员证。麦边龙狮团教练张志华于1998 年获国家级舞狮裁判员证之后，在十年内连考四次晋级为国际级舞狮裁判员；醒狮传承人梁光泰在61 岁时获得国家级龙狮裁判证与教练证，是佛山地区年龄最大的考证人。随着高桩南狮、传统醒狮赛事的频密化、规范化，越来越多的醒狮传承者加入考证晋级行列。截至2015 年，仅佛山南海就有40 人获国际级裁判员资格证。这促使传承者不断通过再学习、再培训成为醒狮专业人士，从而有资格担任醒狮教练、赛事裁判，有机会参与制订竞技规则，成为醒狮竞技、表演行业的“领头人”。

在醒狮专业化发展的背景下，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醒狮传承者开始建立醒狮队或龙狮团，开展专业化的醒狮培训，甚至进入就近的中小学设点开班，担任指导教师，这种传承模式对于提高习得者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产生了重要推动力。部分出类拔萃的醒狮传承者通常与队长、教练角色合一，作为专家成为高等院校的专业醒狮教练或教师，成为备受认可的专业精英。他们有能力按规范撰写、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组织或参加各类学术会议、论坛。比如，关润雄曾受国家体委委托参与编制国际舞狮竞赛规则、南狮竞赛规则，1991 年参与辑撰佛山地区首本醒狮资料集《南海醒狮》，1992 年在《武林》杂志发表《桥底采青——醒狮舞法之十三》等系列文章，1996 年编印了汇集南海醒狮代表性套路的资料集《南海雄风——舞狮套路精选》，2005 年撰写论文《新时期传统龙狮运动创新的探索——南海龙狮创品牌的过程》并获首届全国龙狮论文报告会二等奖，由此他被载入《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国民间武术家名典》《中国专家大辞典》等。另，2005 年邓伟杰在《中华武术》发表《盛世舞狮贺升平——漫谈佛山狮艺》；2009 年陈锦良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著作《中国传统南狮与鼓锣钹》；黎念忠不仅受邀在广州“羊城学堂”、文莱南狮基地等主讲醒狮文化，还被北京体育大学、暨南大学、广州体育学院等高校聘为醒狮课程主讲人，2014 年与张荣基合作撰写论文《南狮形神演绎的研究》获得第二届全国龙狮运动科研论文报告会三等奖，2016 年主持编写《佛山传统醒狮竞赛规则、裁判法》，2016 年、2019 年相继与谢小涛、谢中元合作编著《南海醒狮》《南海醒狮的历史、文化与技艺》并公开出版。

新一代的醒狮传承者不再安于老一辈传承者那种自娱自乐式的生存状态，而是借助多元化的学习渠道，在醒狮竞技化发展以及“醒狮进校园”的教学互动中成长为专业型、运动员型的舞狮人。年轻传承者的交际圈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血缘、地缘等关系范围之内，而是主动加入各级龙狮运动协会，积极备考裁判员、教练员证书，实现着由业缘、趣缘、学缘等新型关系联结而成的跨界融合式的交流与合作。

（二）从“边缘”趋向“中心”

醒狮曾被视为引起“械斗”“祸事”的活动，难以登上大雅之堂，传承者更在官方视野与精英叙述之外。但是随着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醒狮的经济、文化价值越来越凸显，并得到政府、媒体、学界等持续关注认可。1999 年佛山醒狮获邀赴北京参加国庆50 周年庆典，在醒狮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可谓醒狮从“边缘”趋向“中心”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传承人梁伟永亲历了这次北京之行，他回忆：“1999 年，106 名队员组成的40头南狮，参加国庆50 周年庆典，那是南狮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梁伟永口述，2017 年7 月15 日上午）这种参与国家级庆典的表演经历，给传承者带来了终身铭记的荣耀和动力。

