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美国社会阶层矛盾激烈、民粹主义盛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该国近几十年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道路等因素。在这之中，卡特与里根政府作为美国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奠基人，通过放松管制、改革税收与福利政策等方式加深了社会不平等现象，使得美国失业率上升、福利水平下降，中产阶级在之前几十年中积累的财富遭到富裕阶层的掠夺，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并对民粹主义兴起及其受众群体扩大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放松管制;税制改革;福利改革

中图分类号：F11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1-0045-03

民粹主义①在美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最早的民粹主义运动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民党运动”②。作为当下美国社会最夺人眼球的现象之一，民粹主义一直都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从种族、文化、政治等不同方面去解读民粹主义，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应该注意的是，民粹主义的兴起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而其之所以在当下能拥有如此多的支持者，与美国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形势变化是紧密相连的。以当代美国的两大民粹主义运动——左翼“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右翼“茶党”运动为例，同美国以往的民粹主义运动相比，两者的特点之一便是经济口号更加鲜明——“茶党”运动兴起的原因之一便是不满外来移民与有色人种對工作岗位的竞争，“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支持者则直接把矛头对准了金融寡头与政府。这说明民粹主义浪潮是掩盖在种族、文化表皮之下的阶级矛盾，只有从经济角度出发去分析，才能发掘出民粹主义形成的根本成因。

当下，美国民粹主义思潮之所以支持者众多，与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有着密切的联系——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下层白人与保守派精英，而左翼民粹主义的支持者大多来自劳工阶层，随着高等教育负债压力的加大与就业环境的逐渐恶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左翼民粹群体的行列。双方虽然秉持着不同的理念，但其阶级基础却是大致相同的——大都来自因生活水平下降而萎缩衰落的中产阶级。因此，要探寻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找到民粹主义的支持者日益壮大的原因，就要分析美国社会不平等加剧这一历史现象。

社会不平等现象加重，始于美国向新自由主义道路的转向。有观点认为，卡特、里根政府是美国政府近几十年来转向保守的开始[1]，而事实上，卡特与里根的许多政策也确实对中下层阶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笔者以这两位总统任期内的主要经济政策为例，分析其造成中下层阶级衰落的因素，以及其对民粹主义兴起所带来的影响。

一、卡特、里根政府的主要政策

卡特在其任期内最大也是最突出的经济成就是在几个重要经济领域实现了放松管制[2]。当时，美国的管制机构存在着体系冗杂、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等问题，被管制的企业缺乏竞争环境，企业规模与效率都不如参与市场竞争的其他同行。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为了摆脱“滞胀”危机的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放松管制的法案。卡特时代的放松管制政策主要集中于航空、铁路、公路、电力等方面，包括《放松航空管制法》《斯塔格斯铁路法》《国家能源法》等法案。虽然具体政策不尽相同，但各法案的精神是一致的，包括遵循市场化原则，把竞争机制引入行业内，减少监管机构对于行业的管制权力，给予被管制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制定价格、并购重组），放宽市场准入限制等。虽然卡特没能成功把美国带出“滞胀”危机的泥潭，但放松管制仍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改革为被管制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市场竞争的刺激下，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亏损的情况得以扭转。由于约束的解除和技术的进步，行业（尤其是航空和铁路业）发展迅速，更完善的交通运输网被构建，这反过来促进了行业的发展。除了行业本身的发展以外，通过精简规模或解散原有庞大复杂的管制机构，放松管制还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正是因为在卡特时期的管制放松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之后里根政府在经济领域也继续推行着市场化原则与“松绑”精神，展开了进一步的管制放松。

