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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外卖食品安全问题及监管策略探析

2021-02-26李轶芳王梦雅

食品界 2021年2期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外卖农村

李轶芳 王梦雅

摘要:外卖行业在农村地区迅速扩张,具有较强的渗透力,但由于平台质量发展缓慢、配送监管缺失、法律保障不足和监管技术落后等在生产环节和配送环节都暴露出了食品安全问题。针对农村外卖食品安全监管短板,构建以互联网和消费信息为基础的线上监管平台,完善以“食安封签”和外卖定位为载体的配送监管模式,打造以消费者、企业和网络媒体为多元主体的社会监管机制,最终实现以网治网、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的监管格局,为改善农村外卖食品安全监管现状提供方法思路。

关键词:农村;外卖;食品安全监管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陆续兴起,方便快捷的线上点餐方式吸引了大量消费者。一二线城市外卖市场逐渐饱和,外卖行业到农村地区孕育发展,形成了新的消费群体。同时,农村外卖食品安全问题也逐步凸显,无证经营、生产环节卫生不到位、配送环节二次污染等问题频发。与传统餐饮销售模式相比,网络订餐技术含量高、数量发展快、销售隐蔽性强,给政府监管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在提高政府监管技术、落实配送监管措施和推动社会监管参与等方面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帮助农村外卖构建形成安全生产、监管有度的良好局面。

1. 农村外卖食品存在的安全问题

1.1 生产环节产生的食品安全问题

农村餐饮从业人员文化素质低,食品安全意识薄弱,在原材料采购、保存等方面操作不规范。网络订餐模式增加了生产经营的隐蔽性,部分商家逐末忘本,线上广告营销做足了面子,线下却大大缩减成本,生产环节加工场所简陋、卫生环境恶劣,逐渐弱化成“隐蔽的角落”。一些外卖商家利用监管漏洞偷工减料,采用劣质食材、简化加工流程,按照“低成本、高产出”的生产方式获取高额利润。调查发现,外卖餐饮中普遍出现大肠埃希氏菌等微生物污染,严重威胁到消费者的饮食安全。

1.2 配送环节产生的食品安全问题

外卖配送环节增加了二次污染的风险,配送餐中有害微生物检出率较高,食品卫生状况不容乐观。配送过程中非正常开启、混合配送导致交叉污染等现象都会影响食物的安全性。外卖配送的包装盒同样存在有害物质转移的风险,研究显示,塑料包装材料中的增塑剂DEHP具有高迁移毒性,纸质包装材料中的增粘剂进入人体后会对DNA产生破坏。农村外卖商家为了节约成本,普遍使用劣质餐盒,加剧了有害物质转移的风险。

2. 农村外卖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2.1 新兴起步阶段质量发展缓慢

根据CNNIC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民达9.40亿,占全球網民的20%。城乡数字鸿沟持续缩小,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已达52.3%。网络电商发展迅速,2020年上半年销售规模已超过社会销售总额的25%,其中外卖用户达4.09亿,占网民整体的43.5%。外卖市场逐步由城市向基层下沉,农村外卖处于发展初期,以提高交易数和覆盖率为主,忽略了品质打造。餐饮外卖作为农村新兴产业,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追利性,刺激市场主体和社会资源共享这块“大蛋糕”的同时,形成了数量多、质量差的“数质反差”局面。农村外卖行业中的不安全因素复杂,外卖平台在市场探索初期对商家的约束不严格,不能形成有效的治理;外卖商家食品安全素质低,诚信经营意识和自律意识薄弱。农村外卖市场的平台约束力和行业自制力呈现双向制约,出现数量发展快、质量发展弱等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2 外卖配送环节安全监管缺失

外卖食品的流通方式较特殊,消费者通过线上订餐并享受上门配送服务。外卖行业发展初期,以电话订单为主,实行自营配送模式,随着网络平台和物流配送团队的壮大,“美团”“饿了么”等App应运而生,专业的配送团队逐渐占据了市场。但目前农村很多餐饮店仍然采用传统的配送模式,由商家自身承担外卖配送工作。自营配送环节与线上销售环节相脱节,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管,配送时效性和规范性难以保证。以互联网和众包物流为基础的新型配送模式逐渐发展,提升了外卖配送效率,但仍不能解决配送环节监管缺失问题。而且众包物流对配送人员的审核简单,入职门槛低,导致外卖骑手在配送能力和安全意识上存在较大差距。

2.3 外卖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不足

外卖行业的入驻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活力,但有关法律在食品安全的保障方面仍显不足。截至2020年第二季度,“美团”“饿了么”已包揽近95%的外卖市场份额;2019年外卖交易数量较2015年呈4.5倍增长。农村外卖市场广阔,“百度外卖”“淘点点”等App不断跻身外卖行业,形成逐底竞争的局面。外卖平台通过吸引商家入驻增加平台销售的多样性,追求数量的背后引发了质量问题,导致许多无实体店、无营业执照的“幽灵商家”出现。《食品安全法》中赋予外卖平台的监管责任没有得到重视,商家注册门槛低,资质审核不严格,导致外卖市场鱼龙混杂,食品安全环境混乱。《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在实践中暴露出分散性和不全面性,存在多级标准和多头监管问题,严重制约监管资源的整合和利用。线上宣传、线下配送等环节尚未形成成熟的法律标准,信息的真实性和食品的安全性缺少硬性维护,安全监管仍存在漏网之鱼。