从竞技体育的职业化、产业化浪潮，文化符号层面的国族象征，到非遗保护运动的持续推进，都突出了醒狮传承者在文化事业建设、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其中，我国推行的非遗保护，是近十多年来提升醒狮传承者社会地位并将他们从“边缘”推向“中心”的主要动力。在自上而下的推力下，佛山一大批狮艺精湛、带徒传艺的传承者被授予各层级醒狮代表性传承人称号。截至2019 年，经佛山市政府批准公布的醒狮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有：禅城区的陈幼民、夏志成、易孝安、何狄强、梁伟永、陈汝安、朱绍英、梁启钊、庞兆升；南海区的关润雄、黄桂平、黎念忠、张志华、黄钦添、吴向荣、叶仲铭；三水区的刘汉庭；顺德区的梁泰豪。其中，黄钦添获批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关润雄、黄钦添、何狄强分别被列入了第一批、第二批、第五批广东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醒狮历来与武术一体化发展，因此有部分精通醒狮的武术传承者被授予蔡李佛拳、龙形拳、白眉拳、大头佛、南海鼓乐等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黄镇江、梁伟永被批准为第三批、第四批蔡李佛拳项目广东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些专注醒狮的传承人，获得专家认可和政府认定，成为醒狮文化传承的中心人物。

以黄钦添为例，这位原本只是出于兴趣爱好在从事建筑装饰之余舞狮自乐的舞狮人，经过从业余向职业、从舞狮人到掌舵人的转型，于2018 年成为佛山地区唯一的广东醒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008 年他代表佛山在深圳站担任奥运火炬手，2010 年又在佛山站担任亚运火炬手，成为醒狮领域唯一的奥运、亚运火炬手。黄钦添说：“像我这种只是玩醒狮、搞群众体育的，不是专业运动员，能当两次火炬手，以前想都不敢想，人生没有遗憾了！”（黄钦添口述，2015 年8 月18 日下午）2008 年盐步龙狮团总教练张志华的徒弟陆宇鹏是奥运火炬传递伊斯兰堡站唯一一名通过“海选”入围的中国火炬手，也是当年中国十大境外火炬手之一。奥运、亚运火炬手的身份向外界宣示，醒狮传承者再也不是偏安一隅且被边缘化的民间艺人，他们作为技艺精湛的传承者，已是岭南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维系人和代言人。

醒狮是彰显地方文化软实力的一张名片，其传承者得到广泛关注。各类媒体以传播传统文化、引导舆论焦点为目的，对醒狮及其传承者进行了集中宣传。仅广东的《南方日报》就推出了一批以醒狮为主题的深度报道，有代表性的如：《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醒狮》（2009 年4 月23 日）；《传统龙狮的现代化生存》（2009年4 月24 日）；《龙狮文化如何传承与发展？》（2011 年2 月22 日）；《狮王赛红火背后的冷思考》（2013 年10 月11 日）等等。除了老一辈传承者得到聚焦宣传外，青少年舞狮人也被频繁推介，醒狮传承者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都大大提升。

北京体育大学、广州体育学院等院校的研究者也聚焦醒狮，产出了《“南狮”历史文化与发展现状的研究》（2007）、《广东省龙狮运动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2008）、《珠江三角洲地区南狮产业化发展状况研究》（2010）、《南狮运动历史演进及发展趋势研究》（2011）、《南狮发展的口述历史与现状的调查研究》（2012年）、《广东醒狮发展沿革及其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2013）等一批调研成果，传承者也进入研究者的观照视野。借由官方认定、媒体宣传和学术研究，一批传承者渐从民间无名氏变为区域内人所共知的人物，他们作为代表性传承人和媒体焦点，普遍认同醒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和文化身份，并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被塑造为醒狮文化圈的中心。

（三）从“民间”趋向“官方”