里根政府的经济改革以刺激投资、推动经济复苏为目标，从税收、福利等方面进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之前管制资本主义时期的规则与限制。首先是税制改革，简化了税制体系，降低了税率，里根在任期内推动并通过了《1981年减税法案》与《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把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与公司所得税等全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降低，特别是为了刺激投资热情，边际税率的降幅尤为明显③。除了对累进税开刀以外，里根政府还提高了递减税的下限，此举同样对中产阶级产生了较大影响[3]。虽然里根在任期内因为各种原因并未能实行连贯、稳定的减税政策，但两次税制改革客观上确实为美国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刺激了人们进行投资与生产的热情，稳定地吸引国内外的资金，这为美国之后走出“滞胀”、实现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里根政府的福利改革主要针对社会保险和公共救济，大致可分为四点：一是改革美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以解决当时已经出现的资金困难。二是大量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其中将近60%的削减对象属于低收入补助项目。三是把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承担的部分责任转移给州和地方政府，提高地方自主权的同时减少联邦政府开支。四是改革医疗保健项目，减少医疗补助支出，冻结医疗费用，并运用税收手段促使私营保险事业有了较大发展。福利改革的积极成效主要是降低了联邦政府社会福利开支的增长率、缓解了经费危机等，从表面上看，改革后社会保险体系的受益人群确实增加了，将责任与权力下放地方使得政府相应机构的规模得以缩减，减轻了联邦政府在福利管理方面的负担。从公共救济方面看，里根政府改变了过去对下层进行直接救助的方案，在全面削减公共救济计划的同时，改为政府为下层与失业群体提供培训、帮助再就业的方式来消除贫困问题。里根政府的福利改革虽然褒贬不一，但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节约开支等现实需要之外，对福利救助体系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当时民众对于福利国家和福利体系信心的丧失，不管改革后存在哪些问题，“福利国家”对于当时陷入危机的美国而言都是一个必须要变革的体制。

二、卡特、里根政府的政策对民粹主义兴起的影响

虽然卡特和里根的执政理念不同，经济方针各有侧重，但在研究其对中下层阶级与民粹主义的影响时，仍需将二者的政策视为一体：卡特与里根是美国由管制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道路转向的“掌舵人”，二者虽属于不同的党派，但其执政思路与目标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所以两任政府的政策在许多方面体现出连续性（如放松管制与反通货膨胀）。同时，美国中下层阶级的现状，并非是某一个政策所单独决定，而是多种政策合力所导致的，民粹主义在当今美国社会的兴盛，是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而非是社会乱象的原因。因此，将卡特、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更有助于理解中产阶级衰落与民粹主义群体扩大化的原因。总体而言，卡特、里根时代的政策对民粹主义的刺激有以下几点：

一是失业率的上升与福利水平的下降。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包括两点：放松管制所导致的企业并购重组与政府所秉持的反通货膨胀策略。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企业面临被兼并甚至破产倒闭的情况，再重组完成后，往往会遣散部分多余的员工。由于国内人力成本的上升，许多制造业公司选择把工厂搬到第三世界国家，这进一步加剧了产业工人的失业现象。同时，为了摆脱“滞胀”，政府往往采取反通货膨胀而非反失业的政策，使得劳动者在同资方谈判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里根的第一任期，本来已逐步下降的失业率开始快速上升，直到第二任期结束时才开始回落到七十年代末的水平（在卡特任期内，美国合计失业率从约0.080降至0.055，这一水平在里根的第一任期再度飙升至约0.100）[4]。福利水平下降是因为政府（主要是里根政府）改变了过去所奉行的福利方针，尤其是在公共救济方面，对于低收入补助项目支出的削减对于下层与逐渐滑向下层的民众而言打击是极大的。再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本土制造业空心化后，大量劳动力流向了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如麦当劳等快餐行业，据统计，从1970年到1990年，制造业雇员人数在所有非农业部门行业中的占比从27.4%下降至17.4%，相对的，服务业雇员人数占比则从16.5%上升到25.7%[4]，这些行业的福利薪资水平相对较低，连原本的中产阶级都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仅靠努力工作便满足家庭开支，更遑论贫困人口。失业的压力与福利薪酬水平的下降，使得美国的中下层阶级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长期处于停滞状态④。这有助于民粹主义的滋长——左翼民粹主义者认为中下层民众没有在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趋势所创造的经济增长中获益，右翼民粹主义则指责七十年代以后的外来移民使得本土居民的失业率进一步上升——虽然事实上，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移民潮对于工资与失业率有很大的影响。