2.4 政府线上监管技术落后

网络订餐拉大了信息不对称差距,造成监管失灵。外卖食品被挂在互联网上,商业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安全信息却被美化甚至阻断。消费者和监管部门不能眼见为实,虚假广告频出,对消费具有误导作用。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技术落后,以线下监管措施为主,线上监管技术尚不成熟,线上工作线下开展表现出局限性。农村外卖生产规模小且分布散乱,在监管资源上,缺乏人才、技术和设施支撑,难以实现点对点排查,存在偏远地段漏查、不查;在信息整合上,多平台竞争发展影响政府获取食品安全信息的效率,需要整合的信息量大,且存在刷单现象,影响信息准确性;在消费维权上,消费者习惯以评论或电话的方式与商家沟通,降低了政府监管的参与力度。

3. 农村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策略

3.1 构建农村外卖食品线上监管平台

外卖作为互联网发展的产物,食品安全监管要顺应行业发展的方向,构建线上监管路径。监管部门要发挥好信息整合和信息传递作用,对各个平台的食品安全数据进行筛选,形成多维度、高准确度的数据库,并依托线上信息公开系统,向消费者实时共享外卖食品安全信息。农村外卖平台存在无序竞争,必须通过线上监管推动行业发展规范化,推动互联网和安全生产相结合。按照奖惩激励机制,在线上监管平台开展分类施教,奖惩分明,尤其要注重对不法商家的处置,通过拉入黑名单限制其生产经营。线上监管平台要发挥好“智慧网”“健康网”作用,为农村外卖市场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目前,“口碑”“美团点评”“大众点评”等App围绕用户服务体验建立消费大数据,农村外卖线上监管平台可以立足于现有数据基础,提升榜样外卖商家的影响力,促进良性商业生态循环,打造成为更具权威性的外卖食品安全指南。政府部门要树立“店小二”形象,总结外卖平台运行规律,以消费诉求为核心,构建互联网思维下的外卖食品线上监管模式,为消费者决策提供依据。

3.2 完善农村外卖食品配送监管

针对配送监管难问题,上海市推行的《上海市餐饮外卖食品安全封签使用管理办法》提供了思路。目前“食安标签”已发生了三次变革,从最早的一次性不干胶,到黏贴性外卖小票,现在又推出了集物联网IOT和移动互联网于一体的智能电子封签,通过线上扫码追溯外卖封签和解封的时间、地点,实现配送过程监管。借鉴上海市的做法,以小封签代替人力,实现配送过程监管,可以避免外卖配送过程中非正常开启、二次污染等情况的出现。针对配送效率低问题,配送团队的建设是关键,以事前审批为基础,提高入职门槛,严格剔除有不良记录的配送人员;以事后培訓为保障,积极探索新型服务模式,培育安全意识强、执行能力高的配送团队。针对配送流程透明度低问题,编织互联互通的信息网,将配送员信息和外卖定位信息进行云共享,确保消费者能实时跟踪外卖配送状态,实现配送流程可视化。同时增强反馈服务,提高消费者的参与度,打造配送过程监管、配送结果评价、配送问题解决一条龙服务。针对配送包装质量差问题,制定严格的食品包装质量安全标准,确保包装的稳定性和适用性,避免外卖在运输过程中与食品发生不良的化学反应,产生有害物质的转移。

3.3 构建农村外卖食品安全社会监管机制

外卖食品安全监管涉及多元主体,要构建以消费者、企业、媒体为基础的社会监管机制,强化多方主体联动作用,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多向保障。消费者在外卖市场中具有最大话语权,目前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方式为协商、申诉、仲裁,参与基础建立在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后,对预防食品安全事故的作用几乎为零,因此,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监管机制,加强外卖食品安全事前监管。监管部门要带动农村群众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鼓励群众主动揭发问题,促进外卖行业健康发展。食品安全环境要稳定,外卖平台也要发力,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完善资质审核,帮助行业实现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型。除此之外,新媒体在传播食品安全信息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搭建网络桥梁缩小信息差距,提高群众的知晓度和参与度,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突破政府“家长式”监管模式,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监管机制有助于解决政府监管盲点问题,实现“1+1>2”的蚁群效应。

4. 结束语

针对农村外卖食品安全现状,要积极打造外卖食品线上监管模式与外卖行业线上订餐模式相适应,引导商家诚信经营、安全生产;推行使用“食安标签”,加强配送人员管理和包装使用管理,打造可视化配送监管;充分发挥消费者、企业和媒体的监管作用,促进形成互相督促、互相制约的网络监管格局,使监管合力得到最大发挥。

作者简介:

李轶芳(1972-),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教育行政管理和公共决策;

王梦雅(1992-),女,湖南工业大学硕士在读,专业方向:区域发展与城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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