传承者的传统活动范围即日常生活，他们参与各类神诞、节庆、习俗等，表演醒狮是酬神、自娱的方式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开始重视民间狮舞，从移风易俗、发掘民族传统体育等角度对其地位进行肯定。20 世纪80 年代以后，醒狮传承者开始主动融入官方性质的醒狮共同体组织，进入政府构造的文化矩阵当中，其主要表现就是以镇、区、市为范围成立了由政府部门批准、由区域传承者组成的龙狮运动协会，并由资深人士担任独立法人或负责人。据统计，自1988 年成立南海区武术龙狮体育协会至今，佛山市内相继成立了16 个市、区、镇级龙狮运动协会，甚至连村一级也成立了龙狮分会，“1993 年，成立了《南海醒狮武术协会盐步桥头分会》和桥头醒狮团，这是南海醒狮武术协会首个分会。”［6］这些醒狮组织虽由民间自发成立，但统一在社会组织管理部门注册、备案并接受年审，也得到体育、文化等政府部门的支持资助，是受到政府支持的独立法人组织。由此，一批传承者从民间“后台”进入官方“前台”，大量的醒狮传承队伍被归属到相应区域内的龙狮运动协会，成为被承认的会员单位。

有的传承者凭借自身努力和声望，进入政府系统担任职务或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如关润雄自小热爱、擅长醒狮，从1982 年进入南海体育局到1987 年获得“南海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仅用了五年时间，先后担任南海体育局副局长、南海体育总会主席等，成为从“民间”走入“官方”的一个典型。现任禅城区龙狮龙舟运动协会会长何狄强于2012 年当选佛山市禅城区人大代表，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借助禅城区龙狮运动协会并在教育部门支持下建立了以荣山中学等学校为代表的龙狮人才培训基地。在其推动下，醒狮已成为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张槎中学的特色教学项目，荣山中学也成为培养醒狮人才的重要基地，为武汉体育学院等院校输送醒狮人才。

基于代表性传承人、龙狮协会负责人等身份优势，资深舞狮人成为高层级的醒狮文化代言人。在佛山，还有不少对醒狮感兴趣甚至擅长醒狮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镇（街道）、村（社区）的醒狮传承中发挥了实质性作用。禅城区张槎莲塘村党支部委员陈锐铭有长时间学习醒狮的经历，他说：“我们村的村主任小时候学过醒狮，我们村的书记之前是跟陈锦桃一起工作的，也经常出去跟我们一起参加比赛，都算是发烧友。不止村里，街道的领导也会玩醒狮，所以他们就支持龙狮事业。”（陈锐铭口述，2017 年11 月6 日下午）可见，从“民间”走向“官方”不仅意味着醒狮传承者的身份转向，更意味着依托于此形成了推动醒狮发展的官、民互动环境生态。

二、醒狮传承者的群体特征

醒狮已进入国家级非遗行列，不仅其层次地位有所提升，其传承人身份也发生了显著变迁。传承者特别是城市里的职业传承者不再是困守于乡村、知识视野匮乏、社会影响低的群体，他们身上显现出共性的群体特征：借力城镇发展，拓宽舞狮之路；熟悉多元传媒，积极营销自我；擅于创新求变，契合消费需求。

（一）借力城镇发展，拓宽醒狮之路

1982 年以来佛山经历了快速城镇化。据统计，“从1982 年到1990 年，佛山全市城市化水平从18.4%增加到34.0%，平均每年提高9.86%；1990 年到2000 年，城市化水平从34.0%增加到75.1%，平均每年增加11.98%。总的来看，到2000 年，佛山市已进入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城市化水平大于70%）。到2006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90%以上。”［7］其中，佛山南海人口的城镇化率增速最快，从1982 年的3%增加至2006 年的71.9%，年均增加率在30%以上，佛山的城镇用地面积也自1970 年代末以来成倍增长。人口与土地的高速城镇化，将佛山推向了城市发展的快车道。如今佛山城镇化率达95%以上，成为珠江三角洲的重要城市之一。