二是税收改革与私有化政策对财富的掠夺。如果说第一个原因使得对中产阶级的“给予”变少了，那第二个原因则是从中产阶级身上“拿走”的多了。对于里根政府来说，扩大财政收入就需要扩大课税，但对赤贫阶层课税容易引发社会动乱，而提高边际税率又会削弱富人投资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复苏。在权衡再三之后，政府最终选择把很多缴税负担转嫁到社会上不太富裕的中产阶层身上。里根政府削减了最高的所得税税率，同时通過增加或提高一些消费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进项，这其中大部分政策对中产阶级构成了较大影响。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68年的0.388上升到1996年的0.455，这个变化相当于从每户中等收入以下的家庭中拿出4885美元（按1996年价格计算）转移给中等收入以上家庭。在公共服务领域推行私有化的行为同样加重了中下层民众的生活负担，医疗、教育、能源等行业的私有化并没有使民众享受到优质廉价的服务，恰恰相反，本应为大多数人服务的行业成为了资本的俘虏。数据显示，七十年代的最后几年，美国的贫困率在11%到12%之间波动，至1983年迅速上升至15.3%，到1989年才逐渐下降到12.8%[4]。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掠夺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原因便是反对贪得无厌的金融寡头与助纣为虐的政府。

三是卡特、里根政府的改革政策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次贷危机以及随后全球的经济危机是美国当代民粹主义高潮最直接的导火索。而次贷危机的爆发与在卡特、里根时期的两个法案——《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和《加恩—圣杰曼法案》的通过有着重要的联系。这两个法案使得金融机构得以从事高风险性的金融投机活动，诸如向偿还能力较弱、信用度不高的对象提供贷款，或是将储户资金用于购买股票或债券等行为，这些在1980年前高度管制的金融体系下是不被允许的。恶劣的竞争环境使得企业的金融活动越加疯狂，企业管理层的目标也从正常的公司经营逐渐向短期变现靠拢——只要公司的股价上升，职业经理人的身价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使得自己在寻找工作时拥有更多的筹码，为此甚至不惜使用财报造假等手段吸引融资。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企业越来越偏离了传统的金融活动，从而使得大量资金被用于投资房地产和证券，导致了资产泡沫的出现[5]。资产泡沫的破裂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这再一次沉重地打击了中下层阶级，许多人的房产遭到抵押，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三、结语

当代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在这些因素之中，经济因素无疑起着最为基础的作用。卡特、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既使得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受到侵害，增加了贫困人群的数量，又加深了贫富不均等现象，使得社会矛盾激化。可以说，美国政府这一时期的政策为民粹主义团体的扩大和其行为的极端化都埋下了伏笔。被民粹主义撕裂的美国社会的背后，是上层资本精英与中下层民众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

注 释：

①民粹主义：源于十九世纪俄国的社会思潮，极端重视政治运动与政治制度的平民化、大众化，通常与精英主义相对立，当代美国民粹主义思潮主要可分为反对精英与金融寡头的左翼民粹，以及反对外来移民与有色人种的右翼民粹。

②人民党运动：十九世纪晚期发生于美国的社会运动，为反对当时的铁路垄断企业及相关利益集团，西部与南部地区的农民最终成立了人民党并参与选举活动，在1896年大选失败后，人民党逐渐瓦解，但其理念与诉求影响了美国进步时代与罗斯福新政时期颁布的政策。

③面对日益严峻的财政赤字，里根政府在1982年与1983年实行过增税，但在实行两次税制改革后，美国社会的总体税率确实下降了。

④虽然收入增长缓慢，但在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技术升级与生产力发展、全球化所创造的市场与廉价商品、苏联解体后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等因素影响下，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并未得到重视与解决。

参考文献：

[1]刘绪贻.美国通史：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Iwan Morgan.Jimmy Carter，Bill Clinton，and the new democratic economics[J].The Historical Journal，2004（4）.

[3]李栋.里根经济学的政策实践及启示[J].财政研究，2012（1）.

[4]斯坦利·恩格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M].高德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David M.Kotz.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of 2008：A Systemic Crisis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J].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09（3）.

作者简介：周雨童（1996—），男，汉族，重庆人，单位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美国经济史。

（责任编辑：王宝林）