在此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传承者借助城镇化发展的政策红利，脱离原生村落的农耕生活，进入城市核心区域或城乡接合部，创办醒狮团体，参与推动醒狮的市场化、商业化，也慰藉着早已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城市群体的乡愁记忆。佛山中心城区的祖庙博物馆、南海西樵镇的西樵山等旅游景区进驻了专业醒狮团，每天定时表演高桩狮和武术，让部分传承者无后顾之忧地钻研技术、传承狮艺。佛山国家火炬创新创业园、岭南天地(东华里片区)等各类产业园、历史街区也都定期开展醒狮表演。每天全市有难以计数的商家、店铺、工厂和公司等举办开业或周年庆典，无时不在的醒狮表演“市场”构成合力，滋育了大量职业、半职业化的醒狮传承组织和传承者。此外，由政府部门指导或主办、承办的“文化遗产日”活动、各类狮王争霸赛、各级龙狮运动协会举办的舞狮技术培训和研讨会等等，为醒狮传承者提供了成名成功的机会。传承者所面对的不再是封闭、狭隘、局促的乡土生活平台，而是频频有机会在国家、国际化的展演舞台上一展身手。国家、市场的联袂互动，开辟了醒狮产业化发展的空间，大量的传承者可以凭借一技之长，实现赚钱养家、生活小康的目标。

现有中年醒狮传承者几乎没有或者较少具有从事农业耕种的经历，他们在逐渐城市化的乡镇村落起步，从学习醒狮到成为技艺精湛的传承人，成立各类职业化和半职业化狮队，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1948 年出生的佛山人陈幼民从1970 年开始学习醒狮，1982 年成立佛山体育馆武术龙狮团并担任总教练，是最早敢于探索醒狮商业化发展的传承人之一。大沥镇盐步平地人张志华自少跟随父亲学习醒狮，后拜武术、醒狮教练吴仲权为师，先后在盐步的麦边村、邵边村、横江村，大沥的张边村、官窑中美玩具厂，以及东莞、顺德、湛江、电白等地开班培训，1997 年成立盐步平地麦边龙狮团并任总教练，将醒狮传承、竞技和表演打造为一个安身立命的事业。这些醒狮传承者以舞狮为业，既发展了兴趣特长，又谋取了生存资源。

城镇化发展所提供的生活环境和经济收入，让传承者实现了个人价值，也给他们带来了身份、地位和发展机会。传承者还利用“醒狮进校园”之机，进入高校、中小学等传授、展示和传播醒狮文化。有的新生代舞狮人甚至突破自我，或参赛成为新“狮王”，或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广州体育学院等高校深造，或开发自己的商业价值，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

（二）熟悉多元传媒，积极营销自我

当代人处在各类媒介的包围当中，报纸、网站、微博、QQ、微信等媒体传播海量而又多变的信息，深深地介入醒狮传承者的生活。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认为“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8］无处不在的媒介使人跨越时空界限，可以毫无障碍地采集信息、即时交流以及推广形象。醒狮传承者正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媒介无孔不入的社会，他们善于通过多元化媒介进行自我包装和推介。

各类媒介也在挖掘故事、传播乡愁的动力驱使下，与醒狮传承者及其所在的龙狮团体主动接洽。富有传奇色彩的醒狮传习经历满足了媒介“内容为王”的运行诉求，也通过媒介展示实现了传承者的形象传播。此类操作包括：一是通过报纸、杂志、图书等纸媒推介个人或狮队。如，《中华儿女（海外版）》（2003 年第1 期）以《关润雄：传承民族瑰宝的舞狮人》专题介绍了关润雄；以关润雄、黄钦添、何狄强等为代表的佛山醒狮传承人曾被《中国体育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佛山日报》等报道。二是利用电视纪录片、微电影等方式加以宣传展示。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等都以多种形式拍摄报道过醒狮传承人。2012 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中华文化之旅》摄制组拍摄了与佛山比麟堂会长钟道仁等醒狮传承者等有关的纪录片，并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播出；2017 年，CCTV4 中文国际频道播出《体验真功夫》六集，有三集展示佛山醒狮及其传承者，其中第二集展示南海比麟堂醒狮，第五集展示佛山里水民间醒狮，对北沙武馆的醒狮传承人黄新建、黄国建以及醒狮少女黄裕兴等进行了重点介绍，第六集展示黄飞鸿中联电缆武术龙狮团醒狮技艺；2013 年，微电影《南狮梦》在文翰樵山官网“西樵云”主页首映，展示黄飞鸿中联电缆武术龙狮团传承人黎念忠、陈铭权、叶仲铭、何仲钧、何志华等，何志华凭此获得第四届广州国际微电影大赛最佳男主角提名奖；2015 年，由中国体育报业总社出品的纪录片《雄狮有梦》讲述了叶仲铭、卢松心等人的传承故事；2017 年，以佛山武术、醒狮为题材的电影《狮父》反映了醒狮传承故事，对数十位醒狮传承人进行了集中推介。

此外，新生代传承者对于现代传媒的运用尤为熟练，大量的青少年加入醒狮传承行列，他们熟悉互联网、微信等，不仅建立醒狮网站，还广泛通过自媒体推介醒狮文化。笔者所访谈的传承者大多开通微信，借助微信不断扩大“朋友圈”，适时进行自我推介和宣传，同时通过微信扩展、联络醒狮表演业务。

（三）擅于创新求变，契合消费需求

老一辈传承者坚守传统的醒狮技艺和表演方式，而流程复杂、动作重复的传统醒狮偏重于演绎形神形态和文化内涵，往往少被年轻人群体关注，其原因在于创新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年轻人的审美需求。醒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黄钦添曾讲述：“2003 年，我们狮队参加了一个南海的生菜会，现场先表演高桩狮，再演传统醒狮，我印象很深。年轻点的看高桩狮，看到飞桩、漂移那些惊险动作，掌声不断，看传统醒狮的时候，没啥反应。”（黄钦添口述，2015 年8 月18 日下午）可见，醒狮表演及其接受群体都出现分层的现象。

得益于醒狮运动的快速发展，新一代传承者在竞技洗礼和社会交往中，培育了开阔视野、敏锐眼光和创新意识，对醒狮的市场化拓展有着切身体会。他们具备开放包容的表演理念，在醒狮套路、动作、技法创新方面颇具优势，其创新实践也符合年轻人的审美需要。陈锦桃说：“社会在发展变化，我们要变，原来的醒狮是重‘意’，形神方面需要提高，所以我们借鉴北狮艺术，融入狮子、老虎、猫、狗等动物的神态，加入腾跃、翻滚等技巧。”（陈锦桃口述，2016 年7 月2 日下午）这样的理念已被中青年舞狮人所认同、践行。比如，2009 年佛山西樵山举办的第五届世界华人狮王争霸赛首次推出“双狮对打”套路，水上桩狮阵是由黎念忠等传承人创新设计的，水上桩阵不同于地面高桩，其桩阵为双向并行的双桩，器械包括水上铁桩、竹梯铁索、斗狮台等，更复杂的桩阵设计意味着表演难度的增加。到2013 年又增加了“盲狮”，舞狮人在桩上做出望桩、探桩、挂桩、回旋180 度转体等动作时，桩盘里会散发烟雾，使整个桩阵处于迷蒙状态，队员在无法看清桩盘的情况下，需要闯过高悬于水面的铁索阵、断桥阵。传承人的大胆创新，增强了醒狮表演的视觉效应。

除了参加竞技，应需表演是醒狮的存续之道，“能为生活所需并为生活所用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信之力。”［9］年轻的传承者更易理解市场需求，据此加强学习和创新。“80 后”醒狮传承者陈晓东说：“以前用的狮头都很重，当时就想，要是狮头很帅气，就会更受欢迎。我们做了不少创新，首先订制外表时尚帅气的狮头，然后在传统套路基础上调整，增加了表演成分，比如动作幅度更大，耍一些杂技，让整体看起来更潇洒。从醒狮神态到表演动作，时尚了好多，对着观众眨眼睛‘卖萌’都成为亮点。”（陈晓东口述，2017 年4月16 日上午）他们还通过不断外出参赛表演，借鉴吸收异地的表演艺术和技艺，为自主创新积累资源和激发灵感。有的传承者关注各类醒狮文化微信公众号，有的积极购买舞狮文化类图书，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充电。

新一代传承者出生于互联网时代，不局限于追求具有“历史本真性”的醒狮表演。对醒狮传统的相对隔膜，让他们不易受到传统醒狮文化的约束，也不会拘囿于前辈醒狮人所建立的规制，他们可以便利地观摩、学习网上散布的各类新式表演技艺，主动接受乃至创编新的舞狮动作，释放着年轻一代的个人化表演色彩。这种对于醒狮的个人化演绎，并不意味着背离艺术的本真性，而是在对醒狮文化再认识的基础上，突出了艺术表现上的“个体本真性”。这种“个体本真性”是基于个体独特生命体验的、表达个体真实情感的个人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原创性［10］。主动研究醒狮艺术的传承者敢于突破成法，这种创新有助于开发、丰富醒狮的表演形态，使醒狮表演在创造性的演绎中实现与城市生活、市场需求的契合。

三、结语

综上所述，曾被士绅斥责为“惹祸招非之事”的醒狮，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成为世所关注的民俗体育，醒狮传承者的主体性和内动力逐步被激活。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文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国际舞狮竞技的普及以及20 世纪之初非遗保护运动的推进，作为民间“小传统”的民俗体育进一步盛兴。如今，醒狮作为岭南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认可，成为受法律保护的代表性传统文化。醒狮传承者的身份也发生了鲜明变化，从“文盲”“边缘”“民间”走向“专业”“中心”“官方”，被赋予裁判员、教练员、醒狮专家、代表性传承人等身份，在醒狮竞技运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中逐渐发挥主体作用。

不过，在现实生活以及网络世界中，仍然会出现对于醒狮传承者的“污名化”话语，如认为醒狮从业者都是学业成绩差、生活习惯不良的人等等。虽然这些偏见不尽客观也有失理性，相对于文化精英而言，“体育非遗的传承人在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方面并不逊色，但是文化底蕴和语言表达能力影响了项目‘内源’的挖掘和对外资源的利用。”［11］醒狮传承者也是如此，整体上仍存在相应的短板。从传承者发布微信的随性用词、不选择异性舞狮人为配偶、父辈反对儿子舞狮等系列案例来看，传承群体内部的自我认同也存在分化。部分受访者总会在无意间强调自己“不会写，我们没什么文化”，并把受过高等教育的研究者称为“你们有文化”，有意识地区隔出“你们”和“我们”两个阶层。基于此，部分传承者将醒狮表演定位为纯体力劳动，从而要求或希望下一代避免成为另一代“我们”。

这种带有矛盾色彩的自我认同为何仍然延续？按照社会变迁中价值评判的嬗变规律，新生的价值评判会不断挑战旧有的传统价值评判，并取代不符合社会转型潮流的部分价值评判，致使旧有的价值评判体系逐渐瓦解，其社会控制功能被削弱，直到新的价值评判体系完全建立。［12］国家通过实施非遗保护，依靠“硬控制”形式的价值评判提升了醒狮传承者的身份地位，但“软控制”方式的价值评判是以观念形式弥漫于社会层面的，它与自上而下的政策法令等硬控制手段并不同向地产生影响，“等级取决于法令的规定和社会上长期形成的、公认的习惯”［13］。这种习惯作为民间社会的“软控制”载体，其变化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使得社会上对于醒狮传承者的旧有价值评判并未彻底退隐，从根本上影响了传承者的身份认同与行业归属。

醒狮文化和身份的认同，是传承者在自我、他人、社会文化环境等复杂互动中，通过自我观照、他者映射和社会承认而逐渐形成的阶层定位，具有动态性特征。因此，“通过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共同协作，采取各种途径将传承人的价值提升，将是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取得成效的关键。”［14］这需要进一步强化醒狮的法制化保护，承认并依托醒狮传承主体，从尊重传承群体的意愿情感出发，因势利导地强化激活醒狮传承者的主体性、内动力，让他们在传承实践中充分建立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